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當前中國農村正步入轉型發展的新階段，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快速城鎮化、城鄉一體化、農村土地綜合整治等推動下，農村土地利用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尤其是各類規劃與整理的實施深刻地影響著農村居民點的布局形態與優化調整。在此背景下，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作為推動農村轉型發展的重要內容日益受到重視，研究豐度、深度和廣度不斷加強，有必要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和總結，以指明中國相關研究未來發展方向。本文在查閱大量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首先將中國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歷程歸納為：西方鄉村地理學影響下的農村聚落景觀描述階段、人民公社化運動背景下的感性認知階段、農村聚落地理學視野下的理論框架構建階段、鄉村轉型發展驅動下的居民點空間理性重構階段等4個階段。其次，從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的相關理論、區位評價與影響因素、形態特征、布局演化及驅動機制、布局優化策略以及研究技術方法6個方面對其進行歸納和總結。最后，在與國際相關研究比較的基礎上提出未來中國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的重點研究領域應當集中在：制度變革背景下的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理論框架的完善；城鄉一體化引導下的農村居民點用地空間重配與體系重構；規劃與整理推動下的農村居民點空間要素的細化與深入分析：資源約束與生態可持續發展下的農村居民點增長邊界控制；GIS技術支持下的農村居民點時空演變機理探索與趨勢預測；多學科融合視角下的綜合性分析與研究成果的應用性研究。
關鍵詞: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進展；中國
2013年中國鄉村人口約為6.3億，考慮到城市化進程和人口增長，預計2030年仍將有大約6億人口居住在廣大農村地區，可見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農村居民點仍將是中國農村人口聚居的主要形態和場所[1-2]。然而，長期以來由于自然條件、歷史淵源、生活習俗、社會經濟等原因，以及缺少必要的規劃引導與增長控制，造成中國農村居民點普遍存在形態、布局、用地散亂，用途與功能配置不合理，生產、生活功能配套缺失等問題[3-4]，這極大地阻礙了城鄉一體化的推進，也引起了學術界對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的持續關注。
關于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國外起步較早，西方學者相關研究大致可歸納為5個方面：①農村居民點區位影響因素。英國學者Robert較早對村莊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做出系統劃分，指出應該從點和位兩方面對農村居民點區位選擇條件進行綜合考慮，并認為這些條件會隨村落單元的發展而改變，以使該區位有著更高的生產效率和適應性[5]；②農村居民點等級結構。19世紀30年代，Christaller對德國南部居民點規模、當地的服務等級以及居民點之間的距離關系進行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論，此后Losch、Isard等學者對該理論進行了補充和完善，從而進一步鞏固和奠定了區位理論基礎[6]；③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Pacione對歐洲不同地區的農村聚落形態、聚落類型等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并將居民點空間分布歸納為規則型、隨機型、集聚型、線型、低密度型和高密度性6種類型[7]；④農村居民點布局演變。法國鄉村社會學者Mendras在總結1980年代鄉村復興時指出，經濟社會發展、政府政策制定、家庭經濟收入變化、人口增長等對農村居民點布局演變具有顯著影響[8]；⑤農村居民點空間分異。Knapp研究指出居民收入之間的差異、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不同的經濟活動方式都可能導致不同類別的農戶產生不同的居住需求，進而導致以往建立在傳統血緣或親緣基礎上的農村居住空間結構在新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下開始發生分異[9]。
