我們生活在諸多關系失衡的時代。鄉村與城市作為人類文明演化信息和能量完整的兩大載體，鄉村與城市的失衡是造成當代人類文明危機的深層原因所在。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人類文明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時代從西方太平洋開始登陸東方大陸的時代背景下，我們發現鄉村中也有大乾坤，不僅僅是命系中國的大事，也是事關世界的天下大事。
鄉村文明復興并不意味著，人類文明將再度回到農業文明時代，而是對當代世界出現的城市與鄉村兩極文明失衡矯正的時代需要。在鄉村文明復興中，重構鄉村與城市的均衡關系，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然。
一、鄉村、城市平等的文明觀
鄉村與城市屬于兩個不同等級的概念。
當我們將視野從工業文明時代這個有限時空，拓展到人類文明歷史的大時空和長周期中，則可以發現，鄉村與城市的關系不是先進與落后關系，作為人類文明全部演化信息的攜帶者，其之間是一種不可分離、相互不可替代的平等關系。
1、人類文明的兩個載體
一個種子中有大乾坤。復雜多元化的生命世界的統一性，以及其演化的秘密都隱藏在一粒小小的種子中。
考察人類文明演化的秘密，可以發現鄉村與城市就是構成人類文明演化的陰陽兩極，是人類文明演化種子信息的攜帶著。
文明是人類社會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和文化形態的總和。在屬于人類文明的組織中，能夠把屬于人類文明的全部要素集合起來的，是鄉村和城市。
雖然國家也集合著人類文明的全部信息，但國家不是人類文明演化的種子信息源，而是鄉村和城市所攜帶文明信息的顯化形態，就像種子和大樹的關系一樣。
2、信息等量、功能互補
鄉村與城市就像構成太極陰陽兩極一樣，屬于一體兩面、對立統一、相生相克的關系。按照孤陰不生、孤陽不長的自然演化之道，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對立統一，相生相克的互動機制，形成了人類文明演化生生不息的動力。
近代以來，在西方城市文明占據主導地位的背景下，形成的所有理論都是為城市文明服務的。即使有關于鄉村的理論，也是站在城市的一端所看的鄉村。鄉村缺乏屬于自己獨立的解釋理論。其實，鄉村與城市所攜帶的信息是等量的，所具有功能既正反相對又陰陽相合。兩者不可分離、不可偏廢（見表1、表2）。
在工業文明主導的時代下，人類形成了一整套根源于城市文明系統的概念。以這些概念為標準，形成了一整套現代化的理論標準。如來自城市的開放、自利、競爭、創新、自由、理性等概念都被認為是進步的概念，相反，與此相對的封閉、利他、共生、傳承、保守等被認為落后的概念。如果我們滯留在當下工業文明主導的世界空間中，這是對的。
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當我們站在時代高度看鄉村與城市時，可以發現鄉村與城市是構成人類文明演化不可缺少陰陽兩極。中國太極理論告訴我們，一陰一陽則為道。一陰一陽之謂道，講的就是宇宙中不存在絕對孤陰、孤陽的事物。因為宇宙生生不息的演化動力，就在陰陽的生克互動之中。
如果說自足封閉的鄉村就一定落后，然而恰恰是在自足封閉的鄉村中形成的城市沒有物質財富的自養體系。而中華文明綿延幾千年的秘密，就在于中華民族有一個鄉村所提供的穩定安全的自養系統。
鄉村形成的封閉熟人社會，形成的以宗法、村規民約為綱的鄉村自治治理模式，與城市陌生人社會基于個人權利保護的民主法治模式相比，就一定是落后的治理模式嗎？其實不然，基于內生約束機制的鄉村自治管理模式，恰是中國古代社會成為一個管理成本最低、管理難度小的國家。
基于外部約束的法治社會，則是一個高成本管理的社會。當然，并不是中國的鄉村宗法自治管理就一定比城市陌生人社會的法治民主管理優越。其實，這兩種管理是適于兩種不同的社會關系而形成，各有自己獨特的適應性和功能的模式。
開放的城市系統，形成的交換經濟，確實有鄉村所沒有的高效率生產方式，但維系這種高效率的生產方式，又必須以高能耗資源來支持，以不斷膨脹的高消費來滿足，以高成本的政府管理和社會管理來支撐。
以一系列高度分工的復雜系統所支撐的城市文明，是一種高能耗、高消費、高成本，同時也是高風險、不可持續的文明。當代人類遭遇的能源環境危機，恰恰是城市文明形態發展到一定程度帶來的。
3、兩種不同的文明模式
人類文明的演化史就是一部鄉村文明與城市文明交替鼎盛的演化史。鄉村與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兩顆種子，生發出兩種不同的文明模式：東明與西方文明。
在生產方式上，中國是一個農本經濟國家，西方從古希臘開始是一個工商業經濟的國家；在社會治理上，西方是民主法治，中國是宗法德治；在社會倫理上，西方是崇尚個人自由、自利競爭，倡導誠信、正義與公平，而中國崇尚集體互助，利他共生、倡導孝悌、仁愛與忠信。
在思維方式上，西方善于深入微觀的實體分析，定量分析和理性分析，東方則善于面向宏觀的關系思維，進行系統整合的悟性思考等等。但我們把所有這些差異性從根源上進行探究，則可以發現，東西方復雜的差異根，源于構成這兩種文明的邏輯起點不同，這個邏輯起點就是鄉村與城市。
盡管在東西方文明的體系中，都有鄉村與城市的存在，但是城市與鄉村在東西方文明形態中扮演著迥然不同的角色。中華民族是根源于鄉村社會的文明，西方文明是根源于城市社會的文明。
鄉村是生發出中華民族五千文明的種子，中國的五千年文明根源于農耕經濟，而農耕經濟的載體是鄉村。中國屬于世界上發展成熟度最高、而最具有持續性的鄉村社會主導文明。鄉村不僅是農耕經濟的載體，也是中國文化發育、儲存與傳承的載體，更是中國五千年文明長壽的秘密所在。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在兩千多年的朝代更替、外族侵擾中，雖然古代城市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毀滅，但中國文明的傳承沒有中斷，因為中國文明的種子在鄉村，只要鄉村在中國文明傳承就會延續下去。
