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何謂鄉村儒學？輸血急救凋敝鄉村，完成儒學現代轉型
【編者按】
近日，“全球未來論壇”微信群舉行了一場主題為“鄉村儒學的緣起與意義”的在線講座。主講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趙法生，主持人徐治道。
趙法生是近年來相當活躍的中生代儒家學者。他觀照鄉村與底層，致力以儒家道德重建鄉土文明，堅持身體力行，在山東尼山圣源書院發起鄉村儒學大講堂，定期向村民宣講儒學，在其儒學同仁中可謂獨樹一幟。
為什么要發起鄉村儒學實驗？在追求現代化和城市化的今天，重新認識鄉土文明的意義何在？重建儒學在鄉村的教化體系，具體怎么做？趙法生在講座中一一道來。本文在講座實錄基礎上整理而成，已經主講人審定，澎湃新聞獲獨家授權編輯刊發。
正文：
我們尼山圣源書院的一些學者和工作人員，在書院領導牟鐘鑒、王殿卿、劉示范等先生的支持下，從2013年初開始，在孔子的誕生地尼山周圍的鄉村，進行鄉村儒學實驗，前期參加活動的主要有劉示范、顏炳罡、陳洪夫、王連起、孔為峰、張穎欣、金英濤、陳春和我本人。發起這一場實驗，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鄉村文化的沙漠化。傳統中國的鄉村可以說是文化的蓄水池，遍布鄉村的私塾培養了鄉村的文化人，孕育了數千年耕讀傳家的傳統。村里的祠堂、土地廟、關帝廟、河神廟、火神廟以及其他異彩紛呈的民間信仰，滿足了普通村民的超驗追求，提供了對于人生終極意義的答案，是鄉下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不僅如此，鄉村私塾培養了大多數的讀書人，他們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晉身到士大夫階層，但是到了退休的時候依然返回到鄉村，成為鄉紳，在那里搞教化、做慈善，反哺鄉村的文化。像做官做到參知政事的范仲淹，退休之后就回蘇州老家，在那里辦了義學、義莊，興一方教化。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城鄉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之一是文化人離開鄉村之后就一去不返。不單是高學歷的文化人，現在來看即使是高中生，也不會在農村繼續生活下去。就連那些沒有文化的年輕人也在逃離農村，到城里去尋找自己的樂土。于是，現在農村成了留守婦女、兒童和老人的世界。這種情況，在中國三千多年的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梁漱溟曾把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看作是破壞鄉村文化的歷史，從文化人一批批離開鄉村不再復返的現實看，也可以稱之為鄉村逐漸失血的歷史。知識分子離開鄉村一去不返，將鄉村隔絕于現代文明。而近代以來對于儒家文化各種社會載體的有組織的肆意摧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了頂峰），已將鄉下的傳統文化破壞殆盡。目前的鄉村不僅在經濟上面臨著過大的城鄉差距，在文化上與城市的差距更大。
最近十多年，全國范圍內撤并鄉村小學之舉，使得鄉村的文化生態失衡更加嚴重。教育部門為此尋找的理由是：鄉下學生生源減少。多少有點文化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傳統的私塾一般也就十來個學生，有的只有幾個學生。為什么那樣貧窮的年代，那樣少的學生，村莊里都會有一個私塾呢？難道當代中國人對于鄉村教育重要性的認識還不及傳統國人？鄉村小學的大規模撤并，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是在經濟上越拉越大，在文化和教育上也越拉越大，加速年輕人逃離鄉村，因為為了下一代他們也不得不這樣做。
人們眼下時常講“留守”的鄉村，“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的鄉村，最可怕的就是沒有了文化人的鄉村，沒有了人生信仰的鄉村，沙漠化的鄉村。起碼的文化水準是建立文明社會的必要條件。目前鄉村秩序的紊亂部分原因在于鄉村治理結構，部分原因則在于文化沙漠化。
