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學界對中國農村社會分化的程度尚存爭議，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流動的日益加速，農民內部分化遠甚于之前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日益分化的農村社會提醒我們，對農村問題的研究不可脫離農村階層分化的視角。農民上訪研究同樣如此。
當前，學界關于農民上訪的研究大多在“抗爭政治”的路徑下展開。“抗爭政治”路徑預設農民之所以上訪、抗爭，乃在于其權利、利益遭受了他人尤其是地方基層干部的侵害，農民上訪的目的在于維護自己被侵害的權益。而事實上，上訪農民本身就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群體。將上訪農民視為鐵板一塊的整體，極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片面化陷阱。尤其是在當前農村社會快速分化的背景下，對農民上訪行為邏輯進行探討時必須引入農民階層分化的視角。“不同階層的上訪問題應該有不同階層的特性或者是特殊的要求與邏輯，我們并不是簡單地對其要求和需要進行滿足，而是分類分析和深入了解這些上訪活動背后的推動因素與運行機制。”[1]只有在對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狀況及不同階層農民的上訪特性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才可能更為深入地理解農民上訪問題，也才可能制定出有針對性的解決上訪問題的政策措施。在這個意義上，對于中國農民上訪問題的研究，不僅要有“抗爭政治”的視角，而且應該具備“階層政治”的視野。
一
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迅速。農民職業選擇日益多元化，農民貧富差距也逐漸擴大。農村社會從一個高度均質化的社會演變為一個具有較高程度異質性的社會。在異質化的農村社會里，人們的利益訴求更加多元，社會整合難度大大增加。農村社會的分化不僅表現為人們收入水平、經濟地位的分化，而且體現在人們的政治分層上面。一些經濟上的“先富”階層同時掌握著村莊的政治權力，控制著村莊大量的經濟社會資源。近年來，全國普遍出現了“富人治村”現象，即村干部職位越來越成為富人的“專利”，富人在村莊權力角逐中占據著越來越明顯的優勢。盡管不同地區的“富人治村”程度有差異，但這一趨勢卻正在變得不可阻擋。
當然，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程度、步伐不一樣，導致不同地區農村社會分化的劇烈程度也存在差異。比如，在中西部地區農村，尤其是一般農業型村莊，人們之間的社會分化相對而言更小，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貧富差距較大，社會分化更為懸殊。
隨著農村社會分化的加劇，階層與階層之間的關系逐漸沖破甚至取代傳統的村莊社會關系（比如血緣關系）。不同階層農民的行為方式及邏輯也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村莊傳統規范被稀釋，村莊整合難度加大。就上訪問題而言，當前農村社會的上訪事件越來越表現為邊緣群體的上訪。邊緣群體的上訪又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一般農業型村莊的邊緣人上訪，另一類是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包括沿海發達地區、內陸城郊地區）的邊緣群體上訪。
二
在一般農業型地區村莊，村莊資源較少，村內矛盾并不劇烈。在這類村莊里，邊緣人的上訪以個體訪較多見。從年齡來看，上訪者多在四五十歲以上。從上訪訴求目標來看，這些上訪多以追逐個人利益為目的，其中既有因為個人權益遭受他人侵害而發生的上訪，也有積極主動追逐個人利益的上訪。從上訪訴求對象來看，這些上訪者較多為向村莊外部追求利益（比如向上級政府請求困難救助、低保指標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類邊緣人上訪正呈現出越來越強的謀利化傾向。以筆者調研的橋鎮大灣嶺村為例，該村有一位在當地聲名遠揚的上訪專業戶楊云發。楊云發1953年出生，家有6口人（女兒已出嫁），包括他的父母親、自己夫妻倆、兒子和兒媳婦。楊云發自己無業，用別人的話說就是靠上訪謀生。妻子在鎮上一小工廠上班。楊云發育有一兒一女，兒子和女兒都是大學畢業，均已結婚成家。從2006年開始，楊云發踏上了上訪之路，他幾乎每兩個月就要去鎮里、到區里或者市里上訪。截至2009年4月，楊云發已經獲得了共計5個低保指標，包括2個城鎮低保和3個農村低保，這些都是他通過反復上訪獲得的。2009年6月，全國道德模范評比活動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楊云發還找到橋鎮武裝部長陳克強要求鎮里幫他評選道德模范。在一次訪談中，楊云發跟筆者談到：“（評道德模范）目的是要搞點錢用，沒有其他意思。”金錢、利益構成他反復上訪的根本和唯一動力，他甚至坦言：“只要給票子，我就喊共產黨萬歲。”“只要錢，不要面子。”
在2006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不到3年時間里，楊云發先后去過區民政局、市民政局、區信訪局、區人大、區政府、軍分區、區政協、區委組織部、市“12345熱線”辦公室、區委宣傳部和市委宣傳部等十多個部門。他找過的各級領導干部已經不少于30人，上至市委常委、區委書記下至村支部書記無所不找。他自己也說：“我沒得事，反正不是去區里，就是到民政局去。”如今，楊云發已因上訪而揚名當地。橋鎮政府許多領導干部都認識他，區里一些領導也對他極為熟悉。
