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小城市的死與生：一種城市問題的視角
前言：中國城市化進程已經導致了極化發展形態基礎上的非均衡格局。過去30多年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整體加速，共有超過5億人口進城。這龐大的新增城市人口數量，推動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鎮全面較快增長。
但自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之后十幾年間，中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發展速度、規模、能級和影響力，明顯超過了數量眾多的小城市。根據新的城市規模設定標準，我國有超過1800多個城市屬于小城市，小城市數量占中國縣城以上規模城市總量比例便超過了85%。中國整體上還處于一個小城市占絕對多數的城鎮化分布形態。
占比多數的小城市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發展質量高低，是決定中國城鎮化發展順利與否的根本性問題。重視和改善小城市發展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顯得尤為緊迫與重要。
“小城市病”：概念與內涵
城市社會結構變遷帶來了普遍意義上的“城市病”。“城市病”是古典城市社會學家提出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諸如沃思就從城市人口的非人格化屬性提出，城市釀成了一種社會病態的傾向如犯罪、暴力、精神病，隨著城市人口密度加大，這個傾向只會日益強化。后來城市病癥狀逐漸發展并描繪為各種相對鄉村社會的結構性的、惡化性的社會問題。
“城市病”是指在一國城市化尚未完全實現的階段中，因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由于城市系統存在缺失而影響城市系統整體性運動所導致的對社會經濟的負面效應。
張鴻雁認為，城市問題或“城市病”可以理解為世界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伴生品。從事物存在及事物問題的存在方式論起的話，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問題，中小城市有中小城市的問題，因為還有“農村病”、還有“小城鎮病”等問題，世界上每一種存在的事物都有“病”，這就是事物的存在本質。
滕尼斯在社區與社會的差別時，從人際觀察出發談論過城市病。他認為，社會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社會的基礎是個人、個人的思想和意志。在城市問題由來上，他側重研究了人際關系，他認為緊張無序的人際關系是造成城市病的原因，由于城市中的人們是基于經濟自由主義、個體主義和現代機械文明之上相聯結，他們沒有共同的目標和原則，自私自利，相互之間充滿敵意。由于城市人口規模和密度乃至異質性的關系，城市人際關系的變遷的確會導致社會關系、社會交往乃至社會道德的滑坡，這已經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體現出來。
迪爾凱姆在研究城市問時強調了社會分工的影響，他認為分工增強了人們之間的異質性。因為“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中，往往帶來較明顯的社會失范、社會危機和社會混亂，如社會成員貧富差距加大、城市文明遭遇挑戰、經濟環境不協調，道德淪喪，人際關系冷淡，資源分配不合理、利益分配不公平等。”城市化進程就是人類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城市社會就是一個社會分工日益發達的社會有機體。迪爾凱姆所指出的城市問題，便是城市化進程中一種經由社會分工引發的沖突與混亂的社會后果。
而帕克基于美國大城市芝加哥，從城市人類活動來研究城市問題。帕克指導并進行了15項有關城市問題的研究，其對象包括非法團伙、流浪漢、職業舞女、妓女、吸毒、青少年犯罪以及猶太移民等等。帕克的研究表明，美國城市化中遭遇的城市問題，種類多樣，結構多元，群體屬性復雜。
當然不是所有的城市問題都是“城市病”，但愈發嚴重的城市問題，引發了嚴重的社會焦慮、發展困境和持續惡化的城市問題，便可以理解為“城市病”。
