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近代珠三角機器繅絲技術應用為例
摘要：本文以機器繅絲技術在近代中國的引進和應用為例，分析了近代鄉紳技術觀的分化和轉型。在機器繅絲技術引進和應用之初，出于文化價值理念上的排斥，以及基于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等的考慮，鄉紳對近代機器繅絲技術表現出強烈的反感和抵制。隨著機器繅絲技術應用的發展，技術紅利逐漸取代價值理念，成為影響鄉紳應對行為的主要因素。分享到技術紅利的鄉紳也逐漸從抵制轉為嘗試性參與，甚至積極參與；未能分享到技術紅利的鄉紳則在更長時間內持續抵制新技術。分析表明：新技術的應用方式直接影響著鄉紳分享技術紅利的機會和能力，也由此建構了近代鄉紳價值觀轉型的社會經濟基礎。
關鍵詞：鄉紳；技術紅利；機器繅絲技術
一、近代士紳技術觀的分化
自鴉片戰爭后，中國接觸西方近代科技的機會增加。戰爭失敗讓不少有識之士深刻體會到西方科技尤其是軍事技術的強大與重要。此時，不管在朝廷還是在民間，都逐漸掀起了對西方近代科技的討論、爭辯。作為近代社會中堅力量的士紳，他們對近代科技的觀念也隨之發生了分化和轉型。
不同的學者對士紳有著不同的界定。在瞿同祖看來，士紳主要由兩個群體組成：一是現職、退休和被罷黜的官員；二是文武進士、舉人、貢生、監生和生員（俗稱秀才）等有功名者。①也有學者不將在職官員列入士紳的范疇，如馬敏認為士紳“是指以科舉功名之士為主體的在野社會集團，同時也包括通過其他渠道（如通過捐納、保舉等），而獲得身份和職銜者”。②地方性和在野性正是明清士紳階層的特色。地方性，指士紳常常鄉居，是地方上的頭面人物；在野性，指士紳并不像官員那樣是國家權力的直接代表，他們并不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并無實際的政治權力，而只是中央統治地方的中介和工具。士紳代表是一種社會權威而非政治權威。所謂“官退為紳，紳出為官”，就是當官員或因被罷黜，或自請辭職，或因病告休而返回原籍者，其身份即轉化為紳，這也使得紳與官難以徹底劃清界限。③
本文將士紳分為官紳和鄉紳兩類。前者指在任官員；后者雖有功名，卻沒有在政府任職，他們受過良好教育，也是鄉村社會的精英，還與其家族長期聚居于鄉村或臨近鄉村的城鎮。
中國近代的士紳，無論是官紳還是鄉紳，起初無疑是反感、抵制西方機器技術的——起碼在剛開始接觸西方近代科技時是如此的。有士紳認為，西洋器物都只是“奇技淫巧”：過分追求新奇精巧，徒事美觀，耗費心機而不實用的器物及制作技術。有極端者甚至根本否定和排斥西方的軍事技術，認為西方的軍事技術完全不實用。此類觀點在道光、咸豐兩朝（1860年之前）相當盛行，如王闿運認為使用蒸汽機的“火輪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④洋務運動之后，以這種理由抵制近代科技的倒是大幅減少，卻也并未絕跡。
其中，最大的爭論在于西方的科技究竟是本還是末？是否與中國傳統的治國理念相沖突？典型如大學士倭仁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⑤信奉儒家學說的士紳，即使不排斥科技，也強調治國之根本在德，而科技則是細枝末節的東西，為君子所不為。
機器是節約勞動、提高效率的工具。當時的中國，卻勞力充足。故有不少士紳因擔心機器技術造成失業等提出：機器雖好，不適合中國國情。1881年，劉錫鴻在反對修造鐵路的奏折中提到：鐵路雖好，不太適于中國，因為建鐵路不僅花費巨大，還可能導致車夫、水手等失業，引發社會不安。⑥事實上，這樣的擔心并非多慮，機器技術在近代中國的應用的確帶來了失業和利益結構調整，引發了利益相關者的強烈抵制。近代機器繅絲技術的引進就是典型的一例。⑦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管有無意識到近代科技、機器技術的影響，起碼在19世紀末之前，大部分士紳還是認為要保持手工勞作的傳統生產和生活方式。⑧
