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石破天驚 大煥城市化戰略研究院推導出城市半徑極限
這篇文章首先有蘭文娟女士的貢獻。2016年10月16日，她給童大煥轉來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早年畢業于東京都立大學的李偉先生《借鑒世界城市經驗論北京都市圈空間發展格局》一文（始發于2012年，2016-10-11樂道潛思轉載）。童一看，拍案叫好：好文章啊，值得進一步研究！次日把它發到了所在的重慶郵電大學移通學院大煥城市化戰略研究院工作群，說這篇文章“特別好。我想安排院里重新研究。可能隨著服務業時代到來，半徑還要收縮。爭取明確提出超級大都市半徑理論。”新浪微信網友“加一點兒鹽”2016年10月27日私信給我的日本共同社當天消息《日本企業加速向首都圈集中》在這篇論文中也派上了重要的用場。在此一并感謝。在這篇論文里，我們把我們的結論和研究方法，全都毫無保留地貢獻出來了。也許這還只是個相對粗略的樹干，但我們相信，枝葉的豐滿只是時間的問題。
以下1810字，是我對這篇文章主要觀點的摘要和歸納：
“東京都市圈一都三縣（東京都、千葉縣、埼玉縣和神奈川縣）（即人口密度不小于4000人╱平方KM的地區）半徑從1920年的10KM，發展到1980年的50KM左右，且從1980年開始，其長軸半徑一直穩定在50KM附近。按照同樣的人口密度標準，紐約都會區的發展與東京都市圈一樣在1980年前后長軸半徑在50KM附近穩定。
“東京都市圈和紐約都會區的長軸半徑二十多年都穩定在50KM附近，不是偶然的，人們每天要去上班、上學和回家，而人每天只有24個小時。這就是盡管交通運輸效率較過去有了長足提升（如新干線、軌道交通快線），但都市圈的半徑并沒有出現無限制的增長的主要原因。
“北京目前通勤圈范圍只有30KM左右，城市區域（人口密度不小于4000人╱平方KM）的半徑也僅在30KM上下，與上述兩大都市圈相比相差甚遠。借鑒東京、紐約兩個世界城市的經驗和事實，北京都市圈未來發展并穩定在半徑50KM是極有可能的，其范圍中近期為北京平原區，遠期將延伸到河北省的廊坊北三縣部分地區。
“東京都市圈人口從1955年的1750萬發展到現在的3200萬人左右，幾乎翻番。因此，不能排除未來北京都市圈的就業崗位總量發展到1600萬個、與此對應人口總量達到約3200萬人的可能，高端商務中心將持續向中心城區聚集，重大交通市政基礎設施應預留足夠的承載能力；北京都市圈應采用沿主要交通走廊緊湊發展并與走廊間大楔形綠地共軛的可持續空間形態。
“打破一個中心模式，建立多中心的分散結構，并不是我們的發明，從老牌的倫敦到后起的東京為此已經努力了近百年，遺憾的是至今仍然是一個強大的中心結構。大倫敦地區除了主城以外，幾乎都是小鎮，并沒有出現能夠與主城抗衡的的百萬級次級城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倫敦，發達的金融業是其支柱產業，近些年發展起來的新的金融商務中心道克蘭距離老金融城4.4KM，距倫敦塔橋只有3.7KM。倫敦的高端服務業，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繼續在主城聚集。巴黎的情況也是如此，新的商務區德方斯并沒有離開主城區，距離埃菲爾鐵塔不足4KM。紐約就更是如此，一極集中于曼哈頓。
“再來回顧一下東京都市圈的奮斗歷程。戰后五次國土開發綜合規劃以及五次首都圈規劃都堅持均衡發展的思想，以改變東京一極集中作為最重要目標之一，從50、60年代開始重點發展新城，到70、80年代開始重點發展周邊的業務核心城市，力圖打破城市高端服務功能在東京市區的一極集中。這種努力雖然堅持了50多年，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也提供了足夠的支持但是遠遠沒有達到規劃預期效果，東京的一極集中問題依然如故，且十分突出。著名的多摩新城只是人口15萬人的睡城，著名的筑波雖有世界博覽會的拉動作用至今也僅有20萬人。