從國內外文獻中可以看出，“城市病”一是指鄉村社會轉變城市社會之后而產生的迥異于傳統鄉村社區社會結構的專屬于城市的各種問題，諸如人情淡漠、道德淪喪、自私自利、貧富分化等問題；二是特指在城市化發展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過程中出現的大城市所特有的社會問題，諸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住房緊張、城市犯罪等問題。
小城市問題特別是“小城市病”在學術研究中長期缺位。在國內研究文獻中，城市問題是一個顯性研究議題，也是城市研究中的核心命題。但學者們在研究城市問題時，主要聚焦于中國的大城市，把“大城市病”作為了一個核心關注點。
CNKI文獻庫顯示，截止到2015年7月，篇名討論“城市病”的文章共有260篇，其中主題聚焦大城市開展討論的文章有234篇；篇名討論“大城市病”的文獻有33篇；篇名討論“小城鎮”的文獻有13989篇；而篇名為“小城市病”的為2篇，篇名討論“小城市問題”的文章為2篇。
可見，在大城市快速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由于城市人口、工業以及交通運輸等行業和社會資源過度集中而引起的社會問題，由于城市盲目擴張或者過度使用資源而造成大范圍的交通問題、環境問題、資源利用問題以及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紊亂等問題，使整個城市處于失衡和無序的狀態”的“大城市病”，早已成了中外城市研究中的“顯性問題”。同樣，小城鎮問題，在費孝通先生的“小城鎮大問題”的討論下，也不間斷地被置于學術研究的視域之中。而介于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的小城市，即數量龐大的城區人口少于50萬的地級市、縣級市和縣城，作為學術研究中的類型化“對象”，卻乏人問津。
誠然，小城市不同于小城鎮具有的“城市末端化”屬性，它們更像是處于中國大城市化與小城鎮化譜系中的中間過渡形態。而事實上，在中國改革開放、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小城市已經具備了一種學術層面的類型特征。相較于學術界大量關注的“大城市病”問題，因結構性原因導致的“先天性營養不足”的小城市，也逐漸形成了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內卷化”（involution）【注】的“小城市病”。
編者注：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 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
小城市在城鎮化進程中的也存在著明顯的城市問題“惡化”趨勢。城鎮化的軌跡，主要體現為鄉村人口不斷向城市快速集聚的過程。中國小城市，在兩種不同的城市發展階段中，都出現了日益嚴重的小城市問題。
一是“滯后型城鎮化”帶來的供給不足的問題。一旦小城市建設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長的需求，就會導致城市基礎設施的供給滯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長，從而引發一系列的矛盾，出現環境污染、人口擁擠、治安惡化等城市病。
二是“超前城鎮化”帶來的供給過剩的問題。在過去十多年，包括小城市在內的幾乎所有城市都開展了“攤大餅”似的城市擴張，開發區、新社區迅速崛起，工業廠房與居住樓房呈現大面積過剩，爛尾項目越來越多，從而導致了小城市的空城化與市容蕭條的局面。
大量的小城市由于發展資源不足，人才集聚不多，內生性發展能力欠缺，在大城市持續“抽血”小城市的極化發展格局之下，各種發展性矛盾不斷積累，弊端不斷放大，從而導致小城市病的出現。在經濟下行周期，我國各地區的小城市病的還將持續爆發，諸如產業結構單一與就業機會不足、人才持續流失、住房供給過剩與資產價格走低、文化氛圍淡薄、創新資源缺乏等問題。這些問題集中體現為生活方式庸俗化、社會交往強關系化、經濟增長模式僵化、創新資源衰竭化，概況而言，可以理解為小城市病的“庸墮化”現象。
“小城市病”集中體現為一種“庸墮化”特征。“庸墮化”主要體現為精神生活的庸俗化趨勢，經濟物質層面的差距擴大化趨勢。由于大多數小城市受人口、資源和社會文化慣習的影響，城鎮化發展的能力越來越弱化，從而導致了城市社會關系與社會生活庸俗化，市民的精神面貌呈現懶惰、不進取。