近年來，西方學者更加注重從微觀視角探索農村空間單元的內在聯系，同時強調自然、空間與文化融合的結構演化。如為促進農村居民點基礎設施建設，Njoh指出在政府資源日益短缺的現實困境下，“市政議會”、“非政府組織”、“公眾參與”等為農村居民點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重要選擇[10]；為實現農村居民點內部功能轉變，Nath等認為社會經濟發展導致農村居民點的形態、功能和空間結構發生急劇改變，并從“空間重構”、“適度規模”、“功能結構”等視角對農村居民點的功能轉變展開了豐富的討論[11]；為劃定農村居民點增長邊界，Porta等在對居民點內部功能進行區分的基礎上主張對居住用地和農業生產用地進行隔離，并提出基于人口迭代的貪婪算法對居民點的邊界進行自動識別[12]。從近年西方學者的研究趨向來看，農村居民點在微觀尺度的演變受到關注，居民點內部必要的生存空間及其附屬設施成為改善農村居住空間結構的重要載體[13-14]，社會經濟體制變革對農村居民點布局的沖擊也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興趣，對居民點優化機制的考察出現經濟、制度、文化轉向[15]。
西方相關理論與方法可為中國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鑒，但由于西方對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居民點發展及其空間演變研究比較缺乏，導致應用其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適用性有待改進。當前中國正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問題日益受到重視，研究豐度、深度和廣度不斷加強，有必要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和總結。因此，本文在對中國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歷程全面回顧的基礎上，從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的相關理論、區位評價與影響因素、形態特征、布局演化及其驅動機制、布局優化策略以及研究技術方法6個方面，著重對國內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進行歸納和總結，以找出其與國際相關研究的差距，進而指明中國相關研究未來發展方向。
1.中國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歷程
在西方相關研究的影響下，中國學者對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主要是從鄉村地理學和聚落地理學的視角展開，并逐步形成鄉村聚落地理學學科體系。中國學者相關研究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1)20世紀30年代-40年代：西方鄉村地理學影響下的農村聚落景觀描述階段。20世紀30年代初，法國人文地理學者Brunhes的《人地學原理》傳入中國，由此引導我國地理學界開始重視人地關系。該時期研究主要側重于不同地形地貌條件下農村居民點的特征描述，如朱炳海和嚴欽尚的《西康山地村落之分布》、李旭旦的《白龍江中游地區鄉村聚落和人口之分布》以及陳述彭和楊利普的《遵義附近之聚落》等。
(2)20世紀50年代-70年代：人民公社化運動背景下的感性認知階段。新中國成立以后，農村居民點空間規劃引起廣泛關注，特別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開展，引起農村居民點的性質、類型和分布發生根本變化，“并村定點”和“居民點分布規劃”被認為是當時居民點規劃中最核心的內容。由于該時期成果主要來源于學者們的實際工作體會，因此研究結論局限于感性認知層面。
(3)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期：農村聚落地理學視野下的理論框架構建階段。80年代末，農村居民點被納入農村聚落的研究范疇，金其銘對農村聚落地理的理論基礎與方法、農村聚落的形成與發展及其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展開了闡述，并對中國典型地區農村聚落的形成、區域差異及其分布特點進行了系統研究，該研究進入理論框架構建階段。
