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階段廣泛存在著不收取實物與貨幣租的非正式土地流轉，這種零租金流轉有別于20世紀初期實物與貨幣租高昂的土地租佃。本文從土地價值、轉出戶的人情交換需求以及轉出戶找到親友來承租土地的可能性3個方面，將零租金現象解釋為城鎮化背景下隱性的人情租替代了總額不高的實物與貨幣租。基于江蘇省8市農戶調查數據的對比分析，本文發現，零散土地流轉中貨幣租與人情租的確存在替代關系：不收取貨幣租的土地流轉更多地發生在親屬間，并且，在不收取貨幣租時，轉入戶給轉出戶的節日送禮、照看老弱、生產幫扶等人情交換內容增加。利用Probit模型分析影響租金形式選擇的因素，結果顯示：由村組土地流轉的實物與貨幣租水平、流轉地塊的面積和土壤質量等決定的流轉地塊潛在的實物與貨幣租水平負向影響轉出戶對流轉地塊采用人情租的可能性；舉家外出或沒有男性青壯年常住在村的轉出戶更可能采用人情租；村組內土地轉出戶與轉入戶的數量比具有降低人情租發生可能性的作用。人情租是城鎮化發展不完全的產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城鎮化進一步發展使租金朝貨幣化方向演變。相關政策需適應形勢變化，為正規土地流轉市場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關鍵詞：土地流轉 城鎮化 人情 租金
一、引言
中國當前的農村土地流轉①具有很強的非正式性。2008年對17省的調查顯示，土地流轉發生數量中82.6%未簽訂合同，52.4%未約定期限，38.6%沒有實物和現金補償（葉劍平等，2010）；根據錢忠好、冀縣卿（2016）2013年對江蘇、廣西、湖北和黑龍江4省的調查，超過30%的土地流轉發生數量是無償流轉。土地非正式流轉又被稱作“不規范”流轉②，經常被認為是土地流轉市場發育不健全的表現。土地非正式流轉在現階段為何能夠廣泛存在？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思考。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現階段人們司空見慣的不提前約定而且不收取實物與貨幣租的零租金土地流轉③明顯有別于20世紀初期及以前的土地租佃：土地租佃習慣以五成產出作為租金（趙岡、陳鐘毅，2006a）；民國時期的租佃調查顯示，各地的租金普遍高于四成產出（卜凱，1936；張心一，2014）。高租金是歷史上土地租佃的常態，不收取實物與貨幣租非常罕見。研究零租金土地流轉這一新現象的形成原因及變化，有助于理解土地流轉的非正式性和發展正規土地流轉市場的條件。現有相關研究已關注到土地流轉中的低租金或零租金現象，注意到低租金或零租金流轉更多地存在于親友之間（Gao et al.，2012；張路雄，2012），并且低租金轉入土地的親友會為轉出戶提供一些幫助（賀雪峰，2011；田先紅、陳玲，2013；楊華，2015）；還有學者認為，陌生承租人可能有事后機會主義行為（馬元等，2009），農戶為追求產權安全會在親友之間進行低租金或零租金流轉（劉芬華，2011；王亞楠等，2015）。根據這些解釋，土地低租金或零租金流轉都離不開所謂“熟人社會”“鄉土性”這類中國社會特有的性質。但是，為何同樣是熟人社會的背景，20世紀初卻租金高昂，即使承租者為親友，也沒有廣泛出現零租金現象？日本滿鐵在這一時期對華北的調查顯示，地主會優先將土地出租給親友，但并無租金上的特別照顧（黃宗智，2013）。因此，“熟人社會”特質不能很好地解釋現階段廣泛存在的零租金現象。
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兩條途徑探尋現階段零租金現象廣泛存在的原因：首先，零租金既然是歷史中的新現象，那就需要將其置于歷史框架下來分析。如果決定租金的因素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現階段依然會普遍存在高租金，不可能在一些地區廣泛出現零租金現象；那么，哪些因素的改變導致了零租金廣泛出現？其次，根據經濟學理論，任何稀缺資源都不可能免費，因此，土地流轉中的零租金應該是表面現象而非實質意義上的免費。很可能存在這樣一種租金形式，它代替了提前明確約定的實物與貨幣租，只是其本身隱而不見。這種租金形式是什么？現階段為什么會廣泛出現這種租金形式？它未來是否還會存在？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嘗試基于歷史比較和實證分析闡述以下理論觀點：零租金的實質是，在現階段城鎮化發展不完全的背景下，不明確約定的人情租替代了明確約定的實物與貨幣租；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推進，在大量農戶轉出土地的同時，只有少量規模經營農戶轉入土地，土地流轉中的人情交易將減少，零租金現象也將減少。