第二，鄉村面臨比較嚴重的家庭倫理問題。大家知道，儒家一向重視倫理，而家庭倫理的根本在于孝道。《論語》上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由于缺乏公共空間和公共理性，傳統中國人公德不彰。但私德相對較好，這首先歸功于中國悠久的家教文化，包括家譜、家禮、家訓、家族祠堂等。
但是，近代以來，特別是到了“文革”，家教文化傳統被全面打倒，人倫底線坍塌，維系家庭組織的一些基本人倫價值被解構，使家庭面臨一系列嚴峻問題。尤其是孝道方面。目前，鄉村老人和城市老人一個最大的差別在于：前者沒有退休金。像尼山一帶，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只有70元補貼，數量太小，對維系老人日常開支作用不大。因此，鄉村老人一旦失去勞動能力，他的生活與生命就完全交托給了子女。但子女是否愿意承擔這份義務，就完全看他們的心態了。對于農民而言，兒女的孝心就是他們的退休金。如果沒有孝心了，鄉村老人就沒有活路可言。
根據我們的調查，在各地鄉村，不孝敬老人的情況很多，不孝者并不感到臉上無光，其他人也并不譴責他們，表明維系鄉村孝道的輿論氛圍已經淡化。鄉村孝道的式微，是對傳統文化進行大批判和改革開放以來一切向錢看這雙重因素作用的結果?？鬃赢斈暝浉袊@：養老人不是養牲口。但是，一旦孝道的觀念淪落，一旦金錢至上的觀念占了上風，農民們就寧愿養牲口不養老人，因為前者可以掙錢而后者只能賠錢。我們在調查一個村子時，村主任就告訴我們，前不久一位兒媳婦公然在大街上打他婆婆的耳光，但主任以為這是村民的家務事，不好管，況且這樣的事情又很多，管不過來。實際上，在唐律中有規定，子女毆打自己的父母的罪過等于謀逆。按照傳統禮法，一個人毆打別人的父母是法律問題，毆打自己的父母是人性問題，是人倫底線問題。
我們調查中還發現，“老人房”十分普遍。什么叫“老人房”？兒女一結婚，老人就要搬出來，搬到遠處一個又矮又小的房子里，單獨在那里生活，居住條件很差，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大多數“老人房”離兒女很遠，如果老人半夜突發疾病，后果不堪設想。有的甚至在報喪時，連老人幾點去世的都說不清楚。老人似乎也已經習慣了此種待遇，有的在兒子談女朋友時就已經主動表態，一旦他們結婚，自己就主動搬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子女放棄了對老人日常照顧和贍養的義務，與遺棄老人很接近了。
另外，鄉村老人自殺問題也引起了學者的注意。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四位教授花了幾年時間，調查鄉村老人自殺問題，寫了長篇報告，已經在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他們發現的事實令人吃驚，在湖北京山縣等地，農村老人自殺率接近30%。我曾經與參與調查的桂華博士交談過，他告訴我，他們的調查都是用嚴格的統計學來進行的，覆蓋面涉及十個省，出現較高鄉村老人自殺現象的不止一個省。中國歷史上有非常貧窮的時代，有戰亂頻仍的時代，但是出現這么多老人自殺的，恐怕歷史上沒有過。正如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的研究所表明的，自殺主要是一種精神現象。物質的貧窮或工作的壓力都不足以使一個人自殺，自殺的主要原因是絕望。社會學者對于鄉村老人自殺的調查也證實了此種觀點，老人自殺的主要原因在于老無所養，老無尊嚴。這說明鄉村的文化生態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第三，鄉村的傳統文化體系被摧毀之后，外來宗教在鄉村快速傳播。這幾年，基督教及其一些變種在鄉村傳播很快?；浇淌呛戏ㄗ诮?，公民也有信仰自由。但是，如果某種宗教在基層社會傳播過快，導致鄉村文化結構出現失衡，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了。據專家統計，到1949年為止，中國基督徒總量約七十萬人左右；而“文革”結束后，中國基督徒的數量以每年七十萬人的速度增長，至今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