(4)20世紀90年代末期至今：鄉村轉型發展驅動下的居民點空間理性重構階段。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鄉村發展步入轉型新階段，農村土地利用面臨快速城鎮化、城鄉一體化、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的巨大壓力和挑戰，尤其是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目標的各類規劃與整理的實施深刻地影響著農村居民點的布局形態與優化調整。該時期大量研究從地理學、生態學、景觀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角度，揭示了國家、區域、省、縣、村等不同尺度農村居民點的分布特征與人地演化規律，該研究進入理性重構階段。
2.中國相關研究重點回顧與評析
2.1 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相關理論
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的相關理論主要孕育于不同的制度環境、經濟環境或社會環境，總體上鄉村聚落理論是指導其發展的基礎理論，該理論通過對農村居民點的形成、發展及分布規律的研究，側重揭示居民點與周圍環境的關系及其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16]。如劉沛林等以傳統聚落景觀“意象”的內部相似性為前提，以相對一致性原則作為景觀區域劃分的主導性原則，將全國聚落景觀初步劃分為3個大尺度的景觀大區、14個景觀區和76個景觀亞區[17]；周國華等將農村聚居演變的一般過程劃分為初期階段、過渡階段、發展階段和成熟階段，并指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農村聚落體系、聚居規模、聚居形態、聚居功能、聚居文化、聚居環境等均呈現出不同的特征[18]。
近年來，國內土地科學、鄉村地理領域的有關學者深入開展新農村建設、農村空心化、鄉村轉型發展、鄉村空間重構等領域理論研究與實踐示范，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劉彥隨以實踐總結為基礎構建了新農村建設研究的地理學理論框架，評價了不同功能類型區的農村發展狀態與機制提煉了新農村建設的主導發展模式，闡明了新農村建設的戰略目標與重點[19]；龍花樓基于鄉村地域系統建立了我國農村宅基地轉型的基礎理論，提出和界定了農業主導、工業主導、商旅服務和均衡發展四種鄉村轉型發展類型，建立了基于“地貌—產業—城鄉發展”特征的鄉村轉型發展地域類型劃分方法[20]；劉彥隨等提煉并發展了空心村演進的生命周期、代際演替空間型式、農村空心化動力學機制和農村空心化調控等基礎理論，系統分析了影響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探討了農村空心化演化的類型、階段特征及其動力機制，構建了空心村用地潛力調查與評價的成套技術方法，提出了城鎮化引領型、中心村整合型和村內集約型等空心村綜合整治模式[3]；龍花樓等界定了鄉村空間重構的內涵，分析了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對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的影響，探討了鄉村空間重構的土地整治類型及助推機制，提出了鄉村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重構的模式與途徑，并指出了鄉村空間重構的戰略[21-22]。
上述理論為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提供了系統指導，但由于該研究是一個涉及自然、生態、歷史、文化、社會和經濟的綜合問題，基于不同學科理論視角的研究是全面闡釋該問題的必然需求，如諸多學著引入生態位理論[23-24]、生活質量理論[25]、光譜—階梯治理模型[26]、共生理論[27]、預期理論[28]等對該問題展開了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的探討，這對該研究理論體系的完善形成了有益補充。
2.2 農村居民點區位評價及影響因素研究