據筆者在大灣嶺村的調查，無論是從經濟地位還是社會地位來看，楊云發在村莊社會中都屬于典型的邊緣人。起初，村民對楊云發的處境抱有同情，但后來隨著楊云發的上訪行為一發不可收拾，并演變為逐利的上訪專業戶，村民們包括他的一些親戚都漸漸疏遠了他。楊云發自己也“破罐子破摔”，為了上訪謀利而不顧臉面。他漸漸遠離了村莊主流社會，生活于自我之中。村莊社會結構已經無法對其進行整合。
據我們調查，諸如楊云發這類的邊緣人上訪在全國不少地區都存在。這固然跟當前的信訪體制尤其是考核機制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農村社會劇烈分化，一些居于村莊底層社會的村民被甩出了村莊主流社會。他們無法融入村莊。同時，隨著傳統社會規范的瓦解，村莊也無法對這部分邊緣人進行強有力地整合。邊緣人的行為越來越按照自我的、強力的規則展開。尤其是在中部農村地區，村莊社會呈“原子化”態勢，村內價值生產能力更弱，這為邊緣人的滋生提供了更為豐厚的土壤。在這類村莊里面，邊緣人與村莊主流社會脫離關系。邊緣人的上訪呈蔓延之勢。
三
在經濟發達地區農村，資源較為豐富，由于資源密集而帶來利益密集。[2]在這類利益密集型地區農村，村莊權力往往被富人階層占據，先富階層控制著村莊大部分的權力、資源，呈現為典型的富人治村狀態。同時，也因為這類村莊資源密集，利益糾葛較多，村內社會矛盾較為劇烈。尤其是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村莊內部貧富差距更大，分化更為劇烈。大量普通民眾不僅在經濟上居于社會底層，而且在政治上處于極為弱勢的地位。因此，在這些村莊里面，上訪的主體往往是居于村莊政治、社會底層的邊緣村民，上訪形式多為集體訪，上訪目標往往是狀告富人村干部的違法亂紀行為，要求上級政府進行查處，甚至不把村干部告倒誓不罷休。在外顯特征上，這類邊緣人的上訪明顯地體現為村莊內部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以我們團隊研究人員陳鋒、袁松在東部Z省F縣E村的調研為例，該村村民多以種植花木為生，村內貧富分化差距極大。村兩委干部的經濟收入水平均為村內中、上層，村支書和村主任都是千萬富翁。2004年，E村開始啟動“小康住宅”（別墅區）建設規劃，建成后以成本價售賣給村民。由于購買一棟別墅需要26萬元資金，許多村民無法或者不愿意負擔如此高昂的費用。村里隨后決定建設一片較為廉價的安置區，供經濟較為貧困的村民購買。然而，村里人為制造“富人區”和“窮人區”的做法引起了不少村民的不滿。自2008年開始，一些村民聯名上訪狀告村里違法占地建設的行為。參與上訪村民的經濟地位多居于村莊下層。這些村民之所以組織和參與上訪，乃在于他們在村莊生活和治理中與富人村干部交往時長期積聚而成的怨氣。他們上訪也大多是抱著出一口“氣”的目的，而并非真正要上級政府拆毀已建房屋。
可見，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農民上訪更多地表現為階層與階層之間的沖突。誘發農民上訪的根本原因，在于村莊內部劇烈的階層分化。在這類村莊里面，富人不僅在經濟地位上居于上層，而且壟斷了村莊的政治權力，掌握著話語權。在村兩委干部競選過程中，賄選、拉票現象普遍。競選往往需要耗費巨額資金。它成為富人們的政治游戲。而廣大底層窮人不僅無法參與競選角逐，而且在村莊政治中喪失了話語權。他們變得消極、沉默，表現出強烈的犬儒主義色彩。于是，階層與階層之間的隔閡、裂痕加深，甚至充滿了敵視和仇恨。村莊社會結構呈斷裂之勢。那些被村莊社會和政治競爭甩出的底層群體，自然對掌權的上層富人不滿。發泄不滿的重要方式，就是瞅準機會上訪狀告村干部的違法亂紀行為。上訪成為底層民眾發泄社會怨恨的通道。這些農民的上訪、抗爭并不純粹是維權，甚至根本就不是維權，而是為了“出氣”。[3]這種出氣式、泄憤型的上訪，實質上是邊緣群體或者底層民眾對村莊權力和資源主導者的抗爭。這種“氣”，就是階層之間的怨恨。在這個意義上，這類邊緣群體上訪是由村莊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劇烈分層所塑造的。
四
總之，在當前農村社會分化的背景下，農民上訪研究需要引入階層的視角，實現從“抗爭政治”到“階層政治”的轉變，并特別關注村莊邊緣群體的上訪。邊緣農民的上訪、抗爭，不僅表明農民上訪特性的變化，而且彰顯出當下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和治理結構的重大變遷。當然，農民上訪群體內部結構非常復雜，本文只是建立了一個粗略的分析框架，許多細節問題須待日后繼續深入研究。這也迫切要求我們轉變農民上訪問題的研究視野。我們不僅要關注上訪事件本身，而且應該將視野真正下沉到底層，在村莊社會結構的層面上去研究農民上訪問題。
[1]參見邢成舉：《上訪主體的年齡、性別與社會分層差異分析》，載杜志淳主編《中國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報告》第2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
[2]參見賀雪峰：《論利益密集型農村地區的治理》，《政治學研究》2011年第6期。
[3]參見陳鋒、袁松：《富人治村下的農民上訪：維權還是出氣》，《戰略與管理》2010年3/4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文雜志》2014年第7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