伴隨社會生活的庸俗化，還有小城市經濟發展的能力退化，與大城市產生更大的鴻溝，形成了一種經濟發展的“墮距”，并且在短時間內，很難看到小城市的經濟結構能夠有實質性改善的動力與機會。這種小城市的庸墮化趨勢，如果無法從根本上得到遏制，將會形成更加嚴重的小城市病，大大降低我國小城市新型城鎮化發展能力。
“庸俗化”：小城市生活方式的“向下”趨勢
小城市大多缺乏現代文化生活氣息。由于人口規模、人口教育水平以及文化機構的局限，小城市幾無美術館、博物館、畫廊和文藝空間。文化場所和文化機構是衡量一個城市的文化活力和現代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城市化的發展，必須包含城市文化發展和城市文化資本的積累。缺失文化發展的城市化，一定不是完整的城市化進程。城市文化在物質層面包括城市建筑、雕塑、廣場、文化體育設施、歷史文物、自然景觀、文化傳播網絡等，推進新型城市化要注重用先進文化提高城市人的素質。
這些物質層面的文化符號與景觀，構成了城市文化發展的基石。城市發展如果缺乏文化品格是不可持續的，這已被當今發達國家的無數事實證明?，F代化建設要求政府的執政作為和城市建設要有高文化含量，要有健全的城市文化設施。
然而現實是中國較高層次的文化資源，幾乎全部分布在以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為主的中心城市，甚至包括沿海發達地區的小城市，其城市公共文化場所與高層次文化場所資源也都普遍缺乏。在絕大多數中國的小城市，諸如美術館、博物館、畫廊這些象征文化品位的時尚文化空間幾近缺失。90%以上的小城市沒有自給的市立單體美術館建筑和兩所以上的免費博物館，畫廊更是鮮見，小資氛圍的咖啡館、時尚文藝空間也是稀缺產品。
這些象征文化品位的場所空間，近些年在大都市如雨后春筍般崛起，而在小城市卻仍然無法生根發芽?？梢?，由于缺乏文化資源，小城市一直陷入了文化品位缺失性的庸俗化。
小城市居民精神生活匱乏，賭博人口比例高。由于人口結構與城市文化品位庸俗化趨向，小城市的精神生活較之大都市顯得較為匱乏，小城市賭博風氣濃厚。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調低下的行為方式，彌漫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之中；價值觀扭曲、錯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蔓延，導致小城市精神和價值追求不同程度的衰落。小城市的麻將館人滿為患，小賭、豪賭，甚至以睹為生的人口已有不少。
筆者老家中部省份一個地級小城市的一個城郊村，共73戶258人集中居住于城區邊緣的拆遷安置小區兩排共四棟六層公寓樓。高峰時期村民開設了4家家庭麻將室，常年有2家活躍著地下室麻將館共四個桌位。據調查，每天下午3點到晚上11點，都擠滿了村民打麻將或圍觀，男女皆賭，女性甚至更為多數。連不少中小學生，都學會打麻將賭博，風氣十分不好。而且小城市的不少大小賓館酒店也都因賭而興，很多賓館客房必備一張麻將桌，有些客房甚至被常年包房供打麻將之用。每年春節期間，則幾乎全城皆賭。
此種嚴重的賭博現象在江西、安徽、湖南、四川、湖北等省的小城市，基本呈現出一種典型的城市生活方式。賭博成風容易消磨意志，抑制個人奮斗精神，強化了懶惰思維，降低了工作效率，甚至影響家庭和睦。當一個小城市的大量人口陷入賭博式的麻將館生活，勢必造成該地區的人們普遍化的庸碌、懶惰、消極和不思進取。這與小城市缺乏創新活力、文化活力有直接關聯。
小城市開始進入一個吸毒增長期。國家禁毒委2015年發布信息指出，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累計登記吸毒人員295．5萬名，估計實際人數超過1400萬名。特別是近年來濫用合成毒品人員低齡化、區域擴大化、種類多樣化趨勢更加明顯。其中區域擴大化，主要是向小城市、縣城、鄉鎮層面擴大、擴散。網絡曝光的一些極端吸毒案例，已經暴露出小城市年輕群體吸毒的蔓延趨勢。
特別是中部地區的一些小城市，吸毒群體長期盤踞在一些小賓館，群聚性地開展販毒與吸毒。大城市雖然也有不少吸毒群體，但區域擴大化到了小城市，更加削弱了小城市的健康發展能力，人力資源遭到吸毒的破壞，并帶壞了社會風氣。使得小城市生活方式更加走向庸墮化和消極化。
僵化與弱化：小城市產業結構單一和經濟活力不足
