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故鄉”征文大賽參賽作品——今天刊發的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吳文兵的返鄉作品。作者以社會學的視角，敘述了正在上演農村婚姻“大躍進”之怪象，并對其進行了反思。
一
迎生在云南做生意，過年那幾天是店里生意最好的幾天，迎生決定不回家過年。但是到了臘月28，迎生突然從云南回來，母親此時便猜，定是回來相親。一問，果然如此。到了正月初八，突然聽說迎生要去注冊結婚了。我大驚，為何短短9天時間，兩人就會從陌生人變成夫妻？于是我便問，為什么不等相處一段時間后再結婚？迎生回答：“沒時間，等結婚以后再相處。”
然而，迎生的婚姻之前過得也并不順利，去年上半年，他中途也回來過一次，原因也是因為相親問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迎生在不了解對方的情況下，匆匆忙忙結了婚。按照當地的風俗，訂婚時需要交聘金，迎生一共交了15萬，女方回贈了5萬。結完婚后，迎生帶著新婚妻子到云南，準備在一年之內生小孩。
但是意外發生了。
在去云南的飛機上，女孩突然呼吸急促，情況十分危險。于是一下飛機，迎生立馬將女孩送往醫院，經過救治，稍有好轉。此時迎生開始懷疑女孩是不是得了什么嚴重的病，而女方的父母此時也不向迎生透露女孩的病情的任何信息，越是如此，迎生越是擔心。如果女孩真的得了嚴重的病，那么治病的醫藥費肯定是得迎生出，因為從法律上來看，他們已經是夫妻，而這對迎生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即便是結婚的15萬聘禮，也是迎生父母打工10多年下來的辛苦積蓄，此時家中已經沒有多余的錢去支付昂貴的醫藥費，于是迎生通過各種途徑打聽女孩所患的病。最終得知，女孩患的是一種嚴重肺部疾病，醫治的醫療費用很昂貴，于是迎生開始后悔和其結婚，并開始盤算和其離婚。
最終，迎生覺得女方父母故意不將女孩患重病的消息告訴他，因此覺得自己有理由離婚，并提出要將另外的10萬元聘禮錢索回。這一方案遭到了女方的拒絕，女孩父母認為，女孩已經和迎生結婚，如果立即離婚，女孩的名聲便會遭到破壞，迎生非但不能拿回聘金，并且需要再付4萬的名譽損失費給女孩。雙方通過反復談判，迎生最終妥協了，因為他覺得自己必須立即離婚，他覺得自己不能承擔這莫名昂貴的醫藥費，因此接受了在不索回聘金的前提下，再補償女孩4萬名譽損失費。
為此迎生叫苦連天，因為前前后后自己損失的聘金、補償金、耽誤的工時和醫療費用，據他所述，至少損失了18萬之多。而這些錢是迎生父母至少10年的打工積蓄。
我問迎生，為什么在注冊結婚前體檢下，迎生回答說：“沒時間，當時只想著快點把婚結好，覺得結婚完再懷個孕算是穩妥了。”
“為什么沒時間呢？”
“我之前常年在外邊做生意或者打工，每年在家只有10多天，而女生也是常年在外打工，回家也是一個多月左右，所以，如果想穩妥，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婚結好，然后把女孩帶我打工的地方，一年之內，生個小孩，這才算穩定了。而女方父母必須在我交了聘禮之后，才愿意讓女孩跟我出去打工，所以我想既然聘金都付了，干脆婚也順便也結了。”
而如今，迎生的第二次愛情同樣遵循著“大躍進”的步伐。
無獨有偶，這種“大躍進”婚姻并不僅僅發生在迎生身上，在鄉村的婚姻市場上，隨處可見。
小花剛滿18歲，但這已經是她在福建打工的第二個年頭。她一回家，家里就開始“熱鬧”了起來。各種人上門做媒，其中一家男孩的父母和男孩均在浙江打工，男孩臘月27到家，臘月28就到小花家說親，而男孩正月初十左右就要重新啟程去浙江打工，按照男方父母的說法，最好是在正月初十前將所有的結婚手續全部辦妥當，然后讓小花和男孩一起去浙江打工。
二
從迎生的例子來看，這種“大躍進”式的鄉村婚姻現象具有不穩定的特點，婚姻雙方刻意追求快速結合的方式，而最終卻導致了相反的結果。
在鄉村地區，父母對小孩有兩個期望，一是讀書，二是成家。但是對于大多數農村的子弟而言，教育不能承擔起其父母的期待，因此一旦小孩求學過程受阻，父母便將目光轉移到婚姻之上。對父母而言，為小孩完婚被當作是他們的一種責任。
在婚禮的聘金快速增長的前提下，農村子弟幾乎不可能單靠自己的務工收入去支撐，他們的婚禮聘金大多為父母前半生務工的積累。當父母將幾乎全部的積蓄壓在了小孩的婚姻上后，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這種“大躍進”式的婚姻形式正在威脅著他們的家庭穩定，因為一旦婚姻失敗，家庭即陷入破產的危險。
三
毋庸置疑，這種“大躍進”式的婚姻形式和傳統的鄉土社會的婚姻相比較，出現了劇烈的變遷。
