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與農民工群際關系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加快，數以億計的農民從賴以生存的土地中脫離進入城市，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特殊社會群體——農民工。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農民工數量已達到27395萬人[1]。由于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體制，市民與農民工雖然同屬城市環境，但彼此在生活境遇、行為方式以及價值觀念等諸多方面有較大差異，特別是文化觀念上的不同而帶來的歧視與排斥，更是難以在短期內消除，進而在兩類群體之間形成了一定的社會距離。
社會距離是衡量群體之間融合程度及隔離狀況的重要指標，同時也體現出了農民工所居城市的包容程度和他們的市民化水平[2]。農民工與市民之間的社會融合不僅是政府和社會的共同追求，同時也是學術界的重要研究議題。當前，中國社會正向著“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方向發展，社會結構和政策環境在不斷地調整和完善，盡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總體還是寬松起來，也更加人性化，與此同時，伴隨農民工的大量涌入和相關工作的替代、補充，市民的日常生活也變得越來越離不開農民工。那么，在新的形勢下，農民工與市民之間關系會有哪些變化，他們的社會距離情況又如何？本文將以南京市為例，并對該問題進行回答，這對于推動農民工的城市社會融入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學界使用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概念最早是由加布里爾·塔德（G. Tarde）研究社會階層之間的差異程度而提出來的，后來很多社會學家也對此進行了探討。齊美爾進一步區分了社會距離的類別，他認為社會距離既有客觀的文化、教育、收入距離，也有主觀的心理、認知、觀念距離，還有群體之別[3]。芝加哥學派的帕克（R.E.Park）借鑒了齊美爾的思想，他認為社會距離是衡量集團與個人之間的親近程度，個人與集團之間的社會距離越大，彼此間的相互影響就越小[4]。受帕克的影響，博格達斯（E.S.Bogardus）進一步設計了一套用以表示個人對其他民族、種族與宗教群體態度的社會距離量表——即博格達斯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5]。此量表被廣泛運用，但是Lee等人認為，博格達斯量表反映的是大族群對小族群的距離感受，不能用來解釋社會距離的本質。因此，他們從小族群的感受角度出發，要求受訪者評價其他群體在這些交往項目上對他們的接受程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了一套反轉社會距離量表（the Reverse Social Distance Scale），以期更客觀的反映小族群對大族群所建構的社會距離的感受[6]。
在此基礎上，國內學者結合農民工群體特點，修正了社會距離量表并以此來分析城市居民和農民工這兩類異質性群體如何相處共融問題。郭星華和儲卉娟從主觀意義上（向往程度，排斥預期和整體感覺）測量了農民工與市民的社會距離，認為身份認同變化、市民的刻板印象以及傳統網絡的存在是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距離增大的原因[7]。盧國顯從行為距離和主觀距離的角度研究了市民和農民工群體間關系，發現農民工的行為距離和主觀距離均很大，認為制度供給不足或制度的非均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8-9]。張海輝綜合運用了博格達斯和反轉距離量表，從社會經濟地位、社會空間和社會網絡等維度分析了蘇州市本地居民和外來人口之間社會距離的不對稱性產生的原因[6]。王毅杰、王開慶運用同樣的測量方法分析了南京市民和流動農民的社會距離，發現市民對農民工的社會距離大于農民工感知到的社會距離，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社會網絡的作用顯著[10]。