大多數小城市都因產業結構單一導致經濟活力日趨弱化。小城市的經濟活力不足，缺乏產業支撐。大量小城市都存在就業門類較少，就業機會緊張，靜態失業率較高，人口外流明顯的現象。大多數人口在50萬以下的小城市，其城市形成之初大多依賴少數大型工業企業或廠礦型企業起步，農業直接進城人口占比較高，一半以上的人口依托少數幾個企業或行業就業。
曾經高速發展的鄂爾多斯，主要以“羊（毛）、煤、（?。┩痢ⅲㄌ烊唬?span>”為四大支柱產業，且多是以自然資源為主的產業類型，一旦宏觀經濟出現衰退，整個城市立即表現出衰退趨勢，產業發展停滯，人口外流，從而形成了“鬼城”。
江西省地級城市新余市，總人口115萬，城區常住人口30萬。產業基本圍繞以新余鋼鐵責任有限公司、江西賽維LDK太陽能公司為主。兩家大型企業高峰時期共能吸納6萬人就業。占據城市就業總人口的近40%。江西省另一地級小城市萍鄉市，城區人口35萬，產業主要依然萍鄉鋼鐵責任有限公司、安源煤礦公司以及鞭炮業為主。安徽省地級城市銅陵市，城區人口40萬，產業主要以銅礦及冶煉業為主。安徽另一地級城市淮北市，城區人口35萬，產業主要依賴以煤礦及礦業機械為主；河南省最小地級城市三門峽市，人口25萬，主要以大型發電廠及發電設備制造為主。河北省地級市衡水市，城區常住人口不足30萬，產業主要依賴鋼鐵、水泥、化工為主。
民營經濟發達的中國低壓電器之鄉溫州樂清市，城區人口不足20萬，發達的低壓電器都分散在各個鄉鎮農村區域，城區產業主要是行政機構、學校、醫院等三產服務業為主，零星分散存在一些中小規模的低壓電器工廠，整個樂清市城區沒有一棟單體的現代化的商務型寫字樓。
上述地級小城市或縣級小城市，產業結構以兩三個支柱產業為主，形成了長期相對單一化的經濟體系。同時由于資源型企業受到國內外經濟波動影響較大，城市經濟往往容易陷入周期性的低迷期，從而導致城市靜態失業率一直處于較高區間。特別是全國有130多個資源枯竭性小城市，因為產業資源的衰退，不少小城市陷入了“枯城”化命運.。結構型的就業門類少、靜態失業率較高，從而導致小城市的年輕勞動力不得不選擇以外流務工為主。對青年勞動力而言，不管在求職深造還是宜居生活方面，小城市的吸引力遠遠不如大都市，因此新生一代更傾向于往大都市尋求發展。
以江西省新余市為例，根據人社局的社保繳納數據變動情況測算，2010-2013年四年期間，勞動力外流量占據全市總勞動力人口的35%。高比例的人口外流給本地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社會結構造成巨大影響，城市經濟活力長期不振。
城市發展模式的僵化，越來越暴露出小城市的產業困境。近年“鬼城”之在小城市頻頻上演。小城市房地產的虛假繁榮早已開始呈現擴大化趨勢。根據城市人口與經濟實力，小城市大多屬于四、五線城市，前期房地產投資高漲之后，已基本滿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累積的住房需求，這一時期的土地財政也填充了不少地方政府的財政窟窿。但是地方產業發展乏力，盡管住房供給開始過剩，政府還在選擇延續土地財政的非理性發展理念，這就導致近幾年開發的大量樓盤空置率過高，爛尾樓盤增多，加大了“鬼城”風險。
空間城鎮化的盲目冒進，帶來的不僅是城市的工地化，更使得城市的經濟，尤其是房地產市場處于泡沫化狀態，使整個城市處于一種“浮躁式的建設”狀態。這一現象與全國170座城市房地產監測結果中有110多座城市房地產價格下降相吻合。這110多個住房價格下降的城市，絕大多數都是小城市。在新城規劃、城市更新的方針下，可以看到很多內地城市、縣城的新樓盤遍地開花，且顯然已嚴重過剩。雖不能說都是“鬼城”、“空城”，但越來越多的內地城市出現的供大于求現象，確是不爭的事實。
小城市因產業結構單一，任何發財的資源都顯得稀缺，導致城市資源爭奪呈現暴力傾向。行使暴力犯罪的人不一定都屬于黑社會組織成員，往往也就是包工頭級的人物。但爭奪資源的方式，卻具有了某種黑社會性質的特點。
黑社會組織是指由眾多成員組成，有嚴密的組織性和組織亞文化，使用暴力、威脅或以暴力、威脅為后盾，控制一定的社會區域或行業，向權力部門滲透并建立保護傘，以牟取經濟利益為最終目的的半隱蔽的社會群體。獲取最大經濟利益，是推動犯罪組織黑社會化的根本原因。
我國正式的黑社會組織并不多，但各種類黑社會化的暴力行為卻經常發生。大城市也有，小城市則更甚。因承包各類土石方、土建、建筑工程問題而產生的暴力沖突，在城郊結合處地區，特別多見。在很多小城市幾乎各村、各鄉鎮都有若干股勢力，控制一方地盤，若想到其他人地盤上承接工程，便必須依靠實力。
據筆者在中部省份的一個小城市所作調查發現，當地的小型工程，特別是土方、土建工程，幾乎都存在著地方團伙勢力的強勢介入，這種強勢往往依靠暴力得以維持。為爭奪工程項目，動用強制、刀具、甚至鏟車，上演各形形色色的暴力沖突，包工頭或老板，雇傭未成年兒童或者社會閑雜人員，進行群體性械斗，打斗此起彼伏。有村長被十多人跟蹤砍殺，有冒頭的人被亂槍打死，有村干部被人蓄意攻擊等。
