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此前的“梁莊”系列是非虛構文體，這次的《神圣家族》則嘗試了虛構與非虛構相結合的寫作方式。這種創作手法的改變是有意為之嗎？
梁鴻：不是刻意安排的。對于我來說，寫作手法是根據內容需要而自然產生的結果。當年寫梁莊也是一樣，因為梁莊的故事需要用非虛構文體呈現，才會那樣去表達。相比于梁莊，面對吳鎮，我更想考察的是生活其中的人，我希望能把個人內部的形態更生動地呈現出來，所以并沒有去描述吳鎮的實體形態。
《神圣家族》中所寫的人物是有原型的，但大部分細節和場景是虛構的。書中每一篇故事都是一個獨立的篇章，即使人物在各個故事之間有穿插，也是自然的貫穿，呈現出一種散漫的狀態，而這種散漫的狀態恰恰符合小鎮的形態。
小鎮不是熟人社會，沒有像村莊那種非常緊密的親屬關系，也沒有家族內部的利益紛爭、飛短流長、愛恨情仇。小鎮上的每個個體都具有獨立性和某種現代性，但他們因為居住了很長時間，又彼此相熟。他們沒有構成道德的直接壓力，但同時又具有一點點束縛。
《中國科學報》：你是作家，也是文學研究者。在你看來，現在鄉土文學的發展如何？
梁鴻：首先要把關于鄉村的文學與鄉土文學的概念厘清。鄉土文學是要把鄉土作為一個本質性的東西來考察，要考察村莊、鄉土、傳統、農民性格等文化因子在中國社會中的形態。而有些作品中，鄉村只是為寫作提供了一個背景和環境，這不能稱之為鄉土文學。
我覺得，以后，相對純粹的鄉土文學可能會越來越少。我們現在的鄉土社會處于一種渙散、破碎的形態，所以很難再去找到一個非常具有象征性的完整意義的鄉土表達。
在當代中國，鄉村像碎片一樣游蕩在城市的各個角落，鄉村本身也是一種破敗的形象，那種完整性早已經沒有了。村莊這種形態可能正在遭遇一個最大的挑戰，這是現代性的挑戰、發展的挑戰、高度工業化的挑戰。而且，即使村莊的形態還在，但其內部的組織形態和道德的結構方式等發生的變化，也值得我們思考。即使還有一群人住在鄉村，但他們和以前所依存、遵循的規則也不一樣了。
《中國科學報》：那中國社會的鄉土性是不是也正在經歷逐漸消失的過程？
梁鴻：這個問題太宏大了。只能說，今天的中國社會呈現出一種混雜的狀態，其中含有鄉土的成分。比如，一個鄉村主要還是以宗族為主要的利益關系，在很多城市，人們的社會關系也還是按照鄉村的社會關系來建構起來的，有親戚朋友，也有人情關系。鄉土性滲透在中國社會的絲絲縷縷里面，很難說這是好還是不好。以后如果鄉土性消失了，是好是壞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工業文明開始，農業文明衰敗，所以現代文明中人們對城市的向往可能是由來已久的。只不過，在中國當代社會中，社會的高度集約化、對鄉村的過分忽略等，使得中國表現得更為突出。
《中國科學報》：近幾年，“梁莊”系列、《打工女孩》《崖邊報告》等非虛構類作品不斷出現，人們對于有關鄉村的非虛構類作品似乎越來越關注？
梁鴻：這可能與人們認識世界方式的變化有關。這個世界在急速變化，我們理解世界的途徑也在變化。以前，我們可能會通過小說中虛構的故事來理解遠方的存在，但今天沒有遠方了，全球化和信息化在突飛猛進。那我們要看什么？可能這種非虛構作品中展現的深度真實更吸引人。但這并非意味著虛構類文體就不好，這只是運動變化中的一個階段，而不是本質性的變化。
《中國科學報》：作為一個離開了鄉村的人，再去回望鄉村，還能否保持一種抽離的視角？
梁鴻：每一個離開鄉村的人重新再去觀察村莊，肯定難免都會有一種個人的思緒夾雜其中，要么是桃花源式的，要么是鄉愁式的，要么就是覺得無所謂，這跟我已經沒有關系了。
今天，人們在鄉村這個詞上賦予太多內容了，可你沒辦法不去賦予這么多思緒。正是因為有這種思緒，我們才有動力去對鄉村做細細的觀察和客觀的思考。這種情緒可能會阻礙你去理解鄉村，理解這個社會，但同時它又推動了你去思考這個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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