在孔子的故里也不例外。我們在調查中還發現了基督教的而一些異化變種。現在農村基本上是一些沒有文化的老弱婦幼，在這種沒有文化的環境當中，宗教的傳播很容易發生異化。有一次，我到一個村子里去做調查，到一位老大娘家里去做家訪，發現她家里墻上貼滿了耶穌像，我問她：“大娘，看來你是信主的？”她說：“是，我信主啊?！蔽覇査骸澳悄悻F在去不去做禱告啊？你多長時間去參加一次聚會啊？”她說：“我原來每周都去，現在這段時間不去了?！薄盀槭裁茨兀俊彼f：“去就打人?！蔽艺f：“怎么打人呀？耶穌主張愛人，不會打人?！彼f：“去了，先打你一頓，然后再講道。打我的人說主耶穌要考驗你?！边@顯然是鄉下傳歪了的基督教。我就勸她：“大娘，你以后不能再去了，這個教已經傳歪了，這不是正宗的基督教了?！睆拿襟w報道的情形看，這些異化的“教門”（當地農民的說法）在鄉村并非個別現象。
目前鄉村的文化沙漠化，鄉村老人自殺等問題表明，鄉土文明在一些方面已經突破了文明的底線。鄉村文化與鄉土文明需要輸血式急救，需要那些關心鄉村的人、城里人返回來重建鄉土文明?；谝陨峡紤]，我們開始著手鄉村儒學實驗。我們中許多是“文革”后從農村考出來的大學生，也屬于前面所說走出鄉村后就一去不返的人。我們和后代都已經變身為城里人，我們這些曾經的鄉下孩子也不可能再回農村生活了，但是農村依然是我們魂牽夢繞的故鄉。
作為一個儒家學者，別無所長，如果能夠為鄉村的文化重建做一些工作，對于自己或許是一種心靈的安慰。另外，當時選擇尼山的鄉村，也有這樣一個考量：現在許多人都在談儒學復興，如果儒學在它的發源地都無法有效地發揮其教化作用，所謂的儒學復興也就只能是口號了。
在追求現代化和城市化的今天，重新認識鄉土文明的意義何在？
近代以來，中國人逐漸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現代化就是城市化，而“農村”這兩個字就意味著落后和愚昧。所以，現代化就是要消滅鄉村。其實，這是一種十分片面的觀點，遺棄了為孔子所珍視的中道智慧，思想方式陷入了二元對立的窠臼。比如，我們一定要徹底打倒孔子才能實現現代化，我們一定要拆掉北京古城才算是新北京，我們必須消滅鄉村才能完成工業化……諸如此類，其實是一種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理論，比政治領域的斗爭說更加可怕。
就現代化過程中的城鄉關系而言，它遠非消滅鄉村這樣簡單。發達國家近期出現的逆城市化現象恰恰說明，現代化絕不能簡單等同于“非農化”。發達國家依然有大量的鄉村區域，鄉村本身并沒有隨著現代化進程而凋敝，反而生機盎然，透露著富庶和諧的氣象。在現代社會，盡管鄉村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經顯著降低，但是，文明不等于GDP。從人類文明本身的結構看，工業文明代表了人類征服利用大自然的一面，農耕文明則更代表了人類與自然和天道之間的和諧。文明的維系和存續，依賴這兩方面的平衡，也就是天人之際的平衡。因此，鄉土文明與工商文明構成了陰陽互補的兩極，二者不是單純的一分為二，而是合二而一。
此外，從文明史的角度看，鄉土社會中隱藏著人類文明更為本原性的精神力量。盡管工商文明在制度建構和科學知識方面成就斐然，但是，農耕文明迄今為人類提供了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和哲學思想。正如大自然是人類永恒的家園一樣，這些來自農耕文明中的偉大宗教與哲學，今天依然為現代人類提供著必不可少的精神滋養。如果說，工商文明代表著人類在制度建構與理性推進方面的巨大成就，那么發達的理性與知識，依然需要古老的農耕文明所孕育的宗教信仰情懷來引導。人不僅要有理性，還要有情懷，不僅要有知識，還要有信仰。
前不久在北京召開的鄉村儒學研討會上，著名學者李存山先生指出，鄉村是城市的根，鄉村儒學是城市儒學的根，鄉土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根。從文明史的源流來看，人類最早的文明發源于鄉村，鄉村文明是孕育人類文明的文化母體，就像天地是孕育了萬物的自然一樣。正因為如此，盡管英國是一個現代國家，但是，英國人卻說他們的精神在鄉村。