“再看看幕張和埼玉兩個新都心（地位超過副都心）的發展情況，幕張屬于都市圈內的千葉縣，距離東京25KM，1967年被規劃為海濱城市，1973年被指定為新都心，1989年著名的幕張會展中心開業，1991年被認定為業務核心城市，發展目標是“職住學游”融合的未來國際城市。盡管如此，到2010年，居住人口與來訪者相加也不足15萬人，入住的總部本來就極少，2007年，日本BMW總部、佳能日本市場總部還移回了東京。 埼玉位于都市圈的埼玉縣，距離新宿19KM，發展目標有兩個，一是高度獨立的都市圈：新都心，高度獨立、有魅力的中樞都市圈，改變對東京的過度依賴。 二是首都功能的一翼：區域交流據點，國家機關行政功能、高端商務、商業和文化功能。該規劃得到中央政府罕見的大力支持，1986年被指定為業務核都市，1989年決定轉移中央政府20個局級機關，1991年新都心開工，2000年新都心站運營、新都心開街，2003年指定為國家政令指定都市。但是，新都心的發展極不理想，2006年數字廣播塔選址競爭失敗，2010年名噪一時的約翰﹒列農音樂廳閉館，同年日本政府原則廢止了國家機關轉移計劃。2010年埼玉新都心的就業崗位只有區區1.9萬個。
“與上述東京都市圈的新城建設、新都心建設效果形成鮮明對照的，過去十年，在東京市區的中心，沿山手線（周長34KM，與北京二環路相當）附近通過城市更新涌現出南新宿、汐留、品川、六本木四個副都心等級的、欣欣向榮的新商務區。
“一流的公司的總部一定要進區位一流的地塊、一流的大樓，似乎是難以阻擋的。盡管現在信息技術已經高度發展，人們還是需要方便地與人面對面交流，經濟的高端要素還是需要更高水平的聚集，因為聚集的經濟效益大于分散的經濟效益。
“到此可以基本斷定，經濟高端要素的選址遵循著市場規律，即在城市中心地區聚集，而不是遠郊；即使是到了發達階段也是如此。與市場規律反其道而行的，只能事倍功半，目前世界上只有失敗的案例；反之尊重市場規律，順勢引導，將事半功倍，目前尚看不到失敗的案例。”
我認為作者提出的大都市圈半徑不能、也不會超出50公里（這是由每個人一天只有24小時的規律決定的，與本人提出的“空間價值由時間成本決定”、“大都市單程最高一個半小時通勤圈”理論同構），以及北京的綠化不能走環形隔離路線（反而增加通勤距離）而要走交通走廊間大楔形綠地共軛路線的思路無疑是非常正確的，有利于減少通勤距離和碳排放，降低城市運營時間與成本。
作者說的北京未來將容納3000多萬人口，我也是贊同的（事實上北京現有真實常住人口，根據QQ大數據、電信數據等推論，實際都應該在4000萬人上下了）。但他認為“北京都市圈未來發展并穩定在半徑50KM是極有可能的，其范圍中近期為北京平原區，遠期將延伸到河北省的廊坊北三縣部分地區”，我則隱隱地覺得不對。為什么不對？因為整個世界的大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是：人類進入21世紀前后，機器人替代人工以及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已經根本上改變了日本和美國當年城市化的歷史誘因。城市化由當年的工業主導，變成了今天和今后的服務業主導。服務業主導的城市化，無疑是越集聚越有效率，越集聚越有創造力。那么，今后中國乃至世界的城市化，又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呢？
為了求解這個問題，我提出的研究思路是：查找東京都市圈一都三縣一二三產業的比重和人口情況，看看產業比重和人口的關系。如果第二產業的比重高與人口數量成一定正比關系，則說明在工業時代，通過疏散工業產能達到疏散人口的目的，是有一定成效的。而在服務業時代，這種效應會遞減，意味著城市未來會進一步收縮。
我對同事們說，我們做研究工作，不要指望一下子就做出顛覆性或突破性的成果，只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往前一點點，就是巨大的貢獻。我們的成果，不一定能夠很快影響決策，但是，免費公開給市場，給社會，讓市場力量更強一些，讓投資者盡可能避免損失，也是對社會巨大的貢獻。
