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改革開放造就了一個新的群體——中國的新工人群體，他們通常被稱為農民工。之所以用“新工人”來形容這一群體，是因為他們是全球資本進入中國后重新誕生的工人階級。改革開放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集體經濟被摧毀，小農經濟復蘇。但小農經濟本質上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無法為農民生存找到出路。一方面，小農經濟模式只能實現低水平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市場改革導致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全部商品化。在這種情況下，土地上的產出已經無法保證農民的生存，農民被迫來到城市，進入工業區，尋找另一種謀生方式。這便是新工人主體形成的起源。
今天，中國正處于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是資本之都，是各種資本源源不斷流入的目的地，是投資和投機的夢想之地。但是中國崛起成為資本之都，卻并非像很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認為的那樣，是全球化時代“自由”市場帶來的自然而然的結果。事實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轉變是由國家主導的，由跨國資本共同謀劃實現的。
全球化和市場改革改變了中國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首先，農村集體經濟解體和“勞動力的解放”是中國迎接資本回歸的前提。自七十年代以來，奉行改革主義的領導人和商業精英，一直呼喚著農村集體經濟的解體，提倡實行更為彈性化、更為靈活的勞動形式，倡導以商品市場的規定為標準重新塑造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經過了三十年的革命，中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完成了社會主義轉變，消除了資本主義的勞動關系，可如今勞動卻再次被徹底看成是一種“商品”，在新生市場上自由交易，如今政府大力推廣的是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成為雇傭勞動者的權利。這種對個體自由的呼喚，被認為是從僵硬的社會主義信仰中“解放思想”出來，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敞開大門，面向全球經濟。
中國改革為馬克思意義上的再無產階級化鋪平了道路，因為新工人主體現在不得不變成“自由”的主體，脫離集體經濟，逐漸失去生產資料，在重新建立的勞動市場中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一無所有。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改革開放是如何為中國新工人階級的誕生鋪平道路的。在中國，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七十年代末，改革主義精英們認為，中國農民整體上仍生活在自給自足的時代，經濟層次較低。他們認為導致這種現象的罪魁禍首是人民公社制度：它將農民和土地綁在了一起，剝奪了農民進行自主經濟管理的權利和自由，導致了生產熱情的缺乏。在精英們看來，集體經濟效率低下，有悖經濟法則和農業特點。他們認為在集體經濟中，農民們“吃大鍋飯”，不管是否工作，不管是否努力工作，都可吃飽肚子；在集體經濟中，激勵機制的缺乏大大限制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正是出于這些原因，精英們主張進行改革，熱情地推廣“包產到戶”的政策，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很多經濟學家們認為，家庭責任制是中國農民自創的。但事實上,在改革時期，家庭責任制作為基本經濟制度在全國農村的成功推廣，的確是通過國家的大力推動才能實現的，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能說農村改革體現了改革精英們實現新自由主義的決心。
事實上，家庭責任制的推廣就是由單個家庭組成的小農經濟的復蘇，其中家庭是基本的經濟單元。家庭責任制是對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目標的背離，將中國重新帶回到了解放前。盡管存在著激烈的討論，家庭責任制還是最終獲得了中央高層領導的認可。1984年1月，中央政府將土地合同期限延長至15年，并開放了不同的集資和銷售渠道，培養市場體制，允許個人成立公司。這些舉措以促進農村貿易增長為目標，讓農村貿易變得更加開放，促進了生產資料和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全面推動了市場化。
如此一來，家庭責任制在國家的推廣下快速生效。截止到八十年代初，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家庭責任制基本確立。之后，國家還頒布了一系列的政策，以鞏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穩定農村的土地合同關系。在1993年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中國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寫進了憲法。在1997年頒發的第11號文件中，政府將土地承包期限延長至30年。至此，人民公社最終解體。
在改革初期，通過推行家庭責任制，中國確實見證了農村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谷物生產的大幅提高。1984年，全國谷物產量超過8000億斤（4億噸），創下了歷史新高，比1978年的產量還多了2000億斤。同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宣布解決溫飽問題。與此同時，中國在其他農業、林業、畜牧業、副業和漁業生產領域也取得了顯著的增長，結束了農產品短缺的時代，在短時間內提高了農民收入。支持家庭責任制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們，將整個農業產值的增長歸功于責任制的施行。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正是這一改革讓中國農村擺脫了貧窮，讓全球7%的耕地養活了全球22%的人口。
