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塞熒屏的抗日劇、宮廷劇、間諜劇早已令大眾產生審美疲勞，尤其是劇中的陳腐氣息讓人大倒胃口之時，一部55集反腐題材的電視劇橫空出世，猶如一股清泉、一股春風，讓人精神為之一振，這就是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組織創作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該劇憑借其話題敏感的大尺度，直揭官場潛規則等，引發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議，成為人們茶余飯后談論的焦點。
我已好些年不看電視連續劇了，因為感覺現在的電視劇大多粗制濫造，不是演技太差，就是故事太假，看后感覺很無聊，甚至有受騙上當的感覺，一點也找不到小時候看電影的那種感覺，純粹是浪費時間。所以，當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熱播之后，身邊的人很多都在討論劇中人物的時候，我仍然不為所動。不過，最近近半個多月來，大概有十多位看過這部電視劇的朋友、同學、同事，還有網友等，通過電話、微信等我說起同一件事，這就是電視劇里出現了“宜黃強拆自焚事件”的影子，更有為我那句“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正名的臺詞，開始我也沒有在意，管它怎么說呢，但說的人多了，終于還是在電腦上點開了《人民的名義》第六集，看看電視劇里到底是如何說的。
《人民的名義》第六集前面一段，有一個“京州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新聞發布會上，市委書記李達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了有關拆遷的問題，我想應當就是這個了，于是我通過反復回放的方式，把這段臺詞記錄下來了：
女記者提問：西方媒體報道說，本市“一一六事件”是我國現階段社會矛盾的一個真實寫照，進而說我們是拆出一個新中國。
李書記回答：中國現在主要矛盾是各經濟體之間的利益矛盾沖突，就拿大風廠“一一六”事件來說吧，這是我市兩家企業的股權糾紛，這在任何社會、任何國家都會發生，因為我們國家現在是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期，那么也就是處在矛盾的集中暴發期，我們不能因為有這些矛盾，就回避、就不發展吧。
男記者提問：李書記，請回答，你是如何看待“拆出一個新中國”？
李書記回答：我倒覺得，拆除一個舊中國，沒有什么不好吧！不拆掉一個舊中國，怎么能建設一個新中國啊？不過，我認為有些人在這個問題上，不夠公道、不夠厚道！他們一方面享受著國家高速發展帶來的實惠和方便，另一方面，對我們國家的建設成果，視而不見、指手劃腳，甚至是造謠誹謗！
在此，我想對“宜黃強拆自焚事件”作一簡要回顧：2010年9月10日，我縣發生了一起因拆遷而導致的自焚事件，最后導致一死二傷的結果。由于媒體的持續炒作，這一事件很快上升為在海內外產生重大影響的公共事件，尤其是在發生了所謂的“機場截訪”和“搶尸”之后，事件再度升級。在10月10日這個“雙十日”，也就是在宜黃強拆自焚事件滿月的當天，宜黃縣委書記和縣長被雙雙免職。10月12日，我“慧昌”的筆名寫的一篇題為《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的文章，此文在“財新網”首發。
這篇被媒體稱為“宜黃來信”、“宜黃投書”或“強拆發展觀”的文章，一上網便在“網絡與媒體世界掀起了一陣驚濤駭浪”，有網友甚至用“大討論、大討伐、大傳播、大流行、大時髦”來形容，尤其是文章中那句“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更是一夜之間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因此引發的一場關于“拆出一個新中國”的大討論，包括網絡媒體、平面媒體、電視媒體在內的幾乎所有媒體都參與了關于“拆出一個新中國”的討論，各種評論文章不斷出現在各大網站、報刊雜志以及廣播電視上。
我在《透視》一文有這樣一段話：“當大家都在對依法強拆政策口誅筆伐的時候，似乎大家都罔顧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拆政策的受益者，君不見，當您安住在寬敞舒適房子里、當您行走在寬闊明亮的大街上，當記者住在高級賓館揮筆寫就痛斥強拆政策文章的時候，您是否想過，您腳下的土地可能就是政府用強拆手段征來的？”這段話是不是與李達康答記者問的那段話很相似呢？
關于“拆出一個新中國”的討論持續了好幾年。2013年5月，也就是宜黃強拆自焚事件發生兩年之后，南都評論記者張天潘就宜黃事件對我進行了專訪，專訪文章《真正懂農村的人越來越少》在南方都市報發表后，再一次引發社會各界對“拆出一個新中國”問題的討論。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張天潘、令狐補充、孫旭陽合寫的《“拆出一個新中國”之辯》，該文發表在《時代周報》和《領導文萃》上，上網后被大量轉發。
《人民的名義》編劇周梅森無疑十分清楚“宜黃強拆自焚事件”，也理解我的那篇被人民日報稱為奇文的《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當然，更理解這場關于“拆出一個新中國”的討論對工業化、城市化下中國發展的意義。正如鳳凰衛視名嘴何亮亮在《時事開講》節目分析“宜黃來信”時所說：“（這句話）至少一部分是真理，是對的，就是事實。”編劇周梅森顯然是想通過劇中人物-----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之口，告訴世人一個簡單而重要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何亮亮先生的那句話。