當然，也有士紳對西方的近代技術是持支持態度的，不過，當時的有限支持基本局限于軍用技術。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劉韻珂就體會到了英軍軍械的威力，指出“其炮火器械，無不猛烈精巧，為中國所比不能及”。⑨魏源也明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認為要學習西方人的戰艦、火器和養兵練兵之法，提出要在廣東設立造船廠、火器局，甚至延聘洋人為教習，選派人員學習鑄造、駕駛技術。⑩清政府也在鴉片戰爭期間就明令各地制造船炮。11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后，與西方接觸較多的人士更清醒地認識到西方近代科技的影響，李鴻章、丁日昌等人極力主張引進西方的近代科技。12早在19世紀60年代初，部分官紳開始接觸并嘗試使用機器技術，興建了一批近代機器工廠，如最初的安慶內軍械所以及后來的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造船廠等。13不過，主張學習西方軍事科技的洋務派官僚依然認為應該摒絕西方的民用科技及其工業品。1866年（同治五年），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洋務大員在內的諸多地方督撫仍然對電線、鐵路、機器挖煤等持反對態度。1874年（同治十三年），不少地方督撫以及中央部院大臣對機器用于民用事業以開財源裕軍餉持懷疑態度。他們擔心機器會破壞傳統的自然經濟，造成嚴重的貧富分化，引起社會不安。14到19世紀70年代后期，洋務派的改革也已經逐漸滲透到經濟領域。15
史學界也普遍以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作為劃分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的分界線，認為受到甲午戰爭失敗的影響，清政府和社會各界涌起一股實業救國的思潮和行動，極大地刺激了士紳和商人創辦近代工商業的熱情。16知名的官紳如盛宣懷、周學熙、張謇（狀元）、陸潤庠（狀元）都開始涉足經營近代工商業，也進一步帶動了一大批舉人、秀才棄儒從商。
據不完全統計，在1913年之前，張謇等12名著名官紳共投資4839萬元創辦了118家近代工商企業，占1895年—1913年全國商辦企業投資總額9079萬元的53.30%。18另外，祝大椿、朱佩珍、虞洽卿、劉人祥、吳懋鼎和徐潤等6名買辦（也捐納有功名）創辦、投資的企業有27家，資本達到了1350萬元。19此外，王同愈、潘祖謙、蔣炳章、吳本齊、尤先甲、彭福孫、高人俊、陶惟坻、穆湘瑤等江浙地區的進士、舉人都先后投資近代工商業。201890年—1910年間，在27家中國人興辦的機器棉紡織業中，創辦者屬官紳身份的有18家，5家為買辦或是與洋行有密切關系，另有4家身份不詳。21
學界對這段歷史的研究相當詳細、深入。不過，既有的研究只關注到官紳的態度和行為，22很少關注鄉紳的轉型和實踐，更沒有深入分析鄉紳使用近代機器技術可能帶來的對其自身和整個士紳群體，乃至對地方社會和整個國家的深刻影響。