相比于已有相關文獻，本文首次從租金形式及其演變的角度考察零租金現象。結合不同時期土地流轉特征的對比，本文試圖討論現階段零租金現象廣泛存在的原因及未來變化，并利用江蘇省農戶調查數據分析零租金土地流轉中的交換內容和影響租金形式選擇的因素。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說
（一）人情是一種土地租金形式
租金是土地所有權的經濟實現形式，是超額利潤的轉化，只有在經營者同時是土地所有者的情況下，經營者才不用支付土地租金④?，F階段，中國的土地歸國家或集體所有，農戶擁有排他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經營權的流轉也必然產生租金。租金有多種形式，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勞役、實物、貨幣3種租金形式，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占主導地位的租金形式不同（劉瀟然，2012；趙岡、陳鐘毅，2006b）。不同租金形式之間有演進和更替，土地轉出者會選擇最有利的一種形式。而且，不論是采取定額、分成還是其它合約方式（張五常，2000），也不論是以勞役還是實物或貨幣形式出現（錢俊瑞，2002），租金一般在土地交易前就會被約定好。
在現階段，占主導地位的租金形式是貨幣租，采用實物租的土地流轉發生比例非常小，有人身依附色彩的勞役租更是極為罕見。若假定現階段租金只有實物與貨幣兩種形式，則可以發現，實踐中存在大量零租金現象。轉入戶既然轉入土地，就說明這些土地仍有利用價值，仍可產生超額利潤，并非無利可圖。轉出戶在出租有價值的土地時不提前約定租金形式及其數額，這可以被理解為存在其它特殊形式的租金。現階段，中國的土地流轉多發生在親友之間，由于人情交換更容易發生在有長期交往關系的親友之間（應星，2010），而它具有長期性和隱蔽的特征（費孝通，1985；翟學偉，2004）。所以，有理由認為，親友之間的土地流轉可能以隱蔽的人情租代替了顯性的實物與貨幣租。將人情視作一種特殊的交易媒介并從“理性人”的視角來審視，轉出戶將土地以零租金方式流轉給親友很可能是一種“還人情”，或是增加人情、以備后用的方式。轉入戶承租土地，就默認了“承情”，也需要在事后對轉出戶提供一些幫助或給予一些饋贈來“還人情”。
（二）土地租金人情化的原因分析
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是人情社會，為什么只在現階段才廣泛存在以人情租代替其它形式租金的情況？本文認為，現階段許多土地流轉中出現租金人情化的原因包括以下3個方面：一是土地的潛在租金水平降低，并且在土地均分制度下每戶只有面積很小、總價不高的地塊可供轉出；二是城鎮化發展的不完全使得轉出戶利用土地交換人情的需求增加；三是現階段仍有大量農戶愿意轉入土地，轉出戶容易找到愿意并且能夠“承情”的親友來承租土地。
1.土地價值大小、土地分配格局與土地租金人情化。在傳統農業社會，技術進步緩慢，社會缺乏非農就業機會，人口膨脹導致土地租金高昂。而在現階段，農業技術進步、人口增長放緩以及國際貿易發展等因素使農產品的實際價格和土地的邊際價值下降；非農就業機會增加使勞動力不必再局限在農業產業內部就業，勞動成本上升進一步降低了土地租金⑤。對農產品生產成本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2014年，水稻、小麥、玉米3種糧食的畝均土地成本（含自營地折租）占畝均總產值的比例為17.09%⑥；根據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2011年的調查數據，轉出土地且收取租金的農戶平均收取了占土地產值25.7%的租金?？傮w上看，現階段，土地的潛在租金水平已經下降很多，一些缺乏利用價值的土地甚至被撂荒。潛在租金水平的下降使土地轉出戶放棄實物與貨幣租而選擇人情租的機會成本降低。不過，如果農戶轉出的土地面積較大，則他們通常不會放棄實物與貨幣租，而完全可以綜合采用不同租金方式來流轉土地。因此，還需要考慮不同時期的土地分配狀況。