農村居民點區位評價是揭示居民點與各種環境因素之間關系的重要內容，不同地區的居民點受區域自然環境、生產環境、社會經濟環境等因素影響十分明顯且差異顯著。自然環境是農村居民點形成和發展的基礎，影響居民點空間布局的自然環境因素主要是地形和河流。高程、坡度、坡向等地形因子對平原地區居民點的影響較小，但卻是決定山區居民點空間分布的主導因素[29-30]。河流對居民點的影響既要考慮生產生活用水的方便，還要顧及洪水線對生命財產的威脅[31]。此外，土壤侵蝕狀況[32]、環境地質災害[33]等自然環境因素也對農村居民點空間布局存在影響。生產環境是農民通過有意識的社會勞動創造的人工環境系統，影響農村居民點空間布局的生產環境主要是農地環境。姜廣輝等研究表明，北京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與水澆地、灌溉水田、旱地及果園具有較強的空間趨同性，凸顯居民點分布的生產取向[34]；倪永華等實證揭示，生產半徑、出行時間和出行速度等對山區村莊布局調整具有顯著影響[35]。生產環境中的自然資源環境(油田、植被、牧草地等)也是影響農村居民點區位選址的重要因素，如吳春華等對阜新市研究后指出，礦產資源對居民點的分布有很強的吸引力，但考慮礦產資源開采過程中會產生環境污染及后期的地質災害，往往較靠近礦產資源的地區并不是居民點的最佳選擇[36]。社會經濟環境是暗含在農村內部的持續變動因素，對農村居民點空間格局的動態遷移具有決定作用。社會經濟環境因素首先必須考慮公路的影響，公路作為農村重要的交通廊道，其可達性是制約農村空間發展的瓶頸，農村居民點呈現明顯的沿公路分布特征[30，37]，且該特征在城鎮化和“村村通”的驅動下日漸顯化，甚至演變成為決定居民點擴張方向的關鍵因素[38]。距城鎮距離是影響農村居民點布局的另一關鍵因素，通常居民點數量和規模與城鎮距離呈負相關[29]，但部分地區二者關系卻不明顯[39]。此外，各種反映農村集聚狀態的指標，如農村人口規模[40]、村鎮等級規模[31]等，各種衡量農村經濟水平的指標，如農民人均收入[40]、農村工業化水平[41]、農民生計方式[42]等，各種社會政策指標，如土地利用規劃[43]、政府移民政策[44]等都會對農村居民點的空間格局產生影響。
影響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上述3種環境因素外，還受區位風水、文化習俗及一些突發性狀況(如戰爭、災害)等因素的影響。各種影響因素區域差異明顯，且同一因素在不同區域的作用程度也不同。因此，進行農村居民點區位評價及影響因素研究，不僅要充分考慮自然環境、生產環境及社會經濟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還需開展主導當地農村居民點布局特征因素的典型性研究。
2.3 農村居民點空間布局特征研究
農村居民點空間布局是農村人地關系在各種環境因素的強烈牽引與限制下長期活動結果在地理空間上的投影。不同區域和不同尺度農村居民點布局特征差異較大，學術界對農村居民點布局特征的描述大體上可歸納為兩類。一是采取總體描述的方式，閆慶武等研究了徐州市居民點空間分布格局指出，隨著研究尺度的變大，居民點空間分布的集聚性指數也增大，居民點空間分布的熱點區域在微觀尺度上具有空間隨機性、在中觀尺度上具有軸帶延伸性、在宏觀尺度上具有面狀集中性等特點[45]；關小克和曹子劍等研究表明，平谷區農村居民點在比較開闊的平原地區主要以團聚狀分布，在半山區河谷地帶主要以帶狀分布，在山區的分布則比較散亂，在用地規模方面平原區＞山區＞半山區，集中性表現為山區＞平原區＞半山區，在斑塊形狀復雜性方面則為平原區＞山區＞半山區[46-47]；張霞等指出重慶市低山丘陵區農村居民點面積大、分布密度小，且空間分布相對集中，由丘陵向低山過渡區居民點數量增多、單個居民點規模變小，其空間分布集中度較低，低山區居民點分布比較零碎，并表現出明顯的地帶性特征[48]。
二是采取分類描述的方式，如從規模特征來看，梁會民等將黃土塬區居民點空間分布表述為大村、中村和小村[49]；從分布特征來看，陳振杰等將桐廬縣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劃分為團狀分布、帶狀分布、分散分布等3種模式[44]，李云強等將棲霞市農村居民點分布格局表述為隨機分布、集群分布和均勻分布[50]；從形狀、密度、地形等特征來看，王婷等指出衡陽南岳區農村居民點用地布局呈現點狀、線狀、面狀3種形態，其中以點狀布局為主[51]，王煥等考慮了居民點的密度特征，將江蘇省農村居民點空間模式劃分為低密度塊狀、低密度點狀、高密度點狀、高密度條帶狀4種類型[52]，馬曉冬等進一步增加對地形因素的考慮，將江蘇省農村居民點空間模式劃分為徐連崗嶺低密度大團塊型、宿淮平原中密度寬帶型、沿海墾區高密度條帶型、蘇中圩區中密度弧帶型、江南平原中密度小團塊型、湖蕩崗地低密度散點型、寧眙丘陵團簇狀散布型、里下河低密度團簇型等8種類型[53]。
無論是從總體描述還是從分類描述的角度，農村居民點的空間布局特征主要依靠農村聚居斑塊來刻畫，而聚居斑塊的分布又是農村人口居住地空間分布的表征。因此，可以說農村居民點的空間布局特征反映的是農村人口在地理空間上的形態、規模及分布，該形態、規模以及分布在歷史變遷中經歷了若干重大轉折，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54]。
2.4 農村居民點布局演化及其驅動機制研究
