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在發展成為硬道理的背景下，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可以用一日千里來形容，而扶貧事業所取得的成績也是舉世矚目。但同時，這些成績的取得是以巨大的成本為代價的，這些成本除了體現在對自然生態的破壞以外，也體現在對人文生態的破壞上，而農村是這些成本的集中承擔區域。
在扶貧領域，我們也需要有“成本”意識。精準扶貧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對扶貧的成本問題進行了回應。本文選擇現代經濟發展對農村進行成本轉嫁中造成其主體性喪失這一個角度，對精準扶貧問題展開研究。
一、精準扶貧與鄉村主體性
貧困是我國一直以來的重大難題和社會問題，消除貧困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建國后，面臨農村為主要區域的貧困局面，在政府主導模式下，中國特色的扶貧戰略和政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成為首個實現聯合國制定的貧困人口比例減半的國家。然而，由于歷史、經濟和社會等原因，加之市場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我國貧困人口總量依然很大，至2014年尚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而舊有的扶貧政策和措施，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面臨新的挑戰。在此背景下，精準扶貧成為創新扶貧開發機制的重要內容，成為中國當前貧困治理的指導思想。精準扶貧的理論基礎是“共同富裕”根本原則，現實基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核心要義是精準化理念，基礎工具是分批分類理念，戰略重點是精神脫貧理念。
扶貧是否能實現精準的目標，關鍵在于能否精準識別致貧原因。只有精確掌握因何而貧，才能制定因人、因地制宜的扶貧政策，采取有針對性的扶貧措施，實現減貧的最終目標。目前倍受關注的致貧原因集中在因病致貧、因教致貧等方面，從鄉村主體性視角探討貧困問題的研究相對比較少。主體性的視角雖然長期受到忽略，但并不能否認現代經濟發展對農村進行成本轉嫁中造成其主體性喪失，進而導致農村貧困的情況。
“主體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因為人的解放過程正是人的主體性不斷得到彰顯的過程，而這種彰顯是以不影響他者（包括自然）主體性的發揮為前提的。也即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雖有“主體-客體”的二元思維，但實際是模糊的。只是西方理性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以黑格爾、康德為代表，“主體-客體”二元思維不斷發展，而有西方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濫斛，彰顯西方文明的主體性，而不斷消解其它文明的主體性，為西方的全球成本轉嫁（包括向自然環境的成本轉嫁）張目。后現代主義意圖從根本上消解“主體-客體”的二元思維，他們從現代社會中二元論與主體性的互動以及在互動中相互論證、相互激發的邏輯事實出發，認為解構了主客二元對立結構就使主體失去藏身之處，而瓦解了主體也就使二元論喪失了意義。有意思的是，后現代主義是在批判主體性的前提下對二元論進行解構的。但是，資本主義文化病態已經發生了全面轉變，即主體的疏離與異化被主體的分裂與瓦解所取代。后現代主義從批判工業文明造成主體的困境出發，走向主體虛無，這不能不說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具體到鄉村主體性，國內不同學者嘗試從不同視角闡述鄉村主體性的內涵和其重要意義。如李遠行在城鎮化的框架下，從城鄉互動關系的視角下討論鄉村主體性，提出鄉村主體性需要有載體，其社會基礎是新農村建設提出的“通過權、利的均衡重構城鄉關系，使城鄉結構由‘中心－邊緣’狀態回復到連續統一狀態”。