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李秀梅第一次知道農民工也可以“退休”，是2011年12月。
那個月，同在一家五金廠的娘家大嬸年滿50歲，廠里給她多發了1個月工資，按手印簽收；她隱約想起自己交過幾年養老保險，可一問，繳納年限不夠，可終究也不知道怎么辦，于是退了幾千元錢，回家。
從那時開始，李秀梅留了個心眼，每年廠里都有三五人退休，絕大多數人的養老保險沒達到《社會保險法》規定的“累計繳費滿15年”，因此也沒法“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于是還有人自嘲，“打工還能管一輩子？”他們中的大多數，選擇了退保。
至今為止，李秀梅所在的“千人大廠”里，大伙唯一知道的“成功退休案例”，是一位湖南籍的男主管。卻也不是順風順水的，他退休時養老保險繳夠了10年，在老家又有一點人情關系，于是轉回老家某單位“掛靠”繼續繳費，如今已快滿15年，馬上能領到養老金了。年紀大了，每個月還能有一兩千元，在老家農村，是招人羨慕的。
這個“案例”在廠里廣為流傳，畢竟，五十來歲的“老人”越來越多。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5年農民工總量為27747萬人，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7.9%，且農民工平均年齡不斷提高。那么，近些年退休或正考慮退休的農民工，大約是5000萬人的群體。其中不少是改革開放初期進城務工、出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代農民工”。
李秀梅已是其中一員，前幾個月，她滿50歲退休，謹遵娘家大嬸每個月打電話來的叮囑，她去社保站查了自己的養老保險，她第一次發現社保站離工廠很近，只要兩元錢公交車費，可周圍的人從沒想過要去。
某種程度上，她代表了“第一代農民工”的退休尷尬。她發現自己從1996年到深圳工作，2004年起工廠給她買了“當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養老保險，如今已繳12年零4個月；麻煩的是，她想補繳2004年之前的養老保險，或者延長繳納期限，補齊15年的期限，可究竟怎么做？對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她，實在是四處打聽也難以操辦的事。
相較而言，李秀梅目前的情況已是幸運。她兒子打來電話：“媽，沒有養老金就算了，回家我養你。”但李秀梅不甘心回家，一是在城市工作了20年，難道就不能像“城里人”一樣，有一份養老金？二是不愿意給子女增加負擔，“養兒防老”只是退路； 三是她還尋思著再找不限年齡的工作，近段時間她聽說了“延遲退休”，心想五六十歲的農民工若能延遲退休幾年，可能養老保險就繳夠年限了……
7月22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召開新聞發布會，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表示，基于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提出的延遲退休政策，在實施上會小步慢行、逐步到位；區分對待，分步實施。人社部部長尹蔚民此前也稱，方案已經初步成型，將在今年拿出，并向社會征集意見。
在“二孩”全面放開、“延遲退休”方案將出之時，我們關注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的退休。畢竟，人口老齡化，事關發展全局。
難繳滿的15年
如今五十六歲的農民工群體中，養老保險繳滿15年的，并不多。畢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工的普遍觀念是“干一天算一天”，養老保險，是新鮮到難以觸及的東西。
比如肖葉青，若不是10年前工廠老是“無故”給她放假導致掙不到錢，她也許至今都接觸不到“養老保險”這個詞。當年她和工友們集體去問老板“放假的原因”，原來是為了應付“上頭檢查”，沒有繳納社保的員工不能到車間去。她似懂非懂，但她知道，與每月放假減少的收入相比，自己繳納一點社保不算什么，于是肖葉青才有了買社保的契機。
想不到，等到她2014年退休，問題又來了。她從2006年繳起，尚不滿8年，何況15年……如今，工廠也倒閉了。對于已經52歲、文化程度不高的肖葉青來說，進退兩難。