從再生產的方式而言，農業文明以對大自然最小程度的破壞來展開其物質生產活動，維系人類自身的再生產，這比工業文明要集約得多，合理得多?，F代工業文明是物質主義的，它僅僅將宇宙天地萬物看作是自己的消費對象，不惜任何代價滿足自己欲望的需求，這種文明下的人其實已經把自己降低到腔腸動物的水平，腸胃的滿足和感官的舒服就是一切，這是人性的蛻化，更將文明置于一種危險的境地。
但是，在現代中國，農業與現代化是對立的這一思想是如此深入人心。不僅決策者們這樣認為，知識界這樣認為，社會大眾這樣認為，甚至連農民本身也這么認為，連農民自己都認為做農民是沒有出息的，是愚昧落后的，仿佛那是一種天生的原罪。南京大學社會學家張玉林教授把這種觀念稱之為“賤農主義”。這種觀念，既是我國長期以來城鄉二元政策的產物，又反過來加劇了城鄉失衡，對現代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我們相信，儒學的根在鄉村。梁漱溟、費孝通等前輩學者都曾對鄉土社會與儒學的內在聯系作過深入考察。我國最早的“村規民約”北宋的《呂氏鄉約》、明代泰州學派以及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等，也為鄉村儒學的發展做了有意義的探索。今天，在儒學遭受空前的摧殘之后，它的復興也必須遵循歸根復命的規律，從最為荒漠化的鄉野開始進行靈根再植。
在儒學的一切民間傳播體系被摧毀、儒學根部的生機殆絕的情境下，試圖將其變為政治意識形態，走所謂的上行路線，不但有違現代社會政教分離的基本法則，會窒息儒家的思想活力，而且是顛倒本末之舉。打個未必完全妥當的比方，這好比是想讓一棵樹倒著生長，先栽花朵，次栽枝葉，再栽樹干，最后去栽種樹根。世界上有這樣栽種成功的樹木嗎？因此，所謂“政治儒學”之說，是本末倒置的癡心妄想，于儒學的當代復興有害無益。
重建儒學在鄉村教化體系，具體怎么做？
鄉村儒學實驗的目的，是要重建儒學在鄉村的教化體系，重建村民的人生信仰，以解決當代儒學魂不附體的時代難題。為此，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建立固定化的鄉村儒學講堂。在鄉村弘揚儒學，以及開展任何教化，首先要有一個固定的場所，就像佛教需要寺廟，基督教需要教堂一樣。
鄉村儒學講堂的發展，經歷了“農民進書院”和“書院下鄉村”的過程。第一個講堂就設在書院里，因為書院附近就有三個村莊。后來，我們把講堂設到村莊里，開始是一個，后來到三個，第二年在整個圣水域鎮共建了七個村級講堂。另外還在縣城建立了一個社區儒學鄉鎮法庭。我們的鄉村儒學講堂形成了一套常態化的學習制度，每半個月一次。中國古代傳統的鄉村儒學會講，定在初一和十五，也是兩次。我們則是在每個月的中間和最后一個星期六。
鄉村儒學講堂是給村民講儒學的地方，也是村莊的公共文化場所。有沒有這一個場所對鄉村至關重要。華中科技大學參加調查鄉村老人自殺的桂華博士告訴我，他們在調查中發現，某一個村莊因為有一棵老槐樹，老人的自殺率就降低下來。為什么呢？因為這棵老槐樹就是一個公共空間，為農村老人提供了一個說心里話的地方，心里的苦水一旦可以傾倒出來，也就不再那么苦了，自殺率因此可能降低。
我們一開始去的時候，村民并不知道這個鄉村儒學講堂是干什么的，甚至抱著幾分警覺，以為又是來騙錢的。而且，雖然當地是孔子的老家，可村民們對孔子其人其學也是一問三不知，不知道學習孔夫子有什么意義。農民是沒有星期天休息日的概念的，他們沒有閑暇，為了把他們吸引進來聽課，頭幾次講課時，對堅持聽課到底的村民我們都會發一點兒禮物。說起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生活品，第一次每人一袋洗衣粉，第二次一塊肥皂，第三次每人就發一個塑料盆，也算是教化的方便法門吧，體現了對于聽課村民的體諒和鼓勵。因為頭兩次發了禮物，加上講課效果還不錯，第三次就來了120多人，結果買的塑料盆不夠了，多虧村主任喊了一聲“村干部同志們就發揚風格不要了！”這樣三次講課之后，村民感到聽課有收獲，就不用再發獎品而農民依然會前來聽講了。
