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父親病重的消息，我又想到我那含辛茹苦一輩子的母親，甚至想到了我這個表率于眾多堂弟堂妹的長兄該如何在自己的死期上盡量不煩勞他們。
我的父母十年前在廣東清遠打工（收購、分類、變賣“洋垃圾”）期間先后偏癱，六年前我的母親腦溢血去世，我的父親則一度越活越精神了，甚至對我的婚姻、事業、信仰越來越無所不管。根據我的判斷，我的父母偏癱當與他們吃豬肉太多（他們早年靠買賣生豬起家）有關，而“洋垃圾”那種新環境只是加劇了他們的癥狀。我的父親為什么會比我的母親長壽？我認為與他們的心態不同有關。我的母親算得上是當今中國農村那種典型的賢妻良母，雖然受到農村性別角色的限制而畢生難有可圈可點之處，但她相夫教子的態度是遠近聞名的，她也為此而過早耗盡了心血，尤其是不堪重負于我的父親嗜賭而債臺高筑。我的父親在改革開放初期棄教（小學民辦教師）從商，算得上是新時代的“弄潮兒”，但更是“嚴打”期間的頂風作案者。他因為常年聚賭（還有其他原因）而成了派出所的?？停@一切在文革期間是不可能屢禁不止的。當然，我不會因此而“厚古薄今”，改革開放初期在外經商的農民絕大多數都發財了，我的父親在老家留下的壞名聲都該讓他自己兜著。從讀碩士、參軍到讀博士，我偶爾能在春節探望父母一次，但相處的日子再短也會因為賭博這個問題而沒完沒了的吵架。我的父親曾大叫：“大家都在村頭賭錢，治安隊敢抓哪個？”我的兩個弟弟也跟著他學會了賭博，他們的立場可想而知。為此我甚至想說一句大不敬的話：如果沒有我的母親忍辱負重，我的父親早就家破人亡了。然而，生養之恩不容褻瀆，何況現在我的父母陰陽兩隔？死者為大，活者為先，但愿他們能在冥冥之中彼此釋懷。
我的母親在治病期間也有農村醫保，但相對于治療偏癱的天價藥費而言簡直是杯水車薪，農村醫保政策的種種弊端也因此而在我的見解里不言而喻了。我的母親彌留之際我剛剛畢業從教，我沒請假趕回老家去看母親最后一眼，現在想來主要還是因為自己無法正視親生母親的晚景凄涼，對自己的無能問心有愧讓我一度懷疑我過去的人生道路是不是走錯了。安葬期間有村民說我的母親得這種病早死反而是一種更好的解脫，既讓自己不再受偏癱折磨，又讓家人不再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這樣的議論讓我很震撼，但我不可能當面斥責他們無禮，因為此類觀點在我們老家很常見，“小病晚治，大病等死”在中國廣大農村早已不是秘密。我的奶奶曾對我說，當年毛澤東對農村醫保最操心，我的四叔得黃疸肝炎后被送到鄉醫院免費治療，直到一年多后痊愈。“你四叔是騎著牛唱著歌回來的”，我的奶奶的這句話讓我記憶猶新。我的父親則在文革期間當過“赤腳醫生”，他自稱在那個時代很受村里人尊敬。中國農村醫保政策“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孰優孰劣？我不敢妄斷，因為我出生于文革尾聲，對文革的了解主要來自于間接渠道，但我至少能肯定的是，現在的農村醫保政策還有很大的改革余地。
在此類問題上，我的父親卻指責我“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還用最惡毒的老家方言罵我不開竅，用北京方言來說就是我太“軸”了。我的弟弟也會隨聲附和，揚言“無能的人才會發牢騷”。然而，我的母親病重期間他們又干了什么能耐事？據我所知，除了在醫保規則上“動腦筋”之外，他們干的最多的事是給我打電話要錢給我的母親治病，而他們自己在我的母親病房里舍得花錢嗎？
我曾去廣東探病，給了誰多少錢我現在都忘了，但我很清楚我的父親與弟弟都不可能把我給的錢全部花在治病上。我的一個弟弟甚至以找工作為由把我寄給他的兩萬元錢全部賭輸了，后來又以做生意為由對我寄給他的五萬元錢有“借”無還。尤其是我的母親在老家養病的最后半年，我寄給他們一萬元錢，我的一個弟弟拿走了六千，我的姑父姑母幫忙照顧我的母親而拿走了一千，剩下的三千卻被我的父親拿去賭博了，而且據說全村的賭棍都想辦法躲著他，是不是他又輸紅了眼？！面對我的父親與弟弟的此類表現，我的母親一直忍氣吞聲，直到最后一息尚在也沒勸告他們戒賭，這也是我沒趕回老家去看母親最后一眼的原因之一，盡管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讀本科、碩士、博士都是靠我自己掙的錢還債或付的學費，我的一個弟弟甚至聽說我得到五千美元獎學金后連理由也不講就讓我寄給他三千元（人民幣）而引以為豪。