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由老齡化、少子化和人口遷移帶來的農村居民養老問題日益嚴重,傳統的依賴子女的家庭養老模式難以為繼,如何實現“老有所養”已經成為政府和學術界共同關心的焦點問題。中國政府于2009年起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下簡稱“新農保”)試點,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截至2015年底,新農保已基本實現農村居民的全覆蓋。作為一項惠民政策,新農保拓寬了老人的經濟來源,改變了農村家庭的預算約束,使得老年人的經濟支持不再過度依賴子女,家庭養老決策和子女贍養方式隨之發生改變。那么,在此背景下,作為家庭養老經濟支柱的私人轉移支付將會受到什么影響?新農保是否會“擠出”私人轉移支付?研究這些問題對于合理評估新農保政策效應有著重要意義。因為公共轉移支付和私人轉移支付之間既可能是替代關系,也可能是互補關系。如果存在替代關系和擠出效應,目標受益人可能會發生偏移,政策效力也會因此被稀釋和減弱,忽視擠出效應可能會高估政策的實施效果;相反,如果存在互補關系和擠入效應,公共轉移支付會與私人轉移支付相互促進,忽視擠入效應可能會低估政策的實施效果。同時,擠入效應或擠出效應的評估可以為代際間的經濟支持動機和行為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均參與新農保的老年夫婦可獲子女更多的私人轉移支付
“家庭養老”是我國農村家庭傳統的養老模式,子女向父母的私人轉移支付是大部分農村老年人的主要經濟來源。那么,新農保的實施對子女的經濟贍養會產生哪些影響?為此,我們使用2013年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采用多值處理的傾向得分匹配方法測度了新農保對私人轉移支付的影響效應,以期為新農保的政策效果評估提供依據。CHARLS是一項針對中國中老年人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個人健康狀況進行的調查,其2013年追蹤調查數據庫覆蓋了全國150個縣、區的450個村,成功訪問了1萬余戶家庭,總體上反映了中國中老年群體的真實情況。
我們以老年夫婦作為分析單位,同時將樣本限定在符合新農保參保范圍且未參與其他養老保險的60歲以上老年夫婦,最終樣本包括2376對老年夫婦,其中無人參保、有1人參保和均參保的老年夫婦分別為268對(占11.28%)、1019對(占42.89%)和1089對(占45.83%)。本文所涉私人轉移支付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間的轉移支付情況,包括子女向老人的轉移支付、老人向子女的轉移支付,以及子女向老人的凈轉移支付。私人轉移支付金額是現金和食物的折算,均以2012年的不變價格計算。
由于新農保只是影響私人轉移支付金額大小的眾多因素之一,為剝離出新農保對私人轉移支付影響的凈效應,需盡可能全面地控制其他影響因素。因此,本文的控制變量主要從三個層面來考慮,一是宏觀層面上居民所屬的地區,二是社區層面上不同村鎮的經濟狀況,三是家庭層面上的影響因素,包括人口社會學特征、社會經濟條件以及家庭和社會支持狀況。人口社會學特征采用年齡、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狀況三個指標來衡量;社會經濟條件采用家庭流動資產指標來衡量;家庭和社會支持采用是否有子女、子女收入、養老保險是否由子女繳費以及是否與子女同住四個指標來衡量。
多分類響應變量回歸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表明,老年夫婦的參保狀態受到多層面因素影響。從宏觀層面看,相比于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參保意愿更強。這一方面由于新農保在不同區域的政策資助力度不同,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按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給予全額補助,而對東部地區僅給予50%的補助,另一方面在經濟條件、養老偏好方面不同地區亦有很大差異。以老年夫婦均參保的情形為例,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的參保概率高出0.475,顯現出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更高的參保積極性。同時,社區的經濟狀況也會對老年人的參保狀態產生影響,社區越富有,參保的可能性越低。從家庭微觀層面看,年齡、配偶和養老保險是否由子女繳費也會對老年夫婦的參保狀態產生顯著影響。同樣以老年夫婦均參保為例,由子女繳費的家庭比其他繳費方式更有可能參加新農保,概率高出0.067。
在此基礎上,我們應用廣義傾向得分方法估計了新農保對私人轉移支付的影響效應,結果顯示,新農保對凈私人轉移支付以及子女對父母的轉移支付并未產生擠出效應,這與利他動機假設下的預期結果不同。相反,新農保擠入了私人轉移支付,二者形成一種互補關系。均參與新農保的老年夫婦相比僅一人參與新農保的老年夫婦,可獲得子女更多的私人轉移支付;而均未參保的老年夫婦則深陷養老困境,不僅沒有新農保的支持,而且從子女處獲得的私人轉移支付也低于參保老年人。以子女向父母的私人轉移支付為例,僅一人參保的老年夫婦相比均不參保的老年夫婦,私人轉移支付一年多出733.69元;均參保的老年夫婦相比于均不參保的老年夫婦,私人轉移支付一年多出1804.90元;均參保的老年夫婦相比于僅一人參保的老年夫婦,私人轉移支付一年多出1071.21元。
新農保并未擠出農村居民的私人轉移支付
統計分析結果表明,新農保并未擠出中國農村居民的私人轉移支付,相反進一步加固了農村居民的家庭養老模式。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作為一種公共轉移支付方式,與私人轉移支付互相補充,共同構成了農村老年人的經濟支撐。這一是與私人轉移支付的交換動機有關,尤其對于外地務工人員,作為對老年父母照顧孫子女的經濟補償,私人轉移支付很有可能不降反增。二是當老年父母的家庭地位和話語權隨著經濟獨立性增強而增強,作為除老年父母外新農保的最大受益者,無論出于獲得贍養父母的精神滿足,抑或得到潛在的家庭財產、生活補貼等經濟利益,子女會通過增加私人轉移支付來表達對父母的孝敬。三是與新農保政策尚處于“保障農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階段有關,新農保的養老金標準較低,僅僅可以起到家庭養老的補充作用,難以對傳統的家庭養老形成有效替代。此外,不可忽視的是,新農保的捆綁政策制定使老年人參保與子女參保緊密聯系,許多老年人受限于子女的參保意愿和經濟條件而未能得到有效的社會養老保障。
可以預見,在將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社會養老保險在中國農村居民家庭中的經濟支撐作用會逐步增強,但在傳統孝悌文化的熏陶下,并受制于日趨增長的財政養老負擔,擴大覆蓋面和創新管理模式依然是新農保政策實施和改革的重點,新農保的擠出效應仍然有限,社會養老保險不會完全替代私人轉移支付。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5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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