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賈平凹的《極花》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書中以一名被拐女胡蝶的視角，對其所在的圪梁村人日常生活潑墨般地描摹。歷盡艱辛后，胡蝶被解救回城市，又因受不了社會壓力，放心不下村莊里的孩子，最終回到圪梁村。這樣的情節，卻引發了一些爭議。有的認為，《極花》是為拐賣婦女辯護；也有評論文章認為，賈平凹對鄉村的眷戀和固執情懷是一種“自相矛盾而荒誕的行為”。
在筆者看來，書中并非沒有控訴拐賣婦女的罪惡，而是在某種層面，這樣的罪惡是被無視的。若不然，負有守土安民責任的村長，為何會明知拐賣婦女違法，卻恰恰在這個鏈條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不僅不為觸犯法律感到惶惶不安，反而將給村里人娶上媳婦作為自己的“功績”？事實上，被無視的何止于此，整個圪梁村都處于被遺忘的邊緣。
何為“極花”？極花是一種類似冬蟲夏草一樣的植物，夏天是蟲，冬天是花。以此為題，正是用蛻變的隱喻，暗示了一個似蟲非蟲、似花非花的世界。細細品讀，圪梁村是中國真實存在的一類鄉村的寫照：地處偏遠、生活貧窮，尚未直面城市文明的沖擊，卻多少受到物價等城市的影響；村里沒有多少人出去打工，男人們還在堅守著這片土地，姑娘卻逐漸流失；文化缺失，舊有的儒家文化已后繼無人，村民也沒什么機會接受現代教育；秩序混亂，直接表現為對法律的無視和法治的無力。
《極花》一書，正展現了傳統與現代文明的碰撞下，一個偏遠鄉村的社會圖景。“至今沒有電燈”，“早飯永遠是稀得能耀見人影的豆錢粥”……不但環境惡劣，生活條件艱苦，更絕望的是，不論如何努力，貧困都無處可逃。胡蝶的丈夫黑亮是一個勤勞、有頭腦、敢做敢干的年輕人，可他家“也只是飯沒有斷頓，零花錢沒有打住過手罷了”。除卻種地，村民靠什么增收？挖極花，本質是對自然的索取，并不是一個可持續的發展之道；種植特產血蔥，這條經濟命脈卻也那么脆弱，一場“走山”災難，便將種植血蔥的年輕人吞沒了。
另外，村子保留著很多傳統鄉土社會的影子，相應的管理秩序卻早已式微，社會面臨著整體退化。手的中指不能指天、二月二炒五豆的習俗，新起的土豆要敬在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前，說明村民還有著對天地的敬畏，對傳統儒家文化的遵從。可細細看來，村民空有“德有”、“仁昭”、“孝隆”的大名，日常生活中卻都叫對方小名；更荒謬的是，村民一開始將極花放在鏡框里，后來竟要供在原本供奉“天地君親師”的中堂，顯示著儒家文化甚至是道德、法律的空間，都在逐漸被一種更原始的訴求擠壓。盡管老老爺可以寫出五六十個筆畫的字，可村民都不認得；他受人尊敬，卻無法決定村里的事務，也無法指點村子的未來。胡蝶從被拐賣到圪梁村起，便一直尋找她的星星。她生下孩子，“學會了做圪梁村的媳婦”，成為麻子嬸的童子，皈依鬼神崇拜，從城市又回到鄉村，最終也沒有找到。星星的隱喻、夢境的暗示，是對鄉土社會面目全非的痛心，是想回又回不去的精神家園的無奈，是對未來何去何從的迷茫。
小說只是一種文學創作，有藝術加工的成份，但藝術來源于生活，也能反映出生活的實際。黑亮說，“現在國家發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個血盆大口，吸農村的錢，吸農村的物，把農村的姑娘全吸走了”。在快速發展的城市面前，偏遠的鄉村更加相形見絀，鄉村的困窘造成了女性的流失，女性的流失使得社會結構崩塌，農村家庭的延續都成了困難。現實的捉襟見肘下展現的一幕幕荒誕，正揭露了鄉土社會破碎淋漓的傷口。可是鄉村終究不能也不會變成城市。平心而論，像圪梁村這樣的鄉村還依稀留存著一些讓人魂牽夢繞的鄉愁影子，可它如何成為寧靜致遠的生活樂土？
依靠被拐賣的婦女才能實現鄉村的延續，無論是對于個體命運，還是對于無數像圪梁村一樣偏遠的鄉村來說，都是一種悲劇。如果有一天，胡蝶不必因為孩子而影響了自由的選擇，圪梁村能夠通過理性發展產業，在傳統與現代、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中不再迷茫，那么胡蝶才能自由飛翔，圪梁村才能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構建自己的文化與秩序，脫胎為新的讓人神往的精神家園。而這，既需要圪梁村每一個村民在市場經濟中找到生存之道，讓勤勞干事的農民能夠在現代化背景下安身立命，也需要來自圪梁村以外的支持，吸引更多有文化有技術有志于鄉村建設的新農人回到鄉村。只有這樣，鄉村才會不再迷茫且充滿生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201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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