不僅如此，近代士紳的技術觀轉型，真的只是（或是主要）出于救國家民族于危難嗎？尤其是沒有官職的鄉紳，他們對于國家民族危難究竟有多大的感觸？對于西方機器技術的認識又是怎樣的？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回到機器技術被引進和應用的歷史場景，還原當時的歷史事實，洞察當時士紳的技術觀和價值觀是如何轉型的。
事實是，當官紳們在朝堂上辯論是否該學習西方近代科技時，鄉紳和商人已經在實踐中摸索著如何使用西方的機器技術了。1866年，打鐵匠方舉贊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辦企業——上海發昌機器廠，成立初期主要是為老船塢鍛制修配輪船零件，到1869年開始使用車床，19世紀70年代發展成為近代機器工廠，進行商業性生產，能自制小火輪，兼造車床、汽錘、銅鐵器皿等。23而在廣東南海，陳啟沅也在1873年創辦了繼昌隆繅絲廠，24并在短短幾年內就引領了珠三角機器繅絲業的迅猛發展。
通過對近代機器繅絲技術的引進和應用的考察，本文發現，即使是在經歷了國家民族危難、體驗到技術和經濟落后要挨打之后，鄉紳仍是極力反對、阻撓機器技術的應用。通過對近代機器繅絲技術應用史料的分析發現，近代士紳尤其是鄉紳的技術觀轉型有著更為深刻而又普通的社會經濟基礎。
本文選擇機器繅絲技術的應用為例，主要基于兩個考慮：第一，它是民間最早引進和應用的技術；第二，它是近代工業部門中發展最快、產業人口規模最大的技術。據統計，1894年的工業人口近12萬人，其中繅絲工人約有4萬，占全國工人總數的1/3，規模最大。25當時中國共有145家民辦企業，其中繅絲廠96家，占66.21%26。20世紀10年代初，中國有工業工人約66萬人，其中繅絲工人約9萬人，約占1/7，仍為各行業之首；當時中國雇傭500名工人以上的大型企業有156家，其中機器繅絲廠就有71家，占45.51%。27珠江三角洲是當時機器繅絲廠的兩個聚集地之一。
二、珠江三角洲鄉紳對機器繅絲技術的早期抵制
1873年，曾在越南經商的陳啟沅在其家鄉廣東南海縣西樵山創辦了第一家民族資本經營的機器繅絲廠——繼昌隆繅絲廠。陳啟沅，南海縣人，在去越南經商前原為私塾教師。
建廠之前，陳啟沅對廠址的選擇可謂慎之又慎，最終還是選擇了自己的老家——南海簡村。他之所以沒有在城市設廠，主要是考慮到當時官府對機器繅絲業并不支持。“官吏勢力，常滲擾到工商企業，在廣州設廠，恐有許多被侵擾或受限制等遭遇”。與此同時，他還覺得“凡創辦事業，不論大的小的，一定要依靠地頭蟲，設立廠房，如非當地人，困難尤大。陳啟沅在簡村，原是塾師出身，紳衿父老，是有名分的，在本鄉創辦繅絲廠，可以不用憑借有勢力的人物，鄉人也會給予情面，兼以一切情況熟悉，應付自易”。
對機器技術的應用，官僚們在朝堂之上熱火朝天地爭辯了二十多年了，洋務運動也已經開展十多年了，近代工商業仍然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僚的打壓。被陳啟沅寄予厚望的鄉紳是否會給予他方便呢？
事實證明，鄉紳對近代機器的排斥絲毫不亞于廟堂之上的官僚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前者是在言語上進行辯駁，后者還在行動上加以阻撓。即使在傳統手工繅絲法已難以滿足國外絲織業質量要求、危機重重的情況下，29鄉紳們仍大力排斥機器繅絲技術。1873年，繼昌隆繅絲廠開業的時候就面臨著鄉紳的排斥。
繼昌隆廠的煙囪，高達三丈多，上工、放工的汽笛鳴聲，又響徹數里，所生產的絲又是“交番”的，因此一般人給繼昌隆的絲廠又一個名稱曰“鬼絚”。也有人說，廠是替番鬼絚絲，則做廠工的男女工都會不利；有說如鬼叫般的汽笛聲，會損害十里八里內的老幼人口、生活不好。更有說三丈多高的煙囪影子，照到之處，一條黑影從高壓下，這處便會破財損丁。30
