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黃文政是在6年前一次人口論壇的午餐會上。
4人方桌，除了我，其余3人都是參會的嘉賓。得知我記者的身份后，黃文政立即停止了就餐，從隨身的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摞資料，或者裝訂成冊，或者分頁標注，那些都是他親自書寫的手稿。
黃文政的語速很快，提起當時的人口問題，更是滔滔不絕，而且，談論此話題期間一直愁眉不展，那種憂慮以及癡迷程度，以至于多年間，記者一直以為黃文政只是一個致力于人口研究方面多年的專家。
后來得知，黃文政此前涉足的領域跟人口根本不沾邊。
大學時，黃文政就讀的是數學系，碩士時就讀的是系統工程，曾在中國科技大學管理科學系任教。1992年獲美國獎學金去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系念博士，畢業后在美國哈佛大學任助理教授，2003年加入華爾街千禧年對沖基金，2009年他與同事在華爾街成立了自己的對沖基金，2010年將公司遷到北京和香港。
“念書時，偶有接觸人口學方面的知識，但并未細想人口政策方面的問題，甚至，剛去美國念博士時，還與美國同學爭論，為計劃生育政策辯護。直到2000年初，我在美國的華文網站上偶爾看到人口學者易富賢的一篇文章，內容列出了世界各地的生育率，其中東亞全球墊底，這些數據讓我感到震驚。”此前，黃文政一直覺得，東亞尤其是中國人很喜歡生孩子，這些數字讓他認識到自己這個想法太過想當然，之后他開始分析相關數據并對人口相關的各種觀點和論證做深入思考，最終發現，過去有關人口的幾乎所有觀點同樣基于類似的想當然。
此后，黃文政開始懷疑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并且與易富賢有了交往。但是，真正激發黃文政歸國并參與推動人口政策的決定源于自身的經歷。
黃文政是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獨生子，那時的獨生子女還非常罕見，美國留學期間，黃文政曾把父母接到美國，但父母因不適應海外生活最終回國，此后，黃文政父母的晚年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孤獨中度過。
2009年，黃文政的母親去世，在生命的最后4年里，她因為糖尿病引發尿毒癥，必須每周去醫院做三次血透或血濾。
“那時候，巨大的精神壓力讓我難以承受，多希望有個兄弟或姐妹可以在精神上分擔一點。”黃文政表示，母親去世前的最后一個半月，他、父親、保姆、一對母女護工、十幾個表兄妹以及妻子的兄妹24小時輪流換班看護母親，直到她去世。
即便如此，他依然清晰地記得母親跟他說的最后一句話：“非常抱歉，媽媽沒能給你留下一個兄弟或者姐妹，這是我一生的遺憾。”
2010年，母親去世的第二年，黃文政把太太和在美國出生的女兒一同帶回中國生活，此后，黃文政便一門心思地走上了研究和推動中國人口政策的道路，而對人口問題的關注，讓他在繁忙和高壓的投資工作之外，開辟了一條耗時、耗力還耗財的人生之路。
據記者了解，僅近幾年，他與同為人口專家的梁建章等人組織各類人口研討活動就達四五次，發表各類演講幾十次，僅2012年至2016年，他就與梁建章等人合作發表人口方面的文章120多篇，近80萬字。在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財新、澎湃、BBC、美聯社等國內外數十家媒體上都曾發聲。
“其實，我真正喜歡的是認知科學、經濟理論乃至文明起源之類的問題，關注人口問題并不是興趣使然，而是看到未來的危機不去盡力心里會感覺更傷感和痛楚，如果不關心人口問題，我覺得自己會輕松愉快很多。不過，在人口方面的努力讓我有機會認識很多志同道合的、心懷家國的朋友，這點也許是個人方面的最大收獲。”黃文政的嚴謹和認真，在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
“單獨二孩”政策出臺前夕，黃文政聯合了許小年、陳志武等三十多位主流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共同簽署了一份建議書，呼吁盡快進行生育政策改革，此前，這樣大面積的聲音是沒有過的。
2013年，中央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這是中國人口政策的一個重大調整，此后，“全面二孩”隨之啟動。
“結果讓人欣慰，但我還是認為，步子仍可以更大一些。”黃文政表示，我希望國家能認識到“孩子是最珍貴的資源”，也希望這項改革只是中國人口政策的一個新起點。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夏時報 2017-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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