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鄧納姆著《困境中求生存：印度尼西亞的鄉村工業》
一、鄉村手工業的現代命運：對經濟二元論與現代化理論的批評
在印尼進行了將近14年（1977-1991）的人類學研究后，鄧納姆于1992年完成了她長達1000多頁的兩卷本博士論文，題為“印尼的農民鐵匠：在困境中生存與繁榮”。該書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印尼鄉村手工業的現代命運，即鄉村的非農業活動或“手藝世界”（craft world）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尤其是其如何受到各種現代政治經濟因素的推動（George，2010：255）。每一章都是從不同角度來探討鄉村手工業的發展狀況，以及政府、村民、合作社、市場等各種力量在印尼鄉村手工業發展中的不同作用。當時，有關這一問題的主流觀點是以荷蘭經濟學家伯克（J.H.Boeke）和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為代表的經濟二元論和現代化理論，而這兩大名家正是鄧納姆在該書導論中樹立的理論對話對象和批判靶子，后面各章主要就是從不同方面來具體說明和論證對伯克、格爾茨的批評。荷蘭經濟學家伯克認為，印尼殖民社會及其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其二元性：鄉村與城市之間、東西部之間、本土經濟與外國經濟之間，排成了一個從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時空序列。并且，印尼農村的落后主要源自其文化貧困，因為印尼農民具有跟西方社會完全不同而又根深蒂固的落后的生活態度和經濟心態。而且，越是落后地區，各種各樣的種族、宗教、宗族等群體的交織和混雜就越是嚴重，這阻礙著“團結統一”（solidarity）的有組織的經濟群體的形成（Boeke，1942：8-13）。于是，印尼農民及其傳統文化應該為自己的貧窮落后負責，而不應該將其貧困歸咎于其他的外在原因。
格爾茨的《農業內卷化：印尼的生態變遷過程》一書，則是伯克經濟二元論的某種翻版。通過精細化而非效率化來維持邊際勞動生產率，同時又不降低人均收入的過程被稱為“自我挫敗過程”（self-defeating process），被格爾茨（Geertz，1963：80）視為“農業內卷化”。現代化理論是經濟二元論在線性時間觀方面的繼續發展，認為各國發展程度的不同主要在于其傳統的文化差異，并且認為落后國家和地區只有以工業化的西方世界為楷模才能實現自身的發展。
對于鄧納姆來說，這些理論實際上是將殖民時期形成的有關爪哇社會的迷思（myths）當成了永恒真理，而且她極為強調，以伯克和格爾茨為代表的此種刻板印象或西方偏見，對印尼政府和普通人民起到很大的誤導作用。二元論過于強調印尼與西方之間的差異，尤其是認為文化差異是造成地區落后的根源，因而忽視了印尼農民同樣具有的理性能力，也忽視了印尼社會中生產資源的分配不均。鄧納姆（2013：2）抓住了一個顯而易見但卻經常被忽視的重要事實：“村民們傾向于從事他們認為最能獲利的經濟活動。”因此，爪哇農民并不像伯克和格爾茨所認為的那樣缺乏企業家精神，相反，他們也都極為看重利益和利益最大化，爪哇窮苦農民對時間和資源的理性管理方式，與西方并沒有根本差異，這也是他們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她尤其強調資本的作用，認為資本是導致農村中各種分化的根本力量，印尼鄉村經濟發展之所以困難重重，并非由于村民缺乏理性能力、經濟盈利動機和企業家精神，而只是由于缺乏足夠的資本。只要具備充分的資本，印尼農民的理性能力和企業家精神就可以得以發揮，印尼鄉村工業就會得到很大發展。至于資本和資源的分配不公，一方面體現為鄉村政治精英的團體化及其與地方政府的勾結，另一方面則體現為國家政策制定上缺乏對鐵匠工人的考慮。因而分配不公主要是政治問題而非文化問題，解決方案的根本則并不在于文化變革而在于政治經濟改革。此外，還需注意的是，盡管鄧納姆強調印尼鄉村鐵匠業的政治階級結構，但她同時也認為農民具有很大程度的能動性，完全能夠把握住發展機會，接受新技術，適應政治經濟形勢，進而促進和支持社會變革。
總之，伯克和格爾茨的經濟二元論和現代化理論，實質上是對經濟問題的文化解釋，而鄧納姆的研究則主要是政治經濟學取向的人類學研究，或者說是對經濟的政治解釋。作者研究的那段時期，也正是蘇哈托領導的新秩序政府的獨裁統治時期（1966-1998），雖然人權受到很大限制，但農業發展卻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盡管農業和鄉村工業的發展是以社會分化和不平等為代價的。這一點也體現出了鄧納姆跟伯克、格爾茨的差異，后者認為印尼農民都處于共同貧窮狀態，鄧納姆則指出印尼農村早在殖民時期就已經存在社會分化，并在20世紀70、80年代鄉村工業的繁榮發展中得到進一步擴大。