研究過程中，我們不一定追求十全十美，因為各種信息不對稱，各種資料不完整，各種時間、精力和視野的局限，我們不能等看完了全部文獻才來寫作。我們可以先提出框架性的理論，然后不斷補充和完善，每年發布新的發現和成果。
我們相繼查了東京都市圈各產業就業人數、一都三縣各產業GDP情況，以及東京都中心特別是銀座和這三個縣城中心的距離和交通狀況和通勤時間。
在查找數據過程中，我們發現，一都三縣里，三個縣的人口數量都不少，明顯不像是從一都這個市中心“疏散”出去的。因此，我提出再找1950年代左右，這三個縣原本有多少人口這一數據。之所以選擇1950年代，是那時候還沒有大規模的人口疏散即“均衡發展規劃”。后來，我們的人口數據變化情況，一直從1947年查到了2010年！通過數據一對比，很多東西就豁然開朗了！
我們先從1947~2010一頭一尾兩個年度來看東京都市圈一都三縣的人口狀況：1947年，琦玉、千葉、東京都、神奈川人口依次是210、211.3、500.1、221.8萬人；2010年依次是719.5、621.6、1315.9、904.8萬人。63年間，東京都市圈總人口從1143.2萬人增長到3561.8萬人，尾是頭的3.116倍。其中，2010年人口和1947年人口數量相比：
整個都市圈平均3.116倍，
琦玉3.426倍；
千葉2.942倍；
東京2.631倍；
神奈川4.079倍。
其中，三個縣從2001年到2013年第二產業占GDP比重都在20.9%~28.5%之間，三縣之間相差不大，總趨勢是逐年下降。第一產業只有千葉縣超過1%，在1.1%到1.4%之間，其他兩個縣都在1%以下；同期，東京都第二產業占比在11.2%~13%之間，總趨勢也是逐年下降。東京的第一產業從2001到2007年度都是零。2008到2013都是0.1%，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有了第一產業。
數據來源：日本統計局官網
除了看第二產業的GDP占比，還要看經濟增長率。經濟增長跟人口增長也許有一定的匹配關系。這方面，我們可以通過再尋找1947~2010年一都三縣的經濟增長曲線和人口增長曲線的關系中找到答案，也可以暫時按下不表。
從1947到2010年63年間，東京都市圈琦玉、千葉、神奈川三縣的人口一直保持凈增長。唯獨東京出現過兩次負增長，一次是1976~1980年，增長數在-0.04%~-0.19%之間；第二次是1986~1995年間，其中，1986~1990年的增長數在-0.01%~-0.12%之間，1990年房地產泡沫破裂，1990~1991年度東京都人口反而是正增長0.32%，1991~1995則是在-0.06%~-0.45%之間。
表2：1947-2010東京一都三縣人口增長曲線（單位：千人）
數據來源：日本統計局官網人口統計年鑒
表3：1947-2010東京一都三縣人口增長率曲線（單位：%）
數據來源：日本統計局官網人口統計年鑒
日本全境直到2010年才進入人口負增長。根據日本總務省目前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10月1日，日本全國總人口為1.2805億人，除外國人以外，日本人共減少37.1萬人，這是自1975年開始分別統計外國人與日本人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因此東京都的兩次人口負增長應該主要是機械遷移所致。單純用城市化導致人口自然生育率下降不能完整解釋這一現象，因為其他三縣從1947年開始就已經都是人口超過200萬的大都市，同樣面臨自然生育率下降問題。
進入2001年以后，東京都人口增長率再度遠超其他三縣，甚至把增長率一度遠超它的神奈川也遠遠地拋在身后！顯示在新的服務業時代，超級大都市單極化發展的趨勢越發明顯。
與此同時，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日本企業加速向首都圈集中。從日本帝國數據庫公司的調查結果獲悉，2015年有335家企業將總部職能從其他道府縣遷入首都圈的1都3縣，減去遷出至其他道府縣的企業數量，凈遷入為104家。遷入及凈遷入數均為1981年開始統計以來的最高值。這可能是因為企業期待首都圈的商機及確保豐富的人才，2003年以來繼續呈現遷入傾向。盡管政府作為地方創生的一環通過降低企業所得稅欲促進企業向地方轉移，但上述統計凸顯出企業加速向首都圈單極集中的現狀。