20世紀初及以前，社會缺少其它就業和投資機會，購買土地是相對可靠的投資。對于這一時期的土地分配狀況，學界比較一致的結論是少數地主、富農集中了大量土地，他們將土地租給眾多土地不足的佃農或半自耕農（李金錚，2012）。若按地主和富農戶數合計占農戶總數10%（白壽彝，1999）的比例大體推算，土地轉出戶和潛在轉入戶的數量比為1∶9。同時，20世紀初存在一定比例的“不在地主”，租佃雙方陌生（珀金斯，1984；安寶，2013）。因此，這一時期土地流轉的特征是：少數地主、富農將土地租給占多數的佃農、半自耕農，且雙方很可能相互陌生。對于“不在地主”而言，土地供需雙方陌生使得承租者不可能基于人情來免交租金；對于“在村地主”而言，他們面對大量潛在土地轉入戶，可能會給極少數關系密切的轉入戶提供基于人情的租金優惠，但在潛在租金水平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仍可能收取高額實物與貨幣租。對比之下，在現階段，家庭承包經營制以公平為原則，在村莊內對集體土地進行均分，承包經營權分散化。每家每戶承包的土地面積?。ǖ貕K面積更?。?，加之租金水平低，農戶出租土地所能取得的實物與貨幣租的總額并不高⑦。在這種情況下，人情租就可能替代實物與貨幣租。
2.城鎮化發展的不完全性與土地租金人情化。以下分3個方面來闡述：
第一，在現階段，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許多親友仍留在農村，他們之間的人情交換可表現為農村親友提供生產和生活幫扶、外出務工人員提供土地。人情交換具有情感交流與分散風險的功能，并非實物與貨幣交換所能完全替代。人情交換具有長期性、往復性，更容易發生在親友間。在建立起就業地的社會關系網之前，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多數仍需要與家鄉親友進行人情交換。后者可以為前者提供一些必要的幫助，前者卻難以通過類似幫助來“還人情”，在此情況下，零租金土地流轉便成為人情交換的重要內容。如果親友有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的需求，而外出務工人員將土地流轉給親友以外的農戶，將有損于雙方已有的人情積累，不利于雙方繼續進行人情交換。
第二，在城鎮化發展不完全的背景下，農村勞動力轉移多遵循青壯年尤其是男性青壯年外出，老幼、婦女留守的模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的農戶面臨留守人口的照看問題。而留守人口的照看需求具有不定時性，他們往往只在生病等特殊情況下才需要他人照看。同時，農村人口居住分散，農村沒有形成專業的照看服務市場。因此，他們更需得到親友的偶爾照看。除留守人口的照看需求外，仍從事農業生產的老年人、婦女因技術不足或相關社會化服務缺乏等，可能需要在某些生產環節接受幫扶。留守人口的這些需求較難通過雇傭服務來滿足，親友的照看和幫忙為他們這些需求的滿足提供了有益的支持（葉敬忠、賀聰志，2008；葉敬忠、潘璐，2008）。在這種情況下，有老幼、婦女等留守人口的農戶將土地以零租金方式流轉給需要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的親友，后者“承情”后會默契地對前者家中的留守人口提供必要的照看和幫助，這是符合中國人情社會情境的交換方式。
第三，在非農就業不穩定的狀況下，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保留土地使用權的需求加大了以土地經營權換人情的可能。在現階段，大部分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就職于非正規部門（萬向東，2008）或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的低技術崗位，其非農就業仍不穩定，土地為他們提供了外出務工的退路。雖然部分農戶因外出務工而轉出土地，但如果他們預期非農就業和獲得非農收入的前景不可靠，或仍打算年老時返鄉務農，或預期土地未來可能非農化從而有升值空間，他們就不會徹底轉出土地。