同時，國內一些學者的論述無法脫離前現代思維，認為農業現代化的文化轉型, 核心所在就是使農民告別傳統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自在自發的被動主體，轉向現代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由自覺的創造性主體。這種認識忽略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鄉村長期作為城市二產、三產轉嫁發展成本的“受體”，主體性缺失，由此導致鄉村“非農化”演化，鄉村走向了“村莊終結”與“村莊異化”兩個極端。鄉村主體性缺失表現在農民主體力量的虛弱化、農民主體地位的架空化、農民主體能動性的遮蔽化等方面。如何重構鄉村主體性？后殖民主義研究者關于主體性重構的觀點值得重視，他們認為，主體不能確立他者的主體性，故而解決的關鍵在于打破主體間的對立，即確立對方文化的主體性，這種確立建立在一種自由選擇和共同選擇之上。
二、鄉村主體性的消解與鄉村貧困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和城市發展而來的鄉村主體性喪失，其作用過程是非常明顯的。一方面是鄉村三大要素外流，另一方面，是工業產品和工業文化注入，鄉村主體性正是在這種“雙向流動”中逐步喪失的。而隨著鄉村主體性的喪失，鄉村的貧困問題也愈益凸顯出來，因為主體性的喪失也意味著互助性的喪失，鄉村中處在較弱地位的人無法得到來自村社內的支持和幫助。下面將以鄉村互助傳統和經濟主體為切入點，詳細闡述在政府和市場雙重力量的作用下，鄉村主體性如何一步步消解，以及如何導致鄉村的貧困問題。
鄉村互助傳統的漸趨喪失。吳重慶認為，農村地區本來有一套自己的規則、自己的文化認同和價值體系，但是，在現代化、城市化和消費主義的沖擊下，這套體系目前正在瓦解，中青年農民就認同城市的文化，就認同所謂現代的東西，農村文化的主體性在消失。鄉村互助的傳統，作為鄉村主體性社會和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正面臨逐步消失的局面。守望相助是農村地區最可寶貴的品質之一，這是農民在漫長的年代里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因為僅靠一個人的力量其根本無法在多變的自然中生存下去，他必須得到他人的幫助。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幫助他人，這是比較消極的互助，但經過漫長時間的演變，助人已內化為習慣，成為農村的重要文化內涵之一。即使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普遍都還保有著互助的傳統。那個時候農村蓋房子，還是你幫我、我幫你這么蓋起來的，花費很少，幾百塊錢就能蓋起一大棟土木結構的房子，農民不必像現在一樣背井離鄉十幾二十年才蓋房，他在上可孝敬父母、下可在身邊養育孩子的情況下，就能夠完成家庭的主要事業。互助文化在漫長的中國農業歷史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正是互助文化支撐了我們的文明于不倒，它是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部分。現在，不管是沿海發達農村，還是內地山區，年長的人回憶起年輕時光，對那個年代大家彼此互幫互助的情景，仍心懷向往，他們用 “興”，也就是高興、心情舒暢的意思，來概括自己的感受。
僅僅過了三十年的樣子，一切就都改變了。商品經濟的活躍需要大量的貨幣流通，貨幣從而取代情感，成為村民之間的主要交流媒介。周立認為，資源資本化是貨幣化進程的強大內驅力，在漸進改革的市場化進程中，政府持續不斷地將各類要素和其他資源推向市場，使得各類資源持續不斷被資本化，由此帶來大量的實質性貨幣需求，從而拉動了較強的貨幣供給。伴隨著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資金要素、技術要素、管理要素等資源和要素市場的加速開放和市場化程度的持續加深，中國的資源資本化進程還在加速。不管是蓋房這等大事，還是農忙時節的插秧或收割，都從“以工換工”變成了直接的現金交易。