就傳統婚禮而言，其涉及到兩姓聯姻的質量和穩定性，涉及到宗族的昌盛與否，“昏禮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謹慎的婚禮促進夫婦之間相親相愛，這是婚禮的基本原則，也確立了男女之別，即夫唱婦隨的家庭關系。
傳統婚姻的儀式還有一個復雜的過程，包括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和成婚。
而根據筆者的調研發現，“大躍進”式的婚姻形式正在侵蝕著傳統婚姻的要義。
首先，婚禮的形式被簡化，從一般意義上上看，保留的形式僅剩下納徵和成婚。而就這兩個過程而言，其意義也和傳統意義不同。傳統意義上的納徵代表的含義在于一種儀禮象征，代表了婚姻的初步商定。而隨著聘金的步步升高，聘金逐步成為父母“剝削”女婿的一種方式，在鄉村地區，聘金的多少經常會成為一個話題，從人們經常將嫁女兒說成“賣女兒”就能看出納徵的傳統意義業已消亡殆盡，而剩下的關注在于金額的多少。婚姻商定與否最關鍵的因素在于雙方父母是否就聘金問題達成一致，女方父母傾向于抬高聘金，而男方父母希望聘金越少越好，但是在聘金的問題上，由于主動權掌握在女方父母的手上，因此，大多時候男方處于妥協狀態。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面子工程也是太高聘金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旦有一戶人家抬高了聘金，四方皆知，競相跟風。
此外，對于成婚而言，人們并不重視這個儀禮，其看重的是女孩是否懷孕，在男方看來，懷孕才是婚姻的保障。對于此，雙方父母都心知肚明，由于平時大家都在外務工，并且大多時候，男女雙方處在不同地方務工。男方最想的做的是將女孩帶往和男孩務工地方相處，一旦女孩懷孕，男方便開始掌握了主動權。而女方父母深知這點，因此不會輕易答應，除非有高價的聘金，女孩父母才會同意女孩同男孩一起出外務工。
四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這種鄉村婚姻的“大躍進”的怪象呢？
首先，工業化和城市化。當前的中國正處于劇烈的社會變遷中，社會變遷的主題是工業化、城市化，在這個過程中。沖擊最大的是傳統農村的倫理秩序。婚姻的傳統與現代的反差正反映了巨變中的傳統農村的一場革命。人們的思想觀念開始不再拘泥于婚禮的繁文縟節，而以實用主義為導向。
其次，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務工，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他們不能在城市立足，因此，對于他們而言，在城市娶妻生子幾乎不可能，而在城市相戀成親的也只占一部分，還有一部分必須回老家完婚；但是，由于工作的緣故，每年他們只有很短的時間在家度過，而他們必須把握住這短短的十幾天的“求偶季”，因為一旦錯過，他們必須再等一年。
其三，農村性別比嚴重失衡。在傳統農村，一直存在著重男輕女的現象，費孝通先生曾經敘述過溺嬰現象。而性別失衡問題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后，變得更加嚴重，在我所調研的村莊中，計劃生育的之前的政策（2016年前）為如果第一胎生的是男孩，那么以后不能再生。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在女孩滿六歲后，可生第二胎。而實際上，大多數家庭只要沒有男孩，就會一直生下去。出現的結果是村子里的男孩多于女孩。而只要女孩到了適婚年齡，便會一直有人上門做媒，男方為了將女孩接進門，會盡可能地將婚姻的所有手續在最短的時間內辦好，再帶女孩一起外出打工，并希望女孩盡快懷孕，以此來保證婚姻的穩定性。
寫到這兒，行文基本結束，感慨良多。由于我基本脫離了農村生活的軌跡。大多時候我已經不是農村各種事件的直接參與者，而是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唯一能做的是記錄下這“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本文敘述的是正在上演農村婚姻“大躍進”的怪象，這一切讓農村婚姻變得變得越來越脆弱，一旦婚姻家庭變得不穩定，便會影響到農村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應該得到我們的足夠重視。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