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幼兒在半個月內被遺落校車內致死的悲劇接連在河北上演。6月28日至7月13日，河北持日高溫，雄縣、遵化、晉州和霸州4個縣市，4名農村幼兒因被遺忘在校車里喪生。四名幼兒年齡均未超過3歲。
幼兒被遺忘在校車致死事故在中國并不鮮見。據財新記者不完全統計，自2010年來，被媒體曝光的該類事故共17起，校車帶來的安全問題已造成至少40名兒童失去生命。
學前教育被視為中國教育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普惠性資源供給不足，教師數量短缺、工資待遇偏低等問題普遍存在。其中，鄉村學前教育也被認為存在大量歷史欠債。
據媒體報道，此次河北四起悲劇的發生均與跟車老師“未清點下車人數”有關。在4起事故中，有3家涉事幼兒園均屬沒有資質的民辦幼兒園，接送車輛也不合規。
事發后，河北省教育廳發布《關于強化民辦幼兒園接送幼兒車輛管理的緊急通知》，要求相關部門對幼兒園全面進行排查，晉州、霸州等地沒有資質的民辦幼兒園都處于停業整頓的狀態，“（霸州）堂二里鎮上僅有四家幼兒園在上課”。
貧血的鄉村幼兒園
據悉，涉事的四家幼兒園，只有一家具有正規資質。發生事故以前，這些幼兒園在當地都有一定知名度。雄縣昝北幼兒園是昝崗鎮第一所幼兒園，當地人稱它是鎮里“口碑好的幼兒園”；而霸州堂二里鎮的親爽養正幼兒園，在整個霸州至少有4家同名園子。
在當地家長看來已屬于質量水平較高的幼兒園卻發生奪命事故，對農村地區學前教育機構監管缺失、問責力度小等被認為是是悲劇根源。而不少業內人士進一步認為，這些幼兒園的監管空白，與農村學前教育供給嚴重不足有關。
一些學者撰文分析，城市化加快，農村收入增加，以及父母外出打工的現實困難等誘因交織之下，農村地區兒童的入園入托需求也被催生，增長。《新京報》報道顯示，河北當地合規幼兒園短缺，行業準入門檻之下，大量無資質的民間“黑園”取而代之。
四家出事的幼兒園中，三家位于鎮上或縣里，一家則在村內。不過，這四家幼兒園有一個共同點，均接收來自周邊村莊的學童。也就是說，來自鄰近村莊的學童平日里上下學都需要校車接送。每天上學前，校車都要“在旁邊農村走一圈”，“載寶寶回學校”。
相對于城市而言，農村學前教育投入嚴重失衡。多份公開資料均表明，城鄉幼兒園在辦學規模、教學資源、師資力量等方面懸殊。2013年，城市幼兒園設班數量平均為7.695個，鄉村有5.846個。對此，成都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莊愛玲解釋，這可能是因為“師資力量缺乏，班額較大所致”，這將“導致教學效果和教育質量不理想”。
數據顯示，2013年城市園均專任教師人數為13.099，而鄉村僅為3.84人。到了2015年，盡管鄉鎮幼兒的人數達到70%，但他們擁有的幼兒園專任教師數量，僅占為全國的53.3%。
2010年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實施以來，學前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2016年全國學前教育經費總投入已達到2009年的11.4倍。但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學前教育財政課題組發布的一項研究指出，“對學前階段教育大量增長的財政投入，并沒有減小城鄉間的差異”。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的副研究員宋映泉此前接受財新網采訪時曾粗略估計，全國約還有1600萬的3-6歲兒童未能入園，這些兒童大多數集中在農村。
宋映泉強調，如若弱勢兒童無法享受學前教育資源，將會更大地增加學前教育領域的不公平。
政府責任何在
農村學前教育的困境與管理體制關系密切。
目前學前教育管理體制實行的是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和有關部門分工負責，各級政府對學前兒童的教育權限逐層下放。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龐麗娟曾在政協會議上公開指出，這一管理體制使得“上一級政府常常依靠行政權力優勢把責任推給下一級政府”。目前縣級政府著力于義務教育的普及，管理發展學前教育的責任被擠壓到了鄉鎮政府，這導致一些地方“很少或甚至沒有學前專項教育經費投入”。
龐麗娟認為，學前教育管理責任主體“重心過低”，導致了統籌協調和財政保障能力嚴重不足。在實際執行中，幼兒園審批登記注冊存在審批混亂、批管分離的問題。
目前，幼兒園可以在教育部門、民政部門和工商部門等多個部門注冊。河北大學教育學院學前教育系系主任范明麗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在民政和工商部門注冊的民辦幼兒園，這兩個部門“既不負責資格審查”，“也不負責園所開辦后定期的監督和管理”。
但是，教育行政部門往往并不了解這些園所的開辦情況，或者即便知道這類園所的存在，但因為本部門不是這類園所的審批注冊部門，也難以真正做到監管，甚至取締。按此前范明麗在媒體公開表達的觀點，這最終使“行政執法流于形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201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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