即使是走親戚，人們也直接用貨幣代替了物品，而紅白喜事，人們干脆從市場上請“流動酒家”來幫忙操辦，不再需要鄰居親戚來幫忙打理了，他們只需到時揣著紅包來吃個飯就好了。這一切，被認為是自然而然的事，大家彼此都很方便，不用欠彼此什么人情。殊不知，互助文化正是在這些變化中，不經意間，就從人們的身邊溜走了。現在人們普遍感覺農村的人情淡了，不管是出門在外的游子，還是本村的村民，他們對社區的認同和感情都有一日不如一日的感覺，社區不再是大家可以彼此依靠的地方，不再能帶來溫暖。于是，人們更多地從家庭中尋找慰藉。但是，無一例外地，家庭也日趨貨幣化，除了父母對兒女的愛仍然真摯，夫妻之間仍然同心（這種“同心”也在演變為對他者的算計），其余的關系，則都或多或少涂上了金錢的色彩。兄弟之間，為了一點點宅基地，可以大動干戈，互相仇視；甚至，人們因為經濟的關系，不再孝順父母。
我們看到，農村的貨幣化過程也是不同文化的沖突過程，以貨幣為代表的資本文化強勢介入農村，消解著農村的互助文化。費孝通在晚年針對全球化高度發展的時代，不同文化如何相處的問題，提出通過“文化自覺”達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圖景，超越了亨廷頓的“文化沖突論”。費孝通認為，“只有當不同族群、民族、國家以及各種不同文明，達到了某些新的共識，世界才可能出現一個相對安定祥和的局面，這是全球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一個挑戰。”但是，全球化條件下資本文化對農村互助文化的消解，非一日之功，仔細分析，我們會看到它是很系統的一項工作，是搭載在資本經濟這艘大船上來實現其目標的。而鄉村這一層面主體性的消失，帶來的就是農村互助系統的崩蹋。
鄉村經濟自主性的日漸式微。鄉村主體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自主性也出現逐步削弱的趨勢。長時間以來，農村的經濟形態是一種自給自足型的經濟，不能說全部，但可以說是大部分的人們生產生活所需均可從社區獲得，最多不會超過一個鄉的范圍，本社區不能提供的必需品，大多也可以在鄉里的集市上買到或交換到；而集市上的商品，大多也來自本鄉本土，小到一枚雞蛋，大到一個風車，本地都有生產者。我們通常說的“農村七藝”，即木藝、竹藝、鐵藝、陶藝、塑藝、泥藝、布藝，構成了農村的小手工業經濟，這幾種工藝，基本涵蓋了農村生產生活所需的全部。蓋房子，木工和泥瓦工就可以包下來，木材從自家的山上來，泥土也是；種植用的鋤頭、犁耙，廚房用的刀具、鐵鍋等等，村里的鐵匠就可以搞定；睡覺用的床，吃飯用的桌椅，村里有好幾個木匠呢；身上穿戴的衣服鞋帽，則有村東頭的裁縫師傅。這些手工藝人，靠著他們的手藝，在村里頭還可以過上中上水平的生活。現在，這一切已成記憶的一部分，工廠流水線上下來的工業品，特別是塑料制品，以摧枯拉朽之勢蕩滌著農村的這些小手工業，使它們漸趨消失。而隨著農村手工藝的失傳，以及如前所述，農業經濟不管是原料還是產品都依賴外部市場，農村的本土經濟將完全喪失獨立性，而成為城市工業的依附。現在隨便到農村的集市上走走，你會發現市場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商品都不再出自本地。在福建西部培田古村所在的宣和鄉每五天一次的市集上，不管是畜群水果，還是日用品，一律從宣和鄉以外進來，商販也越來越成為以外地人為主，本地的商販和產品則慢慢減少。你可能會說，這是商品經濟發達的表現，殊不知，這表面的發達背后，是農村經濟的衰落，是人們的背井離鄉，是越來越擴大的貧富差距，以及環境的破壞。
農村小手工業在流水線工業品的沖擊下走向破產，是鄉村經濟主體性喪失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作為農民在農村的主要經濟活動的農業，其主體性也在工業化農業的主導下走向解體。具體表現在農民無法留存種子、化肥農藥的使用逐年增加、農產品價格增長緩慢幾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業生產過程要更多地依賴外部市場，要使用更多的貨幣，另一方面，是農產品銷售過程農民無法自主，也無法獲得更多利潤。農民的農業生產活動，其利潤率趨近于零甚至為負。四十年前農民蓋房子，一年養兩頭豬就基本上可以蓋一棟像樣的房子了，因為那個時候的豬肉價格和泥工、木工的工價基本相當，現在農民得在外打十幾二十年的工才能可能回家蓋個房子。培田這個1400人左右的村子，外出打工的有將近600人，培田的經濟主要依靠的正是這打工的收入。
