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拜讀徐江偉的《血色曙光——華夏文明與漢字的起源》（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及其刊于《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1—11期的系列同名文章（以下簡稱“徐文”)，頗有感受。徐文提出一個很大的學術問題，即我國古代游牧民族、農耕民族的地位“孰高孰低”，貢獻“孰大孰小”？該書還提出一系列大膽的學術觀點。這些新觀點有益于啟發讀者思考、繁榮學術，但其研究又由于未盡按學術規范（如未注明引文詳細出處等），加之有的研究方法欠科學，因而很多結論還需進一步論證，有的結論則難以成立。
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無優劣之分
關于我國古代農耕民族、游牧民族的差別及地位問題，徐文說：“亞洲東部南方人和北方人都屬蒙古人種，是兩個不同的人類分支。數萬年以前，沿著青藏高原北線，到達亞洲東北部的蒙古人種是阿爾泰游牧民族的祖先，他們與亞洲東南部的蒙古人種分開發展的歷史已經非常久遠，他們分道揚鑣時可能還在人類剛剛開始說話的時候，因為他們說兩種完全不同、沒有任何親緣關系的語言。”他還說：“原始分布于亞洲東南部的農耕定居民族顯著特征是說單音節語言，從南亞的緬甸到長江全流域……似可這樣表述：那些史前農耕定居民族的社會發展形態及發展水平要遠遠落后于北方游牧民族。”筆者認為，此種猜測還需作進一步扎實的論證。
其一，此兩支皆屬蒙古人種，與其他人種有別，其語言相似是難以避免的。徐文為說明這一點，用大量篇幅證明漢語與阿爾泰語相似，似不可取。
其二，中國人種是否來自非洲？在中國境內多地發現200萬年以前的人類化石或舊石器遺址，處于由猿到人進化的起始階段。2015年10月，《自然》雜志發表文章，宣布在湖南省道縣福巖洞古人類遺址發現47枚具有完全現代人類特征的牙齒化石，表明8—12萬年前現代人類已在中國南部地區出現。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現代形態的人類。因此，無論是200萬年前的古人類還是現代人類，中國境內的人類是由非洲進入亞洲的假設難以成立。
其三，考古發現表明，除南方稻作農業區之外，黃河及以北地區還存在以黍、粟等旱作糧食為主的農業文化——仰韶文化、后岡一期文化、紅山文化，它們分布在沿長城及其以南的中原地區。這是徐文所未提及的，徐文將其納入游牧區，缺乏證據。
新石器時代直到夏商周時期，長城以南基本屬于定居農業區，盡管直到西周之時，沿長城地區偶爾出現半農半牧現象，但將其劃歸游牧區并不合理。
徐文指出，農業定居的漢民族常成為阿爾泰民族的奴隸，農耕民族在史前遠比游牧民族落后。筆者認為，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沒有優劣之分，他們都在中國歷史上創造過輝煌的歷史。
從考古等各方面證據可知，在人類文明史上，文明古國都是在農業較為發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兩河流域、古埃及以及中國的黃河流域皆是旱作農業區，古印度、中國的長江流域皆是稻作農業區。這些文明古國建于5500—5000年前，比匈奴政權約早2000多年。在長江流域，目前已經發現20余座6000—4500年前的古城，例如石家河古城，城內外遺址達8平方千米，制陶、竹、木、漆器、建材、建筑等眾多手工業門類遠較北部地區發達，冶金也大體與北方并駕齊驅，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則處于領先地位。中國遠古文化中心由南而北推進，長江流域的居民也不像徐文所論，住宅是干欄式房子，他們已能建造多間連房，其建筑技術也領先于周邊地區。
漢字來源于阿爾泰語？
關于華夏文明起源，徐文認為，“文明起源以什么為標志？就是文字。可以這樣理解文明：‘文’就是文字，‘明’就是出現，文字的出現標志著文明開始形成。”徐文關于“文明”的觀點很新穎，但認為文字是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值得商榷。
