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農業改革出路的再思考
【編者按】
張小申1974年去河南下鄉當知識青年，1975年被調到崗王大隊當生產隊長，接管派性嚴重對立、生產無法正常進行的二隊。在大隊支書王志黑的支持下，張小申專研農時和農業技術、改革一些生產組織方法，二隊很快就在生產上打了翻身仗，從一個后進隊變成了一個先進隊，農民對集體經濟的擁護高漲。然而，張小申卻此時開始了“大包干”，統分結合的嘗試。為何？
在今天推送的這篇文章里，兩位作者通過對70年代這次農業改革實踐的回顧，探討了把馬克思提出的“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聯合體”這種經濟形式由設想變為現實的可能性。人們在討論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時候，免不了要爭論集體經營和個體經營孰優孰劣，那么集體和個體經濟一定是相互對立、不可調和的嗎？兩位作者認為集體經濟發展緩慢，并不是集體方向道路不對，而是沒有找到正確的集體形式。改革的目的是要改掉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弊端，而不是要改掉集體經濟本身，不能把洗澡水與嬰兒一起倒掉，“過猶不及”。
崗王村的改革實踐把生產權利和責任落實到各農戶，在集體經濟的框架下最大程度地激發個體活力，使人們的勞動變得主動、簡約而高效。對集體經濟框架的堅持是崗王的“大包干”和后來宣傳的小崗模式不一樣的地方。
中國的老朋友韓丁曾聽說，改革開放前中央有個調查，顯示是全國的集體經濟有三分之一很好，三分之一一般狀況，三分之一情況不好。在張小申接管之前，二隊很可能就是全國集體經濟村莊中那些搞的不好的三分之一的縮影。張小申思路是通過統分結合，先解決吃飯問題，以集體的壯大來形成“自由人的聯合”。然而什么是自由人的聯合，集體經濟的可持續性需要以培養和打造什么樣的“自由人”，什么樣的集體文化和集體精神為前提？這是本文還未涉及的話題。關于崗王的改革嘗試，我們明天將發表老田的回應，進行進一步的探討。回顧這段經驗，既是探討中國集體經濟的歷史成就和不足，也是給當下停滯不前的農業改革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啟示。
說到中國的農業改革，家喻戶曉的是安徽省小崗村的18個農民，在1978年的冬季，蓋血手印搞了“大包干”。在當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下，小崗村成為了全國農業改革的先行者。
河南省也曾有一個類“小崗村”改革，但是它夭折了。
在1978年的春季，早于安徽小崗村的改革大半年時間，河南省舞鋼區有一個村莊，也開始了農村改革嘗試。1979年冬季，舞鋼區辛衍惠書記冒著政治風險召開了7000人農業大會，推廣了這個村莊的經驗。大會后，全區80%以上的生產隊實施了“大包干”。
河南省沒有遇上萬里這樣的省委書記，這個村莊被批判為“資本主義復辟的黑旗”。后來辛衍惠書記被調離，舞鋼區大多數已經搞了“大包干”的生產隊又被強行合并。帶頭改革的這個村莊頂住壓力沒有合并，但是黨支部書記被撤職，改革整體設想擱淺夭折。
這個被扼殺的“河南小崗村”，就是河南省舞鋼區武功公社崗王大隊崗王村。當時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是王志黑。
崗王村的改革構想是有理論思考的，沒有停留在小崗村的“大包干”的層次，而是試圖對集體和個體經濟“揚長避短”，使兩者在各自“揚棄”自身的基礎上融為新的經濟細胞，這種新細胞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聯合體”。
現在反思三十多年前的崗王村改革，是因為無論小崗村還是南街村都不能給農業改革探明一條令人信服的出路，要另辟新徑。
一、崗王村農業改革和整體構想簡述
與安徽小崗村不同，崗王村的農業改革不是從全村最窮的生產隊發起，而是從當時學大寨已經卓有成效的第二生產隊開始的。
與安徽小崗村還不同的是，崗王村農業改革的原方案的特點，是要保留集體經濟的優點而盡力去除其弊端，同時引入個體經濟的長處而避開其短處，使集體與個體融合為一種新的經濟形式，即“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聯合體”。
用一句話概括，就是“該自由的自由，該聯合的聯合”。
改革初始階段，實施“大包干”,解決社員基本溫飽問題。
改革的第二階段，生產隊逐步提高農業機械化的程度，解放勞動力，興辦糧食深加工等隊辦企業，使集體和農戶的收入同步增長。
