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公報中首次提出“探索對貧困人口實行資產收益扶持制度”以來，四川、重慶、貴州等省份就以“資產收益扶持制度”扶貧，先行開展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為學習借鑒他們的做法及經驗，近日，由山西省農業廳、財政廳、林業廳、扶貧辦以及供銷社等單位一行共7人組成的考察一組赴四川、重慶實地考察。考察組與兩地財政、扶貧、農業等單位進行了研討交流，實地考察了四川平昌縣、重慶梁平縣和石柱縣圍繞特色產業、鄉村旅游、金融信貸等方面開展資產收益扶貧試點情況。
一、兩地典型做法
兩地共同做法都是利用分散到村或戶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或部分支農資金整合，投入到合作社或龍頭企業，形成的資產通過“股權量化”來參與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的生產經營，通過“按股分紅”分享產業發展紅利，通過“保底收益”來規避貧困人口的產業經營風險。
兩地在發展上又各具特色。
四川省由村“兩委”組建一個合作社，所有村民及貧困戶加入。將財政支農資金投入到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專業合作社，形成的資產以“貧困戶股份”、“貧困優先股”的方式，保障貧困戶享有財產收益權，剩余部分再量化給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和合作社成員。如楓香村將財政資金152.8萬元中的14.8萬元全部量化給全村77戶“建檔立卡”戶212人，每人2股。2016年底貧困戶每人按固定收益6.7%固定分紅，人均收益98元;財政支農資金138萬元按2 ：8的比例量化給村集體和全體村民，每人0.85股，人均預計年收益41.65元。貧困戶一年人均年收益139.65元。通過這種方式，不但使貧困戶有了穩定的收入來源，村集體通過占有20%股份，也拓寬了村集體經濟收入渠道。
重慶市開展了多種形式的資產收益扶貧。梁平縣探索“權劃轉到戶，定制擔保到村”的模式。專門成立合作社，整合財政資金，為缺資金、缺技術、缺勞動力的“三缺”人群購買當地優質產業產權，約定兜底收益，讓貧困戶享受產業收益。成立村級融資擔保公司，與縣農商行達成擔保業務合作框架協議，用貧困戶的產業產權作為反擔保抵押，撬動社會資本，用于貧困戶擴大再生產。福祿鎮使用縣扶貧資金36萬元，成立青橋花椒專業合作社，購買駿然農業公司優質花椒產權175畝，按深度貧困人口每人0.7畝、一般貧困人口0.4畝的標準為全鎮292名貧困人口劃轉產權，并約定每畝300元兜底收益。同時合作社以花椒產權作為反抵押物擔保貸款解決花椒后續生產管理費用。石柱縣探索“1+3”資產收益扶貧模式。“1”即資本股權化獲利，將財政扶貧資金作為貧困戶入股資金投向具備條件的企業或合作社，貧困戶通過資本股權化收益分紅獲得固定收益。“3”即貧困戶務工、農產品銷售、土地流轉三結合，貧困戶與企業或合作社簽訂產業帶動協議，通過企業或合作社定向提供務工崗位、定向收購農產品等，獲得長期穩定收入。如石柱縣財政投入潘婆婆莼菜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資金120萬元，50%用于企業基礎設施建設，50%用于企業、村集體和貧困戶分紅，其中企業占50%、村集體占10%、貧困戶占40%，可固定分紅10年，涉及44戶以土地入股的貧困戶。企業收購貧困戶莼菜比非貧困戶高0.5元/斤，貧困戶在企業優先從事分級和采摘工種，目前企業采摘工貧困人口就有80個。這種方式使有勞動力的貧困戶可以從企業得到土地流轉費500元/畝/年，企業采摘工收入6000-8000元/年，企業訂單收益12000元/年，股金固定分紅120.3元/年。
二、兩地試點經驗
(一)政府主導推動。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兩地黨委政府對資產收益扶貧高度重視，強力推動。兩地各級均成立了由黨委和政府主要負責人為雙組長、副書記為常務副組長的脫貧攻堅領導小組，將資產扶貧作為脫貧攻堅的主要措施，將任務具體落實到各級各部門和有關人員，并與貧困戶實行無縫對接。同時制度先行，讓基層依法按規進行。四川省政府辦公廳下發《關于推進財政支農資金形成資產股權量化改革試點的意見》，財政廳下發《財政支農項目資產收益扶貧實施辦法》;重慶以市深改組下發《重慶市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區農業項目財政補助資金股權化改革方案》。二是扶貧資金與支農資金有效整合。2015年四川財政安排了股權量化改革與農業產業鏈條延伸試點資金1800萬元，支持15個農民合作社開展資產收益扶貧試點。平昌縣2016年投入股本金10439.32元，量化股份10.41萬股，其中貧困戶持股3.75萬股。重慶市規定市級財政安排到扶貧開發工作重點區縣的涉農產業發展資金的50%用于股權化改革試點工作。2016年石柱縣財政為石家鄉專門安排408萬元作為石家鄉鄉村旅游扶貧引導基金注入夢里荷塘張村旅游專業合作社，促進鄉村旅游扶貧。
(二)組織貧困戶入社。四川、重慶兩地的經驗證明，實現資產收益扶貧必須有效提高貧困戶組織化程度。財政資金與貧困戶通過合作社與企業有效對接，確保產業項目落到實處。四川省發揮村級協調作用，以村“兩委”組建合作社。平昌縣《關于股權量化工作的實施規程》規定要籌建合作社，貧困戶100%入社，財政支農資金投入到合作社中進行股權量化。石家鄉志富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吸納142個貧困戶投入408萬元入股石龍山莊度假村有限公司，貧困戶可以從公司取得農產品訂單收購、臨時務工和收益分紅收入。