關于漢字起源，徐文認為：“漢字原本是匈奴制造出來，原本表達多音節的古代阿爾泰語，但最后變成了單音節讀音……”漢字若來源于阿爾泰語的游牧民族，為什么游牧民族無文字流傳，也無創造文字記載？徐文列舉一系列阿爾泰語與漢語近似的例子，能否說明漢字來源于阿爾泰語？筆者認為，相鄰民族語言相近是很常見的，有的詞匯，如“爸爸”、“媽媽”之類幾乎在全世界的語言中都相同。因此，以語言近似作為論據，似無說服力。考察一種文字的來源，要從文字初始狀態進行研究。
徐文說：“至今已發現甲骨文4000多個，能解讀出來的不到一半。其實公認已經解讀出來的甲骨文只有約1000字，可謂知之甚少。即使是金文，大多也無法釋讀。”筆者認為，甲骨文、金文的常用字大體都能識讀出來，甲骨文已經被解讀出約2000字，有了這2000個常用字，一般的甲骨文標本大體都能讀懂。不能辨認的多屬人名、族名、地名。事實上，甲骨文學者一般都能讀懂這些成版的文字。而這些常用字讀音、意義與上古漢字皆同，多為單音節，可能與先秦古文一樣存在10%—20%的雙聲聯綿詞，但不可能是阿爾泰多音節語言。至于有些人名、地名，則有可能是多音節字，但這種多音節字也是由多個單字組成的合體字，它們共同表達多音節，也可分開寫。因此，一個字符表達一個音節，是完全正確的。由此可知，甲骨文是單音節語言，不是阿爾泰語。
徐文指出：“春秋戰國時期所有中原諸侯國都是南下的游牧民族建立的，這些奴隸主原本都說多音節語言。所有諸侯國的統治者都經歷過漫長的漢化過程……其語言也不可阻擋地從多音節變成單音節。”這種論述無視歷史事實。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乃歷史常識，北方的晉、燕，皆姬姓，是西周宗室所封之國。齊乃姜尚封國，炎帝后裔。三家分晉后的韓、趙、魏版圖所及幾占中原及華北絕大部分地區，中原地區怎么會全部由阿爾泰人統治？這種輕率的論述及結論，實難令人信服。
三皇五帝都講阿爾泰語？
徐文為證明“五帝”皆阿爾泰人，大多使用所謂以音求史的方法。例如，關于黃帝，他說：“筆者推測，‘奴’漢代曾有過‘又’這樣一個讀音……如果讀作‘匈又’就豁然開朗了，其實就是‘軒轅’的異寫！歷史的真相就這樣被掩蓋了數千年！‘軒轅’就是匈奴。”他還說：“先秦古籍中匈奴被記作‘獫狁’（xiǎn yǔn），與‘軒轅’讀音相近，其實是同一個族名的異寫。由此可知黃帝與匈奴其實是同類。”按《山海經》，軒轅之名五見，皆國名、丘名、山名，與黃帝不同，黃帝因居軒轅之丘，因而也號軒轅。因此，徐文須弄清其所指的是哪一個軒轅。關于顓頊，他說：“‘顓頊’應讀作‘頁頁’（xuxu），就是‘蠕蠕’，一個著名的游牧民族族名。”關于蚩尤，他說：“‘蚩’與‘赤’同，‘赤’本是黃色的意思，蒙古語黃色讀作‘失遲’，漢字‘赤’的讀音就是從蒙古語單音節化而來，‘尤’是怪物的意思。”關于神農，他說：“筆者以為china（cina）來自蒙古語‘狼’的讀音‘赤那’……‘神農’乃是一個音譯與意譯的結合體。”
徐文關于五帝的解釋皆是音譯與意譯的結合體。筆者以為，既然音同，義也同，不就是同一種語言嗎？那么漢語與阿爾泰語屬于同一種語言嗎？徐文為證明蚩尤是說印歐語的白種人，竟將“赤”解釋為黃色。這將中國傳統古籍拋置一邊，全憑音似而加對應，是不科學的。
徐文對帝堯的解釋更為新奇。他說：“不過筆者只對帝堯的民族背景感興趣。筆者以為，他的名字已經把久遠的歷史信息顯露出來。堯（堯），會意字，甲骨文為兩土一人，《說文》為兩土兩人，篆文為三土一人。總之，人在土下……由此看來‘堯’應是穴居之人，而古代女直正是穴居族……”此等只憑字形結構而作的推論實不足憑信。
總之，農耕民族比游牧民族更早進入文明社會，文明起源與文字起源不能畫等號，漢字也并非源于阿爾泰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只能是華夏民族的始祖。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6年0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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