隨后學者進一步豐富了社會網絡的作用機制，如王桂新和武俊奎認為社會資本對縮小本地居民和農民工之間的距離具有重要的作用，個人的社會資本越豐富越有利于消除群體間的偏見，同群效應對于二者之間的社會距離具有雙向作用[11]。胡榮和王曉也以社會資本的視角考察了城市居民對外來農民工的社會距離，并認為網絡密度、網絡多元性和信任具有顯著影響[12]。另外，有學者發現社會交往或群際交往對于改善市民和農民工的關系具有重要作用[13-15]。也有學者指出農民工社區參與程度越高，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越小[16]。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諸多從社會經濟地位、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社會交往等維度探討了社會距離的影響因素。其中，社會經濟地位往往是社會距離產生的決定性因素[17]，而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社會交往等變量的解釋邏輯暗含了群際接觸對改善社會距離的作用。然而，國內學者大多從單向的視角（或是以市民的視角，或是以農民工的視角）來研究社會距離，而融合始終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僅關注某一類群體，難以對社會融合問題有較為深刻的認識[18]。因此，本文將重點從社會經濟地位和群際接觸兩個維度分別探究農民工對市民、市民對農民工的社會距離，并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
（一）社會經濟地位與社會距離
社會經濟地位是衡量社會分層和流動的核心變量，也是個人收入、受教育程度、職業層次以及聲望水平的綜合體現，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社會行為和社會態度。西方社會學家非常重視社會經濟地位對社會距離的影響。帕克曾指出，社會地位決定社會距離，人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要根據他在已經建立的事物的秩序中確定的地位予以分類和評價[19]。韋伯認為，地位代表著人們的一種共同的、典型的生活命運，處于相同社會地位的人有自己的獨特的生活方式。地位團體之間保持一定距離，他們與其他地位團體進行社會交往時有一定的排斥性和限制性[17]。布勞指出，地位差異主要體現在如權力、聲望、財富、收入、教育等社會資源方面，擁有社會資源的多的處于社會上層，反之則處于下層，上下層之間便形成了地位距離，地位距離對社會交往和社會距離具有很大的影響力[20]。
國內關于社會距離的影響因素研究中，社會經濟地位往往被視為一個關鍵變量。需要注意的是，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指標之間都有一定的相關性，而其中的每個指標都可以從不同角度反映出人們在社會階級/階層結構中的位置[21]。具體而言，它包括客觀與主觀兩方面。其中，客觀地位通常是用收入或教育來測量，在本文選取受教育年限，教育的作用體現在，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們的視野會擴大，對待異質性群體也會秉持一種溫和包容的心態。主觀階層地位是個人根據自身經濟狀況所作出的主觀評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衡量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據此，我們提出
假設1：社會經濟地位對兩類群體的社會距離有顯著影響。
由此派生出下列次級假設
假設1.1：市民受教育年限越長，對農民工施予的社會距離越小
假設1.2：農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長，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越小
假設1.3：對市民而言，主觀階層地位越高，對農民工施予的社會距離感越小
假設1.4：對農民工而言，主觀階層地位越高，感知的社會距離越小
（二）群際接觸與社會距離
群際接觸理論（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是由西方社會心理學學科發展出來的一套理論體系，主要關注不同群體之間的接觸對于群際關系的影響[22]。在社會心理學的視域下，群際之間的隔離與沖突主要受認識上的刻板印象、態度上的偏見以及行為上的歧視三個結構層面的因素影響，這種沖突的原因源于不同群體彼此之間的信息閉塞，而群際接觸則為增進群體間相互了解或澄清對外群體（out-group）的錯誤信息提供了機會[23]。群際接觸理論對我們認識當下農民工和市民群際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已有學者均一致認為，市民與農民工的社會關系網絡規模越大，彼此交流接觸的頻率與機會就會增多，相互之間也會更了解，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將會縮小[24]。本文認為，這種接觸不僅包含接觸環境，也包含接觸內容、經歷和體驗。
首先，不同的群際接觸環境能夠帶來群際接觸的不同效果。作為群際接觸的空間和平臺，居住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農民工和市民接觸的可能性和頻繁性。因二元體制市民與農民工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具有極大的異質性，如果兩類群體臨近居住，那么彼此間接觸的機會也會增加，對于各自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也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能在一定程度加深對彼此的理解，化解隔閡和誤會。據此，我們提出
