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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過年農村就出新聞”。今年春節，“上海姑娘”點燃了網上輿論的一把火。也許“上海姑娘逃飯”是虛假的，但“上海姑娘”所逃離的村莊卻是現實存在的。于是，一場有關城鄉差距、鄉土淪陷與希望的爭論沸反盈天。
在一些網絡帖子中，鄉土中國的負面被“標題黨”無限擴大。今天，本報刊登一組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4名博士生的觀察文章，讓我們看到一幅更加真實、復雜多元的鄉土中國變遷圖景。
我的一個遠房阿姨小蘭近年承包了近100畝土地，成了一個種糧大戶。大年初三去姥姥家拜年，我和小蘭阿姨拉拉家常，問了下她種糧的情況。
小蘭阿姨今年35歲，嫁到我家鄰近的程寨村。她的愛人沒上過學，夫婦倆有一個11歲的兒子和一個10歲的女兒。婆婆年邁，腦子也有點不正常，無法獨自在家帶孫子、種田。小蘭阿姨的父親年事已高，需要人照顧，但娘家哥哥養家壓力大，無力照顧老父親。
上有老，下有小，城市進不去，村里走不開。
一個種糧大戶的故事
小蘭阿姨自家有10畝地，一畝地一年的純收入約為1000～1500元，僅靠種地根本無法養家。隨著越來越多村民全家外出務工，小蘭阿姨這兩年有機會流轉土地，擴大種植規模。
這兩年，小蘭阿姨家以450元/畝的土地租金流轉了70多畝地，加上自家的10畝地，總共種植了80多畝地。扣除土地租金和農資成本，一畝地一年兩季的凈收入為七八百元，80多畝地一年就能收入五六萬元。由于土地較多，小蘭阿姨家陸續添置了旋耕機、播種機、收割機等農機設備，除了自家使用外，還能為周邊村的農民提供機械服務，一年能有萬把元的收入。在農閑時間，小蘭阿姨的愛人還在當地建筑市場做小工，一年也有萬把元的收入。這樣算下來，小蘭阿姨家里一年總共有七八萬元的收入，和夫妻兩人外出務工的家庭收入相差不大。
既然一畝地能賺七八百元，為什么不繼續擴大種植規模呢？是夫妻兩個勞動力種不過來，還是種了不劃算？小蘭阿姨說：“包不到地了，無地可種。”
按照小蘭阿姨的設想，要是夫妻倆能流轉200畝土地，做個職業農民，一年收入十幾萬元，那就相當可觀了。我的家鄉地處華北平原，主要種植小麥和玉米，耕、播、收等環節早已實現全程機械化，因此現在的農業耕種不再是一件重體力活，投入的勞動時間也不多。夫妻兩個人種植200畝土地不成問題，只需要在小麥和玉米收割環節雇幾個工人就能搞定，其余環節不需要雇工。
現在土地流轉的租金是450元/畝，以這個價格無法再流轉到更多的土地，也就是說沒有更多的農民放棄耕種土地。目前的價格是在土地流出方和土地流入方之間形成的一種市場均衡價格，背后隱藏的是城鄉勞動力機會成本的權衡。
前幾年春節回家，村里還沒有種糧大戶，不是農民不想種更多的地，而是預期土地租金過高，只有土地租金在800元以上才有人愿意流轉。對于小農家庭而言，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都比較少，家庭生計只能依賴于優化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配置。那么多農戶不愿意放棄土地而寧愿自己耕種，是因為土地上微薄的農業收入對小農家庭而言依然很重要，絕大部分農戶對土地的依存度還是很高。
鄉村空心化和農村分利群體的減少
那些放棄耕種土地選擇暫時將土地流轉出去的家庭，往往是農民中的“強者”。他們在城市擁有更好的獲利機會，所以才會放棄耕種土地。
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土地使用權均分的體制，所以小農家庭基于土地上的收入是相對均衡的。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農民之間開始產生貧富分化，這種貧富分化甚至會超過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農民產生了“強者”和“弱者”之分，強弱主要依據對土地的依存度而劃分——對土地的依存度越低，越是農民中的強者。
“強者農民”因為擁有特殊的資源或能力在城市擁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因而對土地的依賴度就比較弱。那些因為年齡或能力不足而被城市淘汰的農民，因為無法在城市獲利而無法實現勞動力和家庭的再生產，只好退守到鄉村，對土地的依賴度就非常高，土地可謂是“弱者農民”的命根子。“強者農民”轉移出村，也為“弱者農民”在鄉村提供了發展機會。