改革的第三階段，生產隊在經濟實力增強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農業機械化和科技化的水平，興辦土地集中規模經營的農業科技園場，以高經濟收益和低勞動強度吸引農戶以土地和勞動力入股，自由加入“聯合體”。農戶出入“聯合體”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強迫。農業經濟由此形成“有分有合、分合自由、公私共存、平等競爭”的生態環境。
改革的最終階段，是要把馬克思的“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聯合體”由設想變為現實。農戶可以自由決定是否攜帶生產資料加入或退出集體，加入集體后即獲得集體領導人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罷免權。這種政治權利是由農戶的經濟權利自然生成的，不是任何其他人賜予的。這種具備最真實最充分的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社會細胞將構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健康肌體。
這種改革構想是空想還是妙想？由于領導班子的變換，崗王農業改革在初始階段就夭折了，自然就沒有結論。不過，在農業改革停滯不前的今天，仍能夠從中得到有益的反思。
二、追求真理是崗王改革的深層次原因
通常都說農村的改革是因貧窮而起的，小崗村是如此，全國大多數村莊也是如此。但是，崗王村的改革原因卻有點不一樣。
要說貧窮，崗王村的確很窮，而且是當時全公社最窮的大隊。
崗王，顧名思義處于崗坡高地，缺水，沒有一畝水澆地，收成完全“望天收”，遇上大旱，莊稼絕收，連人畜吃的水還要到幾里外的其它大隊的村莊去挑。
這種高崗地怕旱，應當不怕澇吧？恰恰相反，非常怕澇。這種丘陵高地的土質屬于黃粘土，滲水性極差，加上活土層淺，遇上大雨就成了“硬著腳脖兒可以蹚”的泥湯，莊稼容易爛根黃萎。
土壤貧瘠，怕旱怕澇，好收成畝產三、四百斤，差年成畝產一、兩百斤，“一年糧食半年光，剩下半年打饑荒”，是崗王村當時的真實寫照。
但是，最早啟動改革的崗王二隊并不是最窮的生產隊。在改革動員社員大會上，大多數社員擁護集體體制，不同意分田，愿意跟著領導人繼續集體干；而生產隊長張小申先后開了3次社員大會，反復做工作講道理才說服大家接受改革。
為什么社員們當時并不熱衷于改革呢？
這要從兩年前的崗王二隊說起。
1975年深秋，其它生產隊的小麥已經像針尖樣的出土了，而崗王二隊才種了十幾畝麥子。這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家族宗派嚴重的崗王二隊連續發生群毆事件，原隊長帶領大派把小派打得肋斷骨折，被抓走坐牢。在二隊的大派和小派中都找不出能夠讓全隊社員信服的新任隊長，生產活動癱瘓了。
已經誤了正常的麥子播種期，偏偏又遇上了連陰雨天，崗王這種粘土質遇雨多天都無法進地播種，眼看著這季麥子就種不上了。
公社緊急地抽調了3名知識青年來接管崗王二隊。張小申任生產隊長，張韜任生產隊副隊長，溫選民任記工員。三個知青超脫派性，團結生產骨干，克服濕地困難，用撒播的辦法補種了小麥。
但是，撒播的小麥根植很淺，如果遇上嚴寒可能凍死。為了給小麥保暖，三個知青帶領全隊社員廣積深挖肥源，把幾十年的牛馬豬圈、各家的廁所和糞坑都挖得不見黑土為止，又拆了社員的老舊土坯房當肥料（集體出工出料給拆房戶蓋新土坯房），近300畝麥田都厚厚地蓋上了一層農家肥。
1976年，崗王二隊的小麥大豐收，總產量達到八萬多斤，是歷史上最好的收成。當時公社最先進的生產隊夏季口糧分配標準是每人180斤小麥，崗王二隊為了讓社員吃到2倍標準的每人360斤小麥，按照公社要求一季繳納了兩年的公糧。
不僅夏季，施足肥料的秋糧也是大豐收。崗王二隊在冬季“學大寨”深翻土地，對最貧瘠的30畝高崗地“驢打滾”改造（把一畦活土起到一邊，在死土上施農家肥深翻一尺，再覆蓋上另一畦的活土），種出的紅薯小個的有大碗口粗細，大個的竟然像籃球大小，30畝紅薯的總產量比往年的100多畝還多。往年切片用的紅薯擦子對這么大個的紅薯無可奈何，社員只好把紅薯拉到集市上賣掉。
1976年夏秋兩季豐收，崗王二隊賣了不少余糧，手中有了錢。開社員大會征求群眾同意之后，只拿出小部分用于分紅，其余錢款用于牲畜交易和購買化肥。
生產隊重用兩個懂得牲畜交易的能手，在南陽與漯河牲畜交易市場買賣牲畜，兩年下來，隊里從只有一瘦驢一瘦牛（需要四人抬才能站起來）增長到了八頭牛一驢一馬，有了四套犁耕地的生產力。
知青張小申的母親設法買來了4噸日本原產尿素，增產顯著。1977年，崗王二隊的小麥總產量接近13萬斤，創造了新的歷史記錄。再次按照公社要求一季繳納了兩年的公糧，每個社員的夏季口糧分到了400斤小麥。秋季，崗王二隊購買了手扶拖拉機和全公社第一臺小型收割機。生產隊集體實力大為增強，社員生活明顯改善，勞動強度降低。
崗王二隊只用兩年時間從落后生產隊躋身于武功公社先進生產隊行列。隊長張小申作為“學大寨”先進典型經常參加各級知青先進代表會議和省級農業會議。