復興與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戰略內涵。但是，有一個問題必須澄清：使當今中國人感到自豪的綿延五千年的華夏文明，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國學，也不能等同于孔子和老子，而是依托高度發達且成熟的農業經濟而形成的，農業經濟的載體則是鄉村。
在中國古代社會，也有發達的城市，但城市在中國的功能與西方不同，就像男人身體中也有女性雌性激素一樣，不發揮顯性的作用。中國古代城市也具有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工商業經濟中心的功能，但城市所有的這些功能，不是內生于城市本身，而是廣大鄉村。
決定中國古代經濟命脈的農業經濟，在農村。城市工商業經濟與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城市，許多商人家在農村，中國古代教育體制選拔使用在官府，教育則在廣大農村。在中國古代，鄉村與城市關系是一棵大樹的樹冠與樹根的關系。鄉村是這顆大樹根，是這顆大樹生命所在，即使這顆大樹樹冠被摧毀了，只有根在，仍然會重新成長。
西方的城市不僅僅是政治、經濟、文化的集聚的中心，同時也是生成政治、經濟、文化的載體。由于古代最早誕生于愛琴海地區的城市，不是內生于當地鄉村，而是來自外來民族對原有定居民族征服之后集中定居而形成了西方城邦。西方的城市與鄉村是一種征服與被征服，具有不同等級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由于城市與鄉村在東方文明扮演了不同角色，不僅決定了東西方不同的文明模式，也導致了東西方不同的文明演化之路。
二、鄉村有乾坤，也關天下事
1、城鄉兩極的均衡規律
城市與鄉村的公平性，不僅表現在人類文明演化過程中兩極交替演化的規律，還表現為兩極之間生克制衡的平衡關系。
城市與鄉村兩極具有的開放與封閉、自足與分工、生人與熟人、競爭與共生、物質與精神、農業與工業、集中與分散、自然與社會、自利與利他、科技與文化等一系列對立統一關系。按照孤陰不生，孤陽不長的宇宙演化規律，鄉村與城市必須按照生克制衡的均衡規律進行演化。
城鄉兩極的均衡規律，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信息和能量釋放最大化的均衡。這種均衡態一旦出現，就是人類文明演化的鼎盛時期；另一種維系文明運行常態底線均衡。一旦超出底線均衡，文明社會就會出現解構、衰退，歷史也會強制性地進行自我調節，使城鄉關系回到常態均衡上來。
2、常態均衡與最優均衡
在中國古代，鄉村社會主導的五千年文明的演化過程，就是一個鄉村與城市之間不斷進行自我調整，回歸均衡的過程。
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以農為本、以鄉村為根的社會，必須借助城市來彌補自身的不足，才能實現鄉村文明社會的常態發展。
自足的鄉村經濟，需要城市交換經濟來彌補自身的不足。分散鄉村治理也需要依托城市進行集中管理彌補，維系鄉村社會的常態運行。中國古代社會不是一個純鄉村社會，也不是一個純農業經濟。在以鄉村和農業為基礎上，不僅形成了中國特有繁榮的城鎮體系和發達的手工系統，也形成中國古代特有的發達金融業、交通、運輸、以及服務業、傳統手工業各種行業組織。
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工商業和服務業發展到如何高的程度，有一個界限不能突破，這就是城市資本和工業的發展必須保持在不能對鄉村社會和農業經濟的侵蝕均衡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了一整套的農本商末、固農抑商的制度與政策體系。
中國古代長期實行的農本商末的經濟思想和政策，是對鄉村與城市常態均衡內在調整的結果。特別是中國古代形成的朝代更替過程，就是一個強制使社會不斷回歸鄉村與城市均衡發展的過程。
導致中國古代朝代更替，如西漢、唐朝、北宋、明朝和清朝等農民起義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兼并嚴重。而鄉村土地兼并的深層原因，就是在城市工商業經濟和城市資本的過度膨脹，導致城市資本對鄉村土地的兼并，最后導致整個農業社會基礎的瓦解，最終演化為顛覆政權的農民起義。
中國古代鄉村主導的文明體系，是一個讓鄉村攜帶的文明信息充分釋放的文明體系。在這個文明體系中，雖然也有城市發展，也存在城市與鄉村發展的均衡，但這是一種低水平的均衡。在這個系統中，城市所攜帶信息和能量，不能有效地釋放，所以中國古代長期處在低水平重復循環的進化中。
3、城市文明的四個遺產
誕生于西方的城市，留給當代人類文明的最大遺產，概括起來有市場經濟、科技創新、民主政治與自由開放文化等四個方面。這四大遺產解決了在古代鄉村文明系統所未能解決的兩大難題：
一是在開放的城市系統中，市場經濟與科技創新相結合，形成工業化生產方式，突破了古代農業經濟在物質財富生產中報酬遞減律的限制。
在城市系統中，形成的激勵科學技術創新制度與資源最優配置的市場機制相結合，形成了自我維持的生產率持續提高的生產方式，為當代人類文明發展提供了強大物質基礎。從根本上改變了古代農業生產方式無法突破的受制于物質短缺的“馬爾薩斯陷阱”，這是工業經濟留給當代人類的最大遺產。
二是在適應城市陌生人社會關系，建立在公民基礎上的民主政治與自由開放的文化相結合，不僅為工業化的生產方式提供了政治與文化的支撐，而且為現代人類創造了一種自由、民主、平等、開放的生活方式與社會活動方式。
正是由于城市釋放了古代鄉村所有沒有的如此巨大生產力能量，而且也為現代人類提供一種完全不不同鄉村的新生活方式，城市所形成的巨大吸引力和魅力，使得城市化水平成為代表人類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無論，當今正處在快速城市化軌道上中國，對城市化來福祉的期望值有多高，但我們站在人類文明時代給予高度，看到一個真實現實前景是：城市主導人類文明的時代正處在式微中，城市給予當代人類帶來代價已經大于收益。
4、少數人獨享的城市文明