當然，我讀書期間他也曾寄給我幾百元他當兵的軍貼，手足之情不該算小賬，但揚言“無能的人才會發牢騷”是不是太自負了？！現在我的這個弟弟的兩個孩子都得了大病，他也不好意思再找我“借”錢了，真不知道他還能不能想起自己當年說過的那句話！我不會因為我的母親晚景凄涼而形成反社會人格，我對國家是以感恩為主的。倒是我的父親指責我“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更值得商榷，尤其是我看不慣家人賭博，他們人多就有理？
還有我的另一個弟弟，據說一度因為開賭場而發了財，買了兩層小樓，我的父親甚至為此而到處炫耀。后來我的這個弟弟因為某案東窗事發而鋃鐺入獄，我的家人從此諱莫如深，“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在我的老家更是根深蒂固，我的父親也不敢再對我大叫“那也比你強”了！面對妻離子散的困局，我的這個弟弟出獄后“重出江湖”而不是痛改前非，遠走他鄉的我這個“窮教書的”也是愛莫能助，真不知道我的母親如果在天有靈又能如何應對。現在我的父親倒是跟他“志趣相投”而相依為命了，但我推測其中的關鍵是我的父親將老家租讓田產的收入給了我的這個弟弟，否則他不太可能反感我指責我的父親賭習不改。當然，我這個“吃皇糧的”不可能對老家的田產插一杠子，至于我的兩個弟弟能否瓜分這筆收入，他們也不會對我交心交底。我的那個當兵的弟弟復原后只是在土管所掛了一個虛職，最近在老家新修的水庫邊開軋路機養家糊口，他也反感我指責我的父親賭習不改，由此我推測他至少也對我的父親另有所圖?？傊?，我的母親去世后我也越來越成了老家的“局外人”，我的父親能不伙同我的兩個弟弟圍攻我這樣的“不孝之子”就算燒高香了，我的母親如果在天有靈又能對我說什么？！
至于我的婚姻，母親頭七奔喪期間，我的五嬸想讓我去相親，對象是她的一個在老家教書的侄女，據說存款上了七位數，但年齡比我大。我覺得在這種節點上談這種事不合時宜而婉言謝絕，但我的父親“建議”我假裝去相親，以免駁了他們的面子。我則隱隱察覺到我的父親早已插手這件事，他對對方的家底似乎很感興趣，而我的五叔與我的父親一度因為賭債糾紛而反目成仇，這就讓我更不想去了。當然，這又讓我與我的父親多了一層隔閡。然而，相親在當今中國廣大農村很常見，問題是我的閱歷早已讓我無法適應老家的那一套或明或暗的陳規陋習，比如宗法觀念、權貴崇拜、風水迷信、嗜賭敗家、酗酒斗氣、村霸橫行，等等。這讓我聯想到了魯迅筆下的孤獨者“魏連殳”，但我還不至于要以“自戕式”的“復仇”在老家作絕望的反抗。面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革命道路上的個人主義的種種表現，特別是他們的思想方式與戰斗方式，魯迅借“魏連殳”這個形象予以最尖銳的批評，但也就此注定了他的原配夫人朱安獨守空房的晚年。近百年過去了，當今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又能比“魏連殳”乃至魯迅進步多少？往小里說，魯迅至少能對自己的母親養老送終，而我又對自己的母親回報了多少？往大里說，當今中國的基礎教育越來越“去魯迅化”，而“革命”更淪為網絡敏感詞匯，我這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連“魏連殳”那種反抗精神也快要消磨殆盡了。我能反抗相親，但我能反抗父母對我自己選擇的婚姻的掣肘嗎？“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在我看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的父母的婚姻反而能避免更多的不幸。如今，我與我的父母、二弟組成的五口之家早已一分為三，彼此能不老死不相往來就算不幸中的萬幸了，何況我這種“城一代”的婚姻模式根本不是我的父母、二弟遠在老家農村所能主觀臆斷的？