通過“學大寨”大干苦干、包干管理和化肥投入，社員的生活在兩年時間里就明顯改善，對集體經濟又重新充滿了信心，覺得沒有必要改變了，跟著現任領導人干就行了。這就是崗王二隊社員當時并不熱衷于分田改革的原因。
但是，其它的生產隊卻難于復制崗王二隊的成功經驗，其表面原因是缺乏稱職的領導人，但其深層次原因是體制問題。
黨支部書記王志黑和二隊隊長張小申在實踐中認識到多數貧困社隊難于擺脫落后面貌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生產隊體制下，大多數社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受到壓抑，動力機制嚴重受損，雖然偶然遇到稱職的的領導人上任能使弊端減輕一些，但稱職的領導人實在難遇，而且個別人的能力也遠遠不足于彌補體制缺陷。領導人一變化，生產隊很快就垮，社員毫無辦法，這種實例屢見不鮮。
集體經濟發展緩慢，并不是集體方向道路不對，而是沒有找到正確的集體形式。所以，農業改革的重點，就是不能再讓體制的成敗依賴于個別領導人的素質，而是要找到領導人能夠容納并激發每個社員的個體活力的集體體制。
從這個層次來講，崗王村的農業改革，便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溫飽，而是根據實踐經驗進行理論思考并再付與實踐，努力改革集體體制的動力機制，探索正確的農業發展道路，是為了追求真理。
三、崗王改革的理論思考來源于實踐
實踐出真知。在生產實踐中會得到很多啟示。這些啟示簡單地講，就是集體有集體的優勢和弊端，個體有個體的長處和局限。正確的農業改革就是要取兩者之長，補兩者之短。
1.從“小包干”消滅草荒實踐中得到的啟示
1976年夏收后，河南省政府組織知識青年先進代表到山西昔陽大寨等地參觀學習，二隊隊長張小申離開了生產隊大約20天時間。這期間，遇到多雨天氣，幾百畝秋苗嚴重草荒。盡管副隊長也帶領社員鋤草，但措施不力，鋤掉的草沒有揀出去，遇雨馬上又坐活了。
張小申回村后領著男女勞動力起早摸黑鋤草。由于草與苗已經盤結在一起，要把草揀出來，鋤起來非常費力費時，大多數壯勞力累得滿手血泡非常疲憊，兩天時間才搶救出來30多畝秋苗。
苗已經發黃，以此進度，有一半的秋苗會被草荒“吃掉”。
晚上開隊委擴大會議集思廣益，有人提出可以“小包干”，即按行按壟分包給各戶，按工作量計算工分，這樣在工分制度下無法參與勞動的老弱婦孺也可以下地鋤草揀草，進度會大大加快。
次日便實行“小包干”。由于明確了分包范圍，天還沒有亮，地里已經很多人了。老人和兒童也拿著小鏟子下地了。僅僅兩天，與“大呼隆”同樣用了兩天時間，200多畝草荒被除得干干凈凈。
方法一變，便高出幾倍以上的勞動效率。使人震驚，讓人深思。
知青張小申與大隊黨支部書記王志黑關系密切，每隔幾天就要見面聊一聊。這次二隊用“小包干”的方法消滅草荒的事，黨支部書記王志黑非常贊賞。這件事給他們的啟示是：
（1）群眾中蘊藏的受壓抑的潛在生產力是難于想象的巨大；
（2）集體勞動必須依賴好的領導人。領導不力，生產就會受損；
（3）即便是領導很得力，“大呼隆”的勞動方式仍是低效率的；
（4）平均工分制不是最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的計酬分配方式。
2.從“小包干”杜絕假糞中得到的啟示
毛主席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是“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在那個化肥還很稀缺的年代，農家肥料對增產的作用非常重要。以至于在生產隊的工分構成中，各家各戶積肥所換取的工分總量甚至會超過勞動力出勤所得的工分總量。長此以往，就使得一些人做假肥料騙取大量的工分。
于是乎，“驗糞”成了生產隊的一項重要的工作，而且必須是干部親自參與，人少了擔心不公正，往往是一群人，把糞堆刨開，手抓鼻嗅，評定等級，量方過磅，折合成工分，耗費了大量的工時。
驗收后，生產隊派人把糞運走堆成大堆。稍微遲一點，有一部分糞就會被該戶重新鏟回到糞坑的水中。而且，做假手段高的以及與干部關系好的人仍然能用假糞騙取大量的工分。這使得做假糞成為普遍現象，誰不做假誰是傻瓜。假糞比真糞還要重，費時費力運到地里，“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能長出好莊稼才是咄咄怪事呢。
“驗糞”成了干部謀私、分配不公正和社員間矛盾高發區。即便是力主公正的好干部，你得長多少雙眼睛，有多么睿智的頭腦才能不被蒙騙？
二隊隊長張小申驗了幾次糞之后，覺得這是個大漏洞，但這是在生產隊“大呼隆”體制和平均工分制環境下的衍生物，體制不變，根本沒有辦法徹底堵死。崗王二隊在除草管理環節實施“小包干”之后，為除掉造假糞騙工分這個多年的痼疾奠定了體制基礎。