就像古代的鄉村文明有局限性一樣，現代的城市化文明也不是人類的普世文明。全球的城市化已成為高成本、低收益、負效應大與于正效應的困境。
首先，城市化、城市文明在全球的擴張，已經到了給人類文明帶來的負效應大于正效應的時期。
我們要用一個被現代科學認可的定量模式，計算出工業文明已經是一種虧損賠本的文明是很難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這個問題回答。因為有一種危機是被當代人類公認的，這就是能源環境的危機。
當代人類遭遇的能源與環境是屬于什么性質的危機，從根源上講，恰恰是來自城市這種文明形態的危機。城市作為工業經濟與工業文明的載體，現代城市病正是工業文明病的集中反應。
直到目前為止，主流理論仍然沒有把能源、環境與城市本身聯系起來進行思考。在碎片思維主導認識范式中，人們把城市看成一個工業化的容器而已。他們認為高能耗、高消費的城市導致的環境與能源危機，與城市本身沒關系。
其實這是一個必須澄清的認識誤區。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文明下的環境污染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就像近代以來西方城市經濟擴張，是以殖民擴張世界資源和市場為支撐一樣，今天仍然維系著高消費的西方城市，是以污染輸入其害發展中國家為代價。
西方發達國家所享受城市環境，是通過其所占據的高端貿易優勢，把污染輸入到發展中國家實現的。污染的空間轉移屬于利己害人做法，但由于空氣的無國界性，被發達國家轉移污染已經成為全球性的污染，正在成為全人類必須承擔的代價。
其次，高成本的城市文明是屬于少數國家獨享的文明。
今天世界城市化人口已經達到50%以上。但這些進入城市的人，并不是都在享受城市化的好處。《世界報告2007：我們城市的未來》稱，目前30億的城市人口中有10億居住在"貧民窟"。這些已經成為城市癌癥的城市貧民窟問題，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中。
如果減去發達國家10億人口，那么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有50%的人口屬于生活在貧民窟的居民。其實在發展中國的貧民窟，并不是一個孤立問題，其恰恰與發達國家城市化聯系在一起。
由于起始城市是一個必須依靠足夠的外部資源和市場，來支撐的高成本文明時代。這種高成本的文明模式與主宰當代世界優勝劣汰的叢林競爭規則相結合，使近代以來世界的城市化，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贏者通吃、城市化兩極化發展。處在劣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城市成為發達國家城市化成本轉移對象，而所謂的城市文明成為少數競爭優勢國家獨享的文明，其他大多數則成了城市化的犧牲品。
在開放系統中，城市具有的自我擴張性，決定了城市資本的擴張，一方面需要來自農村提供廉價的勞動力持續供給，另一方面城市資本的擴張，必須有消費市場的不斷擴大跟進，這就需要有更多農民變成市民才能滿足這種需求。由此可見，整個城市化的過程就是一個城市替代農村，鄉村消亡的過程。
在工業化的初期，西方發達國家走向城市化的過程，城市吃掉鄉村只是在發達國家自身范圍演進。但進入到了后期，即使本國的鄉村全部城市化，也不能滿足城市資本擴張的需求。所以，西方發達國家占據優勢的城市資本擴張，就需要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來滿足。
這就形成了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的城市與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兩極分化的效應：一端是發達國家城市換擋升級，跨國資本持續擴張，另一端則是大量城市化貧民窟出現。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貧民窟背后是世界性的小農經濟的破產，而小農破產的世界性格局恰恰是美國式農業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擴張的后果。
西方現代化農業向發展中國家拓展的結果，造成了大量從農村進城的新市民，然而此時城市卻未能替這些市民創造就業機會。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展中國家陷入城市化的陷阱不能自拔，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成為滿足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的犧牲品。
5、現代文明危機深層根源
當今世界是一個不公平的世界，在諸多不公平中，其中最大的不公平是左右這個世界話語權的不公平。
在全球城市化競爭中處于強勢的發達國家，所控制的解讀當今世界的話語權、理論和輿論，均為發達國家的自身利益而服務。世界真相與現實，在這個話語權不公平的世界被掩蓋和扭曲。
我們本來已經生活在一個城市盲目擴張，導致城鄉關系失衡帶來的諸多城市文明危機的世界中，但占據主流的理論卻大講，21世紀是人類走向城市化的世紀，全球城市化是人類文明不可阻擋的潮流。
盡管城市化使得大量貧民窟人口開始膨脹，已經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不能承受的社會難題，盡管全世界還有10人處在糧食危機之中。面對這些，主流理論對此解釋卻是，這恰恰在于城市化率不夠，只要達到發達國家城市化率，許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不過，事實上拉美許多國家的城市化率已經很高，而這些問題不僅沒解決，反而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在20世紀80年代，主流話語權操控者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針對拉美的出現的問題，提出“華盛頓共識”解決方案，給予的另一個解釋是市場化程度、國家的自由開放程度不夠造成的。