我們看到，作為鄉村主體性的最重要標志，鄉村的經濟自主性已經受到了較大的消解，農民不再能通過參與當地的經濟活動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能動性都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從事農業成了沒有其它謀生門路的最后選擇，而留在農村也是情非得已，很多農村已只剩下一些老弱婦孺。由于農村經濟自主性的喪失，農村實際上已經陷入到一種惡性循環中，在農村掙不到錢，農民留不下來，農業就只能是正兒八經的“夕陽產業”。
此外，農村社區經濟被資本經濟摧毀的一個重要表現，是農村資金的被抽離。除了前述農民買高賣低，即工業品和農業生產原料以高價賣給農民，農民種養的產品則以低廉的價格賣出，這中間的資金流失外，農村金融也扮演了重要的從農村抽取資金的角色。金融權是一個經濟體的核心權利，鄉村經濟發展的核心是有其自己的金融系統，而目前盤踞在農村的各商業銀行（包括村鎮銀行）都算不上是屬于農民自己的金融系統。沒有了自己的金融，鄉村經濟的自主性自然就更加弱化了。
主體性喪失加劇了鄉村的貧困。貧困問題按類別分為精神性貧困和物質性貧困，鄉村主體性喪失造成的貧困是精神和物質的，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與反作用。由于互助文化的喪失（精神貧困），農民蓋不起房、養不起老（物質貧困）；反之，在一些擺脫了物質貧困的地區，其互助文化喪失得可能更為徹底，其精神更加貧困。對于大部分農村來說，由于打工經濟的發展，除了少數如喪失勞動能力的弱勢者仍然難以擺脫貧困外，大多已經在物質層面暫時擺脫了貧困。本文不僅關注仍然處在物質與精神“雙重貧困”中的人群，也關注暫時擺脫了物質貧困但由于鄉村主體性失去而仍有可能返貧的人群。實際上，由于鄉村主體性喪失，農民在經濟和文化上失去自主性和創造性，其仍然只能作為城市發展成本轉嫁的受體，其貧困的總體趨勢只會不斷加劇，緩解只是暫時的個別的現象。這種加劇表現在鄉村進一步空心化、留守問題進一步惡化、鄉村經濟的依附性進一步深化、鄉土文化的生命力進一步弱化等等方面。
如前所述，互助性作為鄉村主體性的內涵之一，其在資本文化的沖擊下走向消蝕，帶來的是農村固有互助系統的瓦解，原來農村中的貧困群體，不再能夠從社區中得到幫助，其困難自然就進一步深化；而由于經濟自主性的喪失，農村中大多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貧困人群，其從農業中獲得的收入越來越微薄，而生產成本卻逐年增加。農村的貧困在這樣的“雙重作用”下進一步加劇。
三、重塑鄉村主體性與精準扶貧
上文的討論揭示了鄉村主體性的消解如何導致鄉村貧困問題的出現，因此從精準扶貧的思路出發，要解決鄉村貧困問題，需要從根源上重建鄉村的主體性。而鄉村主體性的重建，則包括對鄉村互助傳統和經濟主體性的重構。我們習慣于從收入層面來討論鄉村經濟的發展問題，這幾十年的扶貧成績也主要是從農民收入提高的角度來計算的，這勿庸致疑。但是，如果我們把成本考慮進去，這幾十年的發展和扶貧成績就要大打折扣，甚至還會生出“是否可持續”的疑問。十八大以后，中央生態文明指向的發展戰略，以及“精準扶貧”概念的提出，可以說是對“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扶貧”的回應。而這一回應所指向的其中一個方面，即是鄉村主體性的重塑。唯有鄉村主體性的回歸，主要針對鄉村的精準扶貧才有可能具有持續性。如何重塑鄉村的主體性？這種“重塑”與精準扶貧的具體關系是什么？本文從重塑鄉村文化的互助性和重建鄉村經濟的主體性這兩個方面加以探討。
重塑鄉村文化的互助性。如前所述，互助性是鄉村社會在長期的農業生產中形成的一種鄉土特質，這種特質使鄉村社會在相對長的時間里保持著穩態結構，而使鰥寡孤獨皆有所養；同時，這種特質也使鄉村具有了一種精神力量，使之豐富而有尊嚴。市場主義使鄉村互助性喪失的結果是鄉村的弱勢者不再能夠從社區獲得支持，而越來越走向貧困；同時，也使鄉村失去精神力量而致精神貧困。當前精準扶貧所針對的，主要也正是這一部分弱勢者，以及鄉村整體的精神貧困。所以，重塑鄉村文化的互助性將能從根本上緩解鄉村的“雙重貧困”。但是，鄉村互助性的重塑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本文結合具體案例對此進行闡述，希望可以豐富對這一問題的探討。