崗王二隊取消了“驗糞”，讓各戶把自己家積的肥料直接運送到他們所包干管理的地塊，秋后根據莊稼的長勢和實際產量來評定肥料的等級并折合成工分。
這樣，“小包干”從起初的鋤草環節擴展到了從種到收的每一個生產環節，只剩最后收獲的糧食仍是歸成大堆統一按工分分配的。
再也不用在“驗糞”上耗費大量工時和口舌了。社員不再費盡心機做假糞了。誰家管理的地塊莊稼長勢不好，不僅得不到肥料的高工分，還會成為大家嘲笑的話柄。而且，最終的產量決定綜合工分的多少，促使很多社員開始增多飼養雞鴨豬羊，以獲取高質量肥料。
包干施肥，用工少了，矛盾少了，干部省勁了，產量增加了。
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是，由于每家每戶的利益收入已經明確地與各自勞動的質量和數量固定在一起，不再能夠靠幫派勢力少干活多拿工分占集體的便宜了，生產隊的宗派幫派便逐漸淡化解體了。
王志黑和張小申從這件事得到的啟示是：
（1）好的制度使人變好，制度不好則使人變壞；制度是總綱；
（2）制度好，人們的勞動是主動、簡約而高效的，生活是誠實而快樂的；制度不好，人們的勞動往往是被動的、繁復的、低效的甚至有害的，相互之間充滿欺詐的痛苦和無奈。
3.從統分結合的抗旱中得到的啟示
1977年秋季，崗王村遇到了嚴重的旱災。由于沒有水利設施，沒有一畝水澆地，大旱災對崗王村往往意味著絕收。
崗王村與其它大隊交界的東西邊緣有兩個“大躍進”時期挖的小水塘，久旱無雨，水也不多了。崗王二隊緊急開挖引水溝，購買柴油機和水泵，三級提升西水塘的水到崗頂，然后順坡修渠澆地抗旱。
但是很快就發現，土壤干涸，地勢傾斜，大水漫灌抗旱法很浪費水，水塘的水只能澆十幾畝地，其余的200多畝秋苗將無水可救。
秋苗已經卷葉變黃。如果幾天內無雨，秋田將減產甚至絕收。
支部書記王志黑提議，以二隊具備的條件，可以采用“點穴法”抗旱，即在莊稼根邊挖坑，澆一大碗水再覆土保墑，可以保住秋苗，等待降雨。經過計算，“點穴法”比漫灌法節水90%以上，這樣，全隊200多畝旱田都有水可用。
但是，“點穴法”比漫灌法要多費幾十倍的勞動量，如果用“大呼隆”的勞動方式，做不到高效而省水。好在崗王二隊已經實行了兩年的“小包干”，用“點穴法”包干抗旱就顯得水到渠成了。
于是，崗王二隊抽出專有人員統籌安排水渠流向，統一用塑料膜鋪襯水渠防止途中滲水消耗，把水送到各家各戶包干地頭的蓄水坑里。又是老幼婦孺齊上陣，挖坑，澆水，覆土，挑燈夜戰，幾天時間200多畝旱田全部“點穴”澆了一遍，保住了秋苗，等到了降雨，秋糧獲得了大豐收。
而其它五個生產隊集體經濟底子薄弱，農用機械少，同時還沒有實行“小包干”，面對旱情束手無策，秋糧減產嚴重。
從這次抗旱經驗得出的重要啟示是：
（1）集體統籌利用資源的作用在抗災中非常關鍵，不可或缺；
（2）生產中要實事求是，宜統則統，宜分則分，不可偏廢；
（3）根據二隊的經驗推算，全村儲存3萬噸水，即可抗旱保收。
4.從統分結合開挖大水塘中得到的啟示
當時，崗王村只有一眼經常有水的井。遇到像1977年這樣的干旱，這口井也會干涸，人畜飲用水都得到幾里外的其它大隊村莊去挑，不僅費力誤工費時，甚至還要忍受其它村莊守井村婦的辱罵。
如果花錢請機械打井隊打井，以崗王村的高崗地質條件，要鉆得很深，有可能出水，也可能不出水。崗王大隊當時的集體和群眾都很窮，都不同意冒這種花大錢打一個干窟窿的風險。
于是，支部書記王志黑決心開挖一個可以蓄幾萬噸水的大水塘，徹底解決全村人畜飲用以及抗旱保收用水的基本水源。
王志黑對挖這個大水塘的地點早已心中有數了。村東南有一片洼地，是“大躍進”時期挖的蓄水塘，當年全村勞動力“鼓足干勁”“大呼隆”干了幾個冬季，只挖了參差不等的齊腰深，便半途而廢了。這片洼地澇雨天積水無法耕種了，干旱天急用水時卻沒有水。
這片群眾稱為“片洼”的地有九畝左右，如果要達到全村人畜用水以及1600多畝地抗旱基本夠用的水量，至少要蓄水3萬噸（立方米）。那么，在這九畝洼地上按45度坡度下挖7米深就可以了。
挖得越深難度越大。這么大的工程量如果用“大呼隆”的勞動方式，全村人恐怕得用十個農閑冬季；而每年的雨季積水會使以后的工程越來越困難。于是，根據崗王二隊“小包干”的勞動效率的測算，王志黑和張小申計劃只用一個冬季就要完成這個工程。
王志黑與張小申通過幾次徹夜長談，從“小包干”中汲取經驗，決心把挖塘任務按人口分包到各生產隊，然后各生產隊再分包到每一個家庭的每一個健壯勞動力。生產隊不僅按土方完成量計算工分，還直接分些糧食作為重體力勞動的口糧補貼。
經過干部開會統一思想和群眾動員，1977年初冬，九畝大塘開挖。全大隊干部群眾每一個健壯勞動力都分攤挖塘土方，女勞動力分得男勞動力土方量的80%。支部書記王志黑經常要到公社開會，也與壯勞動力一樣分攤土方任務，做到了身先士卒，以身作則。沒有分得任務的老弱家屬們也都上工地幫忙，工地上熱火朝天、不甘落后、挑燈夜戰的場面十分感人。
