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著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的理念，本文描述、分析了近40年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三大群體，即亦工亦農者、農民工和失地農民的形成過程、特點與問題。亦工亦農的鄉鎮企業職工雖引發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但受到產業低層次及職業可逆性的制約；農民工則通過流動為城市化提供了強勁動力，可依然無法沖破原先的二元社會結構，并導致在城市、鄉村的一系列潛在問題；而失地農民的普遍失業將成為城市化的瓶頸之一。由此可見，上述三大群體的市民化是城市化關鍵，而公共政策的改革顯然是市民化不可或缺的前提。
［關鍵詞］城市化；亦工亦農；農民工；失地農民
改革開放以來的30余年間，與中國經濟發展相伴的是城市化的不斷加速。據統計，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從1.72億增加到6.07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也從17.92%上升為45.68%。［1］
城鎮人口的增加自然是因為有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粗略地說，當80年代鄉鎮工業蓬勃興起時，有8千多萬的鄉村勞動力進入小城鎮務工；90年代大中城市發展時，有超過1億的農民工來到大中城市打工；進入新世紀以來，又有1億左右的農民因失去土地而成為城鎮人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如此大規模的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鎮，這一現象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有人甚至斷言，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美國的高科技，二是中國的城市化。［2］本文姑且不論這一判斷的正確與否，而只是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追溯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分析上述三類人群所具有的不同特點和問題。
一、小城鎮復蘇與亦工亦農
上世紀80年代，我與有中國社會學、人類學之父之稱的費孝通教授一起在江蘇南部做關于鄉村工業化的研究課題。我本人還在費先生早年研究的村莊進行了為期數年的田野調查。其間，我們發現當時在蘇南地區發生的三個主要變化。
（一）小城鎮人口從減少到增加的變化
依據中國城市規模的劃分標準，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為小城市，50萬至100萬的為中等城市，100萬至300萬的為大城市，300萬至1000萬的為特大城市，1000萬以上的為巨大型城市［3］。除了這些大、中、小城市之外，還有大量在鄉村周圍的小城鎮，小城鎮被稱為“城市之尾、鄉村之首”，每個小城鎮的人口從數千到數萬不等。
1949年以后，由于新政權逐步實行計劃經濟、城鄉戶籍制度和上山下鄉等政策，小城鎮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制約。一個明顯的反?，F象是，從1949年到1978年，全國人口增長近一倍，但同期內，小城鎮人口不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僅以我在江蘇吳江縣的調查為例，該縣十幾個鎮的人口，除作為該縣行政中心的松陵鎮外，其余都下降15%左右（見表1）。人口的下降是小城鎮經濟衰落的一個表征，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的逆城市化過程中，小城鎮的衰落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性，就連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云南考察時也看到了那里的小城鎮十分蕭條的景象。然而，到了1982年，人口數量開始發生轉折。根據我在吳江縣的調查，1984年該縣五個鎮的人口與1982年相比有明顯增長，平均增加91%。
表1吳江縣小城鎮的人口變化（單位：人）（略）
1984年以后，東南沿海地區小城鎮的人口增長更為迅速。經過近30年的發展，上述5個小城鎮的平均人口都在10萬以上。
（二）鄉村居民從單純務農到亦工亦農的變化
據我在蘇南的調查，小城鎮增加的人口主要來自于它周邊地區的鄉村。由此產生的一個問題是：這些人口為什么要放棄他們在鄉村的生產和生活而跑到小城鎮來呢？
眾所周知，中國人口眾多，耕地相對匱乏。在這種人地矛盾緊張的情況下，如果只靠土地產出來滿足鄉村居民的全部生活所需是極其困難的。因此，中國的農民一面從事土地的耕作，另一面則進行家庭手工業生產，用農業、副業的結合模式來維持生計。這種模式不僅有悠久的歷史，還對男女兩性之間的分工作了安排，即男耕女織。在中國流傳甚廣的“牛郎織女”的美妙故事正是這種在家庭內分工合作的反映，甚至可以說，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成為中國農民的價值理想。