鄉村互助性在一定程度上是隨著鄉村公共空間的萎縮而失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的聯接越來越少，家庭也越來越趨向“原子化”，社區公共空間逐步萎縮，公共關懷也趨于無有，農民的精神空間也同步萎縮走向貧困，農村中的弱勢者則因公共關懷弱化而趨向物質性貧困。針對這個問題，自本世紀初開始的新鄉村建設實踐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們從兩個方面對公共空間和公共關懷的拓展進行了嘗試。
其一是培育公共文化。通過培育鄉村公共組織，把社區的不同力量組織起來，形成一種大家參與公共空間拓展的局面。這些組織包括婦女文藝隊、傳統戲劇團、籃球隊、老人協會、老人門球隊、社區發展協會、少年志愿者服務隊等等，他們走在一起大部分一開始是因為興趣，比如婦女們閑著無聊，家務活忙完后出來學學腰鼓，然后學著學著，大伙就自然組成了“腰鼓隊”，十里八鄉誰家有個紅白喜事，請這腰鼓隊去助助興，婦女們就更帶勁了。但是，一個組織僅有興趣的聯合是無法使公共空間得到有效的拓展的，如果這個組織沒有一定的使命，其對村莊的互助性重塑就無法帶來良好的影響。為此，鄉村建設工作者在這些組織內部導入教育，在組織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使組織的學習成為其活動內容之一。這些學習旨在激發學員的公共性，使之逐步走出“小我”，而樹立起村莊意識。比如針對小朋友在單純的智識教育和電子文化作用下對村莊的淡漠之情，鄉村建設工作者把鄉土文化課程帶進課堂，組織課外社區新聞小組、環境小組，讓小朋友去采訪村莊的老人，寫村莊的故事，參與村莊的公共事務等等，這在一定程度豐富了小朋友們的村莊視野；同時也透過小朋友潛移默化的變化，使鄉村變得柔和起來。
發育社區的公共組織，同時在組織內部開展公共教育，這對于鄉村公共文化的形成是相當重要的，一方面，鄉村的公共空間因此可以得到較大的拓展，另一方面，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得到較大的滿足，通常所說的精神貧困問題因而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公共性是互助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鄉村的公共性越強，其互助性也就越強。
其二是發展村莊的公益事業。與村莊公共組織建設相輔相成的，是村莊公益事業的發展問題。在過去，村莊公益事業主要依托公田、公山等財產性收入來維持，像鄉村建設工作的其中一個實踐點福建培田古村落，其歷史上公田、公山（包括族田、族山）能達到20%左右的比例，除了能支持日常的祭祀開支外，還能滿足教育、助老助殘等需要，比如當時培田就有專門拯救女嬰的“拯嬰社”，還有專門的農業技術學校“鋤經別墅”等等。現在，除了傳統的祭祀活動，村莊的其它公益事業已經無從談起了，大家都各顧各的，甚至為了一己之利而損害公共利益。如何透過公益事業的組織使村莊的互助傳統得到恢復，新鄉村建設提供的一個案例是針對留守老人問題建設鄉村老人公益食堂，為村莊中有需要的留守老人提供代蒸代煮的服務。食堂的場地是熱心村民提供的，涉及到的費用主要是要有一個人兼職負責，以及每個月兩百多元的柴火費，一年下來的預算不到兩萬元，但其可以為村莊內約五十位老人提供伙食服務。開始的時候，這些費用是向社會募集的，但這并非長久之計，所以，如何從社區內部解決費用問題是這個項目能否持續的關鍵。而且只有村民的參與，才能逐步帶動村莊形成敬老、愛老的氛圍。發動村民捐款并不是一個好辦法，鄉村建設工作者設計了一個社區公益金融的項目，鼓勵鄉親特別是外出鄉親把部分多余的錢存到一個公益賬戶里，不獲得利息回報，而是把利息收益捐贈給村莊的公益事業。如此則假以時日，村莊的公益事業就能獲得可持續的經濟來源，村民通過參與這種舉手之勞的社區公益，也能增強社區互助意識。
如何運用鄉村中自主的力量解決其自身的社會服務問題，這是鄉村主體性得以彰顯的一個很根本的問題。鄉村建設對鄉村公益事業的強調，意在強化村民的社區關懷，使鄉村的弱勢者不出村莊即能得到基本的包括物質的幫助，使之擺脫孤立無援的境地。