鄉紳認為，機器動力代替手工操作，惡果很多。31時任南海知事的徐賡陛的陳辭代表了鄉紳們的心思：
每偈約用女工四百余人，男工一百余人。無論男女混雜，易生瓜李之嫌；且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統計江浦一帶共有機器一十一座，應用四千四百余工，以一敵十較之，實奪四萬四千余人之生業。夫以十一家殷商之利而失萬家貧戶之資生，我國家民為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自應永遠勒停，以安民業。隨即到各店永不復開結狀，勒將前項機器依限自行變價，以示持平。惟從前之牟利情尚可原，日后之效尤弊當用杜，應請批示立案，以塞禍源。32
對于堅持傳統禮教的鄉紳來說，這么多婦女在其父親和丈夫的視線之外、在男性工頭的監督下從事生產，本身就傷風敗俗。“因此，隨著繅絲工廠的增加，人們的反感情緒也在加強……流傳著種種關于絲廠的奇談怪論，時時都有對與絲廠有關系者的中傷、挑釁和妨害行為發生。敵視繅絲廠的人里，有鄉紳、耆老，也有官吏、商人和農民。他們都把學習洋鬼的機器絲廠看作不吉利的怪物，對之抱有強烈的嫌惡。”33
費孝通等人34對近代士紳的分析中指出，士紳的生活哲學是閑適取向的。他們并不直接參與經濟生產，其在經濟活動方面的積極性被長期地壓制了。以近代技術為基礎的工業化則剛好與閑適精神相反。而且，以蒸汽技術為基礎的近代工業還促生新興的商人階層和企業主，勢必改變原有的社會階層分化，進而危及士紳階層的社會地位。
費孝通還指出，以士紳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級來說，是不懂技術知識的。他們的壟斷權是建立在歷史智慧、文學消遣，以及表現自身的藝術才能的基礎之上的。……在傳統的模式里，既得利益者沒有改進生產的愿望，而只是想鞏固他們的特權。”35他們的注意力也不在經濟領域，而是在政治和社會領域；他們強調人和自然和諧共處，而不是征服自然；他們強調維持一種穩固有序的人際關系、社會關系，而技術的變革恰恰要對原有的社會關系進行重大調整；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看重確定性，而技術變革卻要帶來變化，也帶來不確定性。
不過，鄉紳對機器技術的反對，除了機器技術及其帶來的競爭與其閑適取向價值觀不符外，也不排除其中夾雜著經濟利益的考量。
機器繅絲技術在危及蠶農利益的同時，也對當地的社會經濟形成沖擊，進而危及部分鄉紳及其家族掌控的土絲生產和貿易環節。更進一步說，對于鄉紳而言，那些沒有科舉功名的商人，僅僅通過機器技術的使用就能夠獲得財富進而威脅到自己優越的社會地位，無疑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不僅如此，機器繅絲技術還帶來了新的生產和組織方式：工廠制度。在此之前，地方社會的組織和領導權力都集中在鄉紳手中。隨著工廠的興起，不僅深刻地影響著原先的家庭組織，還創造了一個獨立于鄉紳權力范圍之外的新組織——如果鄉紳不參與機器繅絲技術應用的話。蠶農從家庭生產轉向工廠生產，即成為工廠工人，在工作期間受工廠和資本家的約束，而不再受鄉紳的管束。可以說，工廠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也瓜分、削弱了鄉紳一直擁有的地方管理權。
三、陳啟沅的應對策略：共享技術紅利
要在鄉紳控制的鄉村地區建立近代機器繅絲廠，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鄉紳的反感和抵制，也正是怡和紡絲局等外資繅絲廠一直未能如愿在長江三角洲傳統的蠶繭產地設廠，而只能設在上海的根本原因。36在珠三角，雖說陳啟沅是在自己的老家開廠，與當地鄉紳也算是熟識，甚至還有親戚關系，也仍然面臨種種詰難甚至是攻擊。