總之，在現代占據主流理論與話語體系背后，有一個假定在起作用，這就是城市是當今人類文明的普世文明，是世界文明發展的終結選擇。在這樣一個假定的限定下，我們就不能對已經敬在神位上的城市化說三道四了。而對于城市化給人類文明帶來的諸多危機，只能求助于被現代推崇技術進步來解決。然而，就像發展中國家城市化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屬一樣，技術進步同樣與發展國家無關。
解決當代人類文明危機，最需要突破的，是被不公平的話語權與理論所掩蓋和扭曲的現實，最需要突破的，是要讓城市從神位走向人間。我們必須承認，目前在城市系統產生的問題，無法從城市系統本身得到解決。
城市的過渡膨脹導致的城市與鄉村失衡，已經到了城市與鄉村常態均衡底線。近代以來，西方城市文明走向世界的過程，表現為一個城市替代鄉村、城市剝削鄉村、兩元歸一的過程。城市與鄉村對立，已經超出了維系人類文明正常運行的底線。
起始于西方城市文明，所攜帶能量和信息已經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已經過度膨脹的城市文明，導致鄉村文明的大量消失，已經使當代人類文明陷入陰陽兩極失衡的危機。城市文明已經進入物極必反的時期，城市文明主導的人類文明的時代已經走向尾聲。
如果人類文明的終結目標將成為一個只有城市，沒有鄉村文明世界，那么意味著人類文明將走向死寂。因為人類文明演化動力，恰恰根源于城鄉兩極生克互動之中。
矯正失衡的城鄉關系，是從源頭上化解當代人類文明危機的重大戰略。如果說鄉村孕育了古代農業文明，城市孕育了近代的工業文明，在城市與鄉村兩極文明所攜帶信息與能量都已在人類文明史上展示過的背景下，走向生態文明的當代人類，所要走的文明之路，只能是一條不棄城市，也不舍鄉村文明之路，是在一個更大時空上，重構城鄉兩極均衡關系新文明。
破解人類文明陰陽兩極失衡的危機困境，我們最需要做的，不是繼續讓城市文明單級化繼續擴張，而是需要鄉村文明的復興。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有大乾坤，鄉村文明復興是事關人類文明的天下大事。從鄉村文明復興中重構城鄉兩極文明的新關系，是當人類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的歷史必然。
三、開啟人類文明新紀元
在當今世界范圍內，能夠擔當起對具有巨大慣性的世界城市文明走向進行校正使命的，是中國，能夠擁有推動世界文明拐點轉型力量的，也是中國。
如果說500前，開啟人類文明的新時代，是從地中海城市文明復興帶動文藝復興開始的，那么500年后的今天，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將開啟當代人類從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的新時代。
1、改變世界文明航向的力量
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人口大國、經濟總量大國，也是世界文明歷史不間斷蔓延時間最長的國家。中國作為世界巨體量的文明國家，就像一只大鵬，其起飛與降落，都需要超出中國自身空間、借助世界的力量才能完成。
對巨體量大國具有的世界影響的效應，經典的說法是拿破侖所講的：中國是一頭沉睡的雄獅，一旦醒來必將震驚整個世界。其實我們縱觀人類文明史也確實如此，中國作為世界巨體量文明大國，其興衰周期與世界文明的興衰周期聯系在一起。
近代以來，中華古老文明走向衰退與世界東方文明時代結束是同步的。當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將會與世界文明從工業文明轉型生態文明新時代同步。
中國作為世界巨體量的文明國家，而且是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基因的文明國家。這一特征決定了，中華民族一旦崛起，一定是讓自身攜帶的文明信息顯化的崛起。特別是在當代世界城鄉關系嚴重失衡背景下，世界需要中國貢獻給人類文明的，絕不是一個重復西方城市化的文明，一個趕上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總量第一的文明，而是使中國擔當起對矯正世界文明航向，開辟世界文明發展新航線的使命。
世界文明發展的大勢，需要中國擔當開辟新文明發展的使命。處在歷史抉擇路口的中國，其內在動力也倒逼中國必須走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創新之路。
2、中國要走一條自己的路
目前，我們必須對中國長期以來，以追趕西方現代化為目標的改革開放，有一個基本判斷：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低成本追趕西方現代化的時代基本結束。
這個結束的拐點就是2008世界金融危機。2008世界金融危機之后，鑒于21世紀以來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導致本國產業空心化的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調整他們對外開放戰略。特別是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大國、當年追趕西方的學生，開始超師傅的背景下，以美國為首西方發達國家，也開始調整他們的對華戰略。
到目前為止，我們能夠引進的基本都能引進。在這樣一種新國際環境的背景下，中國面臨著重大戰略方向調整抉擇：
在思維慣性的作用下，如果我們繼續追趕西方現代化之路，寄希望繼續通過傳統的改革開放實施趕超戰略，我們將會付出以下代價：
一是物質的代價。從現代開始，繼續強硬走傳統的開放之路，這將是一個高成本、高風險的開放之路，會大大延緩我們走向內生發展的轉型。