(三)優選實施主體。兩省都將確定資產收益扶貧項目和實施主體作為試點首要任務。重慶石柱縣要求實施主體為主要從事鄉村旅游、特色農產品種植與加工、現代農業觀光示范園的企業或合作社，要達到“五有”標準，即有完善的經營資格、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有相當的產業規模、有社會信譽和誠信度、有良好的經濟效益。按此標準石柱縣選擇石柱縣天泉聯合社、潘婆婆莼菜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等四個企業為資產收益扶貧項目實施主體。四川平昌縣青鳳鎮林下經濟項目和云臺鎮鄉村旅游與茶葉項目等都成為帶動當地貧困戶脫貧致富的產業項目。
(四)建立收益保底制度。四川、重慶兩地量化給貧困戶的股權，無論經營主體是否盈利，包括一些產業在產業初期沒有收益時，都按不低于銀行同期利率的存款利息給貧困戶保底分紅。四川平昌縣規定在產業發展前三年若合作社沒有收益，則按銀行五年貸款基準利率的4.9%進行保底分紅。若有收益，按實際收益分紅。實際分紅收益達不到4.9%利息收益的，由合作社補足差額部分。重慶梁平青橋村花椒產權與企業約定300元/畝兜底收益。石柱縣每年按10%的標準實行固定分紅。
(五)創新財政資金扶持方式。四川、重慶兩地對每個實施主體的財政資金投入約100萬—300萬元，通過股權量化分別由貧困戶、實施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般農戶持股。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一般由貧困戶持股，財政支農資金首先按一定比例由貧困戶持股，剩余部分由各主體分別持股。對財政資金實行滾動使用、政府監管、企業或合作社運作、貧困戶監督、實施主體經營的使用辦法，推動財政資金發揮引導市場化扶貧資源、撬動社會扶貧力量的作用。四川平昌縣通過盤活集體閑置山林和土地等資源、集體房屋與池塘水庫等資產、財政資金和社會投入及金融資本等資金做大股金盤子;重慶梁平縣由福祿鎮財政出資80萬元、青橋村集體注資20萬元、社會籌資20萬元成立了該縣第一個以扶貧開發為主營業務的村級擔保公司——重慶市特惠農業扶貧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縣農商行為擔保公司授信總額為5—10倍，先期授信600萬元，為當地實施主體及農戶發展提供了資金保障;重慶市銀行石柱支行給貧困戶合作社按每戶50000元的額度統一授信(期限三年)，由石柱縣興農融資擔保公司提供擔保，實施主體集中經營管理，給貧困戶提供固定分紅，有效增加了貧困戶的資產收益。
(六)建立動態管理機制。貧困戶持有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股份和財政支農資金貧困股不是一定終身，兩地均規定了動態管理脫貧退出機制。四川省規定貧困戶脫貧后，其股份由實施主體收回，通過一事一議方式重新安排給其他返貧戶，或全部貧困戶實現脫貧后，轉歸村“兩委”作為集體股，收益部分作為村集體收益，投入公益事業。重慶市《農業項目財政補助資金股權化改革方案》規定，項目存續到期后，農業企業按原值返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到后，應將農民持股部分平均量化到人(戶)。石柱縣規定，完成貧困戶增收任務的，財政股本金每年按照支付分紅金額40%的比例轉為企業股，實現財政資金“股轉紅”。
三、考察啟示
(一)確保科學選擇實施主體。四川明確選擇合作社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兩個載體自主開展試點。重慶市由貧困區以項目定實施主體。但兩地均是由縣鄉兩級政府作為選擇實施主體的主要責任承擔者。
(二)確保貧困戶與實施主體無縫對接。實施主體為企業的，要由鄉鎮政府指導或與村集體經濟組織牽頭組建涉及貧困戶的農民合作社對接;實施主體為農民合作社的，要由村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組織貧困戶加入合作社。
(三)確保實施主體搞好會計核算。實施主體和承擔貧困戶組織職能的農民合作社和村集體經濟組織要按照會計制度規定并結合脫貧攻堅工作的特殊性，切實做好會計核算，確保全面、及時反映經濟活動情況。
(四)確保科學合理分配收益。為保障貧困戶盡快獲取收益并在項目持續期內擁有穩定的回報，對于收入穩定和易于核算的項目， 探索采用 “ 低保底 + 高浮動收益 ” 的分配機制，對風險大和不易核算的項目，探索采用 “ 高保底 + 低浮動收益 ” 的分配機制。
(五)強化監督管理。資產收益扶貧具有資金所有與經營分離、股權持有與經營分離、經營與享有收益分離等特點，因此，強化監督管理尤為重要。要通過強化監督管理保障國家、集體資金安全完整，實施主體經營合理高效，貧困戶和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收益不斷增長。
作者單位：山西省農業廳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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