調查囊括了全國主要企業約146萬家，除了注冊登記的總部之外，還調查了包含總務及人事部門職能的搬遷情況。據悉其中將總部職能設在1都3縣的企業約有38萬家。
將總部職能遷入東京的企業表示“容易獲得最前沿的市場動向信息”（從北海道遷出的化妝品零售商語）、“大學多，容易吸引到優秀人才”（從大阪府遷出的大型傳送帶制造商語）。
泡沫經濟崩潰后，遷入1都3縣的企業一直少于遷出數，但2003年發生逆轉。雷曼危機后除了2009、2010兩年之外，持續呈現凈遷入。經濟惡化時，會出現企業遷至寫字樓租金等成本較低的地方的傾向。（日本共同社2016年10月27日消息）
一邊是全國的人口和經濟加速向1都3縣的首都圈集中，一邊是首都圈內，人口遷入并非均衡進入，而是東京都一改過去幾十年人口增長率低于其他3縣的歷史，變得揚眉吐氣起來，一騎絕塵一枝獨秀。
這個路徑是如此清晰！一切應驗著我“城市越來越收縮，世界越來越陡峭”的理論假設！
而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哪一只有形或是無形的手在左右著這個局面？
肯定不是政府規劃這只有形的手在起作用。因為日本戰后五次國土開發綜合規劃以及五次首都圈規劃都堅持均衡發展的思想，以改變東京一極集中作為最重要目標之一，從50、60年代開始重點發展新城，以擴散而非收縮城市為目標。
那么，肯定只有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在起作用。這只市場的手，就應該符合我的另一個假定：互聯網+機器人把人從工業流水線上解放出來，進入服務業主導的城市化時代。在人類基本解決溫飽以后，人類幾乎所有行業（包括美食）都成為娛樂業。服務業主導的城市化時代，城市無限集聚，越來越符合萬有引力定律，向少數超級大都市集中，集中，再集中。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工農業產品可以全球范圍內流動的背景下，這種服務業帶動的超級大都市化收縮運動是全球性的！
時間點正好和硅谷王川 2016年9月12日 00:53（來自 三星android智能手機）一條新浪微博所揭示的時間點基本吻合：
“1993年應當算是互聯網元年，標志化事件是mosaic 瀏覽器的推出，大概到 98-99年以后開始主流化。 2007年是移動元年，標志化事件是 iphone 推出， 到 12-13年主流化。 2016年是人工智能元年，標志化事件是 alphago 擊敗九段棋手。預計在應用方面 2018-19 年開始主流化，首推自動駕駛技術。自己玩一下電腦游戲，比如 atari breakout 就知道了，本質上這和開車非常類似。而電腦在 2013年開始打 breakout 之類的游戲就已經超過最高手。”
回過頭再來看日本政府“五次國土開發綜合規劃以及五次首都圈規劃都堅持均衡發展的思想，以改變東京一極集中作為最重要目標之一，從50、60年代開始重點發展新城”的效果。我們會發現它們有幾個特點：
1.東京新城建設一般在距離中心城區核心地帶30公里左右的區域。東京都市圈有代表性的新城，如東急多摩田園都市、多摩新城、港北新城、千葉新城等，都位于離中心城區核心地帶30公里左右的距離。2.新城建設與軌道交通建設融為一體。3.新城規劃和建設周期一般時間較長。港北新城1965年作為橫濱市發展規劃的六大重點任務提出，規劃人口22萬人。1974年新城開發項目獲得審批，80年代開始建設，90年代末才開始有了規模，2010年實際人口達到14.7萬人，從建設到初具規模用了將近二、三十年時間，目前還在不斷建設中。4.新城建設規模一般不大，但配套設施齊全。據統計，東京都市圈內超過3平方公里的新城40個。其中最大的新城是多摩田園都市規劃面積31.6平方公里，人口42萬人。最小的新城也就2～3平方公里。5.新城建設是逐步投入，沒有過度開發。
