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的義務。中國設立戶籍制度以后，勞動力在區域間的流動很少，戶籍成為市民獲得公共服務的依據，從養老、醫療、教育，到結婚登記、評職稱、辦理證件，城市通過戶籍來排斥非戶籍人口享受公共服務，戶籍逐漸演化成身份的標識。
將身份作為能否享受特定服務的依據廣泛存在于當前的城市管理。城市是一個大俱樂部，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教育、交通、醫療等，這個俱樂部的“會員卡”就是城市的戶籍。當公共服務的供給落后的情況下，戶籍人口會有權益被侵占的感受，產生排斥外來人口的情緒，而公共服務質量的差異導致戶籍“含金量”的不同，也刺激了對非戶籍人口的歧視，這兩者使得城市內部出現了嚴重的族群對立。
新晉戶籍人口的角色
獲得戶籍的渠道主要有兩個：戶籍人口的新生兒落戶和外來人口落戶。以上海為例，我們將在上海出生且落戶的人稱為“本土上海人”，將在外地出生、而后經過努力取得上海戶籍的人稱之為“新上海人”。作為新晉俱樂部成員，新上海人有兩種角色：改革推動者和體制維護者。相對于本土上海人，新上海人經歷過“進入俱樂部”的艱辛。這種艱辛使得他們對于戶籍制度的不公平性認識更深，有意愿去推動戶籍改革。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已經成功躋身俱樂部，成為了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有維護現有體制的主觀動機。那么在新上海人身上，到底哪種角色更突出呢？
義務教育是城市提供的諸多公共物品中最重要的一個，也是很多外來人口申請戶籍、辦理居住證的主要原因，是否支持“限制外地孩子上學的政策”可以度量新上海人更傾向于哪種角色。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于近期組織了“上海社會認知調查”，采用分層、四階段和空間抽樣等隨機抽樣方法，對上海的七個區縣進行調查，回收1138份有效問卷。
在“您覺得上海目前限制外地孩子上學的政策是否合理”的問題中，選擇1表示非常不合理，選擇7表示非常合理，隨著數字的增加合理程度依次增大。我們比較了四個不同身份的群體對于外地孩子在上海入學問題的看法，分別有175個上海臨時居住證持有者、127個上海居住證持有者、134個新上海人、492個本土上海人回答了該問題。上海臨時居住證持有者、上海居住證持有者、新上海人、本土上海人回答該問題的均值分別為2.15、2.42、3.42和4.13。也即是說有戶籍的上海人更認同限制外地孩子入學的政策。
而從結果分布上看，上海臨時居住證持有者中僅有1.1％認為限制外地孩子入學的政策“非常合理”；上海居住證持有者認同該政策的比例略有上升，但僅有3.5％選擇了“非常合理”。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新上海人中有9.7％選擇了“非常合理”，本土上海人中選擇“非常合理”的比例更是達到16.7％。
從均值和分布中可以看出，獲得戶籍使得新上海人對于“限制外地孩子上學政策”的支持程度產生了明顯的變化。持居住證的群體中，超過50％都認為此政策“非常不合理”；然而在新上海人中，這個比例僅有不到30％；其均值和分布，更接近本土上海人，而非未獲得戶籍的持有上海居住證群體。
相較于本土上海人，新上海人的確對于上海公共服務的“俱樂部化”更顯反感，但這種反感無法抵消他們作為既得利益者維護既有體制的傾向。新晉俱樂部成員的角色更多的是體制維護者，而非改革推動者。
戶籍的俱樂部效應，不僅讓已獲會員資格的人自動進入角色，還會讓有能力落戶的群體提前代入角色。調查共有631個非上海戶籍人口，其中有99人認為自己在上海落戶的可能性較大，這個群體，可以理解為下一波新上海人。當我們查看這個群體對于限制外地孩子上學政策的評價，有32.3％選擇了“非常不合理”， 9.7％選擇了“非常合理”。也就是說，這部分人的評價分布已經十分接近新上海人，而與持居住證人群大相徑庭。高落戶期望人群，在得到戶籍前，已經將自己提前代入了上海戶籍人口的角色。限牌限行等政策，也存在著同樣的現象。“無車但想買滬牌車”的人，贊同“禁止外地車牌進入上海”的比例與“有車且滬牌”的人群相同，明顯高于“有車且外牌”和“無車但想買外牌車”的人群。
真實的俱樂部理論
提供公共服務需要成本，政府通過何種機制提供公共服務是學術界持續不衰的研究內容。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定義了一種“俱樂部物品”，通過個人的自愿結社而形成的俱樂部，其提供的可排他性公共物品是一種最優配置。這是一種非純公共品，介于私人物品與純公共物品之間，既擁有私人物品的對外排他性，又擁有純公共物品的非競爭性，如圖書館、學區、交通等。個人通過以腳投票，依據自身的志趣和偏好，組建并選擇俱樂部，解決了公共選擇的問題。
無獨有偶，經濟學家蒂布特的“用腳投票”也有相近的描述，個人選擇居住地的過程把人口從空間上劃分為相同愛好的“俱樂部”，可以很好地理解富人區、優勢學區等現象。
然而，上海作為一個城市，并不是一個俱樂部。不管是布坎南還是蒂布特的解釋，會員都在享受俱樂部里的公共服務的同時，也承擔了全部的成本。上海戶籍人口所享受的公共服務并不只由他們自己承擔成本，沒有享受全部公共服務的非戶籍常住人口也替他們承擔了很多成本。
特大城市城鎮職工眾多，養老的歷史負擔很重。2015年底，上海退休職工366萬人，幾乎全是戶籍人口，但在職繳納職工基本養老的934萬人里，有一半以上是非戶籍人口，其個人與單位繳納保險費超過900億元。上海的養老賬戶赤字，也是在2011年開始政府強制非戶籍人口繳納社保后，才扭虧為盈。上海非戶籍人口對上海稅收增長也是居功至偉。
非戶籍人口承擔了會員的義務，但卻無緣享受會員的權利。城市在享受了非戶籍人口帶來的好處的時候，卻無視他們子女的教育，前述調研數據顯示，至少有20％的非戶籍常住人口的子女沒有在上海接受義務教育。對這些地方政府來說，最好的結果就是非戶籍人口繼續為城市做貢獻，但城市里的公共服務非戶籍人口一樣都不要享受。
近十幾年，戶籍制度不斷消亡，大城市也逐步放開外來人口義務教育入學的限制。但限購令以來，各地方政府以戶籍作為主要篩選工具，對戶籍與非戶籍人口區別對待，戶籍重回到社會管理的中心位置。車牌登記等領域也開始引入戶籍、居住證作為前置條件。這恐怕不是個好現象：戶籍這一身份導致的權利和享受公共服務的差異，正在撕裂大城市。這值得我們警惕。
作者簡介：賀宇昊,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聶日明,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政策、公共政策、轉型經濟學及政治轉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經》雜志2016年第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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