公共文化的培育與公益事業的推動，它們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其主旨均在于重塑鄉村的互助性，使鄉村找回自己的文化主體性。互助性作為鄉村文化主體性的重要內涵，其重塑不是簡單的恢復，而是要在創新的基礎上進行，包括對鄉土文化和傳統公益組織進行適應時代要求的創造性轉化和更新，因為固步自封的文化，其主體性的消亡是必然的。
重建鄉村經濟主體性。經濟主體性是鄉村主體性的核心部分，鄉村如果在經濟上處處受制于人，而且農民之間在經濟上還是一種互爭的關系，鄉村的主體性和精準扶貧的可持續性就無從談起。但是，在市場主義的汪洋大海中，鄉村要保持自己的經濟自主談何容易。在新鄉村建設這十幾年的實踐案例中，其以“組織創新”為手段，以合作互助為先導，鼓勵農民在經濟上組織起來，雖然不能說已經使實踐點的鄉村完全擺脫了經濟上處處受制于人的局面，但其自主性獲得了明顯的提高，這是確實的。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對此進行分析。
其一是逐步恢復鄉村經濟的內部市場。如前所述，在過去，鄉村最重要的經濟活動—蓋新房，是通過村社內的互助系統完成的，農民只需支付幾個木工和泥工師傅的工錢即可，而且這些工價和當時的豬肉價錢大體相當，所以農民只需在家里養兩頭豬就可以蓋起一座像樣的房子。現在則不然，農民必須背井離鄉十幾載，在上不能孝敬父母、下不能教育孩子的情況下，才能勉強把房子蓋起來；房子蓋起來了，他們還無福消受，還必須重新回到城里，賺取現金寄回老家以支付日益高漲的生活費，因為老家的消費已經全部貨幣化了，甚至蔬菜都得到市場購買。此外，類如一些傳統的手工技藝，它們是維系鄉村經濟自主性的重要紐帶，也在市場主義的沖擊下命若游絲，很多就干脆不見蹤跡了。不算極端的例子，比如傳統的農耕技藝，不少地方的農民已經完全陌生了。鄉村經濟主體性的建立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本地化的經濟系統，減少農民對貨幣和外部市場的依賴。在新鄉村建設的一些實踐點，有推動生態建筑和生態農業，在傳統建筑和傳統農耕的基礎上引入一些新的設計理念和生態技術，盡可能用社區勞動力來替代資本，用農家肥代替化肥，用本地種子代替轉基因種子，使鄉村的生活主權和農業生產主權掌握在農民自己手中。以一個一千人的村莊為例，如果按照現代的方式蓋房子，人均蓋房成本（含內修）大約是五萬元，這個村莊就需要五千萬元來蓋房子；如果按照傳統的方式蓋房，這五千萬元就是真正屬于這個村莊的經濟，還不包括因為大家互幫互助積累起來的大量社會資本。在中西部一些農村，每家每戶還有養一兩頭豬的傳統，年初的時候開始喂養，年終的時候宰殺風干，可以夠一個家庭吃上一年，農民一年到頭用于生活開支的費用可以減到最低，而且大多是自家喂養和種植的健康食物。在精準扶貧的主要戰場—中西部農村，需要特別考慮扶持和保護這種類型的在地化經濟，避免外部市場對本地經濟系統的傷害。
精準扶貧針對的主要是那部分被稱為“勞動力殘值”的人群，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參與外部市場的競爭能力很弱，無法讓自己更好地“貨幣化”，因而也難以擺脫以貨幣作為衡量標準的貧困問題。以本地市場為主的經濟系統，一方面可以使地方經濟自主性增強，另一方面，因其對貨幣的依賴程度可以減到最低，農村中弱勢人群的貧困問題也能得到有效的緩解。
其二是發展合作經濟，重建鄉村經濟的互助性。合作互助是鄉村經濟主體性的命門，可以說，沒有建立在合作互助基礎上的鄉村經濟，鄉村主體性就無從談起。分田單干后農民的經濟活動一直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不管是生產勞動，還是市場購銷，都只限于家庭。這使得農民在市場的這片汪洋中，完全處在一個背動的位置，不管是農資購買，還是農產品銷售，或者是向金融機構借錢發展生產，農民都沒有自主性，都得低聲下氣任人宰制。其原因無外乎在于農民是一個個小小的“舢板”，沒有屬于自己的經濟組織。新鄉村建設實踐案例中，其“組織創新”的重點，就是大力培育屬于農民自己的經濟組織。這些組織不是單一的經濟合作，而是包含了生產、購銷、消費、信用甚至保險等多個方面的綜合性合作；這些組織也不是“傍大款”或“掛牌式”的合作組織，而是真正以國際合作社原則為準繩，體現“弱者的聯合”的合作組織。