可是，上世紀50年代初的國家政策打破了這一理想。當時國家在農村實行“以糧為綱”和“統購統銷”政策，這對農民的生存模式產生巨大的沖擊。簡單地說，前者不允許農民從事除耕種糧食以外的任何其他生產活動，后者則取消糧食銷售的市場機制。這意味著農民只能在農田里按照政府的計劃進行糧食生產，農民不僅被束縛于土地之上，而且被束縛于計劃之中。
農副相輔的生存模式被計劃經濟破壞之后，一個直接的后果是農民生活的困難。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農村糧食供應嚴重不足，全國有相當多的農村人口因饑餓而失去了生命。在我調查的村莊，在1980年以前的數十年間，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始終在100元左右徘徊［4］，農民生活水平極其低下。
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卻在高速增長。據統計，從1949年到1980年，全國人口從5.4億上升為10.2億。［5］人口增長近一倍的事實，對于耕地有限的農村來說，則意味著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出現。
表2吳江縣鄉村剩余勞動力（略）
表2是我根據當地作物的標準用工量和農民的標準耕作時間作出的計算。由此可見，到80年代初，吳江農村里已有61%的剩余勞動力。換言之，有近三分之二的農民失去了他們的勞動對象。只不過在計劃經濟時期農村勞動力的剩余不那么顯眼，而是處于隱性狀態，我把這種現象稱為中國農民的隱性失業。
文化大革命后期，社會秩序大亂，國家對農村的政策相對寬松。于是，在生存欲望的刺激下，農村掀起了鄉村工業化的浪潮，江蘇、浙江、廣東等歷史上有家庭手工業傳統的省份首先行動起來，紛紛創辦糧油加工、建材、編織、服裝等社隊工業?；鶎拥胤秸娃r民在開辦這些小企業時，一般都把廠址選在交通便利的小城鎮。根據我在蘇南地區的調查結果顯示，那里有81%的鄉鎮企業集中在小城鎮。因此，那些原先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便在白天進入小城鎮打工，晚上則返回自己在鄉村的家中居住和生活，每天在小城鎮和鄉村作鐘擺式的擺動。他們中大多數人一開始也不完全脫離農業生產，下班之余還繼續耕種家中的少量土地，這就是所謂的亦工亦農。費孝通先生把這一過程稱為離土不離鄉的鄉村工業化。
（三）鄉村經濟從貧窮到逐漸繁榮的變化
鄉鎮工業的發展使農村和小城鎮居民的收入迅速增加，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繁榮景象。以我做田野的江村為例，那里的人均收入在80年代初以每年增加一百多元的速率連續上升（見表3）。
表3江村的人均年收入（1980-1985年）（略）
在對收入上升的成份構成所作的詳細分析中，我發現這段時間內，全村有45%左右的勞動力在鄉鎮企業工作，他們的工資性收入成為全村人均收入增加的主要來源。
在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小城鎮也日益繁榮。首先是經濟實力的增強，1965年，吳江所有城鎮的工業總產值為1.03億元，到1984年，該數字躍升為8.03億元。目前，吳江縣已經改建制為吳江市，全市的工業產值達到3100億元（2010年）。其次是城市建設日新月異。最近我到吳江的一個小城鎮開會，只見早年憩靜的風貌已被林立的高樓大廈所取代，在鎮上的街道穿行仿佛置身于紐約的第五大道，在驚異于它的高速發展的同時，我的心中也涌起一股莫名的失落感。
二、城市發展與民工潮
繼鄉村工業化和小城鎮發展之后，城市化進程中比較突出的第二個現象是農民工進城，這也是城市化發展第二階段的主要特征。
1958年，隨著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的確立和對第三產業的盲目排斥，城鄉之間人口的自由流動受到嚴格控制。因而那時除了極少量的所謂“盲流”，根本就沒有“農民工”一說?，F在，學術界一般認為農民工現象始于1990年代初。其實，這一現象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已經發生，只不過由于最初進城打工的鄉村勞動力數量不多，影響不大，猶如涓涓細流一般不太引人注目而已。
1992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無疑為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打開了閘門。但我認為，政策的變化固然為農民工進城創造了有利條件，而真正促使他們流動的是兩大因素，其一是大中城市建設的實際需求，其二是改革開放所激發出來的中國民眾普遍的求富心理。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有越來越多的鄉村勞動力離鄉背井，進入大中城市和城市開發區尋求工作，涓涓細流終于在1990年代中后期匯聚成洪流大潮。于是，人們把這批進城的農村勞動力統稱為“農民工”，同時用“民工潮”來比喻其數量的巨大。
在過去20年間，中國學者對農民工和民工潮做了大量的研究，本人將依據他們的研究成果，對農民工的數量、就業、生活和遷徙做描述和分析。
（一）數量