如果農戶將土地流轉給沒有長期交往關系、缺乏信任基礎的人，則可能會有產權保護方面的顧慮，出租土地（或撂荒）也可能被村集體視為不需要土地，土地承包權有可能被重新分配給其它農戶；并且，農戶將土地流轉給陌生人會產生簽約成本。相比之下，親友之間存在“道義經濟”（詹姆斯·斯科特，2001）：外出務工人員將土地以零租金方式流轉給親友，讓其暫代經營，可以避免長期撂荒后土地板結、雜草叢生的問題，外出務工人員也可以在土地調整時再回村爭取土地承包權，并在需要時隨時收回土地經營權；此外，親友之間的土地流轉更為直接，能夠節省簽約成本。
3.能夠承租土地的親友數量與土地租金人情化。人情交換是雙方的。上文已指出，在現階段城鎮化發展不完全的背景下，轉出戶有拿土地經營權換人情的單方需求。那么，需進一步考慮的是，現階段有多少轉入戶能夠“承情”。人情交換不可能輕易地發生在陌生人之間，需要有血緣或前期交往關系作基礎。對于某一土地轉出戶而言，如果他熟悉的親友中沒人愿意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或這些親友已“承情”轉入其它農戶的土地，無法再向其提供有效的人情幫扶，則不具備租金人情化的條件。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有30多年，在這個進程中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至非農產業，轉出土地的農戶數量逐漸增加。與此同時，農村仍然有大量農業經營戶⑧?，F階段土地流轉的特征是：一定數量的轉出戶將土地流轉給一定數量的有擴大經營需求的農戶，轉出戶能夠在一定數量的潛在轉入戶中選擇。根據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村級調查數據，2004～2011年，村莊內土地轉出戶與轉入戶數量比的均值雖然由1.2∶1上升至2.5∶1，但兩者的戶數對比并不懸殊。因此，現階段轉出戶仍較容易找到能夠承租土地的親友⑨。
但是，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推進，村莊或村民小組（后文簡稱“村組”）內土地轉出戶與轉入戶的數量比將不斷提高。轉出戶將越來越難以找到有前期交往基礎的農戶來承租土地。反過來而言，面對越來越多的轉出戶，轉入戶不可能與其中的大部分農戶有前期交往的基礎，進而提供基于人情的幫扶，也缺乏對多戶人家提供人情幫扶的人力。衡量轉出戶找到能承租土地親友（或衡量轉入戶對轉出戶提供人情幫扶）的難度的一個指標是村組內土地轉出戶與轉入戶的數量比，該比值越高，轉出戶越難以找到能夠承租土地的親友（或轉入戶越難以對轉出戶提供人情幫扶）。
三、實證分析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變量選擇和實證分析方法
為了檢驗實物與貨幣租和人情租之間的替代性，本文將對比流轉地塊在有和沒有實物與貨幣租兩種情況下人情交換的差異，從而檢驗假說1。人情交換具有長期、隱蔽和難以計算的特征，這使人情租難以得到衡量。出于調查簡便，調查內容統一可比的考慮，本次調查嘗試觀察部分人情交換的表現，詢問轉出戶在固定一段時間內有關人情事項的發生情況，具體包括生產幫扶、照看老弱、節日送禮、延緩債務這4種。詢問轉出戶的方式是：“最近1年土地轉入戶有沒有無償地幫您家干過農活？”“最近1年土地轉入戶有沒有幫您家照看過老人、兒童、病人？”“最近1年土地轉入戶有沒有逢年過節送您家一些農產品或禮品？”“轉出土地前您家有沒有欠土地轉入戶家錢？”
不可否認，某些收取低水平實物與貨幣租的土地交易也有人情交換的成分；只有不收取實物與貨幣租時，租金才完全人情化。為簡化起見，本文在數據處理時將流轉地塊沒有實物與貨幣租的情形定義為農戶對流轉地塊采用人情租；反之，則為采用實物與貨幣租。根據上文分析，潛在的實物與貨幣租水平、農戶的人情交換需要、農戶找到親友承租土地的可能性是影響租金形式選擇的3個方面因素。其中，流轉地塊潛在的實物與貨幣租水平越低，轉出戶選擇人情租的機會成本越低。本文使用村組土地流轉的實物與貨幣租水平（村組內土地流轉中實物與貨幣租的中值）、流轉地塊面積、流轉地塊土壤質量3個解釋變量來表示流轉地塊潛在的實物與貨幣租水平。轉出戶根據實際需要選擇租金形式，在城鎮化發展不完全的背景下，舉家外出或雖未舉家外出、但無男性青壯年常住在村的轉出戶更可能選擇人情租。