當然，鄧納姆對二元論的反駁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比如，鄧納姆以印尼農民的逐利傾向來反駁二元論學者，認為印尼農民同樣具有和西方人一樣的理性能力。但問題在于，此種日常生活中精打細算的實踐理性是否跟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是一回事呢？此外，還有學者指出，盡管該書將荷蘭經濟學家伯克的經濟二元論視為研究的出發點和挑戰對象，但是由于其對現實狀況及政策制定的特別關注，而使鄧納姆沒有充分把握荷蘭有關印尼的各種研究，因而該書缺乏一定的歷史縱深（Ricklefs，2010：564）。
二、人類學的思想姿態與社會關懷：格爾茨與鄧納姆的分歧
鄧納姆不僅反思和批評了格爾茨所代表的二元論，而且在人類學的學科理念和思想姿態方面，她也并未追隨格爾茨這位紅極一時的人類學大師。格爾茨的人類學研究經歷了從經濟人類學向象征人類學或闡釋人類學的轉變，鄧納姆在書中雖然主要是跟格爾茨早期的經濟人類學思想（以《農業內卷化》一書為代表）進行對話和論辯，但顯然她也并不太認同格爾茨后期的闡釋人類學和反思人類學。
鄧納姆則并非如此，她很少在書中以第一人稱進行民族志敘述。其實，該書并不像是一本嚴格的民族志著作，全書的重點內容是鐵匠師傅、五金商人及外部力量的影響，較少詳細描述銼磨工等下層工人的生活狀況，對鐵匠手藝的生產過程及具體細節也沒有給予重視。另外，就研究對象的性別而言，也許因為鄧納姆曾在20世紀80年代進行過一項有關“爪哇鄉村工業中的女性工作”的研究，所以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鐵匠業中的男性世界，很少討論鄉村鐵匠業中的女性及其勞動，僅在第二章中有一小節題為“女工及童工的雇傭”。
可見，她對鄉村手工業和農村貧困的政治經濟結構分析，實際上是“逆潮而行”。“鄧納姆寫作這部著作的時期，正值經濟人類學對印尼研究影響日益衰落的時期，當時以政治為導向的學術研究并不為世人所推崇。”（海夫納，2013：313）這一方面是由于蘇哈托的專制統治和意識形態控制使很多印尼學者關注的焦點都從政治經濟轉向文化象征（Dove，2010：452），另一方面是源自格爾茨的巨大影響，尤其是他的“文本轉向”（textual turn）和“深描”方法。但無論是面對學術權威還是政治威權，鄧納姆都極為勇敢，她“沒有追隨學術潮流，而是忠于研究項目所必需的多樣生動的研究方法，竭力向權力擁有者和決策者揭示真理”（海夫納，2013：314）。
這當然不是說鄧納姆完全不關心經濟和物質之外的文化層面，她其實也涉及不少非經濟方面。她認為文化與經濟是彼此聯系的，但她對文化和儀式的分析是為了從更全局性的視野分析政治經濟問題，而不是對儀式及其神秘力量本身的關心。第三章及第二章的一部分主要就是以田野研究為基礎的，因而也最具人類學特色。第二章題為“金屬制造業的社會經濟組織”（The Socio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Metalworking Industries），討論的是印尼鄉村金屬制造業這個行業是如何在社會、經濟中被組織起來的，尤其是爪哇農村鐵匠是如何使用他們的技藝的。第三章則是以卡亞村這個鐵匠村為田野地點所進行的民族志研究，同時結合了鐵匠業的實踐層面和文化象征層面，鑄造鐵器和民間儀式一起構成了整體的傳統鐵匠文化。比如卡加之泉，同時也是祈雨之地，這象征著鐵匠的力量跟季節變化之間的聯系；再如，馬來劍的制造過程也充滿了神秘儀式，否則就無法賦予其以神力。可見，鄧納姆雖然不是嚴格的民族志學者，但正是這種田野研究的實際經驗，讓她對于傳統物質文化保持了不被鄉愁所束縛的敏銳感（nostalgia-free sensibility），使她認識到：“傳統技藝并未消亡，它既沒有跟宏觀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脫離聯系，也不是繁榮與發展的障礙。”（George，2010：256）
因此，鄧納姆更為重視應用人類學、公共人類學，或者說是“真實世界的人類學”（real-world anthropology）（Ricklefs，2010：564）。作為一名人類學家的她，從未擔任過任何學術職位，而主要是在諸如福特基金會、世界銀行等各種國際組織及其發展項目中工作，她還是印尼小額信貸領域方面的公共政策專家。對鄧納姆來說，她的學術分析主要就是為政策服務的。盡管學術研究既可能有利于殖民者，也可能有利于反殖民者，但鄧納姆堅定地站在弱者一方。因為她是非常具有道德責任的人類學家，想要通過其研究而提出實用的政策方案，以幫助那些無助而又無權的人們。人類學家喬治（George，2010：257）在總結鄧納姆的貢獻時指出，鄧納姆的研究工作要早于人類學發展研究的批判性轉向，這一轉向主要是圍繞著福柯有關權力與治理術的論述而展開的；但是，“現在，也許我們在進行閱讀和研究時，確實需要有某種與眾不同的分析性敏感（analytic sensibility）。然而，鄧納姆那艱辛萬分而滿懷激情的研究，卻給我們這些想要給那些實用的、滿懷激情的問題解決者（無論他們是在村莊、政府部門還是在非政府組織工作）留下點有用遺產的人以持久的教益”。
三、鄧納姆的影響與價值