知青張小申的大姨為了支持挖塘，專程從市區埡口來崗王給外甥做了一個月的飯。結果，張小申個人只用了25天，二隊整體只用了30天時間，在六個生產隊中率先完成了下挖7米深的工程任務。其它生產隊也在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內陸陸續續完成了土方任務。
這個三萬多立方米水量的大水塘，從1978年蓄水迄今三十多年，旱情最重時仍保有大半塘的水，徹底解決了崗王村缺水的問題。
1977年冬季挖塘的勞動效率是“大躍進”時期的十幾倍。支部書記王志黑和二隊隊長張小申從中得到的重要啟示是：
（1）給群眾帶來切身利益的舉措，定能得到群眾全副身心的擁護；
（2）集體的大車廂只靠干部拉動，其動力和效率遠遠達不到最大和最好；要想達到最佳，必須“把發動機裝到每個人身上”。
以上實例只是實踐中很多啟示中的幾個有代表性的。張小申對這些實踐經驗進行了理論層次的歸納和思考，得出以下結論：
1當時的集體所有制實質上就是干部所有制
所有制在此主要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指人們以不同的形式同生產資料結合而產生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包括生產資料的處分、占有、使用、收益和排除他人干涉這五個基本方面。
從理論上講，在集體所有制條件下，每個社員都是所在集體組織的生產資料的主人；但在實際生活中的微觀層次，沒有任何社員能夠與生產資料真實而直接地結合在一起，掌握集體經濟生產資料生殺予奪大權的是基層干部；群眾手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是虛置的，其占有權、收益權也是間接的和不充分的。
在集體所有制的“三級所有”中，武功公社的干部是區委任命的，崗王大隊的干部是公社指派的，生產隊干部是大隊指派的。社員的政治權利在三個層次都被虛置了，只存在于紙面上。
如果基層干部不是由社員民主選舉而是由上級任命的，社員就不具備對干部的有效監督權利，那么，對生產資料的間接控制的最后手段也喪失了，絕大多數社員的所有權就被徹底地虛置和剝奪了，集體所有制就蛻變為少數干部所有制。
同理，迄今為止，中國所謂的公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也不是國家所有制，而是少數官員所有制。
2平均工分制根本無法做到“按勞分配”
如果當時的集體體制能夠較為準確地“按勞分配”，讓社員獲得應有的勞動所得，勞動效率會不斷地提高，生活會不斷的改善。可惜的是，充滿平均主義的平均工分制根本就做不到“按勞分配”。
為什么要把集體經濟的工分制稱為“平均工分制”呢？
大家都知道，每個人的體力和智力是不一樣的。即使能力相近，由于心情的不同，也會影響在勞動中的投入。但是在生產隊中，每人的工分不是依據能力和勞動量實際投入，而是平均計酬的。
當時的工分制的原則方案是公社制定的，各大隊、生產隊的執行情況大同小異。以崗王二隊為例，無論體力強弱，男勞力一律每天12分：早工2分，上午5分，下午5分；女勞動力一律10分：早工2分，上午4分，下午4分。老弱勞動力在農忙參與勞動時按半工計酬，工分在4分—6分之間。加班時根據工作量靈活計酬。
以鋤地為例，即使一個女勞動力鋤地比多數男勞力鋤得又快又好，也要低于男勞力的工分。自然，她也沒有全力投入的意愿了。
又比如，勞動力A與勞動力B體力相近，但一個實誠一個滑頭，鋤地進度相同，但是一個鋤得又深又透，另一個又淺又漏（用浮土蓋住夾生漏鋤的地方）。農諺說“鋤頭上有糞”，說的就是地鋤得深透，抗旱保墑，莊稼長勢好，等于上了一茬糞。A、B兩人的勞動投入不同，增產效果也不同，但他們的工分計酬是相同的，被拉平了。
這種平均主義當然不僅僅存在于鋤地勞作中，而是在生產隊的所有的不能計件計酬的勞動中都存在。長此以往，獎懶罰勤，集體勞動蛻變為“出勤不出力”的“大呼隆”成了普遍現象。
針對這種弊端，“小包干”是把勞動盡可能地分解為可以計件計量計酬，減少工分中被平均的成分，使勞動成果盡可能地趨近于“按勞分配”；而“大包干”是把勞動及其成果完全分解到農戶，廢除了工分制，精準地實現了“按勞分配”。
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均工分制不僅不可能做到“按勞分配”，它本身就是“按勞分配”的制度障礙。改革就是廢除平均主義，把經濟權利還到群眾手中，實現“按勞分配”的過程。
3成功的集體經濟必須以不損害個體活力為基礎
人類創造財富的過程是勞動者與勞動對象結合并對勞動對象加予合理改變的過程。所謂合理改變，就是對人類有益的變化。
勞動者不能與勞動對象結合，或不能充分結合，或在結合的過程中不能對勞動對象加予合理改變，都會阻礙財富的產生。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都是如此。
對勞動對象加予合理改變，必須以勞動者的“合理化判斷”為基礎。在勞動過程中，只有與勞動對象長期緊密結合的人才有可能做出最準確的“合理化判斷”，脫離勞動對象的人難免產生誤判。
