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回鄉記’出現在視線中，成為一種文化現象，這是社會心理的流露。”在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看來，這是一種現代“鄉愁”：“圍繞‘回鄉’帶來的糾結與痛苦，緣自中國社會極為快速猛烈的變遷，這種變遷可謂千年未有之大變。也是‘現代化的陣痛’，城市和鄉村都在經受這樣的磨煉。”
2013年春節開始，賀雪峰每年都要求中心師生利用春節返鄉的機會觀察正在巨變中的家鄉，并撰寫回鄉見聞。2013年春節中心師生撰寫了60多篇回鄉見聞，2014年春節，中心師生撰寫了100多篇回鄉見聞。這些回鄉見聞被《人民日報》等數十家媒體發表，產生了廣泛影響。2014年東方出版社還出版了賀雪峰主編的《回鄉記》，《回鄉記》出版后也受到廣泛關注。賀雪峰說：“劇烈變遷，不只是讓進城了的人們對自己‘故鄉’不適應，城里人有了‘鄉愁’，而且關鍵是，中國還有6億多生活在農村的人口，他們應該得到重點的關注”。
賀雪峰嘆道：“人們一般都會有美化過去的不自覺。或許，變的不是故鄉而是人心。”
篇一
十幾萬彩禮成市場“大流”
農村父母為兒娶妻成“孩奴”
朱戰輝：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
在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朱戰輝的家鄉，過年為年貨忙乎的場景已經被找媒人介紹對象，定親送彩禮，兒女婚禮的事情所代替。高額彩禮成為養兒家庭能為兒子娶上個媳婦的通行證，彩禮的多少往往能成為村里的“公共事件”，對于養兒家庭來說，父母在支付完這筆費用后，無疑成了“孩奴”。
農村的婚姻彩禮市場有著自己的一套地方性共識，這也就是農村人常說的“隨大流”。相較于前幾年的三五萬元，近兩年的彩禮數額有了明顯的提升，少則十來萬多則十幾萬元。婚姻大事，彩禮這一關是必須要過的，在送彩禮上太過吝嗇或者送不起彩禮，一般被認為是家里太窮或者父母處事太小氣，而這些都是家庭條件不好的象征。
孩子的婚姻是家庭的大事，對父母乃至一個家庭的評價一大指標便是能否圓滿完成孩子們的婚姻大事，這關乎熟人社會里一個家庭能否體面地生活下去，是任何一個家庭都不敢大意，也是做父母的絕對推卸不了的責任。
在農村的婚姻市場里，“有車有房，有爹有娘”是小伙子們順利走進婚姻殿堂的必要條件，車子房子以及高額的彩禮都是需要父母負擔的，幾十萬元的花費對農村家庭來說是一筆巨額費用，很少有家庭可以一次性地負擔得起，往往孩子結婚了，父母半生的積蓄也被掏空了，有的甚至還要靠借債來完成這一任務。
志明是家里的小兒子，哥哥兩年前已經結婚生子，在外打工多年的志明也沒有對家里有太多的經濟回饋，現在到了結婚的年齡。志明的家庭算是村里的中等家庭，哥哥婚事的彩禮加上在縣城買了房子，已經掏空了家里的積蓄，兩年來父母更是拼命掙錢為小兒子積蓄結婚的資本。
篇二
面子“經濟”
“找點事擺兩場酒……”
呂德文：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在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呂德文的家鄉，鄉里人愛面子，卻被面子折騰得夠嗆。在他看來：“支撐面子的是里子，熱鬧、排場都是要經濟條件的。由于大部分人家都是窮講究，在人情往來中尋找經濟利益就成了必然。于是，一整套的禮儀經濟就出現了。”
鄉里這幾年流行一句俗話，叫“三年不過事，變成窮光蛋”。意思是說，一個家庭如果三年還不辦一場酒，就會虧得一塌糊涂。于是，所有人都在計算人情經濟。為了把人情支出減少到最低點，街上一戶做生意的人家這幾年每年都辦一場酒，去年甚至一個月以內辦了兩場酒：家里老人快撐不了多久的時候，還趕緊給小兒子過6歲生日。小兒子的生日酒剛擺一個月，老人就去世了，又辦一場。并且，大家都知道他今年肯定還要擺酒，因為大女兒今年高中畢業考大學，擺上學酒是必須的。以至于和他有人情往來的其他生意人都不干了，沒事的時候都在他面前調侃幾句，“找點事擺兩場酒……”。有些人拉不下面子多擺酒，就在心里盤算著什么時候可以不走人情。比如，家里兒女在外工作定居，鐵定不會回老家的，就想著家里老人過世以后，就堅決徹底地減少人情往來。
很多人之所以還在苦苦支撐著“走人情”，就是因為家有老人，將來需要辦喪事，而喪事是最能體現面子的。喪事憑什么熱鬧？最重要的就是賓客盈門，幫忙者眾。前兩年，有一戶人家老人過世，結果竟然沒有一個人前來幫忙，原因是他從不走人情。前年，鄉里有一戶在外打工十多年的夫婦，回家蓋了新房，大擺筵席準備迎客。可中午開飯時，只來了兩桌客人，晚上竟然一個客人都沒有。兒媳婦問婆婆是怎么回事。原來，婆婆愛打牌，把兒媳婦每次寄回來的錢都打牌去了，沒有去走人情。
篇三
癌癥面前的不同選擇
劉成良：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劉成良的家鄉在豫陜交界的一個村莊，在這樣一個貧困的農村，癌癥無疑對一個家庭來說是致命的摧殘。這里兩個面臨癌癥的家庭，對自己的未來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有求之于人，也有求之于信仰。
