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現場聽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后，十九大代表、四川省遂寧市蓬溪縣拱市聯村黨委書記蔣乙嘉興奮不已，“手掌都鼓紅了。”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蔣乙嘉直呼總書記講出了“老百姓的心聲，基層代表的心聲”。
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而中國“三農”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立體的鄉村地域系統可持續發展問題。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為新時代我國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希望。
正在消失的鄉村
相比于“城市”一詞，“鄉村”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村經濟發展研究所農村發展研究室主任夏英研究員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鄉村”一詞在我國政策語言中并不多見。因為相對于城市而言，“鄉村”是地域或地理空間的概念；而“農村”一詞則體現行政管理的概念。
著名學者錢穆說過，“中國文化是自始至終建筑在農業上面的。”從中國人獨有的思想情感便可窺見，“落葉歸根”“入土為安”“故土難離”正是人們對鄉村濃厚感情的真實寫照。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他的《鄉土中國》一書中，將中國社會性質斷定為鄉土社會，為眾多學者所贊同。在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教授看來，構成中國鄉土社會的基礎單元就是鄉村。
然而，延續幾千年的鄉村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鄉村的何去何從，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引發社會的關注和思考。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0年時我國還有360萬個自然村，但到2010年，自然村減少到270萬個。這就意味著，平均每天有將近250個自然村消失，而其中包含眾多古村落。
“中國傳統村落原本是一個相對穩定、有一套自身運行機制的共同體。”朱啟臻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到來，打破了傳統村落的原有平衡，撼動了傳統鄉村的社會結構，也改變了鄉村社會的命運。
朱啟臻坦承，村落的減少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但不應太迷戀速度而不尊重規律，以致漠視村落的價值和地位，輕視它在人與自然和諧中的紐帶作用。
長期以來，鄉村是以農業生產為主體的社區。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工業化、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國都將農業作為一個經濟部門或產業，對其研究也集中在農業的經濟功能，而對其本身缺乏應有的關懷，朱啟臻認為這是鄉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人為消失和因環境惡劣等原因村落自然消失外，“鄉村還有一種消失方式就是鄉村文化的消失。”朱啟臻說。這就不難理解，越來越多的人感嘆現在的鄉村“沒有鄉村的味道了”。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區域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彥隨研究員向《中國科學報》記者強調，伴隨著城市化發展所產生的鄉村衰落問題急需更多人關注。
都說城市化伴有“城市病”，殊不知鄉村也有“鄉村病”，但二者有本質不同。“前者是在快速發展進程中產生的，而后者是在逐漸衰落過程中產生的。”劉彥隨說。
兩種病都得治，但“鄉村病”更為緊迫。
早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就指出，農村是我國傳統文明的發源地，鄉土文化的根不能斷，農村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家園。
而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看來，報告在“農業現代化”的基礎上提出了“農業農村現代化”，反映了中央對農村定位的再認識，對鄉村價值的重視。
城市與鄉村應融合互補
一直研究鄉村價值和城鄉關系的朱啟臻呼吁多年，新農村建設要把鄉村建設得更像鄉村，要在鄉村和城市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城鄉功能的互補。
劉彥隨強調，城市與鄉村血脈相融、地域相連，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然而，長期受“城市優先”戰略的影響，城市不斷擴張，經濟快速增長，農民就業重在推進離鄉進城和非農化轉移，鄉村功能重在強化社會維穩和農民生計安全保障，導致傳統農業結構長期得不到改造、現代農業功能普遍得不到健全。
這樣的情況就導致鄉村僅僅是為了服務于城市，農業僅僅是服務于工業。
在朱啟臻看來，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統一了對鄉村的認識，及時糾正了一些錯誤的觀點。例如，有一種觀點認為鄉村是落后的，必然被城市所取代；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過去比今天好，主張固守鄉村。事實證明，兩種觀點都不對。