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轉出戶是否舉家外出、是否無男性青壯年常住在村這2個農戶類型變量。轉出戶最終是否選擇人情租還要看其是否易于找到能夠承租土地的親友。為此，本文在模型中引入村組內土地轉出戶與轉入戶的數量比作為解釋變量。除了上述變量，考慮到其它地區因素可能對租金形式選擇有影響，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地區虛擬變量；考慮到在流轉土地占承包地面積的比例較大時，農戶可能綜合采用不同租金形式，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農戶流轉土地所占比例。
本文使用Probit模型來實證分析影響農戶對流轉地塊采用的租金形式的因素.
（二）數據來源和樣本基本描述
本文研究采用南京農業大學“農村資源與人口流動”調查組于2015年7～8月期間在蘇北4市（徐州、連云港、鹽城、宿遷）、蘇中2市（南通、揚州）、蘇南3市（蘇州、無錫、常州）的18個縣（區、市）開展的調查。江蘇省不同地區的就業條件、土地流轉規模存在明顯差異，有利于分析不同就業條件和土地流轉規模下租金形式的差異。調查過程是：首先，根據經濟總量排序選取樣本縣，在南京高校挑選并培訓來自樣本縣農村的學生聯絡員作為“內部聯絡員”（每縣3～4位聯絡員，每位聯絡員負責聯系所在村民小組）。然后，在南京農業大學挑選并培訓調查員，由聯絡員協助調查員前往65個樣本村民小組開展入戶調查。在每一個村民小組，調查員通過以地查戶方式確定受訪農戶名單。具體做法是：以隨機方式提前確定一大片土地，按照從左至右、從北往南的次序逐一列出這片土地上的承包戶名單，選擇排在前面的約25戶農戶開展調查。這一名單在確定后就不再換戶。若其中有農戶因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年老、因事外出等情況而無法開展調查，則通過調查其親戚、鄰居、村民小組組長的方式來采集相關信息，并對無法調查到的土地轉出戶進一步補充調查其土地轉入戶，對兩方面采集到的信息進行對照以核實相關信息。此次調查共訪問了1625戶農戶，采集到農戶連片轉出的1055塊地塊以及非連片轉出的881塊地塊的信息。由于地塊連片流轉是多戶聯合決策或村干部主導決策的結果，無法反映農戶的自主選擇，連片流轉也基本收取實物與貨幣租，并不能體現租金形式的差異，因此，本文將集中分析農戶自發和零散流轉的地塊。此次調查共得到分布于江蘇省8個市[調查范圍原本包括9市，其中蘇州市樣本地沒有出現土地零散流轉情況，因此沒能包含在本文分析中。]、56個村民小組的446戶農戶，涉及881塊地塊的流轉信息，形成了570對轉入戶—轉出戶的流轉關系。
樣本農戶戶均承包地為4.29畝；有20%農戶的承包地面積小于2畝，承包地面積不低于2畝但小于4畝、不低于4畝但小于8畝、不低于8畝的農戶所占比例分別為34%、35%和11%。樣本農戶的承包地平均被分成3.33塊，地塊數不多于2塊、為3～4塊和多于4塊的農戶所占比例分別為39%、40%和21%。樣本農戶戶均有3.83人，家庭人口數不多于2人、為3～4人和多于4人的農戶所占比例分別為24%、41%和35%；大于16周歲、小于60周歲且已不上學的青壯年勞動力平均每戶有2.2人；在村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平均每戶有1.86人，其中，平均每戶有青壯年勞動力0.84人（男性0.38人、女性0.46人）。可見，江蘇省樣本農戶的戶均承包地面積小，土地細碎化特征明顯，農村青壯年特別是農村男性青壯年多外出從事非農產業。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列于表2。根據表2，可以看出，42%的地塊在零散流轉中沒有實物與貨幣租，說明零租金現象確實廣泛存在。對樣本的分析結果顯示，流轉地塊細碎化特征明顯，但土壤質量較好；土地轉出戶中舉家外出戶的比例較大；村組內土地轉出戶與轉入戶的數量比不高的事實表明，江蘇省土地流轉規?？傮w上仍不大。
注：a農戶舉家外出指一年中農戶所有家庭成員在村居住時間都不超過半年。b無男性青壯年常住在村指農戶未舉家外出、但男性青壯年家庭成員一年中在村居住時間都不超過半年（包括家中沒有男性青壯年的情況），其中，青壯年家庭成員指年齡大于16周歲、小于60周歲且在調查年份的上半年已不上學的家庭成員。