二是精神的代價。幾十年來，雖然利用西方發達國家產業大轉移機遇，低成本、高效率完成了對西方物質技術現代化的學習和引入，但精神層面上，我們付出代價是，對西方物質技術學習和引入，正在嬗變為對西方文明和文化崇拜。這種不加選擇的崇洋媚外、去中國化之風，已經成為侵蝕中華民族主體性、自信心的毒品。
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未來無論是從物質層面還是從精神層面，從經濟還是外交，中國都必須調整對外開放戰略：從追趕西方現代化戰略，轉型自主培育內生增長動力，走中國自己現代化之路轉型之路。
令我們感到欣喜的是，這個劃時代的轉型，在當代中國已經啟動：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找回中國自信之根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正是對中國在開放中付出精神代價的矯正。十八大之后，習近平主席，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使中國由海洋開放轉向大陸的戰略決策，正是中國走向低成本開放、自主開放的新探索。
3、生態文明：新文明之路
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絕不是治理環境與環境問題的權宜之計，而是一條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另類現代化之路。
當代人類遭遇的能源與環境危機，同樣把快速追趕西方現代化的中國，推到了歷史選擇的十字路口：
一是如果中國繼續走西方式工業文明之路，這將是一條成本巨大、充滿風險的之路。也許有人講，為什么西方甚至東方的日本、韓國都能走下去，為什么中國走不過去。
工業文明模式是一種高能耗、高成本、高風險，屬于少數國家享受的文明。科學家統計，中國達到美國消費水平，需要5.6個地球。在中國踏上追趕西方工業文明的快車到后，發現在人類的足跡已經超出地球承載力30%背景下，地球的能源和環境無法承載一個14億人口大國走西方式工業化之路。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走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之路，絕不是簡單地等同于治理環境污染。中國所要走的生態文明之路，是以東方智慧、新天人和諧自然觀、利他共生的價值觀指導下，探索一條不同的西方的低成本、低能耗、低風險、高福利全新的文明之路。
中國所要走的生態文明之路，不是就環境治理環境，而是要探索根源治理之路。中國特色根源治理之路，就是要走向十八大提出的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到科技范式、經濟模式、生活方式、社會方式、國家治理方式變革等新文明模式創新之路。
西方工業文明是在城市化一端走向死胡同的文明。中國特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從中華民族五千年鄉村文明一端，探索醫治現代工業文明危機新思路、新空間。從重建城鄉兩極新均衡中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
4、中華文明的傳承危機
讓當代中國走向鄉村文明復興之路，還是一件比較艱難事。因為，近代以來，恰恰在我們古老的文明系統，缺乏西方城市文明這樣種子。未能發育出現代工業文明，使我們陷入落后挨打困境。
追趕西方的現代化、實現城市化，成為近代以來中國幾代人渴望實現的中國夢，甚至成為中國人的一種情結。因此，理論界把圓中國夢與城市化聯系起來，甚至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與實現城市化聯系，是可以理解的。
特別是在中國城市化率超過50%，中國終于從幾千年的鄉村文明社會走向城市文明主導社會，離我們近百年來追趕西方現代化的目標，越來越近的情況下，更加形成了快馬加鞭、甚至有群體非理性來推進中國城市化的格局。
但是，我們仍然堅信，當代中國從追趕城市化上，理性回歸指日可待。因為，目前的這種格局恰恰是一個走向極點回歸、矯枉過正的時期。
首先，已經實現超過50%的城市化，是當中國轉身走向新文明道路的最佳時期。
從中國古老文明系統缺少西方式的城市文明，到如今已經實現超過50%的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已經解決。我們必須清楚，中國需要西方城市文明，但我們絕不能走把中國完全變成西方式城市文明的中國。因為，這將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錯誤選擇。
近代以來，中國因沒有城市文明而挨打，如果未來我們成為一個純城市文明的國家，將會付出另一種的代價。一個沒有鄉村文明的中國，不是中華民族的復興，而是西方文明在中國的復興。這樣的中國不是中國所需要的，也不是世界所需要。
其次，中華民族永續發展不允許，受城市與鄉村兩極制衡發展規律的制約也不允許。
我們應該認識到，50%的城市化維系著中國文明結構平衡最高限，至少在現階段是如此。如果我們要持續走向下去，蘊藏在中國民族系統的鄉村文明的自救力量就會發揮作用，歷史的規律就會發揮作用，歷史將會以強制的力量，讓中國在付出代價中回歸。
我們絕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是一個鄉村文明為根的民族。無論我們如何追趕西方的現代化，鄉村文明是中華民族不能觸動的底線。城市可以使中國實現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對接，但中國夢不能通過城市來圓。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巨體量的文明國家，其命運與世界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如果中國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走對了，將是中國與世界的福祉；如果選錯了，中國和世界都會付出代價。
