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退出—呼吁”理論的新視角
作者簡介：衛龍寶，男，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CARD)副主任，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現代農業與新農村建設研究；朱西湖，女，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農村公共品研究；徐廣彤，男，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農產品價格和農村發展問題研究(浙江 杭州 310058)。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內容提要：公共品供給不僅與村民收入及農村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也與農村基層治理水平有著密切關系。對中國“十縣百村”1981位村民的調查分析表明：(1)村民會出于對村級公共品的需求而參與選舉，反之，退出的概率就會顯著增加；(2)不同村民對村集體提供的公共品存在不同的潛在需求，因此也會采取不同的選舉行為以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3)個人收入來源、受教育水平、村莊規模對村民參與選舉的行為有顯著影響，但不同組別之間的影響有所不同。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n rural areas,which is a typical collective action of villagers,not only impacts farm households' income bu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Maintaining and encouraging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 elec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are very important to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village autonomy system as well.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lection system of villagers' committee in China,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with regar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election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and some of them have examined the determinants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this system.However,most existing studies have fail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electoral behaviors of villagers during the complex election process,neither have they made compelling arguments for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villagers' diverse motivations for voting behaviors.Besides,still fewer studies conducted large-scale field surveys to collect first-hand data.Most of the current researches are only involved in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or case studies,leading to lack of reliable evidence for their arguments.
Unlike the previous researches,this paper fills the gap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y applying Hiresman's Exit-Voice Theory to the objectiv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voting behaviors of villagers and their preferences for public goods with the first-hand data collected from 1981 sam
關 鍵 詞：村民選舉/公共品供給/參與行為/多元logit模型 villager committee election/public goods provision/participation action/multinomial logit model
標題注釋：[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08&ZD013)
近三十年來，中國農村地區實行村民選舉制度，這一農村政治制度的改革給廣大農村地區帶來了深刻變化。農村選舉賦予村民參與公共事務和選舉自己領導的權力，大大提升了村民的政治熱情和選舉參與程度[1]，其原因在于選舉產生的村干部更愿意保護村民的權利，更愿意致力于村莊公共品的融資和籌資[2]，從而更好地滿足村民對公共品的需求，減少農村貧困和緩解社會矛盾[3-4]。