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能提供的獲利機會越多，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越強，那么對土地依存度低的“強者農民”就會越多。
越來越多的“強者”進城，居住在鄉村的人口不斷減少，自然的結果就是鄉村的空心化和衰敗。
每年春節是在外漂泊的游子返鄉與家人團聚的時刻，也是城鄉矛盾最集中的爆發時段。以城市生活為主位的視角來反觀鄉村，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鄉村空心化帶來的衰敗和蕭條景象，以及直觀上城鄉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在哀怨的情緒背后所表達的意志就是鄉村空心化之惡。
但另一方面，在農村分利的群體也因強者進城而隨之減少，這為對土地依存度高的“弱者農民”提供了獲利機會。正如小蘭阿姨家一樣，如果不是城市經濟對強者的吸納，她家就不可能通過租種80多畝地而達到和務工相差不大的家庭收入。
我國農業占GDP的比例不足10%，目前還有大量小農家庭依賴土地完成勞動力和家庭的再生產，蛋糕就那么大，參與分利的人越多，每個人分到的就會越少。從農民的立場上去看，鄉村的空心化就意味著越來越多對土地依存度較低的“強者農民”轉移進城，參與分享農業剩余和農村獲利機會的人群減少，這是那些被城市市場競爭淘汰的“弱者農民”的福利，這實質也是以城促鄉，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良性互動。
當下，“強者農民”和“弱者農民”并不是固化的，而是變動和相互轉化的。在城市闖蕩失敗的“強者農民”，退守到村莊，就變成了“弱者農民”；相反，“弱者農民”由于家庭財富的積累或子女長大成人比較有出息，可能會轉化成“強者農民”。小蘭阿姨的兒子在上小學四年級，學習成績名列前茅，經常考取班里第一名；女兒在上小學三年級，學習成績也在不斷進步。這一雙兒女就是全家的奔頭和希望，所以他們爭取要把孩子送進市里上小學，接受更好的教育。
農民眼中的鄉村空心化并非壞事
小蘭阿姨正在為無更多地可種而發愁，假如有外來的利益主體進村爭奪土地資源，她的命運可想而知。因為正如她說的：“如果你姨夫識字有本事，我倆在城市打工一年能掙錢，我也不在家種地。”
種地是他們的最后退路，但正因為我的家鄉尚沒有出現外來的分利主體，她通過租種“強者農民”的土地而能獲致中等收入水平，擁有了家庭再生產和社會流動的希望。否則被城市競爭淘汰，在村又只能種自家的10畝地，她的家庭就可能會沉入到社會底層。
鄉村空心化真的不好嗎？
這需要厘清一個前提，就是誰眼中的鄉村。像我這樣進城的知識分子春節回到家鄉，看到鄉村的空心化和蕭條景象，找不到兒時的溫暖記憶，不免唏噓感嘆一番。但在農民眼中，鄉村的空心化并非壞事，因為這里隱藏著發展的希望，隱藏著流動的希望。當然，鄉村空心化后，留守在村的農民住房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則是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城鄉之間的互動已經生成了一套自生自發的發展型秩序，而國家推動的以土地確權為基礎的產權交易、資本下鄉流轉土地、大學生返鄉創業、農業產業化、鄉村旅游等一系列新型農業經營，實踐中往往在鄉村產生新的分利主體，并會造成驅逐弱者的意外后果。
大學生返鄉創業或資本下鄉，與那些對土地依存度高的“弱者農民”搶奪土地資源，成為參與分享農業剩余的外生利益主體。土地租金被抬升，對土地依存度低的“強者農民”反而獲利，“弱者農民”的獲利空間進一步壓縮，最終可能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極化型社會結構。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青年報2016年0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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