在最近幾年中央明確支持農民發展合作金融的背景下，新鄉村建設工作者在不同地方推動的農村資金互助社試點，對鄉村經濟主體性的恢復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山西永濟蒲韓果農協會為例，其去年社員資金互助業務貸款余額約為三千萬元，資金成本六厘，利息一分二左右，息差接近兩百萬。這兩百萬用于舉辦社區養老服務、幼兒護理和教育等公益服務，以及吸引青年返鄉參與金融服務、土壤改良、生態技術推廣、城市消費者動員等。目前協會有一百余位當地年輕人在開展工作，去年底為三千余戶社員統一購買年貨就為社員節省了近百萬元。從這些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到鄉村的主體性正在慢慢回歸，而精準扶貧問題在這種回歸中也消隱于無形，因為按照國際合作社原則組織起來的合作經濟組織，社員貧困內部化解決是其題中之義。
農民通過合作起來形成新的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其市場地位與單個農戶相比是完全不同的，農民在合作中壯大自己的力量，而能獲得更多的市場利益。同時，因合作社的社區性和社會性原則，一方面，其要著眼于包括貧困在內的社區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其收益分配要照顧到社員中的弱勢者，不以資為本，而以勞動者為本。如此，社區的貧困問題將在農民通過經濟合作找回經濟主體性的進程中逐步得到緩解。
圍繞內部市場進行“本地生產”與“本地消費”，以合作組織對接外部市場，鄉村經濟主體性將能夠在這種以地方和人為本的經濟再組織中得到重建，農民的能動性和創造性也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發揮，如此，鄉村將進入到一種良性循環中，貧困問題則可以在這種循環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
四、總結
在貨幣化已經非常徹底的今天，要謀求有“非貨幣化”傾向的精準扶貧，無疑是有相當難度的。在新鄉村建設的試驗點，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一般村民，“有錢才有用，沒有錢啥都別談”的意識往往在開始時令試驗工作寸步難行。但是，經過持續的努力，隨著村莊互助氛圍的逐步恢復，村民的觀念也在發生悄悄的變化，他們會去思考“為什么我的父輩沒有什么錢，卻能蓋得起像樣的房子”，“為什么我們無法讓自己村里的老人過上好生活”，“為什么我們現在自己吃的菜都要用錢去買”，等等。在這樣的思考里，以及包括合作社在內的具體實踐，村民對“非貨幣化”的社區扶貧模式的認同度越來越高，其成效也在逐步顯現出來。
十八大以來的生態文明發展戰略，強調經濟社會的平衡發展，強調城鄉、東西的平衡發展，可以說，精準扶貧正是在這種“平衡發展”的戰略思維下提出來的。但是，誠如愛因斯坦所說，如果我們用制造問題的思路去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在目前關于精準扶貧的討論和措施中，沿用的仍然是市場主義的思維方式，而正是這種思維方式造成了今天經濟社會、城鄉東西的不均衡，而留下眾多發展中的隱患。是到了轉變我們的思維方式的時候了，這種轉變不是要排斥市場，而是要警惕以市場為名行掠奪之實的市場主義，精準扶貧問題的解決，需要對造成貧困的市場主義有更深層的了解，其化解之道，正在于重塑鄉村的主體性，使鄉村文化的互助性得到恢復，使鄉村經濟的自主性得以重建。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邱建生，福建農林大學海峽鄉村建設學院教師；方偉，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博士，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天府新論》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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