集體的“大呼隆”體制，長期地嚴重地阻礙了社員個體與勞動對象的合理結合，壓抑和扼殺了社員個體的能動性、創造力和“合理化判斷”，堵塞了財富的最根本的源泉——勞動者的個體活力。
舉例來說，崗王二隊，莊稼地里有了草，因為隊長出差領導缺位，未受指派的社員，即便想除草也不能擅自去鋤草；副隊長安排勞力不足，措施不力，而且鋤不及，鋤不凈，形成了大面積草荒。
用“小包干”動員全體勞動力能夠迅速消滅草荒，是長年除草的社員們作出的“合理化判斷”。而長期脫離生產實踐的上層干部們認為“大呼隆”的勞動方式就可以搞好生產，因此要制止離經叛道的“小包干”。
實施“大包干”之后，除了農忙時節，平日里群眾不再像集體勞動時整日頂著烈日曝曬，一早一晚就把農活處理得妥妥當當。這是勞動力與勞動對象能夠在時間、空間上充分合理結合、激發個體活力、杜絕無效低效勞動的結果。在集體經濟形式下，社員個體的各項權利實質上都掌握在基層干部手中，集體所有制其實就是干部所有制；平均工分制根本做不到“按勞分配”，勞動付出與利益收入嚴重脫節；個人勞動必須等待干部調遣，社員群眾淪為干部的四肢的簡單延長，嚴重忽視和壓抑了勞動者的自主性和判斷力。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能不能發揮出來以及能發揮到什么程度，完全取決于基層干部素質的優劣高低。集體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和管理體制必須改革。
此外，如果再攤上村干部拉幫結派，又貪又占，好逸惡勞，處事不公，就會加劇損害多數社員對集體所有制的聚心力。合久必分，分田單干在當時是有廣泛的社會心理基礎的。
但是，幾千年的歷史證明，一盤散沙的小農經濟絕不是農業的根本出路。實踐中的啟示也證明，集體組織形式在宏觀規劃、統籌利用資源和集中力量辦大事諸方面都有著個體經濟無法企及的作用。改革的目的是要改掉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弊端，而不是要改掉集體經濟本身，不能把洗澡水與嬰兒一起倒掉，“過猶不及”。
四、崗王改革的詳細過程、步驟、困難和風險
崗王村的改革初衷是要在集體經濟的框架下最大程度地激發個體活力，在把生產權利和責任落實到各農戶的同時，要保留、完善和壯大集體經濟。這樣的構思與分田單干是有本質區別的。
具體怎么做，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
對集體經濟進行改革，在當時是要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的。作為基層黨支部書記，要遵守政府的指令，同時又要成功地突破當時政策禁區實施改革，必須特別地講究方法、策略和步驟。
1.知青開路
知識青年張小申是受公社委派擔任崗王二隊隊長的。而知青骨干當時是國家政策關照呵護的寵兒，能夠承擔較大的政治風險。張小申不怕吃苦，敢想敢干，勤于學習思索，有超前意識。
張小申經常作為先進代表參加省里的知青會議和農業會議。有一次，河南省常務副省長戴蘇理接見知青代表，省知青辦主任任雷遠指著張小申介紹說“這是張某某的兒子”，戴蘇理副省長高興地抓住張小申的雙手說“哎呀，你們小時候我經常抱你還記得嗎？我們兩家是鄰居呀”，在舞鋼區知青辦主任面前與張小申長聊了十幾分鐘。
自此之后，“張小申在省里有后臺”說法在舞鋼區就傳開了。盡管這完全是誤傳，但確實成為了崗王二隊推進改革的有利因素。
因此，在黨支部書記王志黑的安排下，張小申率領崗王二隊先行一步，開啟改革。
2.先易后難
1978年春天，在九畝大水塘竣工的鼓舞和啟發下，崗王二隊開始由“小包干”轉為實行“包產到組”，大隊的其它生產隊先后開始實行“小包干”。支部副書記所在的四隊反對包干改革，仍堅持了原來的平均主義“大呼隆”生產方式。
“包產到組”的具體做法是，把生產隊的農戶自愿結合為幾個組，組長由本組成員選舉，然后按照各組的人口把土地、農具、牲畜分到各組；機械設備和集體房屋不分，由生產隊安排各組使用并合理付酬；各組生產出的糧食，扣除應攤的公糧征購、種子、飼料，以及五保戶、軍烈屬的補助之外，剩余的按照人口、工分分配。
包產到組之后，生產單元小了，勞動投入與個人收益的關系比生產隊時更貼切更透明了，生產管理更民主了，社員紛紛從生活中擠出錢或者借錢湊錢購買良種、化肥、農藥、農具，更加精耕細作和注重科學管理，夏季喜獲大豐收。
改革的生產隊取得了豐收，完成國家公糧征購之后，社員夏季口糧從90斤猛增到200多斤。而固守平均主義“大呼隆”生產方式的四隊，公糧征購沒有完成，社員夏季口糧還是90斤。
在事實的鮮明對比之下，四隊的群眾強烈要求改革。1978年夏收之后，全大隊六個生產隊全部實施了“包產到組”的改革。
3.由淺入深
不過，包產到組的問題也很快就顯露出來了。“大呼隆”變成“小呼隆”，耍滑的人與實干的人很難合作長久。老社員們都一致認為，效率最高矛盾最少的生產方式就是1962年的“包產到戶”。