除上述原因外，還有一些文獻考察了村民參與選舉的決定因素。Shi較早對中國農村選舉進行了實證分析，其研究表明村莊的經濟發展程度對農村選舉有重要影響[5]。Oi和Rozelle基于省級調查數據發現，產業結構與村級經濟開放度會影響村民選舉的參與率[6]。此外，其他如選舉規則、村集體企業發達程度、村級收入、村莊區位特征等外在因素[7-9]，以及年齡、宗族、收入水平和來源、教育程度等內在因素[10-13]，都與村民選舉的參與率有關。這些研究為理解村民參與選舉的原因提供了思路，但未能從錯綜復雜的村莊選舉過程中區分村民不同的參與行為，也未能有力地解釋決定村民參與選舉的動力機制。目前多數研究以理論分析和案例研究為主，缺乏對大樣本數據的調查，使論證缺乏可靠的支撐。
基于此，本文嘗試從村民微觀需求偏好以及村級集體行動角度出發，實證檢驗選民的不同公共品需求偏好和供給滿意度如何影響其選舉投票的參與行為，從而進一步厘清村民選擇不同的選舉參與行為的影響因素。在理論和方法上，本文利用全國“十縣百村”的一手調查數據，在“退出—呼吁”的理論模型基礎上，以村民公共品供給滿意度為視角來解釋農村居民參與村莊治理的心態和行為選擇，從而更為深入地理解在村民與村委會的互動關系下，農村基層治理結構變化所帶來的社會影響以及基層民主制度的發展。
一、假說提出、模型設定與變量選擇
(一)假說提出
Hirschman的“退出—呼吁”理論認為：任何企業或組織的組織績效具有趨于衰退的傾向，當消費者或成員面對組織績效衰減時，他們會有兩種選擇，即退出(exit)或呼吁(voice)。這一“退出—呼吁”模型為民主制度下成員的政治行為提供了一個可行的分析框架。鄭永年等用這一理論模型研究了精英、中產階級對公共決策的參與行為[14]。本文借鑒鄭永年的假設來分析中國村民選舉參與行為。我們將基層村組織看作是一個獲得村民合法權威的組織，村民在選舉參與上有自主決策權。由于村民投票對村領導的甄選有直接影響，因此，如果對村集體提供的公共品不滿意并希望通過選舉爭取所需公共品時，村民就會積極參與選舉活動，即村民通過諸如拉票甚至上訪等呼吁方式來選擇或淘汰候選人，從而要求提供所需公共品；反之，將采取不合作方式，即拒絕參與選舉。
(二)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課題組于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對中國“十縣百村”新農村建設情況的調查。課題組依據分層隨機抽樣原則，選取了全國東、中、西部10個省，每個省抽取一個區或縣(陜西長安、山東壽光、內蒙古武川、四川沿灘、安徽淮南、海南瓊海、黑龍江齊齊哈爾、浙江吳興、江西瑞昌、貴州湄潭)，在該區或縣內隨機抽取10個村，對每個村進行了20戶左右的農戶問卷調研和1份由村干部完成的村級問卷調研，共發放農戶問卷2001份，得到有效問卷1981份；發放村級問卷100份，得到有效問卷99份，問卷有效率為99%。
(三)變量設定
為了檢驗上述假說，需要度量村民對不同公共品的滿意度以及他們的選舉參與行為。在數據搜集過程中，從每個村抽取20戶農戶詢問選舉參與情況以及對村級不同公共品的滿意度。在村級數據估計過程中，以這20戶農戶的情況來代表整個村的選舉和公共品滿意度情況。
1.村民選舉參與行為
從表1樣本調查數據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村民是否參與選舉和是否參與拉票的基本情況。大部分村民參與了選舉活動，其比例達到75.51%；參與拉票的人數則相對較少，總共343人，占總人數的18.9%。
根據“退出—呼吁”模型把個體行動分為三種情況，即退出、忠誠、呼吁。為了概念化上述假設行為以及便于操作，對是否參與選舉和是否參與拉票的行為分別組合，則可能出現四種選舉行為(見表2)。首先，假設不選舉、不拉票。根據“退出—呼吁”模型，當消費需求極高但其所購買的消費品無法滿足預期標準時，消費者選擇退出，即不購買。這類村民多數對選舉的政治過程感到失望或不滿，最終選擇退出。第二，假設參與選舉、不參與拉票。此類村民認為選舉是民主制度賦予農民表達公共利益訴求的權利，其本身的意愿在于通過選舉改善未來的福利狀況，體現對現有選舉制度的忠誠。第三，假設參與選舉、參與拉票。這種行為表明村民有相對強烈的政治訴求或公共品偏好，因而采用相對激烈的形式來表達他們對當前村級公共品決策的不滿。第四，假設不參與選舉、參與拉票。這類村民相對較少，從他們對“為什么參加拉票”的回答中可以發現，他們多數并不真正關心誰當選村領導，只是因為報酬才參與拉票。此外，還有7位村民自身就是候選人，他們參與拉票，但棄權不選舉；還有5位村民由于非農業戶口不能參與當地農村選舉，但幫助親友參與拉票活動。因此，第四種類型的選舉行為暫時不納入分析范疇，需要通過其他分析方法進一步判斷。事實上，這類村民在樣本中并不多見，對總體分析結果不會產生大的影響。因此，本文以村民的選舉參與行為作為被解釋變量，其行為選擇指標有三種觀察值，即退出、呼吁、忠誠。
表3給出了不同行為組樣本的特征情況。從年齡看，18歲—40歲的村民在退出組所占比例較高，而41歲及以上年齡的村民在退出組所占比例較低。從文化程度看，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村民在退出組所占比例也高于其他兩組，其中大專及以上文化水平在退出組所占比例為7.03%，呼吁組5.80%，忠誠組3.11%。從家庭年均純收入看，收入10 000元及以上的村民在退出組中所占比例同樣高于其他兩組。從家庭規模來看，不同組別的比例也存在明顯差別。這都表明了不同行為組別的樣本村民存在明顯的特征差別。但從收入來源看，非農收入已成為主要收入來源，所有組別的非農比例都超過50%，具體來源主要是經商收入和外出務工收入。
2.相關變量
表4給出了農戶個體、家庭和所在村莊的特征以及農戶對公共品供給滿意度情況。農戶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作為影響選舉行為的關鍵因素也被納入分析。這里根據不同屬性，將農村近20種公共品歸為農業生產、農村生活和社會保障三大類。總體來看，村民對各種公共品的滿意度還是比較均衡的。
(四)計量模型
本研究的被解釋變量，即村民在選舉中的行為方式為多類別變量。解釋變量，即村民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采用打分賦值的方法，每個變量分為五個等分。因此，本文采用多元logit模型來估計公共品供給滿意度如何影響農戶做出第J種參與選舉行為的概率：
其中N為樣本數量，J是村民參與行為的類型， 是影響村民參與行為選擇的外生變量。
在估計這個模型之前，需要確定一組村民作為參照組(j=0)，其系數標準化為0。本研究選擇忠誠組的村民作為參照組(即 =0)，則可以得到其他組相對應的估計。
在公式(2)中，1，2分別表示退出組和呼吁組。
二、模型運行結果
