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農民工代際收入流動性與傳遞路徑
導讀：考察農民工代際收入流動性以及父代是否外出務工對代際收入流動性的影響，發(fā)現父代未外出務工與子代農民工之間的代際收入流動性高于父代外出務工的兩代農民工家庭。進一步使用Eriksson“條件收入彈性”中間變量法，從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職業(yè)代際傳遞三條路徑對代際收入流動系數進行分解并考察各路徑的貢獻率，結果發(fā)現:對父代未外出務工樣本,人力資本是代際收入傳遞的直接路徑，社會資本是間接路徑;對父代外出務工樣本，代際職業(yè)傳遞和社會資本傳遞加強了代際間收入傳遞,其中代際職業(yè)傳遞路徑的貢獻率最高。最后,利用傾向匹配法(ATT)處理了社會資本的內生性偏差，通過了嚴格的穩(wěn)健性檢驗，表明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農民工收入高于社會資本水平較低的農民工。
代際收入流動性是指子代與父代收入之間的相關程度，高的代際收入流動性意味著個人成功依靠后天努力的“自致因素”，而非家庭資源的“先賦因素”。“寒門再難出貴子”的熱議話題意味著“代際分化已成為中國轉型期的突出問題”，農民工流遷使城鄉(xiāng)差異轉化為涉及身份、公平、分隔的結構性差異。
從第一代農民工到新生代農民工，再到城市隨遷、農村留守兒童，大部分子代農民工更希望融入主流城市社會成為其中的一份子，獲得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享受與城里人同等的社會保障福利，經濟、文化、行為、認同都以城里人為參照標準。但是，由于經濟資本缺乏、人力資本匱乏、社會資本缺失使農民工在城市是弱勢群體，結構固化使子代農民工卷入階級再生產的過程，從父母外出務工開始，越來越多的子代農民工繼承父業(yè)成為農民工，子代農民工“一只腳踏出農村貧困陷阱”的同時“另一只腳又踏入城市隔離陷阱”，仍處于被動和弱勢地位。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經濟分割與社會隔離呈現出“繼承性、遺傳性”特征，最突出的是收入代際傳遞。
我們依據中國農民工實際狀況，結合代際收入傳遞理論，估計農民工代際收入流動性并分解其傳遞路徑，對比父代未外出務工與父代外出務工不同樣本的代際收入流動性差異，發(fā)現當前存在的農民工社會階層代際復制現象。在具有較高流動性的開放社會中，對于父代未外出務工的農村家庭，子代外出務工的“去地域化”和“非農化”使其擺脫對農村家庭稟賦的依附，勞動力流動亦屬于向上流動的機制，子代收入受父代收入的影響減弱；對于父代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家庭，更為子代提供了隨遷城市的可能、獲得更好教育資源的可能，隨著子代人力資本的提升、擇業(yè)機會的擴張和就業(yè)能力的增強，增加了農民工家庭在兩代到三代的代際流動中實現社會經濟地位向上流動的可能，最終實現城市社會融合，大大削弱父代對子代收入的影響。在理想模式中，父代外出務工家庭的代際收入流動系數應該小于父代未外出務工家庭的代際收入流動系數。然而，通過經濟社會學實證調研的數據整理與模型分析，研究發(fā)現：父代外出務工樣本家庭的代際收入流動系數大于父代未外出務工樣本家庭的代際收入流動系數，這意味著父代外出務工家庭代際之間的傳遞性與關聯性要高于父代未外出務工的家庭，也表明農民工子女沒有改變父母帶給他們的弱勢地位，相反，父母的弱勢地位反而通過各種路徑傳遞給他們，使他們不能增強在城市的生存和發(fā)展能力。進一步，這種傳遞的路徑是什么？我們打開不同流動系數背后的黑箱發(fā)現：對于父代未外出務工的農村家庭，人力資本是代際收入傳遞的直接路徑，社會資本是間接路徑；對于父代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家庭，代際職業(yè)傳遞與社會資本是最主要的傳遞路徑，具體為子代農民工更多沉滯在與父代相同或相近的職業(yè)領域，社會區(qū)隔引致的“內卷性”認同使子代農民工“移植、復制”了與父代相同的城市生活空間和秩序，強化了社會資本在代際間的傳遞。
濟貧之道在于賦權，“賦權減負”是防止貧困代際傳遞的根本思路，打破貧困代際傳遞是實現人權的基本內涵和要求。所以，未來改革必須突破兩方面的障礙：一是“權利賦予制度化”，政策供給主體確保賦予農民工綜合權利，保證其城市生存基本福利和勞動權益，保障其居住權和子女隨遷的權利，給予其子代同等的教育權和發(fā)展權，落實農民工舉家、居家遷移的“家庭身份”；二是“職業(yè)流動垂直化”，打破勞動力市場的職業(yè)隔離與行業(yè)壟斷，打破職業(yè)向上流動的“玻璃天花板”，降低職業(yè)門檻，暢通其向上流動渠道，提高整個社會職業(yè)階層開放性和流動性，縮小職業(yè)代際傳遞的階層差別。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網轉自：經濟評論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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