鄉村儒學講堂的聽眾主要有老人、中年婦女和兒童三部分。其中老人和中年婦女占百分之七八十。初期我們曾經擔心這樣的聽眾結構是否有意義，因為基本沒有青壯年，而孝道教育是鄉村儒學的重點，那么，教化的對象究竟是誰？誰來落實孝道呢？實踐證明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因為文化如同空氣，是可以傳播的。只要一個人來聽，就可以影響全家；只要部分人來聽，就可以影響全村。影響力的主要來源是榜樣的示范。這一點，其他各地的鄉村儒學也提供了相似經驗。比如調研福建省涵江縣霞浦村時，我也給村民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他們的講堂最多可以坐100多人，可這卻是一個5000多人的巨型村莊，100人如何能夠影響5000人呢？一個姓周的村民回答：“人少，可是影響不小。以我來說，我過去是村里有名的賭徒，家徒四壁，無可救藥了，現在我都改了，在村里引起很大反響。我們村的一個兒媳婦，原來以不孝公婆著稱，經過學習像是換了個人一樣，家庭和諧幸福，她的事跡傳遍了全村。另外，講堂的義工們無私奉獻，掃街修路，村民們看在眼里，記在心里，自然會受到影響的?！彼脑?，基本上道出了鄉村儒學講堂何以有效的原因所在。
2、形成一支專業化的鄉村儒學志愿者隊伍。就像基督教要有牧師，佛教要有僧人一樣，儒學的重建要有專門的傳道者。一開始，是我們幾個學者到農村去傳播儒學，后來實驗點多了，我們就在本地發動了一批志愿者。這些志愿者，有的是退休干部，有的是退休教師，也有在職老師，還有做企業的老板，等等。這些人都是無償盡義務來為農民傳授國學的。有的志愿者表現出很高的奉獻精神，不但免費去給農民講課，還自費給聽課的群眾買一些小禮物，有的給孩子買文具，有的給義工村民買錄音機，還有的八月十五前后做調查時會給農民買月餅。這支志愿者隊伍，對鄉村儒學的開展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3、建立一套鄉村儒學的傳播體系。這套體系包括課堂和課外兩方面。
課堂教學要有教師、教材、教法等，它不同于學歷教育，目的不是考試升學，它是修身做人的教育、信仰的教育，正是目前國民教育中所欠缺的。這就決定了講課的方式不能是“滿堂灌”，不像知識的傳授，尤其不能講抽象大道理。村民是不會客氣的，如果聽不懂，他們搬起板凳就回家去了，因為家里還有一大堆活兒要干呢。這不是指大道理不重要，而是說你要把道理講得村民愿意聽。其實，給村民講課并不是沒有道理可言，你要學會給抽象的義理涂上形象的奶油，村民就能接受。這就涉及“理”與“事”之關系。佛教之華嚴宗就認為理事相即，理在事中，全理即事，理逐事彰。講故事談體會是讓村民明理的最好方法。我們在課堂上講鄉村里一些感人的家庭故事，以及祖祖輩輩流傳下來教人的老道理，村民最愿意聽。
尤其是要讓村民們知道要從我做起，不仁不孝對誰都沒有好處。我們在鄉村儒學活動中發現了一個真實的案例。炎熱夏天，一對夫婦正在揮汗如雨建房子，五歲的孩子在一旁喊餓，鬧著回家吃飯，母親訓斥道：“你就知道餓，還不到十一點半呢！沒看見我和你爸爸正在蓋房子嗎？”孩子問：“媽媽，我們不是有房子嗎？為什么還要蓋新的？”媽媽說：“孩子，沒看見你爺爺奶奶嗎？他們年紀大了，又聾又臟，還常生病，以后就放到這里來，讓他們自己住，咱們好省心！”這其實就是我剛才說的“老人房”。那孩子一聽明白了，說：“媽媽，我不餓了，你們好好蓋吧，蓋結實一些。”媽媽問：“蓋這么結實干嘛？”兒子回答：“等你們老了，我把你們也送過來”。孩子的回答不僅讓他的媽媽心驚肉跳，也讓每一個聽故事的村民心里咯噔一下。儒家雖然不太講報應，但正如《詩經》所言：“慎乎慎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蹦切┎恍⒕蠢先苏?，已經為他們的子女樹立了最好的反面教材，他們的一切行為，將來都會反作用到他們自己身上。
除了課堂之外，還有不少課外活動。課內課外、家內家外的活動結合起來，構成了鄉村儒學傳播體系的內容。這個體系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行孝道。孝道是現在農村最突出的問題，也是農村的老年人、中年人包括青年人都關心的問題。所以，一開始我們就決定，給農村講什么呢？先講孝道，結果效果非常好。記得當時村主任說，來聽的老人有好幾位都掉淚了，聽完課了回家還在掉淚。什么原因呢？我說肯定是老人在家受委屈了，我們講課的內容觸動了他的心弦。