盡管如此，還是普遍效果不佳。大多經過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建設以后，新城建設人口規模普遍還不到規劃目標的一半。可以預計，隨著城市收縮運動進一步加劇，新城人口還會呈現出進一步的流失。
綜上，日本近半個世紀以來大力建設郊區新城以試圖實現均衡發展的努力，基本上是完全失敗的。日本東京都市圈1都3縣的人口集聚現象和歷史格局的形成，是1都3縣自身引力的結果，不是東京都往外疏散人口的結果，1都3縣吸引的都是東京圈外的人口，而且3個縣原來都有很好的人口和城市基礎（200萬人以上）。而且，在工業時代，琦玉、千葉、神奈川3縣的人口吸引力在很長時間內都超過東京都（以人口增長率為指標）。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互聯網和機器代人等技術的發展，全球范圍內服務業主導的超級大都市化時代到來，東京都市圈開始了進一步向東京都這個單極核心收縮集中的新的歷史進程（不排除東京都內有多個市中心）。
除了1947年就已經發展成為200萬人口的大城市的琦玉、千葉、神奈川3縣之外，因自然吸引外來人口而不斷發展壯大之外，東京都市圈1950年代以來試圖以均衡發展為努力目標人為建設的新城基本上都不成功。不論規模大小，睡城之路基本“此路不通”。產業轉移之路在前工業時代也沒有什么產業可以轉移，“1都”東京都第二產業產值基本保持在11.2%~13%之間而且呈逐年下降趨勢；“3縣”的第二產業產值也基本保持在20.9%~28.5%之間且逐年下降。可物化的第二產業轉移帶動人口轉移的道路也行不通。在機器人換人+互聯網時代更加沒有前景。
最后我們來看一看琦玉、千葉、神奈川距離東京都最核心地段銀座的交通距離和時間（附表）。可以看出，和很多媒體所表達的最遠半徑50公里不同，實際通勤半徑都在30到40公里之間。而且是就業中心與居住中心之間的距離。
中國與日本的異同
中國北上廣深杭等大都市的主流發展思路，幾乎是東京都市圈的重演。上海曾用十年時間發展五大郊區新城，但基本上也歸于失敗。中國的大都市圈“均衡發展”背景和日本東京都市圈想比，有五大不同：
一是沒有軌道交通及時配套，進入市內以后交通擁堵又遠甚于東京都。因此新城能夠延伸的實際距離應該短于而不是長于或等于日本的距離，也就是必須少于30公里最長半徑。因為每個人一天只有24小時。我曾看到報道說在固安居住在北京市內上班的，上下班路上每天花費6小時，殊為恐怖。
二是我國新城建設規模遠不如東京節制，“土地財政”下，地方政府有內在頑強的空間擴張沖動。動輒幾十上百平方公里新城規劃是司空見慣。但是夢想很遠大（越遠大越迷惑人），現實很殘酷，違背城市發展客觀規律的事，事與愿違幾乎是一開始就注定了的。即使有一部分前期入住新城的，由于“攤大餅”導致規模積聚效應不夠，居住生活分散，入住率低，舒適度和安全性降低，以及其他各方面成本攀升，一些人日后也會逐漸搬出新城。
三是日本沒有我們的戶籍管制和房屋限購限貸政策，人口和財富是自由流動的。但我們的戶籍管制和限購限貸政策，導致新城的規劃過于遙遠（往往需要超出限購的行政管轄區域），為日后新城的失敗埋下更深的伏筆。
四是中國內地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比日本更大，因此，根據“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基本規律和原理，中國大城市向單極化集中的趨勢只會更加明顯而非相反。
五是和日本東京都山手線內的多中心發展一樣，不斷在都市更新（舊城改造）中會出現更多的城市中心。
六是中國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0倍，是否意味著大都市圈空間可以比東京都更大？城市半徑極限也可以更長？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因為決定城市半徑的是通勤時間，人的一天只有24小時。