表5利用課題組的農村和農戶調查數據進行了多元logit回歸，并給出了報告。表5的回歸結果表明，村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會對選舉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相對而言，對養老保障、農業生產設施和農業生產補貼的滿意度越高，村民選擇退出的概率就越低。也就是說，當村民對農業生產設施和農業補貼的滿意度較高時，村民在當地進行農業生產所需的公共品可以得到很好地滿足，因此，選擇退出選舉的概率就顯著下降。對非農培訓和農業技術指導的滿意度越高，選擇呼吁的行為方式比選擇忠誠的概率要高一些。可能的解釋是，從事農業生產的村民獲得了更多的農業技術指導，其農業收入有所提升，對農業的依賴也會增強，因此，更期望通過村莊選舉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從而更好地滿足自身對農業生產公共品的需求。
醫療保險滿意度對村民選擇退出的影響為負，表明醫療保險滿意度越高，選擇退出的可能性越小。而道路交通設施的滿意度越高，選擇退出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可能的原因是農村交通道路設施完善，便于村民外出經商或打工獲取高收入，因此，村民可能會因路途遙遠不能按期參加選舉，也可能因其參與選舉所得的利益低于經商或務工的收益而理性地選擇了退出；另一可能是村民對公共品的需求極高，而村莊提供的公共品無法滿足其期望時，也將會選擇退出[15]。
通過對村莊特征的考察，我們發現村莊規模對選舉行為有影響。從回歸結果看，村莊規模越大，呼吁組的村民越趨向于參加選舉。可能的解釋是規模越大的村莊，其獲取政府資源的能力和可能性就越大，政府也傾向于投資規模大、人口多的村莊，以產生規模效應。規模大的村莊獲得更多的公共投資，村民會更加關注公共投資的配置情況，競相爭奪能夠控制這種資源的權力和話語權。反之，規模較小的村莊，其獲取公共資源的能力相對較弱，村級利益的分配格局不會產生大的變化，對村民的個人利益也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因此，村民參與選舉的積極性不高。
村莊公共投資是否咨詢村民也會對村民的參與行為產生一定影響。是否咨詢村民對呼吁行為的影響為負，而對忠誠行為的影響為正。這說明村莊的民主決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村民的拉票行為，提高其民主選舉的參與積極性。
個人因素對村民的參與行為也會產生影響。教育程度與村民的選舉行為存在兩種行為關系。相對于忠誠組村民，退出組的教育水平越高，越有退出選舉的風險，且回歸結果顯示在5%的水平上顯著；而呼吁組的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參與拉票行為。同樣，收入來源與村民選舉也存在類似關系。相對于忠誠組村民，退出組收入中非農收入越多，其選擇退出的概率就越大。就受教育水平這一結果，結合先前的一些研究，不難得到解釋。Shi對村民的投票參與率與教育程度的研究發現，當教育程度達到18年以上，其參與程度確實是最低的[5]。胡榮的研究發現，教育程度在13年以上的村民的參與程度也是極低的[11]。因此，我們認為，出現兩種分化的情況是因為選擇退出的人中，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群會因外出就業、經商等情況而選擇不參與本次村莊選舉，即村民在考慮成本收益后，覺得參加選舉所獲得的收益低于在外就業或經商的收益；另一種解釋是，村民本身已經長期生活在城市地區，對當地的村莊事務或村莊發展并不關心，因此選擇退出。當然，也有可能是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本身的公民意識較高，認為農村地區的選舉行為比較形式化，只是走過場，在本次訪談中多數村民也提到這樣的情況。
此外，從回歸結果看，性別在村民參與選舉中存在差異。其中，呼吁組的差異呈顯著關系。這表明男性相對女性更傾向于參與呼吁行為。但在退出組并不顯著，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多數選舉行為是以家庭形式出現，在選擇退出的情況下，如果因為家庭在外經商，那么男女都可能不參加。相對來說，呼吁組的村民基本都在當地，在選舉活動中男性參加拉票的概率更高。
三、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Hirschman的“退出—呼吁”理論出發，利用課題組對中國“十縣百村”農戶和村級調查數據，檢驗了村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與其參與村莊選舉的行為選擇的影響關系。這一研究彌補了現有研究的一個缺陷，即在村莊選舉過程中區分村民的不同選舉參與行為，并以此為基礎解釋決定村民參與選舉的動力機制以及選舉有利于改善公共品供給數量和治理結構的內在機理。根據上文的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從總體上看，需要進一步激發村民參與選舉的熱情。根據研究結果，我們認為村民對村莊內部利益的獲取與政治參與訴求的關聯度較高，因此，激發和保持村民參與選舉的積極性要依靠村級公共資源分配和供給制度的內在機制來推動。在選舉期間可以通過多種形式的宣傳來調動村民參與選舉的積極性，進一步規范選舉和公共決策，確保選舉質量。
第二，進一步加強村干部與村民的互動關系，重構村莊公共品投資決策機制。由于村民對村集體提供的公共品有不同的潛在需求，因此村民更關心村干部是否為民辦實事，而不會簡單服從性地參與到村級公共事務中。這就要求村干部或村集體根據村級發展情況提供更為透明的公共決策信息，使村民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投票權影響村集體公共投資決策，從而提高自己的福利。
第三，創造更加民主的鄉村治理環境，發揮精英治理效應，防止鄉村精英流失。構建良性運行的村莊秩序，進一步發掘鄉村精英在村莊治理和經濟發展中的正面作用。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數據的可獲得性限制了本文的實證研究。本文沒有探討村民“退出—呼吁”機制與非政府經濟、社會組織的關系。事實上，在調研過程中，村民除了在參與選舉這種形式上表達個人的公共品偏好外，還會參加農家樂協會、合作社等組織，并且通過與組織成員的溝通、協作最終獲得更多的公共品供應。相對于選舉這類垂直方式的“退出—呼吁”機制的政治參與，村民也會采用水平方式溝通。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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