但是，如果“包產到戶”最終導致集體經濟解體，就滑向了分田單干的小農經濟。中國農村人多地少，小農經濟的狹小規模只能解決農戶的溫飽，農業會處于長期停滯的狀況。
如何在取得最佳勞動效率的同時使集體經濟同步壯大？王志黑與張小申就此多次徹夜長談。最終得出了一個改革原則，即“公私兼顧，實事求是，該自由的自由，該集中的集中”。
按照這個原則，1978年冬季，崗王二隊實施了確保集體經濟與個體農戶同步發展的“大包干”，具體做法是，下放經營管理權到農戶，把土地、牲畜和其它農業資料分散到農戶，農戶每畝地每年向生產隊繳納100斤糧食和100元現金，用于集體積累和解決糧食征購、軍烈屬和五保戶的生活補助等公共支出。
隊里的柴油機、抽水機、拖拉機和小型收割機、庫房和隊辦企業等集體資產，保留其集體性質絕不分散，農戶使用時需合理付酬；分田時保全公共水渠以維護集體抗旱的優勢；農戶獲得了生產資料和經營自主權，干勁十足，牲畜總量猛增了幾十倍；糧食產量和多種經營收入增加，隊里的管理開支減少，全隊的300多畝土地每年可以有3萬多斤糧食和3萬多元現金集中到生產隊，使得生產隊在兼顧國家（公糧）、集體（積累）和個人（貧困補助）問題上越來越有實力。
4．知險而上
當時干部隊伍的思想普遍偏左，對于“小包干”和“包產到組”已經頗有微詞，但尚可容忍；對于非常近似于分田單干的“大包干”則認為是“復辟資本主義”，絕不能容忍。
1978年3月，崗王二隊“包產到組”剛剛起步，就被公社主要領導人嚴令制止。公社第一書記李**訓斥王志黑說：“志黑，你把土地、牲口、農具都分包到組是歷史大倒退，違背以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政策，你是要負責任的！”反對改革的大隊副支部書記王**接著說：“你的搞法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分田單干，我那個生產隊（四隊）堅決不分。”王志黑回答說：“咱大隊的群眾，半年都沒有口糧吃，糠菜半年糧，包產到組已經證明能夠解決群眾吃飽飯問題。你說，包產到組是資本主義，那么吃不飽肚子就是社會主義嗎？社會主義就是讓群眾一直過貧困的生活？那么無數先烈的鮮血不就白流了嗎？”說得他們啞口無言。
改革到了“大包干”階段，王志黑承擔的壓力和風險就更大了。那時候區里和公社開會，內容竟然多數是對王志黑的批斗，幾乎會會都批，各位領導輪番轟炸，橫眉冷對，言辭犀利，上綱上線，還是“大倒退”、“資本主義復辟”、“破壞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政策”那幾頂政治高帽。
有同情改革的干部悄悄對王志黑說：“包產的事情別再搞了，看勁頭上邊是要收拾你，合并了吧，出去躲一陣子吧，要是還搞下去非吃大虧不可。”
面對政治風險，王志黑沒有退縮。他已經早做好了心理準備，為了群眾利益，為了追求真理，可以承擔處分降職甚至坐牢的打擊。
5.全區推廣
敢于承擔政治風險的不只是王志黑這樣的基層小干部，舞鋼區區委書記辛衍惠也是一位為了探求真理勇于擔當的好干部。
1979年秋，原區委副書記辛衍惠擔任區委書記不久，就派人到崗王村了解改革的情況，王志黑詳細作了陳述。區委領導聽后說，你們制定的改革方案非常周密，是全區唯一的詳細方案，整個過程敘述得也很實在，是非常突出的正面典型。
隨后，辛衍惠書記力排眾議，召開了三級擴大會議，號稱7000人大會，大會的主要內容就是介紹和推廣武功公社崗王村的“大包干”改革經驗。
區委秘書班子通知崗王大隊準備大會發言，介紹改革經驗，但只能講包產到組，不能講“大包干”。考慮到黨員干部的組織紀律性，王志黑決定讓知識青年生產隊長張小申上臺，他有脫稿發言的能力，可以不受限制地介紹崗王村改革的真實情況，效果更好。
大會當天上午，張小申拿到經秘書組修改的發言稿時，發現稿子被改得面目全非，決定脫稿發言。崗王村改革的發言被刻意安排在最后，張小申上臺發言時，已經近中午12點了。由于對前面各位領導的發言不感興趣，山坡會場上幾千人交頭接耳的嗡嗡聲，壓過了擴音喇叭的聲音。
張小申開口講了幾句話，會場開始靜了下來。隨著張小申講得越來越深入，會場靜得只有喇叭的聲音，似乎針掉在地上也能聽得見。張小申講了“學大寨”的成效，講了“小包干”除草荒，講了包干抗旱，講了杜絕假糞和“無效勞動”，講了挖大水塘，講了“大包干”，甚至講了老子“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的哲理。由于張小申講的全是農民熟悉的事情，講理論和哲理也是用的農村的事例和語言，群眾聽得懂，會場響起一遍遍的掌聲和笑聲。
脫稿發言引起秘書的不滿，在一旁多次提示張小申按照稿子念，并耳語說“沒時間了，要開午飯了”。見此情景，全場群眾高喊：“讓他講！讓他講下去！”這種場面讓人激動，這是全區基層干部群眾對崗王村改革的贊同與肯定，是鼓勵與鞭策。