有人會擔心，那么，類似于北京六環內（半徑約30公里）的大城市核心區容得下那么多人口嗎？答案是肯定的。城市的人口密度有巨大的提升空間。密度不是壞事，密度是好事。和人們直觀想像的相反，人口密度越高，往往便捷性和舒適度越高，城市運營成本越低，服務業越發達。越繁華、產出越高的地帶，密度越高。中山大學城市化研究院院長李郇、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博士隆容君聯合撰寫、2014年10月26日發表的《珠三角：集聚、收縮與分布（2000-2010）》告訴我們：“對比香港的單位建設用地人口密度，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單位建設用地人口密度還可以有較大的增長空間。在2010年，深圳市的單位建設用地人口密度峰值為89456人/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較廣州高出4萬多人每平方公里，反映出深圳市的用地開發強度較廣州高，但對比香港單位建設用地人口密度峰值為120200人/平方公里，珠江三角洲的單位建設用地人口密度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請看下圖（人口密度：核心區是生態涵養區百倍。南方都市報），如果以4千人每平方公里為城市最低密度標準，北京除了城六區和遠郊、近郊縣城城區之外，幾乎全是大鄉村。
七是以北京為例，若以市內核心區就業中心為原點，很多原來有一定城市基礎的遠郊縣城都遠在半徑30公里范圍之外，這些縣城尚且不足以成為郊區新城的理想選址，很多遙遠得多的河北、天津等地，如今大規模建設的、旨在“承接北京產能轉移”的眾多新城，未來可想而知。希望決策、規劃、企業和個人投資者，慎之又慎，慎之又慎。否則，很多人一輩子被套進“新城陷阱”中不能自拔，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長三角、珠三角與此大同小異。
最終結論：在服務業主導的城市收縮發展背景下，中國大城市的單極化積聚效應、收縮發展趨勢會越來越明顯，“區域均衡發展”的城市極限半徑不宜超過30公里，而且至少要有軌道交通和公交專用道配套。考慮到中國特色的戶籍制度和住房限購限貸等原因，再寬限距離不得超過總半徑40公里。超出這個范圍，不論是城市規劃還是企業和個人投資，中長期陷入“環大都市鬼城圈陷阱”的失敗概率大增。
參考文獻
1《借鑒世界城市經驗論北京都市圈空間發展格局》
作者：李偉始發于2012年，2016-10-11樂道潛思轉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1878740102uwey.html
2《調查顯示日本企業加速向首都圈集中》
日本共同社2016年10月27日電
http://weibo.com/2647197351/EeOqNkL4R
3《日本東京周邊新城建設啟示》
2015-03-31 昆明交通所 作者：文輝 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規劃院副院長
http://www.weixinnu.com/article/552d308d8a0786973c38773e
4《日本多摩新城建得這么好，為何還是人口太少？》
作者：顧永濤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規劃一所所長
2014-12-15 19:19 來源：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6013
作者一：童大煥 重慶郵電大學移通學院大煥城市化戰略研究院院長
作者二：李亞琳 重慶郵電大學移通學院大煥城市化戰略研究院 研究員
創作時間：2016年10月17日-11月4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童大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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