假設2：在市民和農民工的居住地周圍，如果另一群體越多，社會距離越小。
假設2.1：居住地周圍外來人多，市民對農民工施予的社會距離感小。
假設2.2：居住地周圍本地人多，農民工感受到的社會距離小。
其次，群際接觸的活動類型也給兩群體之間的關系帶來影響。社區是市民和進城農民工重要的交往場所之一，也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載體。農民工參與社區舉辦的一些娛樂、志愿者、選舉等活動，不僅能增加城市認同感，同時也表明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被城市社會所接納，獲得一種歸屬感和安全感[16]。對市民而言，參與社區活動，表明其對公共事務的投入程度高，對外界事物的關注度高，且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了與農民工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以及彼此之間的合作。據此，我們提出
假設3：社區參與對于改善市民和農民工的社會距離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3.1：市民的社區參與度越高，對農民工的社會距離越小。
假設3.2：農民工的社區參與度越高，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越小。
除了接觸環境與接觸內容，群際接觸的對方（他群）經歷與體驗也是不可忽視的。對市民而言，非農戶籍身份并非全都是出生就是，有些是后來通過其他途徑（比如購房、升學、參軍等）獲得，而對于后者，他們以前是農業戶口，這種先前身份特征意味著，他們或許有過和農民打交道和接觸的經歷，或許有過農村生活的體驗。這些涉農的經歷和體驗將有助于理解和接納農民工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以及價值觀念。同樣，對農民工而言，城市化（或市民化）的生活經歷和體驗也是重要影響因素。相比新一代農民工，老一代農民工在城市務工時間較長，與市民接觸的機會必然也會增多，對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有一定的了解。另外，隨著農民工進城務工，也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子女跟隨父母一起進入城市，有的甚至就出生于城市，雖仍然保留著農村的戶籍，但是他們長期生活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與本地市民儼然已沒有太大差別，這種生活經歷與體驗自然也會使得他們對城市產生一種歸屬感。據此，我們提出：
假設4：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工，如果擁有對方（他群）的經歷和體驗越多，社會距離越小。
假設4.1：相比出生就是非農戶口的市民，后來轉入非農戶口的市民對農民工的社會距離感小。
假設4.2：相比新一代非隨遷農民工，老一代和新一代隨遷農民工感知到的社會距離更小。
二、變量設置及數據來源
（一）變量設置
1.因變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學者都只強調了對一般社會距離的分析，即用各題項累加或者因子分析得出社會距離，很少有學者關注到內在題項的差異，尤其是敏感性、距離感強的題項。為此，我們將一般社會距離和通婚題項作為因變量，嘗試檢驗在對“社會距離”的不同度量下，社會經濟地位和群際接觸的影響是否會發生變化？
第一個因變量是一般社會距離。參照博格達斯和反轉距離量表，對城市居民和農民工間的社會距離，我們采用了不同的提問方式，分別采用問卷中“您愿意與外地來工作的農村人/您覺得城里人愿意與您一起做下列事嗎？（與您一起聊天；與您一起工作；與您討論工作中遇到的問題；與您做朋友；與您做鄰居；與您一起參與社區管理；與您孩子在一個班上學；與您家通婚、做親戚”進行測量），選項賦值為“非常愿意”=1、“愿意”=2、“不愿意”=3、“非常不愿意”=4，將所有題項所得分數相加即得社會距離的總數，數值越大，感知的社會距離就越大。對市民社會距離量表的可信度檢驗發現，這8道題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數為0.952，農民工的為0.928，表明量表都具有較好信度。
第二個因變量是通婚意愿。之所以使用通婚這一題項進行深入分析，是因為它在一般社會距離中的梯度性和私密性特點。換句話來說，隨著環境的變化，市民與農民工間一般社會距離的許多子題項已經淡化，通婚意愿成為重要欄桿，如果跨越了，彼此之間的距離就完全消解了。因此，在當下，聚焦“通婚”題項具有時代意義。而且，我們通過對社會距離各題項的描述性分析發現（見圖1），相比其他題項，通婚、做親戚確實是目前距離感最大的題項。我們對通婚這一因變量回答項的具體操作是：將“非常愿意”和“愿意”合并為“愿意”，賦值為0，將“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合并為“不愿意”，賦值為1，這樣通婚就成為了二分類變量。
