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來不曾有過田園牧歌
談起鄉村，文藝小清新多是一臉的向往。黃昏炊煙裊裊，泥土芬芳，那里風俗淳樸，黃發垂髫怡然自樂，沒有職場宮斗，沒有熬夜加班。鄉村是烏托邦，是歸隱的夢。這是一種幼稚、浪漫化的想象。每逢春節前后，當大批年輕人從城市返鄉之際，關于鄉村困境、失落、路在何方的話題就會集中爆發，這恰恰反映出想象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理解中國的鄉村問題，要有一種長時間、遠距離的大歷史眼光。回看歷史，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鄉村的生活水準是相當低下甚至是悲慘的。據方行等人編撰的《中國經濟通史》，直至清代，農耕民族中仍有超過九成的人口住在農村，戰亂與饑荒始終威脅著鄉村生活。
這種威脅與恐怖今人已很難想象。以安史之亂為例，安史之亂爆發之初，全國有近900萬戶，5300萬人。但僅僅過了5年后，全國只剩下了290多萬戶，不到1700萬人，只有大唐鼎盛時期的1/3。宋元之際，忽必烈掃蕩四川、陜南一帶后，全國人口僅為南宋時期的1/20。清代太平天國之亂，全國也損失了近6000萬人。
饑饉之年農民生活的悲慘自不必多言。夜讀史書，最怕遇到的兩個字是“大饑”，因為饑荒往往意味著人倫慘劇。據統計，史書上“人相食”的記載從商周到民國高達110多次。從公元前108年到1911年，兩千年里，中國有明確記載的饑荒就有1828次。寧為太平犬，莫為離亂人。即使是在風調雨順的太平年間，在以富庶著稱的江南地區，鄉村里的農民也是“居常敝衣藿食，朝夕拮據，寒暑不輟，紗布為務，勉措夏稅秋糧，富者專于心計，僅能支撐”。在相對貧瘠的華北地區，日常生活則更是溫飽難繼，“上戶飯粗糲，中戶下戶摻糠和菜以為食哉”。
這種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境況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1980年3月至9月，新華社曾抽調一批記者到黃土高原地區調查，以掌握農村的真實情況。在內參中，遍布這樣的細節：“許多人家，不僅炕上無被子，孩子無衣穿，就連吃飯的碗都沒有，只在睡覺的炕邊上挖幾個小坑，充當吃飯的飯碗。”“我們一連走訪了十多戶人家……每戶的家當，大都值不了十元、二十元人民幣。”“1979年是中等年景，人均口糧也僅二百多斤，收入二十八元六角”，“有一次，在隴西火車站，數千逃荒農民爭相扒車，途為之塞，致使鐵路運輸一度中斷”。
幸運的是，這一批內參得到了時任總書記胡耀邦的高度重視，他帶著稿件乘直升機到了調查現場，最終促使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農村改革措施在全國范圍的施行。
在縱向的歷史比較中，我們必須承認今天的中國農村在物質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今走在東部農村，最直觀的圖景是：遍地小洋樓、滿村小汽車，溫飽早無虞。在中西部農村，大家議論的也多是婚喪嫁娶，甚少是吃不吃得飽飯。
哀嘆鄉村“榮光不再”“鄉村失落”者，一個很重要的錯漏，就是欠缺歷史性的比較視野，將幻想投射到了現實。這種幻覺與懷舊，不僅存在于今天的中國，在西方世界也同樣如此。英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就一度認為英國鄉村存在“消逝的農村經濟”“快樂的英格蘭”“黃金時代”。雷蒙·威廉斯在其經典著作《鄉村與城市》中，就集中駁斥了這些緬懷舊日農村的觀念，指出這些只是作者的想象，真實的英國農村，同樣充滿苦難。
二、癥狀很多，藥方很少；研究很多，真知很少
任何一枚硬幣都有正反兩面，農村也有自己的兩面。強調當代中國鄉村取得的成績，不是為了否認它存在的問題。
今日鄉村問題的焦點，當屬“三農”。2000年，還是鄉鎮黨委書記的李昌平上書總理朱镕基，喊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可算是“三農”問題第一次進入大眾視野。如今，在一篇篇的回鄉報告中，遍布這樣的字眼：道德失落、環境污染、賭博橫行、高利貸肆虐、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田地荒蕪，等等。這些問題互相糾纏、發酵，鄉村仿佛成了一個惡疾纏身的中年人。
這些惡疾中，有些“惡”并非鄉村獨有。比如關于高利貸橫行、婚嫁浪費、離婚率高企、環境污染等。這些病癥是工業化時代我們需要面臨的共同困境，不僅是鄉村，城市也難逃羅網。不過，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城鄉二元體制仍處分割之下，惡疾在鄉村里爆發出來更顯刺眼。
比如環境污染，目前，我國是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多的國家。化肥農藥的大范圍使用，甚至濫用，在帶來農作物穩定高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同時，也對土壤、水體造成了觸目驚心的污染。隨著農村生活、消費方式與城市的趨同，生活污染已逐漸成為農村環境的首要污染源。據測算，我國農村生活污水每年超過80億噸，但污水處理率不到10%，絕大多數污水直接排放至農田、河流中。河蝦、飛鳥幾近絕跡，山林、良田沙化，“垃圾圍城”、黑河肆流……