四、結果與分析
（一）關于兩種租金形式間替代性的檢驗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收取實物租的流轉地塊數量僅占0.4%，所以，下文以“貨幣租”來統稱實物租和貨幣租兩者。表3列出了土地流轉在收取與不收取貨幣租兩種情況下4種形式人情租的分布。
表3顯示，在收取貨幣租的流轉地塊或流轉關系中，轉入戶給轉出戶生產幫扶、照看老弱、節日送禮的比例都低于6%；在不收取貨幣租的流轉地塊或流轉關系中，轉入戶給轉出戶生產幫扶、照看老弱的比例高于20%，節日送禮的比例約為30%。也就是說，如果土地流轉不收取貨幣租，則出現上述3種形式人情租的比例將大幅度提高。另外，在不收取貨幣租的流轉關系中，雙方有債權債務關系的比例略高。表3表明，貨幣租和人情租兩者之間存在替代性，但由于人情交換具有長期性和隱蔽性，因此，在234對不收取貨幣租的流轉關系中，仍有147對（占62.8%）沒有出現上述4種形式的人情租。考慮到親友之間更易發生人情交換，本文進一步考察在不同的轉出戶-轉入戶流轉關系中上述4種形式人情租的分布（見表4）以及在土地流轉收取與不收取貨幣租兩種情況下轉入戶的類型分布（見表5）。
表4顯示，流轉雙方為親屬關系的土地流轉中更可能出現上述4種形式的人情租；當流轉雙方為朋友關系時，出現人情租的流轉地塊比例大幅下降；當流轉雙方非親非故時，則出現上述4種形式人情租的流轉地塊比例小于2%。類似地，轉入戶為本村民小組成員時，出現上述4種形式人情租的流轉地塊比例最高；轉入戶是本村民小組外（簡稱“組外”）農戶時，出現上述4種形式人情租的流轉地塊比例大幅下降；轉入戶是組外農戶且與轉出戶非親非故時，出現上述4種形式人情租的流轉地塊比例小于2%。因此，人情租主要存在于熟悉的親友或同一村民小組的農戶之間，相互陌生或來自不同村組的農戶之間出現人情租的情況非常少。根據表5，當土地流轉收取貨幣租時，約58%的流轉關系中轉入戶與轉出戶非親非故，約54%的流轉關系中轉入戶是組外農戶；當不收取貨幣租時，只有13.68%的轉入戶與轉出戶非親非故，只有14.1%的轉入戶是組外農戶，只有約3%的轉入戶是組外農戶且與轉出戶非親非故。由此可以推斷，轉出戶將土地以零租金方式流轉給陌生農戶的可能性非常低。轉出戶不收取貨幣租時，他們主要把土地流轉給親友。但是，當轉出戶將土地流轉給親友時，他們仍可能收取貨幣租。在此意義上，將不收取實物與貨幣租視同于收取人情租具有合理性。上述結果支持了假說1。
（二）土地流轉中租金形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
表6中方程一和方程二分別是控制地區虛擬變量和地級市虛擬變量的模型回歸結果。從結果看，模型整體顯著，各主要變量的系數符號和顯著性狀況基本符合預期。
從流轉地塊潛在的實物與貨幣租水平相關變量的系數符號看，村組土地流轉的實物與貨幣租水平越高、流轉地塊面積越大，轉出戶越不可能對流轉地塊采用人情租；相比于土壤質量好的地塊，轉出戶對土壤質量差的地塊采用人情租的可能性更高。在控制了地區虛擬變量后，村組土地流轉的實物與貨幣租水平每提高100元，轉出戶對流轉地塊采用人情租的可能性降低5%；流轉地塊面積每增加1畝，轉出戶采用人情租的可能性降低約4%；相比于土壤質量好的地塊，轉出戶對土壤質量差的地塊采用人情租的可能性提高約18%。在控制了地級市虛擬變量后，這3個變量的系數符號與上述結果相同，差別在于流轉地塊面積的影響不再顯著，這可能與不同地級市之間地塊面積的整體大小存在系統性差異有關。總體來看，流轉地塊潛在的實物與貨幣租水平越低，人情租代替實物與貨幣租的可能性確實會越高，這驗證了假說2。這個結果顯示：在流轉地塊價值較低的情況下，轉出戶采用人情租的可能性較高，反之則較低。20世紀初期土地的價值較高，轉出戶對流轉地塊采用人情租的可能性很??；現階段土地的價值下降，轉出戶可能采用人情租。
從轉出戶類型相關變量的影響看，相比于有男性青壯年常住在村的轉出戶，舉家外出戶對流轉地塊采用人情租的可能性顯著更高，高出約20%；未舉家外出、但無男性青壯年常住在村的轉出戶采用人情租的可能性也顯著更高，高出約10%。這驗證了假說3。這個結果顯示：轉出戶采用人情租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特定的需求?，F階段舉家外出戶有農地產權保護需求，留守戶有留守人口照看和幫扶需求，這兩類農戶可能借助土地流轉進行人情交換，滿足以上需求。