2.核心自變量
為了探究社會距離的影響因素，本文分別從社會經濟地位、群際接觸維度進行探討。社會經濟地位維度通過受教育年限和主觀階層地位測量。其中，受教育年限，“小學及以下”賦值為6，“初中”賦值為9，“中專或技校”、“普通高中”賦值為12，“大專”賦值為15、“本科及以上”賦值為16。主觀階層地位，采用問卷中“如果將人的社會地位分為10層，1代表最底層，10代表最頂層。您認為，您的社會地位處于第______層”的題項進行測量。
群際接觸維度。包括群際接觸的空間（居住）環境、活動內容和他群經歷與體驗。對于居住環境，采用“這個房子周圍：1，幾乎都是外地人；2，外地人較多；3，一樣多；4，本地人較多；5，幾乎都是本地人。”我們將1、2合并為“外地人多”，4、5合并為“本地人較多”，這樣居住環境變量就分為了“外地人多”，“一樣多”和“本地人多”三類。對于社區參與，采用“最近三年來，您參加過下列事情嗎？如果沒有，您今后愿意參加嗎？”選項為“1，工作地的社區娛樂活動；2，工作地的慈善捐贈；3，工作地的志愿者活動；4，工作地的選舉工作”；按照每項填答的意愿高低，分別賦值為3，2，1分，累加即是社區參與的得分。對于群體接觸的他群經歷與體驗。對市民而言，采用問卷中“如果是非農戶口，那么您獲得非農戶口的途徑是什么？1，出生就是；2，升學/參軍等；3，購房；4，征地（包括村改居）；5，其他”的題項測量，我們將出生就是賦值為1，將其他后來獲得的賦值為0；對農民工而言，我們按照80年前后出生劃分為新老一代，再根據是否有隨遷經歷，最終將其劃分為老一代，新一代隨遷和新一代非隨遷三類群體。①
除了以上核心變量，本文還納入了性別、年齡作為控制變量。對于農民工群體而言，身份變量的劃分是根據年齡和是否隨遷兩個變量進行劃分，考慮統計上的誤差，因此，本文未將年齡變量納入到農民工模型當中，具體的變量描述見表1。
（二）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源于2014年上半年“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融入研究”課題組在南京進行的“城鄉居民社會狀況調查”。調查對象包括15-55歲南京城市居民、在南京工作的農民工。對于城市居民，我們以南京小區均價為標準，進行多階段抽樣。首先將南京主城區的三個區的所有小區按照均價排序，根據等距抽樣原則，從每個區的小區抽樣框中抽出9個小區，共得到27個小區，其次，從每個小區的總戶數中依據隨機數表抽取樣本，具體到戶內抽樣則以該戶內出生時間最靠近1月1日的成員為被調查者。對農民工的調查，采用以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為配額的抽樣方法。最終我們獲得城市居民有效樣本376份，農民工443份，剔除關鍵變量中的缺失值，最后納入分析的樣本城市居民是368份，農民工442份。
本研究的數據分析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描述統計，目的是為了描述市民和農民工總體社會距離及各題項距離情況；另一部分是使用統計模型對影響市民、農民工社會距離與通婚意愿的因素進行檢驗和分析。
三、描述分析與模型解釋
（一）描述分析
農民工進城近40年了，無論是外在環境，還是群體自身和社會交往等都發生了顯著變化。時至今日，市民對農民工和農民工自身感知到的社會距離總體狀況又將呈現何種特點呢？從表1的均值統計情況來看，市民施予的社會距離為11.29（取值范圍6-24），標準差為3.15，農民工感知社會距離為15.94（取值范圍8-32），標準差4.21。由此可見，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工群體感知的社會距離更大。我們認為，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對于市民，主要是基于心理的語言表達，而這除了自身的真實想法以外更有社會輿論的引導，是二者調和的產物，而對于農民工，社會距離感知更多是自身經歷或周圍他人經歷的反映。
那么，一般社會距離在各題項上的詳細情況怎樣呢？圖1（略）直觀顯示了兩類群體社會距離的具體分布。從各題項均值來看，市民施予的社會距離均大于農民工感知的；從折線圖走勢來看，各題項的得分存在一個梯度遞增的趨勢：“聊天、做鄰居、一起工作、一起討論工作中的問題、做朋友”這六項得分較為接近，均值都大約在2以下，所反映出的社會距離也較為一致，而涉及“與您家通婚、做親戚”時，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社會距離均明顯增大，說明這在兩群體心中均是一道難以跨越的屏障。本研究發現提醒我們注意，市民與農民工間社會距離的等級梯度并非線性不變，可能會逐步轉向了利益性、親密性的領域，比如社區管理、通婚意愿等，而這正是需要今后重點關注的新趨勢。
（二）社會距離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設置了四個線性回歸模型對影響市民與農民工社會距離的因素進行分析，具體而言，模型一和模型三，我們僅納入了控制變量和社會經濟地位變量，模型二和模型四在社會經濟變量的基礎上，增加了群際接觸變量（見下表2）。