張小申在大會上的發言，加速了全區農業改革的步伐。會后，全區掀起了“大包干”的高潮，到崗王村學習經驗的大隊、生產隊絡繹不絕，全區約有80%的生產隊實行了“大包干”。
6.承擔風險
支持“大包干”改革的辛衍惠書記很快就被調到平頂山市任副職，對“大包干”一直持反對態度的周*于1980年初重返舞鋼區任區委書記。周*書記回來后，嚴令糾正“大包干”，強迫合并返回“大呼隆”體制。在重壓之下，全區大多數已經搞了“大包干”的生產隊又被強行合并了。
有一天晚上，張小申把王志黑從家里叫到偏僻處說：“我媽今天下午參加了區委擴大會議，重點研究處理咱崗王大隊包產到戶問題，說咱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先把你這個書記抓起來，再合并生產隊。會上也有區委領導提出不同意見，但情況仍然很危險。你怕不怕？”
王志黑說：“這沒啥怕的，咱大隊群眾家里已經有余糧了。把我抓起來，大不了坐幾年牢。只要群眾有飯吃，坐牢也值得。”張小申說：“好，不愧是我認識的支部書記。如果把你抓了，我就去省里反映情況。咱們的做法不符合區委的意圖，恐怕不會放過我們，你要有思想準備。今天晚上咱倆單獨談，是不讓家人知道擔驚受怕。”
后來，區委書記周*也曾帶領幾個干部來崗王調研農村改革。在座談會上，崗王村的黨員、干部和群眾用發自肺腑的感情頌揚改革，他們擺出改革前后的數據對比，有說服力，樸實感人。王志黑匯報了整體改革構想，著重說明了“大包干”只是改革的初始階段，其重點是解決群眾的溫飽問題。在改革以后的幾個階段，重點轉為以集體的宏觀實力和科技優勢吸引農戶自由地加入集體規模化經營，創立更有活力的新型集體經濟形式。
7.遭受打擊
王志黑試圖消除上級領導對崗王村改革的誤解，但是于事無補。即使事實證明你沒有錯，僅僅因為你不聽話，讓上級組織為你承擔了政策風險，這樣的有棱角的干部必須下臺。
1981年冬季，公社進行支部改選。改選之前，公社就已經內定了崗王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副書記和支部委員。選舉前，包隊干部四下活動，暗箱操作，吩咐黨員按照公社指定的人選投票。最終，得票第一的人選和得票第三的王志黑都未能進入支部班子，而得票第八的以及3個得票很少的人被硬塞進支部班子，使所謂的選舉演成了一場假戲。
把王志黑踢出支部班子是整人的前奏。隨即成立工作組開始內查外調，限制王志黑的人身自由，日夜監視跟蹤，搜集王志黑經濟上的貪腐證據。但是幾個月的調查，反而證明了王志黑在經濟上的清廉，不僅沒有貪污集體分文，反而集體還倒欠王志黑三年的工資、外出補助等費用共計3000元。在其它方面也沒有查出任何問題。
在工作組審查王志黑期間，王志黑家的3畝煙葉和6畝玉米一夜之間被人損毀，顆粒無收，損失價值5000元，家庭經濟狀況大傷元氣，10年沒有翻身。而工作組在此事件發生的當天卷鋪蓋跑掉了，再也沒有回來，真難于猜測他們是不是相互勾結的關系。
8.老驥伏櫪
崗王村黨支部班子變換之后，原來堅決反對改革的黨支部副書記當上了支部書記。工作組與新的支部班子試圖把“大包干”重新合并為“大呼隆”，但是已經嘗到改革甜頭的群眾根本不予理睬，工作組也無可奈何。王志黑一直處于挨整的狀態，張小申回城參加了工作，崗王改革便無法按照原定方案向前推進了。
1982年1月1日，中央頒發了第一個有關農業的《一號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大包干”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證明了崗王改革的超前性和政策合法性。
但是，舞鋼區和武功公社兩級組織并沒有任何給王志黑恢復名譽的措施，也沒有給崗王村改革應有的正確評價。而崗王大隊新任支部書記由原有的反對改革的極左立場轉向極右，完全拋棄了崗王村原定的集體與個體同步發展的整體改革方案，分掉了集體財產，使崗王改革趨于一盤散沙的分田單干，夭折在改革的初始階段。
王志黑如今已經72歲，多年遭受的打擊迫害使得他須發全白了。這個為當地農業發展做出過突出貢獻的老黨員，被冷落在一邊，至今享受不到政府的應有的待遇和補償。這是嚴重的不公平。
看到如今中國農村的破敗，農業的停滯，農民的困境，王志黑痛心地回顧38年前的崗王改革，如果不是中途夭折，崗王村一定會為解決“三農”難題做出貢獻。正所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崗王村獨特的改革嘗試被扼殺在萌芽狀態中。這不僅僅是王志黑們的遺憾，也是中國農村的遺憾。
2016年1月29日
作者簡介：王志黑，河南省舞鋼區原武功公社崗王大隊黨支部書記；張小申，河南省舞鋼區原武功公社崗王大隊二隊隊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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