1996年，中國國家統計局才開始對農民工的數量進行調查并發布權威數據，在此之前，只有一些研究報告提及對農民工數量的估計。這里我將這些數據匯總如下。
表4中國農民工的規模（略）
由表4可以看出，從1980年代初至今，農民工數量急劇增長，主要體現為三個時間段。第一個時段是1980年代后期，從1983年到1989年僅6年的時間，農民工數量就實現了從數百萬到數千萬的躍升；第二個時段是1990年代初期，民工潮的涌現使得農民工數量成倍增長，到1996年就已經達七千多萬；第三個時段是在進入新世紀之初，尤其是在2002年，農民工數量突破1億大關。目前農民工超過2.4億這一數據表明，中國6億多的城鎮人口中，農民工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二）就業
由于農民工沒有城鎮戶籍，再加上他們來自鄉村，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相對低下，因此他們進城初期主要在建筑業、簡單的制造業和城市人不屑一顧的各種低端服務業工作。即城里人不愿從事的最累最臟又最危險的活，絕大部分是由農民工承擔的。國務院研究室在2006年的調查顯示，在建筑業的從業人員中，有城市戶籍的職工僅占20%，其余80%則為農民工；在加工制造業中，來自城鎮和農村的職工比例分別是32%與68%，在第三產業的批發、零售和餐飲業中也有類似的情況，農民工所占的比例在52%以上。［6］
那么，目前農民工的就業分布狀況如何？表5顯示出，農民工的職業分布結構是延續性的，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仍然是農民工就業比較集中的三大行業。
表5 2009年農民工的行業分布（略）
（三）生活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現代中國城市的高樓大廈是由農民工修筑起來的，中國城市化的高速發展是由農民工作為主要支柱之一支撐起來的。但是，與他們締造的輝煌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們在城市的極其簡陋、艱難的生活，農民工無疑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層。
在居住方面，城市中尚未拆遷改造的老城區和城郊結合部往往是他們的首選。這些區域的房租低廉固然可以為他們節省開支，但這些地區的公共設施不齊備與服務質量的低劣給農民工日常起居帶來不便甚至煩惱。出于經濟、安全和鄉誼等多種考慮，農民工大多采用集體租房的方式，即二三個人，甚至七八人合租在窄小的宿舍內。這樣的合租方式對農民工而言，雖有相互照應的一面，但相互的干擾也常常是他們休眠不足的主要原因。
在飲食方面，除了群體較大的在自辦的食堂用餐外，各色各樣的快餐是大部分農民工的主食，其中又以方便面和質量較差的盒飯為主。至于食物搭配和營養平衡等等是不在農民工的考慮范圍之內的，只要能撐飽肚子，有力氣干活就行。
在醫療方面，國家統計局2007年的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工患病初期一般不去醫院診治，而是通過臥床休息期待自我康復。而當病情嚴重時，只有37.79%的農民工會根據自己的病情到藥店買藥服用，有32.01%的人會去正規醫院就診，還有20.45%的農民工則選擇那些收費較低的小診所醫治。［7］在這種情況下，有不少農民就因為不及時就醫而造成病情惡化，甚至失去生命。
在教育與娛樂方面，相當多的農民工在認識上是有誤區的，即他們并不認為接受教育和休閑娛樂是生活之必需，甚至認為是奢侈品。所以當上海一些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為他們舉辦各類教育培訓項目時，往往因為農民工的參與不足而未能達到應有的效果。但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問題更嚴重，那就是教育的不公正。不少農民工想讓自己的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然而，要實現這一愿望卻障礙重重，農民工子女入學難成了一個大問題。至于農民工的休閑方式，有關調查顯示，睡覺和看電視幾乎是他們工作之余的全部內容。［8］
（四）遷徙
可能是由于國情差異，中國城市化與英國早期城市化的一個不同之處是，中國農民工往往是只身前往城市務工，而把他們的配偶和子女留在農村的家里。因此到了每年春節前夕，他們都要攜帶著打工賺取的工資和為家人購買的禮物，匆匆趕回農村與家人團聚，共度傳統節日。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的運輸部門都要大量增加車輛班次，把兩億多農民工運送回家。春節休假一般只有三周左右，過了傳統的元宵節，農民工又都陸續啟程，返回到工作崗位開始新一年的辛勤勞作。因此在中國人的語匯里新增加的兩個詞“民工潮”和“春運”（春節期間運輸），正是農民工候鳥式遷徙的真實寫照。