不單是講孝道，最重要是要踐行孝道。我們不斷從村里找一些踐行孝道的典型，讓他們介紹他們行孝的經驗，以此來表彰先進，帶動后進。還會給前來聽課的孩子布置孝道作業。
第二，學經典。讀的經典不能是很復雜的，必須淺顯易懂。我們一開始講的就是《弟子規》，后來也講一些《孝經》、《三字經》，有時候也講一點《了凡四訓》，或者是《王鳳儀講道錄》。講讀的經典，我總結的模式就是：圣書加善書。圣書就是儒家經典，善書就是中國傳統的勸善經典。現在，民間自發的鄉村儒學以講善書為主，缺乏圣書的引導；學界主導的教學又以圣書為主，很少涉及善書。其實，將兩者結合起來才是鄉村儒學所需要的。
但是不管善書還是圣書，講法與學校的應試教育大不一樣。這里講經典應該故事化、生活化、體驗化，而且要注意和村民的互動溝通。有的志愿講師非常善于和村民溝通，他講著講著就走到村民中間，讓這個大嫂回答一個問題，讓那個大嫂背誦幾句，還會隨機請人上講臺唱歌，活躍課堂氣氛。
第三，習禮樂。中國文化本來是種禮樂文明，但是我們現在可說是禮壞樂崩，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注意。我們鄉村儒學課堂就要從最基本的生活禮儀教起。我們每次上課前，都要播放一點孝道歌曲，儒家的教化歌曲。另外，每次上課前，會讓孩子們都走上前臺給在座的長輩鞠兩個躬，然后所有人站起來給孔老夫子像鞠四個躬。另外，我們也會請一些專家給老百姓講一些生活禮儀，像婚禮、冠禮、喪禮，講一些傳統禮儀和他們本地的禮儀結合起來。
第四，社會救助。當地有些老人生活十分困難，我們就幫助他們；有些兒童因為家庭困難失學了，就幫助他們恢復上學。我們發現有個村子里，高血壓病人特別多，“三高”病人特別多，我們就從濟南請來心內科大夫給他們治療“三高”，講解一些防治“三高”的知識，受到村民熱烈歡迎。每逢過年，我們還會對村里困難家庭進行救濟。我們在村里還搞了個“安懷基金”，“安懷”之名來自孔子的一句話：“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目前，即使在孔子的老家，老者不得安，少者不得懷的現象也不少，這一基金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除了我們自己捐款外，還組織村民捐款。我們希望類似基金能夠做起來，讓更多老人孩子受益。
第五，營氛圍。人是環境的產物，氛圍的營造非常重要。在試點村，每天早晨七點就要播放《弟子規》和孝道歌曲，像《跪羊圖》、《感恩一切》、《婆婆也是媽》等，天長日久，日積月累，對村里文化氛圍的改善很有意義。我們還舉行了一些評比活動，讓農民自己來投票，評選他們的好媳婦、好婆婆、好家庭。還根據農民的要求，請縣里的劇團來村里表演文化節目，尤其是一些和孝道、傳統文化、家庭倫理相關的節目，非常受農民歡迎。
第六，立鄉約。鄉約是傳統中國鄉村自治的主要依據。近代以來，這個傳統實際上也被丟棄了。據我們調研，目前有些村子也有鄉規民約，但基本上是硬性的、法律法規式的規定，只是單方面要求村民不做什么，比如不許偷東西、不許超生、不許亂倒垃圾、不許打架等等。只有這么多“不許”，沒有心性的啟發、人心的喚醒，它就成了法家，而不是儒家。儒家的鄉約是建立在自我省察基礎上的，建立在農民自覺自愿基礎上的?，F在的所謂鄉約實際上已經變形。因為儒家的傳統沒有了，所謂的鄉約也就名存實亡了。
截至目前，鄉村儒學實驗產生了哪些效果？
不管是講課，還是進行各種教化活動，最重要的是你本身的言行。儒家是知行合一的學問，是重視身教的學問，你的口才再好，還不如你真心對村民好，不如你做得好。鄉村儒學志愿講師中，成效最好的不一定是那些講得最好的人，但一定是那些做得最好的人。你口中所說的，只有你做到了，村民才會信服。否則，你講得全是真理，村民也不相信。就其現實形態看，儒學的本質是學儒，是出則孝如則悌的德性修養，如果把它當成了只說不做的知識，心口不一，知行為二，那就變成了口頭禪，既不能修己，更不能安人。
頭半年的效果并不是很明顯，村民有時候嫌講課的次數太多。到了2013年的八月份，講了大半年了，管不管用呢？老百姓能聽進多少去呢？我們心里沒底。真正的教化效果顯現出來，是到了年底，到了過春節的時候。因為過春節是我們中國人最隆重的節日，也是一個孝親敬老的節日。平時村民各忙各的，但這個時候再忙，也要關注一下老人，走親訪友等。