此外，劉彥隨指出，中國傳統體制的“三分”（城鄉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離）弊端日益暴露，“三差”（區域差異、城鄉差異、階層差異）問題不斷加大，這些都成為困擾當代中國“三轉”（發展方式轉變、城鄉發展轉型、體制機制轉換）的重要難題。
十九大報告提出“城鄉融合”，而不是往常講的城鄉統籌，恰恰體現了觀念上的重大轉變。
夏英向記者介紹，城鄉統籌更側重于政府行為，指導資源配置；而城鄉融合則更多地體現市場力量的參與，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今年8月，劉彥隨和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李玉恒在國際期刊《自然》上發表《振興世界鄉村》一文，提出“城市與鄉村是一個有機體，只有兩者都可持續發展，才能相互支撐”，呼吁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要更加重視鄉村振興，一時間引發社會關注。
劉彥隨認為，中國當首先致力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全面落實鄉村興人、興地、興權和興產業，有效激發鄉村活力、能力、動力和競爭力，系統推進城鄉融合、協調、一體和等值化。
當前，我國正處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時期，“政府需要同步倡導城市化和村鎮化，形成村鎮化與城市化‘雙輪驅動’。”劉彥隨強調。
事實上，近10年來，國家對鄉村建設的支持力度從未消減。我國針對農業農村發展問題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也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有些鄉村問題始終未得到系統考量和有效解決。”劉彥隨將其深層問題歸結為“五化”，即農業生產要素高速非農化、農民社會主體過快老弱化、村莊建設用地日益空廢化、農村水土環境嚴重污損化，以及鄉村貧困片區深度貧困化。
這一次，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值得人們期待。
加速建設“人的新農村”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鄉村衰落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勞動力要素的流失。記者在基層調研時發現，現在留在農村的多為老人、婦女和兒童，嚴重的主體老齡化已經難以支撐現代農業和新農村建設。
僅在2016年，我國約有1.7億農村人口離開家鄉來到城市。劉彥隨團隊經過多年實證研究發現，尋找工作和增加收入是他們進城的主要原因。在1990年至2014年間，我國農村的工作崗位減少了20%以上。
相比于鄉村，城市工作的薪酬更高。數據顯示，2015年，背井離鄉的農村人口在城市的收入比留在農村高21%左右。目前，我國約有2.82億農民工進城。
在劉彥隨看來，這2.82億農民工難以在城鎮安居樂業，大多處于“城鄉雙漂”狀態。尤其是在當前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他們正面臨“留城”與“返鄉”的兩難選擇。
十八大以來，我國在農民工融入城市和農民工返鄉創業方面都作出了很大成就。尤其在大力鼓勵和支持農民工返鄉下鄉創業方面，據農業部最新統計顯示，我國各類返鄉下鄉創業人員已達700萬人，其中返鄉農民工比例為68.5%。
但不容忽視的是，長期以來，我國農村教育、科技、衛生、文化等公共資源投入少，導致農村人口素質偏低、人才缺乏。“鄉村發展的本質是人的健康發展，只有農民自身素質和能力的不斷提升，才能有效推進鄉村的可持續發展。”劉彥隨告訴記者。
在劉彥隨看來，鄉村振興既要注重物質投入的硬件建設，更要重視提高鄉村人口素質的軟件建設，包括鄉村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就業培訓、培智扶志等。
“新時期亟須建立全覆蓋的鄉村教育培訓體系，健全國家管治、城鄉同治、村民自治的多層次鄉村治理體系。”劉彥隨表示，要加快建設“人的新農村”，提升民眾自覺學習意識、創業意愿，培養造就適應現代農業發展、新興產業振興、美麗鄉村建設要求的新型職業農民。
對此，十九大報告中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論述提出了“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引發了業界的強烈關注。
全國勞動模范、安徽省蚌埠市固鎮縣連成玉鵬蔬菜專業合作社理事長殷玉鵬十幾年的工作內容之一就包括培養“三農”工作隊伍。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殷玉鵬表示，合作社自從2007年成立以來就對社員進行統一的技術培訓，讓社員系統地掌握種植技術。目前，合作社社員已達到405戶。
據統計，截至2015年底，全國新型職業農民達到1272萬人，比2010年增長55%，農民職業化進程不斷提速。新型職業農民正在成為現代農業建設的主導力量；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制度基本確立；“一主多元”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體系初步形成。
2017年1月，農業部印發了《“十三五”全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發展規劃》，提出到2020年，新型職業農民隊伍不斷壯大，總量超過2000萬人，務農農民職業化程度明顯提高；新型職業農民隊伍總體文化素質、技能水平和經營能力顯著改善；農業職業培訓普遍開展，線上線下培訓融合發展，基本實現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輪訓一遍。
夯實“土地”這個鄉村根基