1.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
模型結果表明，對農民工而言，無論是否考慮群際接觸變量的影響，社會經濟地位即受教育年限與主觀階層地位均對其感知的社會距離作用顯著，且影響效應一致。具體表現為：受教育年限越長，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越小；主觀階層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越小。可能的原因在于農民工社會經濟地位越好，能夠彌補其處于弱勢地位的心理落差，從而獲得一種心理上平衡感，在與市民的交往中也更加自信，假設1.2與假設1.4得到支持。但對于市民而言，社會經濟地位的具體效應受到群際接觸影響。具體表現為：在不考慮群際接觸的情況下，受教育年限在0.1水平上通過檢驗，且為負值，而主觀階層地位的影響不顯著，這表明教育程度高，則施予的社會距離小些，可以理解為教育的啟蒙性質會使得人們在看待社會上種種問題時，變得更加的理性、客觀；一旦考慮了群際接觸變量，受教育年限的影響變得不再顯著，而主觀階層地位在0.05水平上通過檢驗，且為正值，這表明市民的主觀階層位置越高，施予的社會距離也越大，這也與以往的研究呈現出了不一致，即底層因容易產生競爭，因而社會距離大，而高層因不產生競爭，社會距離要小些[10]。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進一步明確，農民工進入城市往往從事較為低端的工作，也不會在很大程度上排擠市民的工作機會；另一方面，農民工進入城市，也給城市的治理帶來了許多的難題（治安、城管、環境、教育、住房等），這也難免會在那些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管理者或精英心中產生一種“厭惡”的情緒。
2.群際接觸的影響
對市民群體而言，加入群際接觸維度后模型二的調整R2由2.3%增至5.7%，這說明群際接觸提升了模型解釋力。其中，市民社區參與程度越高，對農民工的社會距離越小，假設3.1得到支持。而居住環境對市民社會距離的影響并不顯著，即對于市民而言，周圍農民工的居住情況并不會改善其對農民工的社會距離。可能的解釋是，相比農村社區，城市社區本身互動與接觸就比較匱乏，鄰里關系較為冷淡，且已不再是居民社會交往網與支持網的重要構成部分[25]。從經歷與體驗來看，市民的經歷體驗通過了顯著檢驗，體現為與“出生就是非農戶口”的相比，“后來轉入非農戶籍”的市民施予的社會距離要小些，假設4.1得到數據支持。
對農民工而言，在添加了群際接觸維度之后，模型三的調整R2由原來的8.5%提升至模型四的16.8%，表明群際接觸同樣能有效縮小農民工感知的社會距離。與市民不同的是，居住環境通過了顯著檢驗，表現為農民工的居住地周圍如果本地人多，他們自身感知到的社會距離會小些，接觸機會的增加有助于彼此之間的了解，消減了交往中的距離感；此外，農民工社區參與程度越高，感知的社會距離越小。盡管農民工的城市生活經歷和體驗變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相比新一代非隨遷農民工，老一代農民工和新一代隨遷農民工影響系數均為負值，呈現出負向的影響作用，表明這兩類群體感知到的社會距離會更小。
最后，從控制變量來看，性別在四個模型當中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年齡在市民模型中通過檢驗，表明市民的年齡越大，對農民工施予的社會距離越大。可能的解釋是，早期第一代農民工涌入城市，給城市環境衛生、社會治安與管理等方面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此外，二元對立體制造成了市民與農民工之間深深的隔閡，農民工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與市民存在較大的異質性，很容易在人們的想像中轉化為城市居民難以接受的形象———骯臟、粗魯、野蠻、不守規則，并且危險[7]，年齡較大的市民對此體驗得更為深刻。
（三）通婚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市民與農民工間一般社會距離的各題項中，通婚是彼此距離感最大的子題項，也是群際關系的最親密領域，亟待重視。為了進一步探究社會距離感知強度的不同，其影響因素的效果是否也會發生變化，我們以通婚為因變量，因其是二分變量，因此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方法，對通婚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和檢驗，模型結構同表2（見下表3）。
1.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