至于我的事業，我的父親對我有機會“去北京高就”而欣喜若狂，認為我當年在部隊主動轉業是一次重大失策，而我回老家在新修的水庫邊創辦實業的想法更是不可理喻。我完全能理解改革開放初期八仙過海之際一個農村小學民辦教師的心態變化，然而現在畢竟早已不是“哪怕是一頭豬，只要能撞上風口就會飛起來”的時代了。我曾在老家教書，后來又打算辭職考研，我的母親聽說當地教育局有可能阻止我上考場而擔驚受怕，直至勸告我老老實實當個教書匠得了。毋庸諱言，我從讀碩士到讀博士都主要是因為對自己的前途預期過高，但我畢竟都已有驚無險地一一過關，只是我與父母的經濟來往或思想溝通也越來越少了。如今我又走到事業的十字路口上，我的母親如果在天有靈一定會勸告我以“保底”為先吧！在這個問題上，我的父親顯然走了另一個極端。為了阻止我回老家創辦實業，他甚至對我每一次逢年過節回老家都時刻保持警惕，暗中指使我的弟弟限制我的一切活動。當然，這一切只是我自己察覺到的，盡管我的弟弟對此左右為難，因為他們似乎能意識到我回老家創辦實業對他們未必沒有好處。為了解除他們的戒心，我一直強調我有必要在事業上“狡兔三窟”，而實際上我無論去北京還是回老家都沒有十足的把握，相比之下我的母親那種保守思想似乎要靠譜得多。當然，更重要的是我現在已人到中年，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東一頭西一頭的撞運氣，在事業上的確是越來越輸不起了。這又讓我聯想到了魯迅筆下的孤獨者“魏連殳”，給大帥當顧問后榮華富貴都來了，過去躲著他走的親戚、鄰居們又火速送來諂媚的笑臉，他則以毒攻毒，給過去的壓迫者以壓迫、給過去的侮辱者以侮辱而踐踏了自己所有的“敵人”。然而這卻是他真正的失敗，因為他踐行了自己過去要反對的一切，排除了自己過去想踐行的一切。這樣的“復仇”是以精神的扭曲、人格尊嚴與生命信仰的淪陷為代價的，而我能重復這樣的人生悲劇嗎？
至于我的信仰，我的父親曾當著很多人的面對我大叫“和珅就是比紀曉嵐強”，而我說“我對共產黨比你了解”更讓他暴跳如雷，聽說我要退黨的消息后則干脆用最惡毒的老家方言罵我“百事不成”。經歷了近三十年的走南闖北，我越來越認同黃炎培老爺子總結的“歷史周期率”，國人廣泛的市儈化、染缸化足以讓任何真正的“不忘初心”者如唐·吉可德大戰風車一般徒勞一場，而這一切我是不可能對我的父親有效溝通的。他偏癱后畢竟在家賦閑多年，與外面的世界越來越脫節，對日新月異的世道人心刻舟求劍在所難免。我的母親如果在天有靈，一定更會對我擔驚受怕。然而，我接觸過的奔波在路上的工農兵學商的物質、精神世界絕大多數波動越來越大，甚至我接觸過的絕大多數基層公務員也對自己的處境各有焦慮。醫療與住房、教育被并稱為壓在當今中國人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其背后則是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反攻倒算，而這些“大道理”都是我不可能與我的父母達成共識的。當然，我也不想重蹈“魏連殳”乃至魯迅那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覆轍，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尚在，尤其是每當陷入某種困境時我都會拿毛澤東當年所能對應的某種近似的困境來鼓舞自己打“游擊戰”或“持久戰”。我所理解的“不忘初心”，在我黨這里理應是“紅船精神”，看到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江浙等地重溫一大黨員的誓詞我才暫時沒去退黨。我黨一大綱領是：第一，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至社會階級區分消除之時；第二，直至階級斗爭結束為止，即直至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第三，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與半成品等生產資料；第四，聯合第三國際。對照當今中國種種情形，任何有識之士都不能不唏噓不已。哪怕篳路藍縷，“紅船精神”將伴我余生。