農村居民點布局演化是在滿足人們生產和生活需要的前提下，一個由自然資源條件、區位可達性、社會經濟水平等綜合作用的區位擇優過程[55]。Tan等指出過去30年北京大興區農村居民點呈均勻分布，居民點規模因住房面積增加、人口移民增加以及居住條件改善等原因增加了一倍，居民點的形狀更加規整[56]。鄧南榮等研究表明，20年來晉江農村居民點規模不斷擴大，平均規模增長了77.74%，在空間形態上，農村居民點邊界越來越破碎，在空間分布上，斑塊間鄰近距離不斷縮短，平均最鄰近距離縮短了37.44%，呈現出集中連片、密集分布的特點[41]。周偉等指出，三峽庫區近30年農村居民點多分布在城市周邊地區且沿河岸分布，其對耕地占用的依賴性逐漸減輕，居民點用地變化區域差異比較大，規模在逐漸擴大，呈現由居住分散逐漸向居住集中發展趨勢，居民點緊湊度相對較低，集約利用的潛力較大[57]。
由于農村居民點布局演化揭示的是在漫長時間過程中居民點空間形態的變化規律，因此其驅動機制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來考察。一方面，以自然條件、地理區位等空間屬性因子為約束力或增長力，如關小克等研究表明平原區農村居民點因缺乏地形約束而擴張較快，山區居民點則受限于地形而缺乏增長動力[46]；宋明潔等對荊州市93個小城鎮研究后指出，可達性好的小城鎮周邊對農村居民點分布具有較強的吸引力，良好的耕地和水源條件也會吸引居民點集聚[58]。另一方面，以城鎮化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生計策略轉變等時間屬性因子為擴張力，如Liu等指出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受到城鎮化推進和政府政策引導的雙重驅動[59]；吳旭鵬等指出生計方式的轉變驅使農民沿公路或向城鎮周邊等有利于生計發展的區域集聚[60]。事實上，農村居民點空間形態演變更多地表現為兩方面合力作用的結果，如賀艷華等指出我國中部地區農村聚居空間分異是自然地理條件、經濟發展與收入水平、城鎮化與城鄉關系、地域文化環境以及國家政策與制度調控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各因素作用程度、方向、效應不同，并相互制約與影響[61]；周國華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這些因素劃分為基礎因子、新型因子與突變因子3類，并指出基礎因子的驅動作用主要集中在傳統農村聚居特征的延續，新型因子的驅動作用主要是促進農村聚居的轉型，而突變因子的驅動作用則可能帶來農村聚居的突變，三者共同構成了農村聚居演變的“三輪”驅動機制[15]。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農村居民點空間布局的演化程度在城鎮化的影響下日益激烈，然而由于缺少必要的規劃引導與增長控制，導致布局不合理現象仍然十分嚴重，主要表現為生存性不合理、功能性不合理、規模性不合理、結構性不合理和體制性不合理等方面[62]。特別是現階段在農村人口不斷減少的同時，鄉村人口轉移并未與農村居民點用地縮減相掛鉤，農村居民點外部擴張與內部“空心化”并存[4]。在此背景下，探索農村居民點布局演化及其內外驅動機制有助于為其增長控制和布局優化提供支持。
2.5 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策略研究
布局優化是解決當前農村居民點布局分散與土地低效利用的重要途徑，目前采取的優化策略主要包括等級優化、撤并優化、農戶主導優化、功能主導優化等模式。①等級優化模式。一是基于“等”構建垂直體系，如鄒利林等借引Okabe和Sadahiro提出的有層次地組織空間數據的方法，利用加權Voronoi圖將長陽農村居民點劃分為重點城鎮村、優先發展村、有條件擴展村、限制擴展村、第五拆遷合并村5個等級[1]；二是基于“級”構建水平體系，如王成等對重慶市合川區大柱村予以實證，構筑了生產功能型、服務功能型、生活功能型3種農村居民點組團，并在村域尺度下予以空間表達，形成“一軸一帶三團”的村域空間布局[27]。②撤并優化模式。謝保鵬等在不打破村界的基礎上，按照區位條件將臨夏縣農村居民點劃分為發展型、保留型、挖潛型、并點型和遷移型5種優化模式[63]。③農戶主導優化模式。曲衍波等基于農戶自身特征及其對農村居民點整治的需求與偏好，確定平谷區農村居民點優化的4種主導模式，即城鎮轉移模式、產業帶動模式、中心村整合模式和村內集約模式[64]。④功能主導優化模式。Long等依據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差異，將中國東部沿海農村居民點劃分為農業生產主導型、工業主導型、商業、旅游業與服務業主導型以及平衡發展型[65]。
從目前研究思路來看，對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主要是依據自然、社會和經濟等綜合狀況將居民點劃分為不同類型，進而制定相應的優化策略。因此，實施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首先應依據當地的社會經濟、農戶建房的周期、優化意愿及目標等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選擇合適的優化策略[66]；其次，在優化過程中要對所選取模式的組織、方法、機制、程序與籌資等方面的實施和運作方式展開細致探討[26]；再次，要針對不同優化模式探索治理路徑的選擇方向并評價其實施效果，以改善和提升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的實踐績效[63]；最后，推行農村居民點的布局優化既要遵循人地演化的客觀規律，避免集聚進程的“大躍進”、集聚要素的功利性以及對歷史文化延續的忽視[67]，還要注重政府推動、規劃引導與農戶意愿的有機統一，切實使農民成為優化活動的主體和受益者。