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能有意識繳納養老保險的農民工實在少見；即便是近幾年退休的農民工，要順利繳滿15年，至少也需在2000年前后開始繳納養老保險才行，還要排除期間“工廠倒閉換工作”，“有事回老家住一段時間”等各種狀況。
類似的尷尬，近幾年集中出現。
記者在深圳見到肖生解的時候，他正在考慮回老家。他63歲，26年前來深圳時還是壯年，如今老了。租來的一間小屋子擠著一家五口人，兒子兒媳的工資“自身難保”，孫女在附近的幼兒園，每學期要5000多元費用，還要吃喝，肖生解喃喃著。
2010年，他在工廠門口的宣傳攤位上看到《社會保險法》的文件，才意識到自己從未交過一分錢的社保。于是他給廠里提交了申請書，老板態度挺好，說你過3年就退休了，繳了沒用。可是，到了2012年12月，肖生解即將退休的時候，發現月工資被扣了128元社保。不是說不繳了嗎？去問老板，老板說如今規范了，每個人都必須繳納社保。沒多久，肖生解生病入院，被鑒定為塵肺職業病，如今雖然過了退休年齡，工廠還給發著工資，至于繳納了那幾個月養老金怎么辦？退、補，還是轉？該怎么做，老肖不懂，心中猶豫。
類似的案例，數不勝數。深圳一家公益組織的社工蘇媛，也是從2011年開始，陸續收到工友關于養老保險的求助，于是訪問了在深圳郊外生活的500位工友，其中300多位是打工超過10年的中老年農民工，而他們工作的工廠，平均建廠20年，都是“千人大廠”。問卷調查結果是，超過半數的工廠只為部分員工繳納養老保險，接近八成的工廠按照最低工資標準購買養老保險。
一直在進步的法規
也有特別順利的。
早在2003年，深圳就有了第一位退休農民工，他叫郭錦釗，從1987年在某賓館做保安和客服人員，整16年。幸運的是，賓館一直給他按時繳納養老保險，2003年退休時他每月能領到養老金700多元。當年事曾被媒體報道，郭錦釗自己都沒想到：“能像城里人一樣拿退休金養老。”實際上，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早在1982年就開始試行勞動合同制職工養老保險制度，1987年開始在臨時工中推行養老保險退休基金統籌，郭錦釗是第一批。
深圳市社保部門曾在2007年首次通報，220名農民工享受深圳養老保險待遇。到2010年，這個數字是320人，人均養老金為1500元。但是，人數與當下數千萬正退休的農民工群體相比，實在太少。
不過，我國在養老保險統籌上，一直在進步。以農民工數量較多的深圳為例，1989年，深圳被確定為全國社會保險制度綜合改革試點地區，后來借鑒了新加坡經驗，1992年在國內率先創建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并能與統籌賬戶相結合；1995年深圳頒布規定，允許外來農民工離開時可以退保……
2010年，國家出臺《社會保險法》，其中第十六條規定：“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繳費至滿十五年，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也可以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按照國務院規定享受相應的養老保險待遇。”肖生解一直珍藏著當年從宣傳攤位上拿來的這份文件，在第十六條下，重重地畫了黑線。
各地也出臺了相應的地方法規。比如 《深圳經濟特區社會養老保險條例》第五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及其職工未按照規定繳納養老保險費，超過法定強制追繳時效的，可以申請補繳養老保險費，并自應繳之日起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滯納金分別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基金和地方補充養老保險基金。
11場官司
大問題已解決，小問題依舊在。
比如李秀梅、肖葉青和肖生解想要補繳十年前乃至更早的養老保險，則困難重重，一些工廠倒閉了，還有些工廠因為轉型升級，早已搬出了深圳；即便工廠在，老板愿不愿意幫你補繳，還是未知數……
另外，《深圳經濟特區社會養老保險條例》還規定，職工認為用人單位未按照規定為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應當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兩年內向市社保機構投訴、舉報。投訴、舉報超過兩年的，市社保機構不予受理。因此，當肖葉青和肖生解要求算“陳年舊賬”時，社保部門常以“超過兩年時效”，不予受理。