從市民的兩個模型來看，當涉及到通婚這種距離感最強的項目時，主觀階層地位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它的影響得以凸顯，具體表現為主觀階層地位越高，與農民工通婚的意愿越低。勞曼（E.Laumann）提供了很好的解釋，他指出社會分層與社會交往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親密的關系如婚姻、興趣群體等都是建立在相同的階層地位之上的[20]，正如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婚姻要講究“門當戶對”那樣，兩個家庭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相當，結親才適合。因此，階層地位較高的市民難以和地位相對較低的農民工群體形成親密的通婚關系。相對應的，社會經濟地位，即受教育年限與主觀階層地位均在農民工模型中通過了顯著檢驗，具體表現為受教育年限越長或主觀階層地位越高者，覺得城里人與其通婚的意愿越高。這點不難理解，對農民工而言，在經濟上獲得高的成就，才能彌補與市民的心理差距，只有地位同等或者地位距離縮小才會增加通婚的可能性。
2.群際接觸的影響
模型六和模型八分別檢驗了群際接觸維度對于市民和農民工通婚意愿的影響。對于市民而言，在添加了群際接觸維度之后，模型五的Cox＆Snell R2系數由0.056增至模型六的0.080，漲幅僅為2.4%，表明這一維度對于提高模型解釋力的貢獻不大，其中社區參與與居住環境的作用均不顯著。從市民生活經歷與體驗來看，模型六中模型解釋力的貢獻來源于生活經歷與體驗變量，相比出生就是非農戶口的市民，后來由農業轉入非農戶口的市民，更能接受農民工與自家通婚，可能的原因是他們有過農村生活或與農民打交道的經歷和體驗，對于農民工的生活理解更為深刻，心理上的排斥更小。
對于農民工而言，在增加了群際接觸維度后，模型七的Cox＆Snell R2系數由0.071增至模型八的0.132，漲幅為6.1%，從增長的幅度來看，略高于市民3.7%，這表明，群際接觸對于改善農民工通婚意愿的效果更加顯著：社區參與程度高，越覺得市民愿意與自家通婚；相比外地人多，如果居住地周圍本地人和外地人一樣多，農民工便覺得市民與其通婚的意愿高。從農民工的生活經歷與體驗來看，相比新一代非隨遷農民工，新一代隨遷農民工更覺得市民愿意與自家通婚，因為他們的從小就隨父母來到城市上學與生活，也在側面反映出其父輩或家庭在城市積累了一定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此外這種生活體驗使得他們與同齡城里人在生活方式、價值觀、思維方式等方面并無太大差異，因此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觀念上，他們都覺得自己具備了與城里人通婚的“資格”。
四、結論與討論
（一）基本結論
利用2014年南京市城鄉居民調查問卷的數據，本文對市民和農民工社會距離狀況進行了分析，重點考察了社會經濟地位和群際接觸對兩類群體社會距離的影響。研究發現：從總體上來說，兩類群體的社會距離仍然是不對稱的，相比較市民施予的社會距離，農民工感知的社會距離更大。對社會距離的影響因素分析表明：首先，對于市民而言，社會經濟地位對其社會距離并沒有顯著影響，但群際接觸的作用顯著，表現為社區參與度越高，市民對農民工的社會距離越小，戶口由農業轉為非農的市民對農民工的社會距離小些；其次，對農民工而言，社會經濟地位與群際接觸的影響均顯著，表現為，受教育年限越長，主觀階層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越小。在群際接觸的視角下，社區參與程度越高，感知到的社會距離越小；居住地周圍本地人多，農民工感知到的社會距離小；農民工的城市生活體驗也很關鍵，相比新一代非隨遷，老一代農民工和新一代隨遷感知到的社會距離小。最后，由通婚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發現，市民與農民工的生活體驗變量影響均顯著。但對市民而言，群際接觸的其他變量對其與農民工的通婚意愿沒有顯著影響，群際接觸雖然能改善市民對農民工的社會距離狀況，但在涉及到通婚這種比較親密的關系時，群際接觸的作用有限。相比市民而言，群際接觸的其他變量對農民工感知市民與其通婚意愿與否的作用更加明顯。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第一，農民工感知到的社會距離更大，其中最為直接的原因便是長期以來實行的戶籍制度，導致兩類群體在各方面的異質性加大，市民在社會經濟地位、社會保障等方面具有優勢地位；而處于較低社會地位的農民工感受到的壓力更大，農民工的社會地位的提升能夠縮小與市民的社會距離。此外，位于城市邊緣社會底層的農民工群體也會受到城市的社會排斥，擁有經濟和權力強勢的城市主流群體與作為邊緣群體的農民工群體之間的社會張力，強化了農民工的族群邊界[26]，這也對農民工的心理融入構筑起了難以穿透的社會屏障。第二，市民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并沒有使其對農民工施予的社會距離產生顯著影響。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市民整體素質的提高，社會包容度不斷增加，市民對待事物和社會現象的標準也變得多元化、理性化。另一方面隨著流動人口（農民工）的進一步增加以及城鎮化的不斷深入，特別是當達到一定人數之后，社會排斥會逐漸減弱，市民的心理也會逐漸適應[27]。當城鄉二元體制的壁壘被逐漸打破、社會朝著一個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時，農民工和市民之間的融合之路也會變得更加平坦、順利。