任何社會科學研究想必都可以在現實與事實中得到某種檢驗，在該書的后記中，海夫納介紹和討論了自鄧納姆去世后印尼社會與印尼研究的變化，并指出鄧納姆敏銳地把握住了印尼社會變化的趨勢。他指出，鄧納姆有關印尼社會的政治經濟學發現基本得到證實，“高地地區農業資本化發展將最貧窮的鄉村地區變成了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商業繁榮也引來了政府項目，而這一切都歸功于政府對鄉村精英的扶持。”“在一代人的時間里，道路建設、旅游、灌溉工程、工業商業化、公共教育的發展使這一地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他較基杜爾地區距離印尼大型工業和農業產業園區更近的地區更是發生了令人驚嘆的變化。”（海夫納，2013：309-311）
海夫納（2013：310-313）還指出，盡管鄧納姆研究極為嚴謹，但她似乎還是低估了當時正在發生變化的深度和廣度。比如，鄧納姆在研究中認為她所研究地區的社會分層和階級分化并不十分嚴重，而且鄉村的上層人士都很儉樸友善，但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商業化卻嚴重地加劇了爪哇的階級分化。再如，鄧納姆研究時期伊斯蘭教被大力清除，因而她認為當地很少有伊斯蘭教活動，但她并未想到20世紀80年代之后伊斯蘭教再度獲得復興，而無論是伊斯蘭教的被打壓還是再度復興都離不開政府的干預。
跟二元論相對，鄧納姆所堅持的似乎是一種一元論。二元論的現代化理論認為他者性是落后之根源，只有學習西方并成為西方，才能實現其發展。鄧納姆的一元論則認為，印尼和西方本來就沒有實質差異，都具有理性的發展能力。但無論是伯克和格爾茨的二元論，還是鄧納姆的一元論，似乎都認可資本主義這一發展路徑，分歧僅僅在于印尼農村是學習西方而走向市場化，還是發掘出自身就有的理性能力而走向市場化。可見，二者都未考慮到多元現代性或多元現代化的可能。也許正是因為如此，鄧納姆認識到了印尼鄉村工業的發展趨勢，但卻并未完全認識到印尼鄉村工業市場化的后果。如鄧納姆的政策建議那樣，政府、國際組織、各種企業等力量對鄉村工業的資本投入，雖然使鄉村工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但卻導致了問題更嚴重的階層分化，而不是如鄧納姆曾認為的那樣，農村精英分子都很和善，為了鄉村工業的發展和多數村民的生活，可以允許農村社會分化的存在。
在該書英文版封面上，高調地寫道：“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母親的人類學研究著作”。除了作為出版社的營銷策略外，相信任何讀者也都確實會對鄧納姆跟她的總統兒子多少有些好奇。對于我們來說，與其好奇地關注鄧納姆跟她的總統兒子巴拉克·奧巴馬之間的奇聞逸事，不如認真地思考作為人類學家母親的鄧納姆如何影響了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成長及其執政理念。甚至有人類學家半開玩笑地說，奧巴馬的當選，其實是人類學的勝利。
作為人類學家和發展項目專家的鄧納姆，其艱辛而勤奮的工作必然會影響到對其子女的照顧。但這也使作為她兒子的奧巴馬從小就潛移默化地培養了一種人類學意識，因而有些人類學家笑稱奧巴馬是一位“根本上的人類學家”（organic anthropologist）（Comaroff，2008）。鄧納姆對底層的傾聽和觀察，尤其是從底層對社會變遷進行綜合性思考，是她傳授給奧巴馬的最佳態度（Dove，2009；Boellstorff，2011）。在奧巴馬的競選宣傳中，他的母親被刻畫為具有“自由精”（free spirit）和“道德基石”（moral bedrock）的理想楷模。除了思考態度和精神氣質之外，鄧納姆的政治思想也深深地影響了奧巴馬，比如有人認為，鄧納姆在蘇哈托獨裁政權下堅持進行自由研究，深深影響了奧巴馬對于權力和自由的認識（Hoskins，2010：80）。
鄧納姆的人類學思考盡管對奧巴馬產生了一定影響，但似乎也有些夸大，這一方面是出于美國政治宣傳策略的選擇，另一方面則是部分人類學者對奧巴馬作為人類學家兒子這一身份的過分闡釋。最后，我們必須強調的是，每位對《困境》一書做出嚴謹評論的學者都一致認為，這本著作本身就有其重要價值，而不是因為作者是美國總統的母親。該書最大的價值就在于，鄧納姆通過對印尼農村鐵匠業的扎實研究，對以伯克和格爾茨為代表的二元論進行了反思和反駁；以其強烈的社會關懷和道德責任，致力于公共人類學的實踐和運用，在認識真實世界的同時努力改變世界，尤其是維護和提升無權者的權益；而且，印尼農村確實因其所從事的學術研究和社會活動而發生了一些積極的改變。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社會學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發展研究》201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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