為了能讓鄉紳接受，陳啟沅可謂是費盡心思。他不與鄉紳說教、辯論，而是給予鄉紳、農民經濟和物質上的實惠。在成立繼昌隆繅絲廠的時候，陳啟沅就試圖勸導鄉紳合股發展繅絲廠。陳啟沅自己也坦承，盡管鄉紳實際擁有的股份太小，無論如何，這種合股經營還是使他與地方的上層階級建立了聯系。借此，陳啟沅也擴大和壯實了機器繅絲業的社會基礎。事實上，陳啟沅并非缺乏資金才拉攏當地鄉紳入股絲廠，也并非想從鄉紳那里獲得土地、勞動或者原料等，僅僅只是為了獲得鄉紳對絲廠、對機器繅絲技術的支持。“凡創辦事業，不論大的小的，一定要依靠地頭蟲，設立廠房，如非當地人，困難尤大。”37也正是鄉紳由抵制轉向支持，最終成就了近代機器繅絲廠能夠在珠三角鄉村地區立足并獲得快速發展。
除了勸導鄉紳入股外，陳啟沅還努力爭取村民的支持。為此，他為村民免費派送大米、贈診施藥、開辦克勤義學、修筑水利工程。“受惠者大有其人，因此以迷信風水攻擊繼昌隆絲廠，就無所借口再來攻擊了。陳啟沅費了不少精神力量，渡過了這個難關。”38
不僅如此，“陳啟沅素有心計，為著保護自己的利益，應付鄉鄰，頗為圓滑。他除辦理施米外，對自己設計造出的一種單人或三二人用的輕便蒸汽繅絲機，凡有來請給圖自制或央求介紹機器店號代制者，均不厭求詳，反復解說，并具體協助務令來者滿意而回，起了一些敦睦鄉里的作用。由1874年至1880年的五六年間，繼昌隆尚可保持不生事故”。39也正是由于得到絲廠工人、附近村民和鄉紳的保護，繼昌隆繅絲廠才能夠多次從絲織業者的挑釁和攻擊中得以保全。
事實顯示，陳啟沅不僅在建構與鄉紳共享技術紅利40的機制，還將技術紅利以各種方式惠及絲廠所在地的民眾，試圖構建一個利益共享的新技術應用模式。這為他爭取到了鄉紳和村民的大力支持，也為珠三角的機器繅絲技術的應用奠定了更加寬廣、深厚的社會基礎，而這也實實在在地讓繼昌隆繅絲廠在南海簡村站住了腳跟。
四、經濟利益誘使鄉紳積極參與
其實在最初，鄉紳并不熱心。一方面鄉紳對機器技術有著源自價值理念的反感和抵制，對機器生產不熟悉，也讓其缺乏掌控感；另一方面，機器繅絲廠是否盈利也是未知數。不過，看到繅絲廠比原來的手工繅絲，甚至其他行業的盈利能力更強后，鄉紳們開始踴躍入股創辦近代機器繅絲廠。
在這個過程中，機器繅絲廠的盈利能力對于鄉紳而言是難以抵擋的誘惑。“最初繅絲廠裝設歐式機器，曾遇到很大困難，因為絲區的人們都害怕他們的低劣的絲會因此無人問津，所以竭力抗拒新法。有些地方的反抗行動十分嚴重，以致最初創設的繅絲廠不得不將他們的機器運到澳門，直到今天還在那里。這些偏見后來已逐漸克服。但直至1876年，新繅絲廠的前途才真正穩定下來，一部分由于一年絲廠獲利頗豐，一部分由于新法繅絲給了人們以某些謀生之路。”41
珠三角在1881年以前所建成的11個繅絲廠，其所有者約一半是舉人，其他的則屬鄉紳或其家族成員。42由此可見，機器繅絲業在當時已經被鄉紳接受。1881年，由于絲織業工人、絲商的強烈反對和暴力對抗，珠三角的機器繅絲廠被迫暫時關閉。43不過，中斷并沒有持續多久。鄉紳和商人已經發現了其中巨大的利潤空間。1883年，珠三角的機器繅絲廠重新遍地開花，比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技術應用的中心也由南海轉移到順德。1887年，順德有機器繅絲廠42家，占當時全省機器繅絲廠的90％以上；1911年，順德的機器繅絲廠在140家以上。44在1894年，珠三角地區有75家絲廠，年產蠶絲近800萬海關兩。45