從村組內土地轉出戶與轉入戶的數量比的影響看，這一比值每增加1，流轉地塊采用人情租的可能性下降約1.2%。這驗證了假說4。隨著轉出戶數量的增加和農業經營戶數量的減少，轉出戶越來越難以找到可以承租土地和進行人情交換的親友，因而采用人情租的土地流轉交易會不斷減少。
五、結論與進一步討論
本文從人情租的視角分析了零租金土地流轉現象，將其解釋為在城鎮化發展不完全的背景下，農戶為滿足土地產權保護、照看留守人口、生產幫扶等需求而把低價值土地“無償”轉讓給親友以交換人情。來自江蘇省的農戶調查數據驗證了本文的假說。本文研究結論可用于解釋零租金現象在各地分布的差異：比如，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土地流轉中零租金現象更多，其原因之一是農村留守家庭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四川省土地流轉中零租金現象較多，這與當地地形主要是丘陵且地塊狹小有關；東北地區土地流轉中零租金現象很少，這與當地地塊面積較大有關；非農就業條件好、村組內土地轉出戶與轉入戶的數量比較高的地區，較少出現零租金現象。
本文結論的政策含義是：土地流轉中零租金是農戶之間的一種隱性人情交換，有其存在的合理邏輯，促進土地流轉的政策不能強制性地要求流轉租金貨幣化和顯性化。土地流轉中存在人情租的原因在于城鎮化發展仍不完全，因此，需要繼續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人口城鎮化。通過合理方式整合地塊、降低土地細碎化程度也可以促進流轉租金貨幣化。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推進，人情租將顯性化為貨幣租，相關政策需要適應形勢變化，為正規土地流轉市場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與本文研究相關的后續政策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不在地主”問題。城鎮化的進一步推進將導致有承包地卻舉家定居城鎮的小規?！安辉诘刂鳌睆V泛出現。在什么條件下，未來的“不在地主”會更愿意徹底放棄土地？如果不愿意放棄土地，他們的土地流轉方式和租金收取方式與現階段相比可能有何不同？特別地，在城鎮長大的“農二代”“農三代”務工者又會采用什么租金收取方式？二是農業經營主體問題。在傳統社會，除家族整體遷移這一情況外，外來人口常住另一個村莊的方式往往是與當地人結婚或從事其它非農職業，而較少在當地經營土地⑩。隨著時代變遷，在現階段，到其它村莊轉入土地來經營的外來戶已經出現——雖然這類外來戶依然占少數。未來的土地經營主體將主要是“本地戶”還是“外來戶”？外來土地經營者與本地土地轉出戶如何決定土地利用方式，雙方如何在土地流轉中進行權責界定、生產風險分擔、產出分配？在大范圍實現規模流轉和規模經營之前，有必要進一步深入討論這兩方面問題。
注釋：
①本文所指農村土地流轉只涉及農村土地經營權的轉包、出租。
②法律對土地的規范流轉作了一些界定：《農村土地承包法》（見：http://www.mlr.gov.cn/zwgk/flfg/tdglflfg/200406/t2004 0625_572243.htm）第三十三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應遵循有償原則；第三十七條規定，流轉雙方應簽訂書面合同，規定期限、流轉價款、違約責任等。2016年7月，農業部印發了《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交易市場運行規范（試行）》（見：http://www.moa.gov.cn/zwllm/zcfg/nybgz/201607/t20160704_5195156.htm）， 要求保障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公開、公正、規范，要求流轉雙方訂立合同，約定流轉期限、用途、價款、違約責任。
③需要說明的是，取消農業稅后有些土地轉出戶不收取實物和貨幣租，與取消農業稅前不收實物和貨幣租甚至“倒貼”錢給土地轉入戶是不同的。取消農業稅前，部分土地轉出戶在明確將農業稅負擔轉移給土地轉入戶后不收租甚至“倒貼”少量錢，綜合計算土地轉出戶少繳的農業稅負擔和這一“倒貼”，他們仍有收益，這樣的農戶不能被視為不收租。為避免混淆兩者，本文所分析的“零租金”專指取消農業稅后土地流轉中不收取實物和貨幣租的情形。