讀博士期間路過北京，曾專門去看了一眼故宮，一時聯想到張樂行的《山坡羊·潼關懷古》，遂寫下《故宮眺瀛臺有感》：“紅墻喋血，綠蔭瀝膽，虎膽蛇血帝王路！還北都，山水復。驚心明清弭兵處，城池萬道皆作古。國亡，流民哭；國興，役民苦！”更曾在老家趕上同學聚會，又即興寫下《還鄉》：“一朝難習武，三度裝斯文。十年過桑梓，萬里宴中停。偶學信陵君，卸甲車前橫?？局苏壑旌ィ瑸E觴降侯贏；口上千金諾，言下百媚生。酒酣耳熱后，義氣可干云！救趙不重槌，圍魏無大軍。區區幾老轉，中原竟風聞？白衣縵胡纓，仗劍耀雪明。暫擱汗血駒，天馬追流星。且留俠骨香，愧煞故鄉人？誰迷書山里，皓首窮藏經。”如今再看我寫的這些詩詞，更覺自己早已預感到前路之坎坷，一時又聯想到劉歡的《在路上》：“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為不安分的心，為自尊的生存，為自我的證明。路上的辛酸已融進我的眼睛，心靈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堅定。在路上，用我心靈的呼聲；在路上，只為伴著我的人；在路上，是我生命的遠行；在路上，只為溫暖我的人……”但在我看來，哪里有古道熱腸，哪里就有溫暖可偎，而居無定所的親生骨肉也未必能讓漂泊者找到歸屬感。在城市化狂潮的裹挾之下，我與我的父母、二弟皆已常年背井離鄉，“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這又讓我聯想到自己在易縣憑吊荊軻與狼牙山五壯士之后寫的《人間道》：“五魂墜九重，狼牙迷世風。囂囂天下名利，處處凡心燎動。最難填南柯大夢，一生幾多從容？來去擊筑相送，絕塵過客匆匆。履薄冰怎改初衷，再回首易水融凍！”
我曾于母親頭七某夜失眠而秉燭寫下《悼母辭》：“可曾駕鶴？去兮吾母；或乘鯤鵬，扶搖回顧。不肖踟躕，似又學步。終與二弟，九曲血目！形影相隨，拉扯背負。冬夏攙行，幾載立木？牝子稱意，炎寒知哺；家門聚債，迭代嗜賭。父愛弗屆，風雨孰阻？鵲巢殷值，鳩占無路。坯蒿圍爐，整飭呵護。柴米油鹽，三餐罕誤；粗毋厭精，茶伴醬醋。針線所經，絲縷鄙露。婦道賢良，遺漏儀務？施教及第，庶幼薄福？巾幗擎梁，須眉折辱！五常大端，一語難休。倫理傳承，飲譽孤孺。怎奈遭逢，綱條禁錮！出閣論嫁，才德抵牾。撇憾未伸，有求殊途？蒼天遁靈，托夢垂訴？方圓進退，考妣參悟。陰陽盛衰，諱言眾怒！積勞食忌，病來倒柱。床簀藥石，孝悌見睦。素昧醫診，溘然撒手。骨肉多離，是人非物。青黃再接，茱萸榮枯。繞膝兒女，數典問祖？妯娌鄰里，欲說還哭。報赍失序，晰哉親疏！嫻淑恩澤，總茲覽述；悃忱并秉，缺過待補。慈沐寸草，暉春映秋？念茲余生，此情罔杜。滄海淚妝，桑田麻服。皮囊日隳，流芳千古。棺槨入奠，笙歌淺陋；族譜鋪陳，名下續沽。辭焉盡義？惟由鄉俗?！比缃裢宦劯赣H病重，我竟在電話一端五味雜陳而一時語塞，連提筆的積習也被我擱下了。教子方寸，父母有別，莫怪我輩厚此薄彼，還請二老在黃泉之下相見后議出分曉吧。
“清官難斷家務事”，而我在自己的單位里撞上的糟心事更是剪不斷理還亂。受制于我在某個高校的一小撮畢福劍式犬儒化同事的兩面三刀，我對學術界各色“皇帝的新裝”的忍耐在今年秋季開學之際達到極限，而導火索是其中一個信仰基督教的黨員老師竟然被評為“優秀黨員”。為此，我不惜稱病請假不再上課以示不滿，自己的工資也因此而打折扣了。當然，這樣的消息我是絕對不能讓我的父母知道的。我的父母在老家農村能對醫療、住房、教育等任何物質條件得過且過，卻從來不會不在乎我在遠方的城市跌入任何人際關系鄙視鏈的末端，城鄉差距一葉知秋。如果我頂不住種種壓力而向如此插紅旗揣圣經的黨組織“求饒”，那么我過去極力捍衛的一切信仰、原則、底線就會在我這里淪為同事們眼里的笑柄。還是那句話，哪怕篳路藍縷，我將傾盡我的余生去追尋我黨曾賴以克敵制勝的“紅船精神”。我堅信我的理想終將大放異彩于我黨一大黨員那種“五湖四?！?，而不是局限于我的母親墳前或我的父親床前的所謂天之驕子“衣錦還鄉”。
還鄉探病之際我還是寫下了一首《原罪》：“脫胎知母難，長跪拜清遠。把酒獨對月，誰能并無眠？故去留是非，生來積恩怨。陰陽本兩界，奈何總糾纏？”但愿我的父母能在冥冥之中恩怨兩清，也讓我們三兄弟能籍此重歸于好。
（作者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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