在這次快速發展浪潮中，順德一舉超過南海，也就是因為機器繅絲廠遇到的手工業行會及其他舊勢力的阻力比南海等地小。在機器繅絲業興起之前，順德縣雖存在絲織業，卻遠不如廣州、佛山等地發達。相比之下，順德絲織行會的勢力很弱。同時，順德縣機器繅絲廠設置四鄉，遠離名城大鎮，之前的各類行會勢力也較弱。與南海相似，順德的機器繅絲廠也主要是由殷富鄉紳合股開辦的。46
根據史料，珠三角的鄉紳在機器繅絲廠引進之前已致力于修筑堤圍，建設基塘，推進蠶絲業。近代的繅絲廠迎合了國外的生絲需求，促進了蠶桑生產，自然也就增加了鄉紳們的投資回報。另外，通過為村里和鄰村的大多數家庭提供就業機會和收入，也為機器繅絲廠贏得了當地村民的支持，因此獲得了更加堅實的社會基礎。
珠三角鄉紳參與近代機器繅絲業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幾種：
第一，直接創辦或入股機器繅絲廠。
第二，出租土地給機器繅絲廠。“地方豪紳，宗族長老，對絲廠選地必昂其租；迨建成后，有說其煙囪有礙風水，施以勒索；對絲廠所有蠶蛹要由當地包銷，……等等。”47可見，之前的價值理念已經成為獲取更多經濟利益的籌碼。如在1883年，繼昌隆絲廠試圖遷回南海的時候，當地鄉紳和家族看到機器絲廠獲利空間巨大而欲圖瓜分其中利潤。陳啟沅“后經幾費周折，并與地方勢力妥協，始得遷回”。以后各地建廠，亦不可避免地要與鄉紳和豪族交涉。48
第三，鄉紳及其家族通過建造并出租機器繅絲廠的方式參與機器繅絲技術的應用。出租機器繅絲廠的年租率通常為投資額的10%。49“絲廠多屬鄉族嘗業而批租與繅絲商。租項以1分息計算，所得租項歸諸鄉族公用。且以風俗習慣種種關系，故鮮有以私人名義投資建筑絲廠者。”50通過這種方式，鄉紳和地主乃至整個家族，也介入到機器繅絲技術的應用中，分享其中的利益。如順德縣水藤堡沙邊鄉的何氏家族就設有建業公司，“集股承買基塘繼而建筑絲廠向族人租出”。家族還發布公告要求民眾維護絲廠的安全：“該絲廠之設系列祖及族人集股而成，論其地位足資保障。至鋪客租納各欵有裨于太祖及八坊者，甚大遷年鋪客，另補助八坊更練經費。凡我族人皆當任保護之責，則賓主相安，利賴無窮矣。厚本堂啟。”51
第四，不僅如此，鄉紳及其他地方勢力還通過其他方式介入機器繅絲業并參與利潤的分享。如，絲廠經營者必須繳納名目繁多的捐款，如桑捐、繭捐、蛹捐、過節捐等；土豪還向繅絲廠收取保護費，每個水盆每年十元；絲廠經營者在其他地方收購蠶繭、招募工人時也會被迫交納一定的保護費；土豪還在桑市和蠶市上征收服務費，用這筆收入資助地方民兵。52
為了保證在機器繅絲業的利益，鄉紳甚至開始縱容之前不能容忍的某些離經叛道行為。其中典型如放任甚至鼓勵自梳女群體的壯大，以保證機器繅絲業持續發展。隨著珠三角的鄉紳和宗族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機器繅絲業中，鄉紳、宗族的觀念及應對行為發生了轉變。鄉紳和宗族的利益、地方共同體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機器繅絲廠的順利運營。也正因為此，家庭和家族對自梳女和不落家行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寬容。從利益著想，他們也愿意留住這些在當時收入極高的青年女工，為家庭和家族牟利，并支撐本地機器繅絲業。“觀念上的障礙一旦被克服，有的宗族甚至建設姑婆屋，出租給姐妹會成員居住；修筑貞女祠，以供奉那些未結婚的宗族成員的神牌。”53而之前備受重視、延續了良久的風俗傳統，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則被拋諸腦后了。54在此，危機帶來的緊迫感和經濟利益的誘惑最終戰勝了最初源于價值理念的反感和抵制。
五、結論與討論：近代鄉紳技術觀轉型的社會經濟基礎