到了年底，很多農民告訴我們，村子里變了，尤其是孝道的正氣被樹立起來了。不管關起門來在家里怎么樣，至少現在村子里沒有人敢公開不孝敬老人了。有些原來非常不孝的人，也有了很大轉變。有個以前打婆婆的兒媳婦，到了年底會給她婆婆買了一身新衣服送過去，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她的婆婆自然非常激動。后來這個兒媳婦還經常用三輪車帶婆婆趕集。還有位老大娘有三個兒子，那是山區，生活水平比較低，每個兒子每年給的贍養費只有200元，即使這么少，二兒子還從來不給，二兒媳婦還經常挑老人家的毛病。經過一年的學習，二兒媳婦到臘月二十八會主動送來200元，還請婆婆回家過年。她婆婆當時也是住在一個又破又舊的“老人房”里，結果婆婆不敢去。到了第二天，二兒子又來請她，這老婆婆才放心回去過年，回去發現，這次變了，全家人待她若上賓。
除了孝道之外，村里的社會風氣也有較為明顯的改善，這是我們沒有料到的，因為我們一開始目標只定位在家庭倫理。經過一年學習，村里偷東西的明顯減少了。原來一到秋天，就有幾個人到坡里偷東西，村民稱之為“秋里忙”，尤其是收花生的時候，得搶收，收下來趕緊運到家里，不注意就讓別人拉走了。但現在沒事了，村民在大街上曬花生都不要緊。還有村里罵街的明顯減少。罵街曾是村里的一道風景，有些人與他人有矛盾，平時不好說，喝了酒就到街上叫罵，罵得話特別難聽，對村里的文明影響很壞。經過一年的學習，罵街的消失了。其中有一個村莊叫做小官莊，講堂開了五個月，村主任要請我們吃飯，他說：“講堂管用了，鄰里關系有了改善，罵街的也收斂了。前幾天在街上碰見一個老大爺，此人以前經常罵街。我看他披著棉襖，像是剛喝過酒，鼻子紅紅的，又要開罵，正巧讓我碰見了，便對他說了一句：‘你也學了五個月《弟子規》了，還好意思罵街嗎？’一聽這句話，他轉身跑進家里，把大門閉起來，不好意思出來了。要是原來的話，我越批評他，他罵得越厲害。從前，碰上罵街的，我只能趕緊跑回家里去，將高音喇叭放開，與他比個高低，別無良策??！”另外，村里的衛生也有顯著改善，原來經常要打掃五六車子的垃圾，現在一兩車就可以了，因為村民自覺了，會往前走幾步將垃圾放進垃圾箱里了。根據我在福建、河北、山東各地所做的調查，鄉村儒學只要扎實開展，堅持一年左右，都會有以上各種效果。這說明，鄉村倫理問題具有相似的癥狀。
開展鄉村儒學的目標是什么？
到目前為止，鄉村儒學在山東已經開展了三年時間。2015年的發展尤其明顯，不但在山東繼續推廣，也波及北京、河南和湖北等省市。目前，山東已經有兩個地級市、四個縣級市和一些鄉鎮在全面開展鄉村儒學實驗，從數量與規?？?，似乎已經超出了當年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但鄉村儒學和梁先生的鄉村建設，角度和重點有所不同，尚不及梁先生的實驗扎實深入。
目前，山東的鄉村儒學大體有三種模式：一種是以尼山為代表的、學者主導的實驗，依托書院，學者主持，發動和組織志愿者開展工作，基本特征是民辦公助；第二種是由政府推動的鄉村儒學模式，山東省政府將鄉村儒學和社區儒學納入了公共服務體系，省文化廳在山東百余家圖書館設立了尼山書院，推進鄉村儒學；第三種是純粹民間發起的鄉村儒學，教學、人員與資金完全民辦。這三種模式各有所長，到底哪一種能夠長期堅持下去，逐步體系化，能在當地扎下根來，還需要時間的檢驗。將來能夠有所成就的，必然是能夠將鄉村儒學變成一種群眾自身的文化組織，完成儒學在鄉村的內生化、體系化和專業化的模式，這樣才能最終扎下根來并傳之后世。
目前，基督教已經在鄉村扎下根了。他們擁有家庭教會和教堂，有大批富有犧牲精神的傳道者，有完備的傳播體系。與基督教比較，鄉村儒學還什么都不是。如果說基督教是正規軍的話，鄉村儒學連游擊隊都算不上，尚處于體系化過程的開端，尤其缺乏專業化和高水準的儒學志愿者隊伍，完全依賴外力的推動。鄉村儒學的前途在于，有沒有可能形成一批有素質、有奉獻精神的職業化志愿者隊伍，以傳道授業為志業。這也是鄉村儒學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我們2015年分別在尼山和聊城，舉辦了兩期鄉村儒學志愿講師培訓班，就是為了解決這個瓶頸。
那么，鄉村儒學將來要達到一個什么樣的目標？根據我不成熟的考慮，鄉村儒學要返本開新，最終實現三堂合一，以完成儒家在鄉村再造傳播體系的重構。哪三堂？第一就是學堂，第二是祠堂，第三是道堂。