由“市委書記”肯定“拆出一個新中國”，我想到了另一個更為重要和迫切的問題，這就是農村政策問題，“市委書記”在拆遷問題乃至強拆問題上，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但在其他農村問題、農村工作上卻未必能保持清醒頭腦，當然，頭腦不清醒的可能還有“省委書記”、“涉農部長”……就拿本人前不久寫的《土地確權：中國農村的新痛-----江西省K縣農村土地確權再調查和再思考》一文來說，這篇文章比較準確和客觀地反映當前全國土地確權存的普遍問題，因而在基層干部群眾中引起了強烈共鳴和廣泛認同，但是，高層涉農研究和決策機構里的官員和學者似乎不為所動，是什么原因讓這些官員和學者聽不懂、聽不進基層干部群眾發出的聲音呢？
由此我想起了前不久我與一位網友的聊天，我的兩篇拙作《土地確權：中國農村的新痛》和《不忘初心、矢志前行------我的辭職感言》在網上貼出后，有不少網友通過各種方式與本人取得聯系。其中山西省某市一位鄉鎮黨委書記通過我的新浪博客與我聯系，在互加了微信之后，開始了聊天，這位網友告訴我說，他最早關注我是在12年前，他曾在縣政府辦工作過了5年，在鄉鎮工作了19年，以下貼出幾段我與這個網友的聊天記錄：
網友：和您的感受完全相同，高層政策制定者確實不了解基層，許多政策接近荒唐。
網友：關鍵是基層的真實聲音雖然能夠傳上去，但是研究機構和政府相關領導很難從內心深處接受我們的思想。
我：是的，沒辦法，很無奈。
網友：包括李昌平，給總理寫信，影響了國務院決策，最后其實也被排斥到了體制外。
網友：中國最大的問題，還是體制改革滯后問題。
網友：在鄉鎮連續工作10年以上的，幾乎不會有機會當到縣委書記。
我：是的，體制改革滯后是一個問題。
網友：我們看到的確權登記問題，精準扶貧問題，都是表面問題，根本問題是政治體制問題。
網友：我到現在都想不通，精準扶貧這樣的政策究竟是怎樣出臺的！在各級領導中，居然聽不到反對的聲音！
網友：考慮得多了，郁悶也多，看不到出路。
我：無法改變就接受吧。
網友：話雖這樣說，可是您和我一樣，都做不到。
我：其實很多人都知道，但大家都裝傻。
網友：裝傻的是真的聰明人。
網友：您來山西，建議您順路看看蘭考的金融試點。
網友：有一個老師推薦我去調研學習，但是我總感到蘭考縣是河南省打造的扶貧盆景，沒有推廣價值。
……..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中央關于精準扶貧的大政方針沒有問題，但是一些地方具體落實卻存在大大的問題，一些地方因此所造成的損失和負面影響相當驚人的，而且這些問題的后遺癥將延續相當長一個時期，對此各級領導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寫到這里，我又想到李昌平先生2008年寫了一篇題為《生活之樹常青，政策之樹常青》的文章。李昌平的這篇文章首先從安徽大學三農研究中心張德元先生去云南省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調研后寫的一篇《感想》引發的爭論------到底是“大躍進”砍樹多還是承包50－70年不變政策砍的樹多談起，講述在這個問題上的一個悖論：知識分子、城里人或相對發達地區的農村人都“天經地義”的相信50----70年不變的政策會導致山更綠樹更多，而現實是50—70年不變的政策，導致大規模砍樹超過了“大躍進”。由此啟發人們思考一個嚴肅的話題：農村政策到底應當怎樣產生？
李昌平先生的回答是：政策一定要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政策一定要從基層來，再到基層去；研究和制定政策的人，一定要先當群眾的學生，再當群眾的先生；政策要先跟中國的國情接軌，再跟國際接軌；本本的東西要先拿到實際中檢驗和修正，再去指導實踐。學者和城里人認為“天經地義”的正確，在鄉下也許會“天經地義”的荒謬；在甲地“天經地義”正確的東西，也許在乙地“天經地義”的荒謬。因為生活的背景不一樣，思想基礎和行為邏輯起點就不一樣；你的邏輯在你的生活背景下成立，在你不熟悉的生活背景下可能不成立！所以，抽象的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
對于一個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者而言，除了明白理論是灰色的、思想是灰色的之外，恐怕更要明白只有“生活之樹常青，政策之樹才能常青”的道理。不少人不深入調查，就敢于斷言和決策，真以為“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更多的人下去調查了，就認為真理在手了，就有了發言權，其實未必！我現在有機會經常下鄉調查，有的地方一年會去好幾次，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和收獲，經常會出現這一次對上一次的否定。我發現調查與深入社區生活是兩碼事，相對而言，“科學”的問卷和半結構訪談式的“調查”是灰色的，連續的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社區生活體驗是常青的。有一次我去東北一個農民合作社調查，幾天下來，自以為懂得了很多，收獲很大。離開合作社時，交給在合作社做志愿者的大學生小謝一個“任務”（因為是我的小老鄉）——寫日記和分專題調查。后來不時收到小謝關于合作社的日記和專題調研報告，竟然發現我當初調研的很多“收獲”不是完全真實的，有些還是錯誤的。我不得不承認，在對合作社能力建設的認識上，小謝比我要全面得多；在對合作社社員行為方式的理解上，小謝要比我深刻得多。這對于我這個在農村工作了幾十年、并且現在還在農村做扶貧的人來說，志愿者小謝給了我一個警告——只有生活之樹常青，思想之樹才會常青！
李昌平先生這段樸實的文字，道出了關于制定農村政策一個簡單而深刻的道理，這其實與毛澤東同志許多關于做好農村工作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龔云寫了一篇題為《毛澤東與中國農民問題》的文章，專門講述毛澤東一生是如何重視農民問題的）。但不知道高層參與農村政策制定的官員和學者是如何認識這個問題的，他們是憑什么做出影響9億農民命運的決策的？或者說他們做決策的底氣是從哪里來的？這個問題關系重大，希望能夠引起高層決策者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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