近年來，媒體報道出來的各種刑事案件，與中國城鄉結合處出現的一些黑社會化暴力現象不無關系。這種暴力手段獲取項目的現象長期存在，使得一些老實本分人根本無法獲得發展機遇，創新創業也很難在小城市開展，這已然嚴重損害了小城市的市場化發展能力和城市經濟活力。
“人才荒漠化”：小城市的知識與創新資源持續衰竭
高等教育資源與高層次知識人才缺失，導致小城市整體知識水平低層次化。由于歷史原因以及我國高度行政化和中心化的教育資源配置方式，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呈現了嚴重的極化分布格局。
根據中國“211大學”的分布情況可以發現，除去北京、上海、南京、廣州、西安、武漢等直轄市及少量省會城市，全國地級市中只有6個城市擁有211大學，分別為新疆石河子大學、徐州中國礦業大學、蘇州的蘇州大學、無錫的江南大學、河北省保定市的華北電力大學和吉林省延吉市的延邊大學。其他240多個地級市只擁有為數不多的普通型大學、學院、職業學院等高教資源。而超過1600多個縣級小城市缺失全日制本科大學或學院類的高等教育機構落戶。這就造成小城市嚴重缺失高等教育資源和在地化的高層次知識型人才。
同時，由于小城市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局限性，導致重點大學畢業生或海歸人才亦嚴重缺乏，城市整體知識水平客觀上呈現出低層次化格局。在缺失高等教育資源、高等教育精英群體的小城市，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了一種“人才荒漠化”的小城市知識與教育資源現狀。這必將最終削弱整個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知識審美層次，導致小城市很難具備如大城市一樣的創意階層與文藝青年。這不僅削弱城市文化資本的生產，更破壞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構建，最終大量小城市淪落為庸墮型城市。
小城市日趨濃厚的庸墮化趨勢日益排斥精英群體。在新一輪城市競爭時期，小城市的庸碌化、庸墮化逐漸被固化，對于高素質人才而言亦喪失吸引力。由于中國城市化的非均衡發展，極化發展的“北上廣深”等大都市與小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地域反差”。這種反差不僅體現在簡單的物理空間與產業結構層面，更多的體現為城市性格、城市活力、城市能級、發展機會、城市自由度、人口多元化等層面。
小城市在人口的同質化、熟人化、規模小、密度低的格局之下，又將通過“循環因果累積效應”而逐漸庸墮化，最終無法吸引更多具有創新精神的年輕人，無力匯聚創新型人才。而中國大都市的極化發展在過去的十年中凸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杭州、蘇州、武漢、天津等大都市，人口增長迅速，雖然房價高，競爭激烈，但青年群體仍愿意涌入大城市去尋找機會，追逐夢想，實現理想。在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群體特別是海歸群體而放棄回歸故鄉。
這種人口的單向流動，導致小城市乃至一些中西部大城市也難以吸引高素質精英人才。由于經濟發展勢差和墮距的存在，我國中西部地區大多數城市的城市人口都幾乎沒有變化。這種因小城市性格所致的城市文化日趨封閉、活力缺失，最終導致了小城市在庸俗化、封閉化、墮距型的社會氛圍中持續滑向了“小城市發展陷阱”之中而難以根本扭轉。
新型城鎮化發展時期，中國的小城市想要真正崛起，實現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亟需通過頂層設計與城市發展戰略變革，打破小城市發展陷阱，逐步解決小城市病。與此同時，發達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勢必將持續吸引更多優質資源和人才，小城市能否真正崛起，的確存在不少變數。
（作者信息：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來源：本文由財新網節編自《河北學刊》（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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