④馬克思，200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⑤這里提到的現階段農產品實際價格和土地實際租金下降均是在與建國前或與傳統農業社會的情況對比后的結論。
⑥數據來源：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司，2015：《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1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⑦2013年3種糧食（水稻、小麥、玉米）、蔬菜、蘋果的畝均土地成本分別是181.36元、279.91元、337.97元（數據來源：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司，2014：《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1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當年全國土地承包戶的戶均承包地面積為5.77畝（數據來源：農業部，2014：《中國農業年鑒2014》，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6977.3元（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2014：《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農戶戶均人口規模為3.19人（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2014：《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1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據此計算，如果農戶將全部承包地出租給糧食、蔬菜、蘋果種植戶，所得租金占當年農戶純收入的比例分別為4.70%、7.25%、8.76%。
⑧2013年年底，轉出土地的農戶占全部承包戶的比例只有22.9%（數據來源：農業部，2014：《中國農業年鑒2014》，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4年年底，第一產業從業人數仍接近2.3億（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2015：《中國統計年鑒201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⑨不排除以下情況：在少數地區，轉出戶可能不容易找到愿意支付實物與貨幣租的轉入戶，因此只能把土地流轉給不愿意出錢的親友。但是，本文認為，這可能不是普遍情形。取消農業稅以后，農業生產中的土地成本和土地流轉租金呈上升趨勢?，F階段，仍有大量農戶愿意支付實物與貨幣租來轉入土地，在本文研究區域——江蘇省更是如此。
⑩參見費孝通（2005）根據對江村的調查、日本滿鐵（安寶，2013）根據對華北鄉村的調查所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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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奕山系中山大學哲學系，華南農村研究中心研究員；鐘甫寧系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紀月清系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八角樓讀書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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