也有法律專家向記者分析，社保部門考慮的或許是社保基金的安全問題，若大批勞動者現在要求以5年前甚至10年前的標準繳納，即便加上滯納金，金額也偏低；但若企業不肯補繳，勞動者只能自己全額補齊養老保險和滯納金，對肖葉青而言，這可能是至少數萬元的費用，是否“合算”，需要仔細考慮。
肖葉青心底不服，為補繳養老保險的事，2014年她曾對深圳社保部門提起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她不服上訴，后再次敗訴。因此，她也上了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諸多工友看到電視節目后，才想起來要查一下自己的養老保險。
肖生解也為此打過官司。前兩年，深圳至少有11個官司涉及農民工養老保險，或是行政訴訟，或是民事訴訟狀告工廠，僅有1例勝訴——去年6月，深圳福田區人民法院判定，社保局以勞動者投訴已超過兩年的查處期限為由，不予受理原告的補繳申請屬使用法律錯誤，依法予以撤銷。
去年2月，時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表示，在沿海城市，曾有的企業出現過打工早的農民工退休時候要求企業補繳養老保險的集體勞動爭議。經過當地政府和人社等有關部門的調查進行了妥善解決，企業和勞動者依法分別補繳，參保人相應地提高了養老保險待遇。針對有的企業沒有如實繳納社保費的問題，政府部門將加大對企業的監察力度，督促用人單位依法繳費，引導農民理性維權。
總會老去的年輕一代
很難說，第一代農民工的養老金困境，誰該負主要責任。畢竟，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飛速發展，部分政策法規相對滯后，而思想觀念，也許更慢一步。
在記者的采訪中，最讓人驚訝的是，年輕一代農民工繳納養老金的觀念，比他們的上一輩更為淡漠。當地一位社工講起近年來當地一家大工廠的倒閉，在補償方案中，幾乎所有人都選擇了一次性經濟補償，而放棄了社保的補繳追繳。
李秀梅在跑了好多次社保站之后，總用“過來人”的語氣勸家人，無論什么形式的養老保險，哪怕自己出錢，也買上一份。肖生解的愛人，1997年來深圳，如今也老了，沒繳納過任何養老保險，老肖總在感慨，老家湖南那個村子里，像他們這個年紀的外出打工者，個個都沒養老金，聊起來，有些悔意。但相比而言，老李和老肖的兒女們，依舊沒有繳納社保，一部分是老板不給繳；一部分是和父輩一樣的“不知情”；還有不少人覺得，繳了沒用，不如多拿錢。
“人人都要老的，我們老年人的今天，就是年輕人的明天。”陳世芳說，她和老李、老肖一樣，都在為了爭取補繳養老保險，熬在深圳。她羨慕老家村里的鄰居，如今最能拍胸脯的說法，便是“我每月有900元養老金，不指望兒子媳婦養我”。這話她不敢說。
除了驕傲的鄰居，陳世芳老家大多數的老人，參加過“新農保”，如今每月大約能領70多元錢。
而更讓他們感慨的是，如今兒子、女兒都在外頭打工，哪怕生病或者出了大事，也趕不回家。但話說回來，陳世芳自己在深圳15年，回家的次數也寥寥無幾，一次是父親出意外，還有兩次是兒子結婚和孫子出生，連女兒出嫁都沒回去。
她想，如今若指望著回老家“養兒防老”，估計是靠不住了。
但也未必，記者曾多次采訪在長三角打工的阜陽農民工。他們大多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工資日結，只買意外保險。只要問起養老，對方便會講起同樣在外打工、已經“出息了”的兒子們，要么讀了大學，要么開了超市。在他們的觀念里，自己打工賺錢給兒子們結婚蓋房，自己老了自然也要靠兒子們養，至于未來的生活照料和精神關懷，似乎一時間顧不上了。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第一代農民工的養老困境，其中還包括90后。汕頭大學應屆畢業生鐘宇平的畢業設計，便是一部《老無所依》的小紀錄片。透過鏡頭觀察老李、老肖和老陳的時候，鐘宇平也會想起自己的父母，同樣在外打工，卻似乎從未提起過養老的問題。但他也相信，總會好的，都會有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解放日報》201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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