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待可乘之機,做恰到好處——小記鄉村社區營建與農村電子商務發展
融合漸化,頓復新生
朱熹先生講以漸化頓復新生。城鄉關系在不斷變化中,不同的歷史時期,鄉村和城市相生相克,相輔相成。從唐宋城市集聚發展[1]到明清鄉鎮繁榮[2],人口增加,人均土地減少,人均糧食生產減小[3],使得鄉村家庭以農耕與副業生產來養活過多人口[4],與清末同時期工業革命中大城市集聚不同,中國鄉鎮網絡集群式發展迅速。1843年隨著五口通商,中國口岸城鎮的工業逐漸發展,大量地主離地,將在鄉村積累的資本投入到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中,同時大量鄉民進城打工[5],鄉村疏于經營,逐漸凋敝。由此,梁漱溟先生疾呼鄉村建設之重要[6]。民國時期,隨著大中城市在抗日戰爭中淪陷,人力與資本回歸鄉村,鄉村作為戰備后方又重新活躍起來,同時,鄉民為勝利作出巨大犧牲。而在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實行“統購統銷”[7],城鄉因戶籍制而相隔離,為保全市民,發展工業,鄉民又為新中國作出巨大犧牲。至19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廣后,鄉村經濟才開始復蘇。1990年代初,鄉鎮企業的產值已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3[8]。從1990年代中后期到中國加入WTO之后,發展重心又回到城市,新城與工業區模式層出不窮。經濟大力發展,大中城市吸納鄉村人力與土地[9],導致鄉村空心化加劇,社會矛盾突出,鄉民又一次作出犧牲。
很久以來,小農經濟往往被世人詬病為自私、短視。而千百年來,耕讀興家國的觀念在鄉村生根發芽,小農經濟下的鄉村數次拯救了泱泱中華。目前由于產業過剩,原有城市化模式受阻。在此背景下,互聯網因具有高效、低成本及去中心化的特點而開始促進縣域及鄉村小農經濟和小微企業升級?;ヂ摼W使信息透明,市場調節高效,交易成本降低。淘寶村和農產品的在線銷售開始興起[10],鄉民在千家萬戶的創新創業中嶄露頭角,鄉村的公共與商業服務設施開始完善。仍是小農經濟為主的鄉村在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浪潮中,可能再次給中國下行經濟帶來契機。那如何來觀察這一現象,參與城鄉變革呢?
知覺濾意,積累貫通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中以“看不見的手”[11]來形容追逐個人利益到利他的關系,認為“看不見的手”是社會進步的源動力。馬歇爾強調通過研究經濟行為來看人的動機[12]。費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13]解釋鄉民的利己與利他來看鄉民的行為準則。所以鄉村的變化可以理解為由鄉民動機的變化帶來新的生活方式。波蘭尼在《大轉型》中就生動描繪了工業革命如何引發人的動機變化,顛覆鄉村生活與瓦解社會結構。梁漱溟先生發現“非鄉村自身出一個方案來,解決不了這個問題”[6]。而在信息革命時代,柯司特期望亞太地區傳統經濟組織的網絡能與信息技術所提供的工具相調和[14]。所以,互聯網聯絡是否滿足個體利益訴求的同時,也促使了地方與族群產生了群體認同感,形成自下而上,由個體到群體的社區凝聚力與新的組織方式?由此我開始通過觀察一戶一村的變化,從動機與行為方式切入,來觀察新興的鄉村電子商務站如何影響鄉村的地方與族群的意識形態和組織方式。如布?馬林諾夫斯基在《江村經濟》序所言“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中國中國的縮影?!盵15]
葉塢村,在離浙江遂昌縣城15分鐘車程的山坳里,70多戶人。村口小賣部,空出了6m2,安裝了一臺電腦、一塊電視屏幕、一個展示貨架、兩個快遞筐,以及WiFi免費覆蓋,而且墻上貼著WiFi帳號與二維掃碼,就成了一個農村電子商務服務站。
葉塢村“趕街”農村電子商務服務站老板娘李雪是外鄉人,4年前隨在溫州城打工的丈夫一起回到他的老家葉塢村,開起了這個小賣部。一年多以前,她關掉了小賣部里累人的早餐鋪,以這點地方做起了農村電子服務站。服務站的設施由浙江趕街農村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免費提供,當地政府予以補貼。李雪在城里打工時就熟悉上網,又受過培訓,可以自如地幫村民代買從城市來的生活用品,同時收集農民多余的農產品,由遂網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統一收購、品控、包裝、送輸,通過電子商務平臺銷售到各地。2014年,李雪4口小家的收入已有16%來自農村電子服務站的經營和相關收入,而她也因幫大家網購得到村民的信任。旁邊村吳方龍70多歲在1984年就經營的小賣部里開了街丁口村“趕街”農村電子商務服務站。因為不會拼音,他只有查著字典,“一指禪”式打字。后來,在杭州城工作的女兒給他買了個手寫板。念叨著“我就是70后,有錢就是任性”,他在“雙十一”一天就為這個僅有20多家人的小村代賣了30多個產品。老伴為來買衣服的村民不厭其煩地在網上選產品,還給量尺寸。為了給村民節約快遞費,老兩口開著女兒買給他們的車去縣里免費捎回郵包。這樣鄉民認同感逐步建立,鄉民之間凝聚力逐漸形成。
在過去的一年中,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環境設計學院的支持下,我和一群熱情的年輕同仁們一起,搭建了“I-village愛咱村兒”平臺,以遂昌縣為基地,上山下鄉,深入到鄉村社區、村民家中,通過訪談、會議和參與農村電子商務服務的每個環節,為村民“打算盤”,為當地電商企業出主意,為當地政府理關系,真實了解了各方參與主體的訴求,為村民遂網公司和當地政府一起共建“遂昌模式”盡一份微薄之力,從而也逐漸融入了社區。