在民工潮背后，有值得我們加以關注的三大問題。第一，中國農民工正是用這種獨特的方式，部分解決了中國城市化過程中人口增長過快而城市基礎設施相對不足的矛盾。可以說，農民工是以下班之后無“家”可歸的代價為城市建設作出貢獻，實際上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份人口紅利。第二，農民工的返鄉休假雖只有短暫的幾周時間，但造成的影響卻是持續而深遠的。例如他們帶回家的資金不僅供家人一年的消費，而且有不少農民工家庭把這部分資金積攢起來，用作蓋房、婚嫁等所需。當然，除了資金流入鄉村的正面影響，還應當看到農民工離家期間的負面影響。去城市打工掙錢是一股巨大的拉力，它誘使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離開農村。因此，現在的中國農村已不再有早些年的剩余勞動力，更談不上“人滿為患”，相反，現狀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數量不足且素質下降，留在農村的則是所謂的“38、60部隊”，即婦女和超過60歲的老年人。盡管這一稱呼帶有某種戲謔，但農田由留守農村的老人、婦孺耕種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將起到嚴重的制約作用。第三，大部分農民工都是只身進城打工，這造成他們和家人的分居和家庭結構的長期缺損。這種結構性的缺損必然對他們的家庭關系，特別是他們的子女教養產生影響。但由于目前對此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我們尚不清楚這種影響究竟有多大。
三、城市擴張與失地農民
自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的城市版圖開始擴張，尤其是在世紀之交以來的城市化發展第三階段，城市建成區的面積不斷擴大。原先城市近郊的鄉村土地被地方政府部門或開發商征用，郊區農民因此而失去土地，被稱為失地農民。在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之后，失地農民中的大多數通過戶籍性質的改變而成為城市的新居民。從這個意義上說，再用“農民”來稱呼他們似乎不夠確切。然而，情況往往是這部分新居民雖然是名義上的城鎮人，但他們并沒有享受到與原先的城鎮人口同等的社會福利待遇，故為了便于研究上的分類，我們仍然稱其為失地農民。
失地農民在戶籍上的農轉非固然可以提高城市化水平，但這一提高是以耕地面積的減少為代價的。相關研究表明，1997～2007年全國通過合法程序建設占用耕地的數量已經達到2949.75萬畝，1999～2005年共發現違法占用的土地面積近500萬畝。［9］而中國發達地區的市郊農民人均擁有耕地約為0.7畝［10］，這意味著每征用一畝耕地，就會造成1.4個失地農民。據此推算，中國目前至少有9100萬失地農民。
為了了解征地過程和失地農民的生活狀況，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基金的資助下，我以“中國失地農民問題研究”為題進行了為期兩年的研究。下面我簡要報告研究的主要發現。
（一）征地過程
在對上海、廣東、遼寧和河南四個研究點的調查中，我們發現，盡管具體的征地細節各不相同，但征地過程一般都表現為土地需求方和供應方之間的博弈。
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征地需要土地需求方與供應方之間的協商和簽訂協議。然而，我們在河南的調查顯示，有近半數的農民是在建設項目開工時才知道自己正在耕種的土地已被征用。在被問到村里的干部們是否與村民共同商量土地被征一事時，農民的回答情況見表6。
表6村干部是否與村民商量征地事宜（單位：%）（略）
上表的數據顯示，普通村民對征地的知情權不足是毫無疑問的，只不過在不同區域程度不同而已。
既然村民們對土地被征一事知之甚少，又何談博弈？這就牽涉到征地過程中的兩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即誰是土地的擁有者？誰是土地的需求者？按照我國土地制度的相關法律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照理說，土地產權的法律條文還是相當清晰的。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村民和村干部對土地產權都有各自的理解。簡言之，村民普遍認為土地歸了集體，就不再是自己家的私有財產，而自己家屬于集體的一份子，似乎還與土地的產權有關聯，可他們只是把這種關聯與自己在承包土地上的耕種相聯系，至于到了土地被征用時，他們中的大多數搞不清楚如何去表達這種關聯。而對于村干部而言，他們受到的長期教育是“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仆”，他們的確也為民眾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但他們在潛意識層面卻是傳統的為民做主，因此在征地過程中，他們便往往以土地主人的身份參與博弈。
至于誰是土地的需求者，也有直接和間接兩個答案。所謂直接，是指由于所有的征地項目最終必須經過政府部門審批，所以一般都被認為政府是直接的土地需求者，我們在調查中農民普遍反映土地是被國家征去了。所謂間接，是指被征土地的使用者，其中主要指城市的建設部門和各種各樣的工商業者。
至此，我們大體可以說，在征地過程中，一般都有四個行動者：普通村民、村集體干部、地方政府和開發商。這四個行動者按照各自的行動邏輯展開一場異常復雜的爭斗和博弈。由于其中呈現的問題已離開本文的城市化主旨，故這里不再展開。但其中不難看出，普通農民在征地過程中往往處于一種失語的弱勢地位，這是近年來因征地而頻發群體事件的根本原因。
（二）失地農民的生活