黑娃六十歲，有一兒一女，女兒早已嫁到別的地方，并且好多年沒有回到家里，兒子二十六七歲，是村里為數不多的大學生，兩年前從一個三本院校畢業后至今都沒有穩定的工作，也許是覺得實在沒有臉回家了，兒子與家里聯系的次數越來越少。黑娃天生口吃，妻子在幾年前患病去世，剩下他和一個九十多歲的老母親一起生活，黑娃每年有一萬多元的收入。
黑娃妻子是在2010年得胃癌去世的，當時住院治療了一個多月，花費了兩三萬元，覺得家里實在沒有能力再繼續治療了，就出院回家了。最終，黑娃的妻子還是去世了。
老熊家所在的村，農民進城意愿非常強烈，尤其是近十年，到縣城買房成為了一種潮流，甚至成為了兒子結婚的一個必備條件。
老熊六十多歲，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兒子，常年在外打工，七八歲的孫女平日里由老熊照看，兒子的夢想就是早點在縣城買一套房子。老熊的身體不好，說話有氣無力，早些年為了給兒子娶媳婦建房子，老熊耗費了很多心力，現在兒子想在城里買房，他感覺自己現在真的是無能為力了，他也常常自責，覺得自己沒能給兒子更多的幫助。老熊的妻子在兩年前因為得喉癌自殺了，老伴自殺之后，老熊變了很多，他變得少言寡語，對于生活總覺得沒有信心。
篇四
農村養老院
專業護工是空白
楊春滋：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楊春滋的家鄉在湖北省宜都市王家畈鎮。離縣城50多公里處有一個規模不小的養老院，供養86個農村五保老人。雖然現在運營狀況不錯，但隨著農村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的增加，擴建需求與服務質量之間的矛盾會越來越深。
這是養老院新遷后的第12個團年飯。2003年，王家畈鎮政府根據五保老人集中供養不斷增多的實際，向上級申請，將原鄉鎮合并后一個閑置的鄉政府辦公大樓改造成為福利院，符合集中供養條件的五保老人陸續住進福利院。
榮院長當過二十多年的鄉鎮企業負責人，企業改制后來到福利院擔任院長。他記得自己2006年剛來當院長時，由于經費來源有限，運轉十分困難。近幾年，國家、省、市三級的撥款不斷增加，從2006年每人每年1300元增加到4000元，整個福利院經費已經很充足。
居住在福利院的老人們，精神和身體狀況差異很大，而工作人員很少，包括院長在內只有7人，其中服務員2人、炊事員2人、保安1人。
雖然現在經費充足，日常管理也運行順暢，但是榮院長說還是存在一些問題。一是資源緊張，福利院床鋪位130個，但是還是較少，有一部分想入住的老人無法住進來。此外，現在很多出門務工的子女也想把獨居的空巢老人送來代養。
政府在考慮擴建的事情，榮院長覺得目前這樣的一個規模是正好的，如果再大一些，服務上可能會受影響。二是工作人員的招聘。現在的福利院采取的是政府購買他們服務的模式，購買的價格較低，他的工資只有每月1500元。人手有限，也就沒有分工，7個人都是年過五旬，幾乎要干一切工作；他們也沒有周末和節假日，每天都待在這里，每晚還要輪流值班，春節團年也是七個人輪流回家。三是專業護工是空白。12年間，只聽說過城里有專業護工，上級部門沒有要求，自身也沒有對工作人員進行過培訓。
篇五
土地比兒子可靠
“養兒防老”轉變成“以地養老”
王海娟：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在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海娟的家鄉，“養兒防老”一直是農民生育子女的動力，然而，近年來，農民的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開始認識到子女不再是依靠，真正給老年人以依靠的是土地。
在我所居住的灣子里有8個老年人，這些老年人都沒有靠兒子養老，而是“以地養老”，在農民眼中，土地比兒子更可靠。以我爺爺為例。我爺爺今年83歲，生育有3個兒子和3個女兒，是我們灣子里年齡最大的老人，爺爺去年耕種2畝地，種植了玉米、紅薯、油菜、棉花和各種蔬菜等。爺爺的日常生活所需幾乎全部來自于自己耕種的土地，可以稱得上是自給自足。去年爺爺出售雞蛋獲得500元收入。衣服和鞋子由女兒買。孫子孫女每年給的零花錢1000多元和養老金2040元。
除開醫療費用和人情開支外，爺爺還儲蓄1萬多元。在家鄉里，是否有錢去集市買小吃是老年人富裕的象征，去集市逛逛，買自己喜歡的小吃是爺爺每天的“例行公事”。
土地給爺爺提供的不僅僅是生存所需的物質，還有有尊嚴的生活和老有所樂。爺爺奶奶居住在老房子里，不需要依靠子女生活，不需要低聲下氣地討好子女，通過經濟獨立維護了自己的尊嚴。
而鄰村的陳芳就沒這么幸運了，她今年70多歲，有2個兒子4個女兒，2個兒子和3個女兒都外出打工，只有嫁在本村的大女兒沒有外出務工。
2012年陳芳家的土地流轉出去了，土地租金歸兩個兒子，兩個兒子每年給陳芳夫妻的養老錢是1200元。我問陳芳這么點錢怎么夠花，她說，“有多少錢花多少，別的老人都去集市買小吃，我從來不去集市上買吃的，有病也自己忍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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