2.6 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的技術方法
從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的全過程來看，其研究技術方法大致經歷了以定性為主、定性與定量相結合，以定量為主和以“3S”技術大量應用為主3個階段。由于前兩個階段研究成果有限，而后一個階段的研究成果較多，因此可以說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是以“3S”技術為主進行量化研究的學科體系。縱觀各成果文獻，可將其大體上歸納為3類。
一是利用GIS軟件空間分析模塊或與RS技術相結合。GIS軟件強大的空間分析功能為農村居民點空間布局研究提供了高效的技術手段，如孫華生等應用GIS的空間統計、疊加、緩沖、變換、量算和查詢等功能，對仙居縣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特征進行了研究[68]。GIS技術與RS技術結合是“3S”技術應用于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的未來趨勢，田光進最早將RS與GIS技術相結合，用于比較研究平原地區與山區農村居民點空間格局[69]，隨后王青、于淼、Long等將該技術方法進一步進行了演繹和深化[23，32，70]。二是GIS空間分析功能與景觀生態學指數相結合。GIS空間分析與景觀指數的結合能較好地刻畫研究對象的空間格局，被廣泛地應用于農村居民點布局特征研究[31，34，51]。三是GIS技術與其他相關指數與結合。如車明亮等引入分形幾何學中分維的概念，揭示了平邑山區農村居民點分布與其影響因子間的分維特征[40]；劉明皓等引入最鄰近距離指數、核密度估計和Voronoi圖及其變異系數3種點模式分析方法，從不同的角度揭示重慶市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模式[71]；閆慶武等運用樣方分析法、最近鄰距離指數函數、熱點探測技術研究了徐州市居民點空間分布格局與模式[45]。
盡管GIS技術已經成為農村居民點空間布局優化研究的主要方法，但其他方法也對該研究形成了重要補充。如吳旭鵬等通過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了農民生計多樣性對居民點布局的影響[60]；周婧等采用重點與隨機抽樣、參與式農村評估等方法，研究了云陽縣568戶農戶兼業行為與居民點用地形態變化的相互關系[42]；姜廣輝等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了影響北京農村居民點空間格局變化的內外驅動力[72]；賀艷華等采用樣點分析與樣帶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探討了我國中部地區農村聚居空間分異特征及形成機制[61]。
3.中國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展望
經歷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國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取得了較大進步，但與國際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現在：①相關研究還不成體系，主要的研究成果之間相對獨立，對現有研究成果的整合有所欠缺；②從研究內容的深度上來說，對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文化環境、價值取向等深層影響因素的研究不足，尤其是對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制度變革、城鄉一體化、新型城鎮化等背景下的居民點布局優化機制分析仍相對欠缺；③從研究內容的廣度上來說，農村居民點在微觀層面的布局特征與優化策略明顯滯后于宏觀與中觀層面的研究，對農村社會空間、文化空間、制度空間等空間形式的研究有待加強；④從研究方法上來說，對國際上最新的研究方法如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模型、人工智能模擬等的應用還有較大的差距，在居民點增長邊界管理、內部功能優化、趨勢預測等實踐方面的應用仍然不夠。因此，未來中國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將面臨以下一些新的課題：