在世界城市人口已經超過50%，中國城市率也超過50%的背景下，中國未來走什么路的問題，已經不是中國自身的問題，處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已經成為影響世界文明發展走向一個非常重要的砝碼。
如果中國繼續走向西方式的城市化之路，不僅導致中國城鄉發展關系失衡，而且會使已經城鄉關系失衡的世界更加失衡。相反，如果中國選擇走鄉村文明復興的重建城鄉均衡發展的新文明之路，中國將開創一個改變中國與世界文明發展航向的新紀元。
四、有根的中國現代化之路
信念的力量來自時代，理論的力量來自實踐。目前雖然心系鄉村者是一個小眾，但來自時代的力量，卻使我們感到如此自信、來自實踐思考，使我們對鄉村文明復興充滿希望。
1、從鄉村文明復興起航
近代以來，在中國每一個重大轉型時期變革，都是從農村開始。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新民族主義革命，走的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20世紀80年的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也是農村承包責任制改革，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新時代。當代中國走向生態文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之路，也將再度從鄉村文明的復興開始。
中國在世界范圍首先明確提出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的一個內在必然性，也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傳統文明與生態文明新時代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生態文明所需要的，無論是物質形態的新能源、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還是精神與文化層面的自然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均與中國傳統文明相吻合。生態文明與中國五千年文明契合，在具體的落地上又表現為與中國鄉村的高度契合。
在今天的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從鄉村起航，已經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事實。
首先，新能源更喜歡農村，而不是城市。
新能源對于中國農民并不陌生。萬物生長靠太陽，其實中國古代農業即是利用新能源的農業，如古代的24節氣的理論就是古人根據太陽和地球之間的運行關系，對太陽一年中有24種不同能量理論。
由于太陽能、風能是一種相對均衡，可以直接使用的新能源，有人的地方就有太陽能、風能。新能源的特性決定了人越少的地方，人均可以利用的太陽能資源越豐富。按照太陽能的這個特性，人口分散居住的鄉村，具有比城市可利用太陽能多得的多條件。
目前中國有三項新能源技術、清潔能源的產品走在世界前列。他們是屋頂太陽能熱水器、電動自行車、摩托車和沼氣。無論是技術發展，還是生產能力、市場額度均是世界第一。特別是電動汽車的保有量已經達到3億輛，遠超過汽車保有量。
這三項產品的主要市場不是大城市，而是鄉村和小城鎮。
為什么這三項技術使中國能夠走在世界前面，是歐洲和美國人沒有開發這個技術能力嗎？絕對不是，深層根源是中國有歐美沒有的鄉村市場。按照新能源技術發展趨勢，未來中國能夠最大限度開放新能源、使用新能源的市場，在鄉村和小城鎮。未來的鄉村和小城鎮完全可以實現生活能源的自足，甚至會形成鄉村新能源向城市輸送。
由于中國古代農業生產依靠天地之力，而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形成了，中國古人尊天敬地的天人和諧觀、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利他倫理的系統觀。從這個意義上講，十八大之后習近平主席提出基于中國傳統文化自信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其深層根源，是當今時代需要中華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
其實，當代人類遇到的不僅僅是能源和環境危機，還有文化與精神的危機。
西方工業化對人類最大貢獻，是依靠科技基本形成了讓物質財富高效率生產的文明體系。但這又使工業文明成為一個去精神化、去文化化的過程。
當代人類對物質與技術的過度追求，導致了科技與文化、物質與精神的失衡，是工業文明危機的深層原因。醫治當代工業文明病，需要一種新自然觀和倫理觀。這種新自然觀與理論觀，在中國以鄉村主導的文明體系中已經存在了五千年。
這種文化價值，在工業文明時代，未能制造出飛機、大炮，被西方的科技所擊敗。于是，中國傳統文明處在被解構和批評的境地。但在生態文明時代，當人類文明擁有高度發達的技術和物質財富后，古老東方文明中卻蘊含著醫治西方工業文明的解藥。
時代需要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而中國五千年文化之根在鄉村。不僅生態文明建設需要中國鄉村，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復興，也需要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
2、鄉村將是未來最稀缺資源
到目前為止，世界范圍內所有城市化的過程，都是按照城市替代鄉村、城鄉兩元歸為一元路徑進行。