諸多病癥之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歷史因素造成的制度性歧視。建國后確立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方向，農村開始持續性地向城市、工業輸血。比如人口的流動受到嚴密控制，明確區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國家壟斷主要農業產品采購、銷售，導致農產品價格扭曲。甚至連選舉權都是打折了的，農村和城市每一名全國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比例，直到2010年才從4：1變為1：1(1953年規定為8：1，1966年為4：1)。這種歧視具有相當的延續性，雖經多輪改革，仍未清理殆盡。
當前，還有更多具體的病癥，首當其沖就是農村沒人了，尤其是沒了青壯年勞力。據有“華中鄉土派”領軍人物之稱的賀雪峰教授的調查，目前約有70%的農民家庭選擇了一種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村務農。費孝通曾說，農村中的基本社會群體是家。這種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沖擊了傳統農村的家庭組織，衍生出了一系列養老、留守兒童等問題。
目前，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近1.44億，其中近六成分布在農村。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已逐漸轉變為“小戶型”，家庭作為一個單元，防御養老風險的能力明顯下降。農忙時節，頭已白、腰已僂，古稀之年仍下田勞作的景況并不罕見。留守兒童問題則更令人心酸。目前農村留守兒童總量超過6000萬，其中有200多萬兒童獨自居住。近1800萬農村留守兒童一年只能見父母1～2次，有近千萬留守兒童甚至一年都沒有見過父母。留守兒童自殺、被性侵、意外死亡，媒體報道屢見不鮮。想象一下，再過十幾年，當這些留守兒童長大了，和那些受到了更好教育，有父母關愛的孩子相比，他們能夠“逆襲”嗎？
最為根本的，恐怕還是土地問題。其重要性，用“三農”學者溫鐵軍的話來說，“自中國有民主革命開始，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而其它的政治、經濟、社會各種制度安排，都與這個問題有環環相扣的內在邏輯”。目前農村土地尚難以發揮其交換價值。
同樣讓人憂心忡忡的，是對農村社會性的關注與理解似乎越來越窄。檢索近20年學術文獻可以發現，以2000年“三農”問題爆發為界，所謂“三農”問題研究文獻增長了3倍。但最常引用的文獻，卻還是費孝通、梁漱溟的著作。“三農”問題可謂病癥很多，藥方很少；研究很多，真知很少。
三、敢問路在何方？賦權！
假如將1978年視為中國農村的新生，那么近40年過去了，中國農村已是個中年人。這個中年人少了少年的朝氣、青年的銳氣，承擔的壓力越來越大，時有不堪重負之感。每有病痛，無事則已，有事則多半是惡疾。
雖有惡疾，卻并非無藥可醫。“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老人曾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中國的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經用盡，如果不觸動深層結構，就很難再前進一步。在我的理解里，農村深層結構的癥結是什么？權利二字而已。要解決今日中國的農村問題，賦權是一劑良藥。
當前，要想消除城鄉二元體制，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必須尊重農民的意愿，賦予農民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現代產權理論奠基人科斯指出，沒有產權的社會是一個效率絕對低下、資源配置絕對無效的社會。市場經濟就是產權經濟。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應徹底放棄與農爭利的政策思路，回到市場經濟原點，小修小補政策的“‘便宜’方法已經用盡”了。
首先，就是建議探索給農民以完整的土地、宅基地、林地所有權，而不僅僅是賦予承包權、經營權。其次，對集體資產進行股份制改革，真正實現集體資產“確權到人(戶)、權跟人(戶)走”。最后，建立起農村資產流轉交易平臺，讓農民手中的土地、股權能夠進行交易、抵押、融資，甚至可以土地入股，享受城鎮開發紅利，通過市場機制激發農村經濟活力。
賦權常會遭到質疑，認為它會造成新的土地兼并，最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種想法隱藏的邏輯依然是城鄉二元對立，沒有認識到市場主體的決定性作用和國家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不容推辭的義務。當然，賦權二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現實的復雜遠大于書生意氣的紙上談兵。但無論如何復雜，在討論中國的鄉村問題時，基本的態度仍是不僅要力求客觀，將城市與鄉村對比，也要將其今天和昨天相比，更要理解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傳統。唯如此，才有可能把準鄉村脈象，尋路未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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