可見，起碼在近代早期，不管是官紳還是鄉紳都是反對引進和應用機器技術的。當然，隨著列強在軍事和經濟等領域的入侵，人們也開始意識到了近代技術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一些開明士紳意識到在開放、競爭的世界格局下，國家實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技術力量。士紳的立場也發生分化，部分士紳對技術的觀點開始發生轉變。尤其是那些在清政府中身居要職的部分官紳，更是率先引進西方技術并試圖借此加速民族復興。有識之士也借翻譯、留學等各種手段試圖改變中國人的技術觀。
在這樣的背景下，另一股力量也不容忽視，那就是在實業界引進并使用近代西方機器技術的鄉紳。
由于與鄉紳傳統的價值理念不符，西方的機器技術起初并不被鄉紳所接受。但很快，經濟利益的吸引力戰勝了價值理念的反感與抵制。珠三角使用的機器繅絲技術的低投入特點和分散化應用方式，有利于鄉紳等利益相關群體分享到技術進步創造的技術紅利。實際獲得機器繅絲技術創造的技術紅利后，大量鄉紳對機器繅絲技術的態度隨之改變，并參與到機器繅絲技術的應用中，如興建廠房，乃至親自經營。
在珠三角，首先引入機器繅絲技術的陳啟沅在將絲廠落戶蠶繭產地的同時，還積極拉攏鄉紳入股參與機器繅絲技術的應用，并還想盡各種方法贏得村民的支持。結果是，傳統蠶區的鄉紳很快成為機器繅絲技術應用中的一份子，甚至獲得了絲廠的股權，輕松地分享到了機器繅絲技術應用所創造的技術紅利。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鄉紳之前對機器技術的反感與抵制。在當時手工繅絲難以滿足國際市場質量要求的情況下，機器繅絲技術也成為拯救當地蠶絲業的最佳選擇。現實危機以及技術紅利的獲得共同刺激珠三角傳統蠶區如順德和南海的鄉紳積極參與到機器繅絲技術的應用當中。
陳啟沅的拉攏（如拉鄉紳入股、提供公共服務等）的確緩解了鄉紳及其他利益群體的反感和抵制，加速了機器繅絲技術在珠三角的應用。此外，珠三角機器繅絲廠使用的技術是經過陳啟沅“退步性”改良后的技術，雖然簡陋、效率較低、產品質量也較差，卻大幅降低了創辦機器繅絲廠的投入，同等規模絲廠的固定資產投入只是上海絲廠的1/5左右55，為鄉紳的廣泛參與創造了更便利的條件。更關鍵的是，陳啟沅創造性地將絲廠設在蠶繭產地而非城市，奠定了珠三角應用機器繅絲技術的技術紅利分享模式，便于鄉紳獲利。
還有，珠三角絲廠并不片面追求絲廠的規模，而是根據當地的原料供應量等，從小規模做起。如繼昌隆繅絲廠：“初時，全廠不過數十繅絲釜位，只有單繅而無復繅。……嗣后該廠逐漸擴大，至有八百位之多。”56這也便于根本不熟悉機器繅絲技術又懼怕風險的鄉紳從中學習、模仿，并劃定各自的利益范圍，進而其技術觀也在機器繅絲技術的應用過程中隨著技術紅利的獲得而逐漸轉型。
綜上所述，新技術往往能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技術紅利，而技術紅利的分配又取決于技術的應用方式：技術的應用方式影響利益相關群體分享技術紅利的機會與能力。能否分享到技術紅利是決定利益相關群體的態度和應對行為的關鍵因素。事實表明，利益相關群體的支持與參與，能為新技術的應用奠定必要的社會基礎，進而直接影響新技術應用的成敗與進展。可見，即使效率更高的新技術能夠創造更多的技術紅利，也并不構成新技術被社會接受、采納的充分條件。只有當技術紅利在各個利益相關群體中實現普惠，才能夠為新技術創造足夠的社會支持基礎。技術革新如此，制度改革亦如是。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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