鄉村之所以在工業化時代，處在被城市替代的位置，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受技術條件的約束，遠離文明中心的鄉村，不能就地與城市同步分享時代文明成果。然而，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鄉村文明發展是站在西方工業文明發展肩膀上往前走，是站在地球已經變成地球村的時代往前走。
“地球村”（global village）這一詞是加拿大傳播學家M.麥克盧漢1967年在他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書中首次提出。他所預言的“地球村”在今天的社會已經變成了現實。特別是在今天使地球空間更加壓縮、更加扁平化的，已經不僅僅是現代信息技術，還有高鐵、和高速公路的交通技術。
傳統的城市之所以占據著獨享文明進步的優勢，就是因為城市具有鄉村不具有的可以低成本享受工業文明時代的信息、物流和資源的優勢。如今從這三項技術中收益最大，帶來最具有革命性的變化的，是中國的鄉村。
這三項技術可以使分布在960萬平方公里上中國鄉村可以同步與城市共享現代信息資源、物流資源和新能源。同時，我們感到遺憾是，今天中國所走的城市化之路，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三項技術對鄉村文明可以就地文明化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這三項技術將會對中國未來鄉村文明建產生革命性變革，會使中國古老的鄉村在這三項技術支持下，煥發出無限生機。富足而富有詩意、自足而開放的鄉村文明生活，不是神話，在今天的中國許多農村已經是事實。
未來的鄉村不僅僅是農業，還可以成為新總部村、文化創意村、信息村、科研村、文化村、大學村、養老村、金融村、禪修村等。我們會越來越發現，屬于當代人類的高端的智能產業、文化產業、高端服務業最佳工作場所，不在城市在鄉村。
我們堅信，恰恰是那些具有悠久歷史、豐富自然資源與文化的鄉村，將是未來最稀缺的資源。我們將鄉村比喻成一塊塵封的玉，這不是詩意的比喻，而是以事實。
3、中國鄉村是最強鄉村
中國鄉村文明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發展最成熟的鄉村。中國鄉村與西方鄉村有兩大不同：
（1）中國鄉村是中華民族的功臣
如果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那么我們必須說，沒鄉村就沒有中華五千文明。鄉村是中國最基本國情，不認識鄉村就無法認識中國。中國鄉村對中國貢獻，過去是這樣，近代也是這樣，未來更是如此。
（2）中國鄉村是世界上自主性和主體性最強的鄉村
在西方文明體系中，鄉村是依附于城市的。中國鄉村作為中華民族五千文明之根，文化傳承之載體，使得中國鄉村具有很強的獨立性。
處在高度分散狀而封閉狀態鄉村，與高度集中變現為很強的城市相比，確實處在弱勢狀態。其實我們看到的不是鄉村與城市的本質，只是表象。秉承蒼天之性、具有大地之德的中國鄉村，他們不會像城市那樣表現自己，也不會像城市那樣為自己而爭奪。
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而認為鄙視鄉村、貪得無厭的剝奪鄉村。你可以在一定時間內不重視他，但不能長期不重視他；你可以讓鄉村為城市做貢獻，但要知道中國鄉村所承受的底線。
我們不要忘記，推動中國幾千年改朝換代的歷史，最后起決定作用的，是中國的鄉村和農民。這一種規律在西方不存在，但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古人講“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里的水就是鄉村與農民。
4、鄉村：自我調適力、創新力
中國的鄉村從來就沒有停下過追趕時代的腳步，而且在重大歷史的變革時期，還會肩負起引領時代使命。
在中國，鄉村與城市的關系，是陰與陽關系、是樹根與樹冠的關系。不過在今天這個急功近利、追求當下、喜陽不喜陰、喜快不喜慢的非理性時期，我們對城市與鄉村關系的認識正在被顛倒和誤讀。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快速發展，城市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載體。我們誤認為一棵碩果累累的大樹，與樹根沒有關系。我們為了得到更多果實，就希望把所有的空間都讓樹冠來占領。在這種錯誤思維的認識下，我們發現鄉村是多余，鄉村占用土地是一種浪費，于是就有今天在一些地方大規模拆村之舉。
我們不能忘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繁榮與發展，是由于一個扎根中國大地的鄉村不斷為城市提供營養，才有中國城市繁榮與發展。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承包制改革，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歷程；90年代，由農民創造的鄉鎮企業，成為最早進入中國市場主體的企業。
進入21世紀以來，城市經濟和城市化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力，又是2.5億農民工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3000萬農民工默默地回到家鄉，幾乎是零代價幫助中國度過了金融危機。
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城市化的開始發展，城市的創新，是因為農村和農民從來沒有停下創新的腳步，追趕著時代的腳步，這樣才養育了城市的創新和發展。
中國的農村和農民不僅從來沒有停下過創新的腳步，而且往往還是時代創新的引領者。公平地講，在中國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中國農村和農民與城市相比，承受的改革和改變的壓力最大，其所發生的變化與進步也最大。這恰是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快速變化的秘密所在。