（二）相關討論
第一，社會距離如何來測量。以往研究對社會距離的測量大多是通過題項累加或者因子分析等方法。我們認為，在新形勢下，既要遵循一般社會距離，也要關注社會距離的梯度層次變化。社會距離各指標的梯度等級并非線性不變的，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進步，其中某些指標可能變得平滑了，而另一些依舊存在。在梯度變化的同時，我們需要對其他保留梯度領域予以特別重視，也即群體之間距離頑疾的部分，比如帶有利益性的社區管理，親密性的通婚意愿，適應新變化。
第二，什么樣的群際接觸有助于縮小群際距離。前述分析可以看出，群際接觸對于縮小社會距離效果更加明顯，原因究竟是怎樣？新近的心理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分析視角：低地位群體中普遍存在高地位群體偏好的現象[28]，研究者們從社會認同理論出發，指出共時性歧視（consensual discrimination）是解釋上述現象的核心，它是指各群體之間在群體地位的看法上達成了共識，每個群體對群體間關系都有著正確感知[29]。當低地位群體成員感知到的群際地位差異是穩定且合法時，會表現出明顯的外群體偏好。因此，處于低地位群體的農民工，有著與處于高地位的市民群體的偏好，群際接觸的效果也就凸顯出來了。
盡管本研究證實了群際接觸對于改善兩類群體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否所有的社會接觸和交往都會起到縮小社會距離的作用？從本文的研究來看，我們以市民群體為例，若以累加題項得出的社會距離作為因變量，社會經濟地位變量作用并不突出，表明多數市民并不會因為自身社會經濟地位來排斥農民工；而若以通婚這種親密甚至涉及到私人家庭利益的變量為因變量時，群際接觸的效果就不顯著了②。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群際接觸和社會交往都會帶來縮減距離的積極效果，當涉及到個體私人利益以及敏感性問題時，群際接觸所起到的作用可能需要進一步來審視。
第三，身份特征具有同情心作用。先前身份特征作為一種對方（他群）體驗與經歷的代名詞在市民與農民工社會距離間扮演著融合劑的作用。對于新市民，曾經的農民身份；對于隨遷子女，城市化的孩子身份都為改善群際關系提供了新路徑和可能。鑒于本文的特殊發現（身份或他群經歷），需要特別關注“市民化（城鎮化）”和“隨遷子女入城”的社會文化后果。因為這些有利于加強群際間的“同情心（共鳴）”，進而提升城市融合水平。
總體而言，在新形勢下，對兩類群體社會距離影響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對通婚意愿這一親密性領域的思考，將為我們縮小市民與農民工的社會距離、促進融合提供了一些啟示：在宏觀層面，要縮小城鄉之間貧富差距，給予市民和農民工平等的身份地位和均等的公共服務。同時也要認識到群際接觸對于促進群際融合的作用，因地、因時制宜地采取各種有效的群際接觸形式，擴大他們各自的社交網絡，加大群際溝通與交流，消除彼此間刻板化印象；政府還應當創造條件促進廣泛的社區參與。除此之外，還要在全社會倡導有利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包容性體制和理念[30]，促進更好的融合。
注釋：
①需要提醒的是：按照上述兩種標準劃分，農民工群體應當有四類，即老一代隨遷，老一代非隨遷，新一代隨遷，新一代非隨遷，有隨遷經歷是近年來農民工舉家遷移的結果，這類群體集中在80年之后，在我們的調查中，80年之前的老一代隨遷農民工幾乎沒有，老一代隨遷和老一代非隨遷合并為老一代農民工。
②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奧爾波特（Allport G.W.）認為群際接觸要想達到積極的效果，必須滿足四個最優條件（optimal conditions），即平等地位；共同目標；群際合作；制度支持（官方、法律、道德規范、社會傳統支持和鼓勵），現實情況是，由于數據限制等原因，不同的接觸類型、接觸環境或場合，給接觸帶來的實質效果仍然較為模糊，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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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融入研究”（12CSH015）；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研究”（13JZD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義務教育后農民工隨遷子女社會分化研究”（2013B11914）。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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