在無地可耕的情況下，失地農民最初的生活來源自然依靠征地所得的補償。各地的征地補償標準不盡相同，但失地農民普遍反映補償費太低，而且補償費的分配過程不夠公開、透明（見表7）。
表7失地農民對征地補償費的評價（單位：%）（略）
上述兩個因素對失地農民的生活水平發生怎樣的影響呢？表8顯示征地前后失地農民生活水平的變化。
表8征地前后生活水平變化（單位：%）（略）
從表8可見，上海與廣東的征地對失地農民生活水準的影響甚微，但對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遼寧與河南的失地農民來說有相當大的影響，即征地后生活水平低下的比例比征地前翻了一倍多。據此可以說，過低的征地補償費直接導致了這兩個省份失地農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我們的調查還顯示，與征地前相比，失地農民的日常開支顯著上升。以前他們吃的糧食和蔬菜等是自己生產的，吃不完的還可以拿到市場上去賣。失去土地后則要用現金去購買。因此，盡管部分地區如上海、廣東的失地農民獲得較多的土地補償款，失地的生活水平略有上升，但從長遠來看，除非失地農民能找到穩定的工作，否則他們最終將坐吃山空、入不敷出，從而陷入窮困的生活狀態。
那么，失地農民在轉變為城市居民之后的就業狀況如何呢？研究發現，失地農民在城市找到穩定工作的比例不足全部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失地農民只能在城里打零工，甚至無所事事。面對這一情況，大多數地方政府也采取相應措施，比如開辦職業技能培訓班、免費提供就業中介服務等。然而，由于失地農民大多年齡偏大，學歷偏低且技能匱乏，因此，他們的就業成了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在調查中，失地農民普遍反映找工作太難。
表9失地農民對找工作難易程度的感受（單位：%）（略）
四、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把進入城鎮的三大群體作為中國城市化的三個不同階段：
在小城鎮發展階段，城市化的動力源自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集體性生存需求，而其顯著特點是鄉鎮企業職工的農工兼業，即亦工亦農。同時，我們還看到，這部分人口由鄉村向城鎮的轉移是不完全的，當鄉鎮企業不景氣甚至倒閉時，它的職工可以退回農村去經營土地而重新成為農民。因此，人口的兼業和可逆性是這一階段的基本特征。
作為中國城市化的第一波，鄉鎮企業的發展被視為“異軍突起”，它為中國的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我們必須看到，由于當時農民的“饑不擇食”，引進不少不宜于在農村地區生產的高污染產業，由于鄉鎮企業設備陳舊，技術落后，因而導致鄉鎮企業污染嚴重、產品質量低下、原材料和能源損耗大等諸多問題。目前，盡管這些問題已得到部分緩解，但其影響仍將是長遠的。
在農民工進城階段，我們發現，推動這股民工潮的動力是城鄉之間生活水平的差異和農民工的求富欲望。而農民工獨特的遷徙方式是他們不同于任何其他城市化的一大特點。在這一階段檢討城市化的主要問題是農民工在城市的社會地位低下和生活條件差。由此導致的兩個結果是城市中貧民窟的形成和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不認同。盡管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但由于二元戶籍制度的影響，他們并不認同所在城市是自己的家園。
在城市擴張階段，除了上面提及的土地制度和征地過程中的透明、公正之外，最為關鍵的是失地農民的市民化問題，由此引發的是公共政策、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以及失地農民群體的現代化，那將是一個長期而又艱巨的過程。
總而言之，在現代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國家政策對于農村、農業和農民的長期忽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歧視是所有問題的根源。目前，各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正在關注民生的口號下調整各項具體政策。我們相信，這種政策性歧視消除之日，將是中國城市化健康發展之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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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耕地保護問題研究［EB/OL］.湖北省人民政府研網，2010-08-11.
［10］韓俊.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J］.科學咨詢（決策管理），2005，（7）.
作者簡介：沈關寶（1949-），社會學博士。三亞學院教授，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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