之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借用了西方制度經濟學的一些概念，特別是產權理論，來為家庭責任制提供進一步的理論支持。著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Schultz）在完成了一項關于中國農村改革效果的研究后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家庭責任制在農村社會進步中起到了主要的推動作用。總之，這些經濟學家們將改革前農業上的所有問題都歸咎于集體化，將改革以來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歸功于去集體化和市場化。至于改革后農村新出現的問題，主流經濟學家們則認為是市場化不足的表現，他們主張對土地進行徹底的私有化。
可惜,好景不長,在短短的幾年間，國家強制實施承包制所帶來的好處開始逐漸消失。1984年大豐收后，糧食銷售開始出現問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糧食價格都停滯不前。農村收入增長率因此大幅下跌，1989年至1991年，農村的平均收入增長率只有1.7%，1990年平均增長率甚至下降了0.7%。與此同時，城鄉收入水平之間的差距卻越來越大。中國1978年的城鄉收入比是2.5:1，1984年下降到1.7:1，2007年則反彈至3.3:1。
更為重要的是，推行家庭責任制實際上就是重建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盡管通過激發小生產者的熱情，可以解決集體經濟中積累的一些問題，例如管理不善和激勵缺失等，并在短時間內實現農村生產力的快速增長，但是隨著以資本為導向的市場經濟模式的形成，小農經濟的致命弱點很快便暴露了出來。因為生產規模小，小農經濟在市場中很快便顯示出了生產力低下和競爭力缺乏等弱點。而且，進行農業生產的單個家庭顯然無力承受外部市場帶來的風險。家庭責任制讓農民能夠自主進行農業生產。理論上，農民應該能夠考慮到市場需求，進而決定種植的種類和規模，以獲得最佳收益。但是在市場的巨大波動面前，小農戶往往會付出慘痛的代價。當生產供應大于市場需求時，農產品的價格便會下降，農民的收入便會受到影響，最終農民也只能在事后做出調整，這意味著農民的調整永遠趕不上市場的變化。如此看來，正是家庭責任制改革造成了后來中國農村長期得不到發展的困境。
更為嚴重的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便不再組織農村集體活動了。單個家庭進行農業生產的小農生產方式意味著低水平的農業工業化。農民只能為市場提供初級的、幾乎不含任何附加值的農產品。中國的農產品一般很少進行加工，所以附加值含量相對較低，農民的收入因此極為有限。要想進行農業工業化，需要諸如資金、土地和技術等生產資料；單個家庭很難聚集足夠的資本進行農業工業化。事實上，農業工業化在不依賴集體經濟的情況下是很難實現的。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國內農業市場變得更加開放了。2005年之前，中國農產品的平均進口關稅只有15.35%，比美國、日本、歐盟成員國等發達國家的進口關稅要低很多，甚至低于全球62%的平均值。中國的農產品關稅是全球最低的。海外進口的農產品具有質量好、價格低等競爭優勢。一旦中國敞開了大門，就會出現兩種局面：一方面大量農產品將滯銷，即使賣出去價格也十分低廉；另一方面在很多農產品的生產方面，中國從此就得依賴進口了。今天，中國是美國黃豆和棉花最大的進口國。從1997年到2008年，中國進口的黃豆增長了3456萬噸，年增長率達到了26%，占該類產品全球貿易量的51.8%。2007年，中國消費的黃豆中有80%源自進口。
事實上，在中國內地的很多農村，農民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賣出的價錢卻難以支付成本。如今在農村，務農的所得往往比家庭必要消費水平要低很多。以前，土地可以為農民提供居所和生計，如今，土地再也不是生產資料了，從“生產田”變成了“福利田”。這種現象在賣糧所得下降時會變得更為極端，如此一來土地甚至逐漸失去了作為福利來源的功能。如今，農村的很多土地都被廢棄了。這就是中國農民逐漸失去生產資料的過程。
總之，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從本質上只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只能解決基本溫飽，不能帶來繁榮。但是在今天的中國農村，發展早就不是為了解決溫飽這么簡單的了。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農村被卷入了更深層的市場化大潮中，農民生計也變得極其依賴市場和收入了。從九十年代開始，所有商品的供應，從主要的耐用消費品到諸如鹽、糧、油和煤之類的日常消費品，都已經完全市場化了。農民比以往更加依賴貨幣，沒有錢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都無法保證。
失去了作為根基的集體經濟，農村集體便不再提供福利社會保障。現在，送孩子上學要錢，送老人去看病也要錢，單個家庭身上的財政負擔迅速增加。那些在社會主義時期好不容易才走出吃不飽穿不暖日子的人，現在卻發現自己時常因為缺錢而捉襟見肘。以下是來自河北的農民工老李對家庭困境的描述：
城市離不了我們，我們被城市給困住了。家里沒錢，小孩子需要錢上學，不離開老家來城市打工能怎么辦？村里的每個人，從剛剛離開學校的孩子，到五十歲的老人都在外打工，全家人，就像回到了解放前一樣，得為其他人干活才能生存。我們的工作是為別人服務，但卻沒人為我們服務。
在我們認識老李的地方，河北堯村，大部分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堯村共有村民6000人，其中1500人長期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干活，因為大多數時候待在村子里根本沒辦法養家糊口。老李有四個孩子，兩個在讀大學，兩個在讀高中。四個孩子都在上學，這讓老李肩上的經濟負擔變得更加沉重了。一個孩子在大學里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加起來要超過一萬元，如果只依靠土地收入的話，這個數字是一般農村家庭承受不起的。老李唯一的出路就是跟著同村人一起來到工地，成為農民工。
新自由主義常常抨擊計劃經濟對農民的制約，對農民自由的剝奪，但是新自由主義給予農民的最終是將他們交給市場。單個農村家庭是絕對沒有能力跟強大的市場對抗的。在市場經濟時代，那些從集體經濟中“解放”出來的農民，在被迫成為打工者、成為一種價格存在之前，是沒有時間享受這短命的自由的。他們“自由地”來到了城市，成為了“自由的”雇傭工人。在市場經濟的大門前，農民工開始感到了異化，帶著這種感覺，他們走進了生產領域的大門。
簡而言之，在農村生產和社會再生產領域，小農經濟無法為農民生存生計找到出路。一方面，小農經濟模式只能實現低水平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市場改革帶來了消費需求的迅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小農經濟難以為繼，農民被迫離離鄉又離土，來到城市，進入工業區，尋找另一種謀生方式。這便是八、九十年代“打工潮”出現的歷史根源，也是新工人主體形成的背景。
（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破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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