別認為中國的鄉村和農業拖了中國現代化的后腿，這種認識是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創造力的鄙視或誤讀。
5、鄉村文明復興的春天來了
不可否認，蕭條鄉村是一個存在的事實。但我們也要承認，造成鄉村蕭條的，七分人禍三分天災。撤點并校、拆村進城、公共投資不足、人才流失等問題，不完全是時代的作用、鄉村自然的選擇的結果。
在現代科學技術為鄉村提供了與城市化共享的信息、物流和新能源的背景下，中國鄉村文明復興最缺少的，不是具有貪婪本性的資本，而是能夠激活鄉村、尊重鄉村、感恩鄉村的新回鄉者。
今天的鄉村缺少的是對鄉村潛藏巨大能量的激活。當下的中國鄉村，最需要的是來自城市的先知先覺者，來自對中國民族有良知，尋根中國夢的回鄉者。
讓我們感到驚喜的是，一個新回鄉運動正在升溫之中。在未來5年之內，中國將會出現一個新回鄉運動。從目前看，未來會有五類人群返鄉尋根，走回鄉路：
第一類：“新告老還鄉者”
“新告老還鄉者”是指1977年恢復高考后，上了大學從鄉村走進城市的，改革開放后第一批知識分子。未來5到8年，這些上世紀80年代考上大學知識分子，80%的人將到退休年齡。他們中的一批人將帶著智慧、資金回歸農村，建設家鄉。
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從1977年到1980年錄取的大學生有123萬人，其中90%來自農村，估計未來將會有60%以上人，通過各種方式，短期或長期回到出生的老家養老。如果其中有60萬人回去，這就意味著，他們的告老還鄉，將會影響中國60萬個鄉村的發展。
十八大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組成人員，平均年齡56.1歲，他們之中大部分是來自農村和在農村當過知青。在十八大選出的7名常委中，有4名曾有“上山下鄉”的知青經歷。這些數字將預示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僅會出現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告老還鄉者，而且這些告老還鄉者將會得到中央決策的支持。
第二類：改革開放后，出來打工的2.5億農民工
根據國家統計2012年統計數據顯現，在2.5億農民工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4.3%。也就是說外來大約有3570萬農民工到無法在城市就業的年齡，他們中將有90%返回家鄉，約有3000多萬農民工帶著他們收入、帶著城市文化回鄉養老或再創業。
這些在農村長大的農民工，與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不一樣，他們對鄉村有一種無法割斷的情結。我通過各種機會，對這些農民的訪問調查發現，他們均表示要回鄉養老。包括北京市許多開出租車的農民，雖然他們也在北京的郊縣買了房子，但他們講，兒子會住在城里，但他們是打算回到老家去的。
第三類：新下鄉知識青年
隨著城市就業難和鄉村的發展，最近幾年，出現了一些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回鄉創業的新趨勢。新回鄉知識青年，有一部分是村官。經過連續幾年的選聘，目前全國在崗大學生村官已經達到20萬人。
根據計劃，到2020年，大學生村官要達到40萬人規模。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大學生自愿回鄉創業，還有國內許多鄉建機構專門為有意愿回鄉大學生提供培訓服務，如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從2000年開始推進大學生回鄉創業活動以來，截止2012年，已在全國近30個省份，在200多所高校建立了200多個支農社團，深刻地影響了一大批青年人的價值觀及整個社會的文化走向。
第四類：下鄉養老創業的城市人
最近幾年隨著霧霾天、交通擁擠、生活成本上述等問題的出現，目前中國已經初現逆城市化現象。國內學者一直認為，未來5到8年內中國將會出現一個退休高峰。未來5到8年之內，城市人口老齡化高峰和逆城市化會同步出現。
截至2013年底，中國老人達到2億人，其中城市退休人員1億人。目前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已經出現一些老年人到郊區和農村養老。我們相信，隨著城市病問題的加劇，將會有更多城市人到鄉村養老。
由于目前中國嚴格限制城市人到農村購房，這將會逼著許多城市化人租房到鄉下生活。如果未來城市有10%的人回答鄉村養老，將會形成7千萬人的鄉村養老市場。
第五類：尋根回鄉的千萬華僑同胞
隨著祖國的強大，在國外華僑將會出現一個回鄉尋根熱。中國人往上推三代，大部分都是農村人，所以他們要尋找的根，不在城市，而在鄉村。他們的返鄉，還會把世界文化、信息和市場帶回鄉村，搭起中國鄉村與世界交流的橋梁。
總之，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中國鄉村文明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21世紀中國與世界大事件。如果說生態文明時代代表天時，那么鄉村文明復興則代表地利，而中國民族偉大復興則代表人和。在時代給予天時地利人和的大背景下，鄉村文明復興開啟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紀元，是世界文明發展的必然大勢。
在生態文明與中國鄉村文明構成的新乾坤之間，在詩意鄉村與田園城市的兩元時空中，不是讓我們與西方相比誰飛的更高，而是比誰飛的更自由、更幸福。這才是我們的夢，中國夢、世界共享的新文明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土觀察》內刊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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