(1)制度變革背景下的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理論框架的完善。自從金其銘將農村居民點納入鄉村聚落的研究范疇以后，已有諸多學者對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展開理論層面的探討。然而，由于受經濟轉型過程中戶籍制度弱化與土地制度創新以及由此引發的農村空心化、農民階層分化、農村土地流轉等因素的影響，現有的理論在指導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實踐方面已經顯得捉襟見肘，有必要對制度變革背景下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理論框架展開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探討。
(2)城鄉一體化引導下的農村居民點用地空間重配與體系重構。隨著城鎮化與城鄉一體化引導下的城鄉建設用地統一市場的形成與完善，農村居民點用地空間重配與體系重構已經成為其布局優化研究的必要命題。為此，今后研究應當從農村公共資源投向、農村經營方式轉變、農村土地功能利用、農村居民點景觀重塑、農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等方面實現區域土地資源的高效利用與空間重配，并在掌握居民點空間布局特點與演變趨勢的基礎上以規劃為引領，推進土地規劃、城市規劃以及村鎮體系規劃的融合與銜接。
(3)規劃與整理推動下的農村居民點空間要素的細化與深入分析。近年來，盡管在各類規劃與整理的推動下，農村社會環境顯著改善、農民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模式也逐漸進入機械化階段，但這一系列民心工程的實施卻忽視了濃郁的農村人文情懷，割裂了農民生活與生產間的有機紐帶，打破了農村均衡的人地關系，造成了農村社會集聚的空間分異。因此，在規劃與整理的推動下，從人文視角對農村居民點空間要素展開細化與深入分析，對促進其布局優化的和諧演進具有重要意義。
(4)資源約束與生態可持續發展下的農村居民點增長邊界控制。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現階段中國農村居民點總體表現為農村人口不斷減少而用地總量卻仍在增加，居民點空間集聚增強但形態卻呈現不規則狀態，這充分說明目前農村居民點增長仍處于一種失控狀態。農村居民點的發展一方面應充分顧及農民的生計需求，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社會生態需求。特別是在當前土地資源日益緊缺和環境日益惡化的情況下，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大力開展以“資源約束與生態可持續”為主題的農村居民點增長邊界控制研究顯得尤為迫切。
(5)GIS技術支持下的農村居民點時空演變機理探索與趨勢預測。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研究成果產出日漸豐富，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得益于GIS技術的大量運用。但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對GIS技術的運用基本停留在空間分析、統計、疊加、緩沖等基本功能層面，對基于GIS軟件平臺模型的參數設置、數據采集與處理、類似方法比較研究以及二次開發等方面的研究還十分少見，尤其是在農村居民點時空演變機理探索與趨勢預測方面還鮮有涉及，這為GIS技術的深化運用提供了廣闊的前景。
(6)多學科融合視角下的綜合性分析與研究成果的應用性研究。農村居民點的區位選擇、布局演化與空間格局優化是一個涉及自然資源稟賦、社會經濟狀況、政治經濟體制等諸多要素的復雜過程。簡單地從單一學科視角“窺見”居民點布局優化的內外機制，只能起到“略見一斑”效果，只有開展多學科交叉融合的集成研究并建立綜合性分析框架，才能全面捕捉其暗含的內在規律。此外，如何將多學科交叉研究成果應用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農村土地綜合整治等農村社會實踐也必將是該研究未來發展的核心議題。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濟南)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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