通過農村電子商務服務站的建立,實現農產品上行及工業產品下行,布局縣和村兩級農村電子商務平臺,理清了村民、公司與政府的權責?!摆s街”電子商務服務站由2014初的20多家迅速擴張到2015伊始的1300多家,覆蓋超過浙江7個縣千余自然村。而農村電子商務服務站也成為了村民的信息交流中心,通過村里政策發布、文化活動組織與日常生活互助,很多小賣部店老板也是農村電子商務站長,又身兼起村文化站站長、村郵站站長、銀行駐村提款站負責人等一系列工作,逐漸成為村里的意見領袖,得到大家的信任。而我們試圖通過這些當地朋友和一些村委會委員一起組織農村電子商務的培訓,開展從發展少公害的農作物,到傳承鄉規民約、保存舊屋、發展社區旅游的討論會和自發共建活動。通過互聯網,村民也更積極關心村民個人權利、各項農村政策,爭取各項資源來支持個人與社區的發展,自發地參與到關乎個人與社區的各種討論與行動中。農村電子商務站帶來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完善,為鄉村社區營建帶來契機。
2014年7月21日,馬云先生來遂昌對農村電子商務發展調研,我有幸與他在坑口村親民谷竹村交流心得,并向他提交了關于農村電子商務促進城鄉一體化的鄉村調研報告。馬云先生當即表示阿里巴巴當仁不讓,支持城鄉電子商務與信息基礎設施的完善。隨后,農村電子商務戰略作為阿里巴巴的核心戰略在10多個省及直轄市迅速布局,而鄉村信息基礎設施的完善或會帶動鄉村社區營建,當然也可能適得其反。我們將見證這一變化,也身處其中。
一點心得
自工業革命中國大門被敲開以來,中國的鄉村就在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涅槃。鄉村文化、習俗因為對規模化生產的工業化方式有礙而逐漸消失,而人和土地作為生產資料向城市集聚。對城市而言,鄉村來的東西,有用的被利用,沒有用的就拋棄。而以去中心化模式興起的互聯網,或與中國廣大小農經濟天然融合,賦權于個體與家庭。在地方語境與個體動機下,技術與文化如何融合,鄉村社會乃至中國的大變革之幕或已徐徐拉開。而當10年、20年后熟悉互聯網的80后、90后、00后替代父輩開始成為經營鄉村的主力,組織資源、凝聚本地社區力量時,那會是個怎樣的場景?一批新的鄉紳或將以社區治理,再造一批直接鏈接入全球技術與市場網絡的新鄉村。而鄉村營建和農村電子商務發展中的主體是村民,是利益各方,不是我們。我們可能只是營造一個氛圍,發動村民的積極性,提高社區凝聚力,通過一村一戶的幫扶與參與,積聚貫通。融入社區,參與變革或許可以與觀察相得益彰。而這個過程同樣給予我們極大的啟發,在田間地頭,和腳踏實地的鄉民在一起,我們自己的心也能安定,尋得自己的身份。由此,對于鄉民和我們,這將是一場創新,或更是一次回歸。如理學宗師朱熹在論中庸時提到,“可乘之機”與“恰到好處”。這場回歸或許就是這樣,待可乘之機去做恰到好處。
參考文獻
[1]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2]Rozman Gilbert.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Takugawa Jap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3]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
[4]趙岡,陳仲毅.中國土地制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李佳策.上海租界的人口統計.上海統計,2003:44-45.
[6]梁漱溟.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北京:學術出版社.1971.
[7]陳云.陳云文選: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周爾鎏,張雨林.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9]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數據中心.中國城鎮化調查大型數據.北京: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數據中心.2013.
[10]阿里研究院.阿里農產品電子商務白皮書.2013.檢索日期:2014年4月2日,來源:阿里研究院:http://
i.aliresearch.com/img/20140312/20140312151517.
[11]亞當·斯密.國富論.楊敬年,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6.
[12]馬歇爾.經濟學原理.朱志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13]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14]曼威·柯司特.網絡社會之崛起(卷1).夏鑄九,王志弘,等譯)臺北:唐山出版社.2000.
[15]費孝通.江村經濟.戴可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作者簡介:李孜,新加坡國立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阿里商業評論特約撰稿人,鄉村營建社聯合創始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世界建筑》2015年02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