首先，我們看學堂。傳統中國的鄉村是一個文化蓄水池，涵養了整個民族的文化。有三種文化組織在支撐它，第一就是鄉村學堂也就是私塾。私塾主要教學生學經典、學做人，也正是我們現代中小學教育中最缺乏的東西。私塾對中國傳統社會的作用極大，我們在一些古典小說像《聊齋志異》、《儒林外史》中，所看到的私塾先生多是一幅寒酸、固陋的形象，這種文學形象反映了私塾先生的生存狀態，卻并沒有反映他們的歷史文化貢獻。比較一下私塾先生和基督教文明中的牧師，可以發現私塾先生在傳統中國所起的作用，要遠遠大于牧師在西方社會所起的作用，因為私塾先生培養了兩個重要階層，一是國家文官階層，也就是士大夫階層；二是鄉紳階層，也就是承擔民間自治的社會階層。這兩個至關重要的社會管理階層，就是不起眼私塾先生們培養起來的。近代以來私塾被國家強制取締，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空間，由誰來教導農村人做人、教給他們基本的人生觀價值觀？在這些方面，鄉村儒學志愿講師可以承擔起相應職能。當然，他們要先經過培訓，也要完成儒學與現代思想的匯通，因為我們畢竟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紀。
第二是祠堂。祠堂是傳統中國最為普及的信仰場所和文化場所，具有慎終追遠和人生禮儀教育之功能。傳統中國人的一切人生禮儀，像冠禮、婚禮、喪禮、祭禮都是以祠堂為中心來進行的，它非常重要。祠堂同時也是社會自治和宗族慈善救助的重要系統。如果有祠堂，今天很多老人就不會淪落到自殺的地步，依然會有一個共同體在庇護著這些已經沒有生存能力的老者。祠堂在“文革”當中統統被當作“四舊”搗毀，盡管近年來在福建、廣東等地又復建了一些，但它目前的功能與歷史上曾有的功能已不可同日而語。實踐證明，現在的鄉村儒學講堂，可以在重建家庭倫理、組建老人互助組織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傳統祠堂的某些作用?，F在我們畢竟由農業文明進入了工業文明，由熟人社會進入了陌生人社會，不可能每個家族都去建自己的祠堂，這已經不現實了。何況經過五代人的文化斷層，祠堂在中國北方已經被遺忘，復建的可能已基本不存在。現代鄉村需要一個具有更高社會理性和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間，而鄉村儒學講堂，就像猶太教的會堂一樣，可以作為這一文化載體的初始胚胎，覆蓋全村，包括所有姓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是對祠堂的一種歷史性超越。
第三，在傳統中國有很多道堂。比如從前大概所有村莊都會有土地廟、五道廟或關帝廟等，當然還有一些儒釋道的其它教化信仰場所。這些場所對學堂和祠堂是很好的補充。像五道廟或土地廟，鄉村人在死后要先來這里報到，人死之后要有一個去處。如果說私塾先生和鄉紳以及父輩告訴你應該怎么活，人活著應該遵守哪些人文道德底線，活著的意義在哪里；那么這些道堂就告訴你，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去那里干什么等等。這些東西也在“文革”期間被統統搗毀，短暫的政治狂熱過去之后，村莊陷入了無意義的空白之中。人生失去意義，沒有價值，活著不知道如何去活，死后不知道去哪里。這樣，人們就會無所敬畏，無所不為，肆無忌憚。鄉村儒學講堂也可以加進一些信仰的成分，要解決村民關于人生意義的困惑，讓他們精神上有所皈依。
最后，我想強調的是，鄉村儒學講堂不但要替代傳統中國鄉村社會中學堂、祠堂和道堂的功能，而且要提升它的公共性和現代性，讓它與現代社會更好銜接。鄉村儒學絕對不是單純的復古，同時還要完成儒學的現代轉型。我們搞儒學教化一定是和現代社會的理念與形態相結合的一種新的儒學。
作者簡介：趙法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領域:原始儒家思想和儒教發展等,著有《原始儒家人性論》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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