毋庸置疑，土地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然而，快速的工業化、城鎮化帶來了大量優質耕地的流失；同時，因耕地分散、細碎、小規模，農田基礎設施不配套，導致耕地利用率低，一些地方有地無人耕、良田被撂荒已成為一種常態。
陜西省忻州市代縣的西口前村就是個典型。該村處在一個山腰上，由于當時人多地少，村大隊組織村民開荒地，村里的耕地面積擴大到近300畝，但隨著人口的流失，當年開墾的耕地如今又變回了荒地。
記者在基層調研時也了解到，農村部分宅基地空廢嚴重，有的還散落在田間，土地利用格局散亂無序的狀況已不適應現代農業和鄉村城鎮化生活方式的需求。
據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與科學研究所測算，目前全國空心村綜合整治潛力達1.14億畝，“空心村不整治，新農村難建設。”劉彥隨說。
在劉彥隨看來，針對土地利用低效和空間散亂的問題，圍繞土地資源利用高效化和土地空間利用有序化目標，亟須科學開展推進農村土地綜合整治，有序推進鄉村地區組織、產業、空間“三整合”，加大對農村投資傾斜力度、內需拉動強度，塑造中國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新動能、新機制。
近年來，上海市以土地整治為平臺，重點推進零星宅基地等集體建設用地歸并。上海市建設用地與土地整理事務中心主任顧守柏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市級8個土地整治項目的搬遷戶數達3300戶。
上海市科學開展土地整治達到了雙贏，既有效整合土地資源，耕地數量質量并重，配套相關農田水利、田間道路、防護林、農業生產輔助設施；同時也將分散的農村宅基地從空間上變成了集中的城鎮居住用地，村民居住和生活條件得到極大改善。
“土地綜合整治立足于提高土地利用率，提升農業生產能力，凸顯現代農業與鄉村區域價值，并有助于增強農業多功能、高品質，促進鄉村發展集約化、生態化。”劉彥隨總結道。
十九大報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這一重大政策利好給很多返鄉創業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打了一劑強心針。
湖北省黃岡市羅田縣燕窩灣村第一書記徐志新就是一位返鄉創業的農民。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這么多強農支農惠農政策，給鄉親們吃了定心丸，也給我們回鄉創業的人帶來了更多的機遇，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地做經營，更好地謀劃產業布局。”
以高標準農田建設為標志的中國土地整治，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若干重大成功實踐之一。
在黨中央大力推進土地整治、大規模建設旱澇保收高標準農田戰略決策指引下，中國土地整治事業穩步健康發展。“十二五”期間，通過土地整治，建成了4億多畝高標準農田、補充了2400萬畝耕地；引導農民集中居住、改善了農村生活環境，促進了城鄉一體化發展；改造了城鎮低效用地，提升了舊廠房、舊工礦、城中村的土地集約利用水平。
三產融合求索振興之路
在采訪中，專家們向《中國科學報》記者強調，農業具有多功能性，而十九大報告強調的“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將成為鄉村振興的基礎。
多功能農業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92年的《聯合國21世紀議程》中，其中總結道：“農業的多功能性尤指糧食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從目前來看，國內外學者對農業的多功能劃分并不完全統一，但總結起來無外乎有經濟功能、社會功能、生態功能、文化休閑功能。
從經濟功能來看，十九大報告提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李先德看來，中央始終把確保糧食安全放在農村工作的首要位置。
“一直以來，我國依靠自己的資源和努力，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樹立了典范。”李先德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據悉，2008年和2014年，我國政府分別向聯合國糧農組織捐資3000萬美元和5000萬美元，用于加強南南合作，分享中國在解決糧食安全和促進農村發展方面的政策、管理和技術方面的經驗和良好做法。
而推動一、二、三產融合之所以能夠同時實現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主要是農業價值及其附加值往往在市場經濟中無法在第一產業實現，而需要在第二、三產業實現。實踐證明，只有一、二、三產業有機融合，二、三產業實現的高附加值才能讓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參與分配。
此外，“千差萬別的、和自然緊密結合的鄉村生活，最能吸引中產階級對三產化農業的需求。”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溫鐵軍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新世紀中產階級的大量崛起，極大地改變了鄉村業態結構。這個新業態所要求的休閑農業得體現“三慢”（慢城、慢食、慢生活）的特點。
返鄉創業的徐志新就在實踐著一、二、三產融合發展。2011年，他懷著鄉愁情懷回到家鄉燕窩灣村創業，結合大別山資源，成立了湖北省燕兒谷生態觀光農業有限公司，大力發展鄉村旅游。
目前，燕兒谷公司有固定員工50人，其中31人屬于農民工返鄉就業。整個公司已初步形成了“農旅商養建”結合的三產融合模式。7年來，燕窩灣村返鄉農民147名，是黃岡市和羅田縣的返鄉創業示范點。
在徐志新看來，鄉村旅游是一項投資長、見效慢的產業，但當前其發展形勢好，已經成為實現脫貧攻堅、助推“三農”發展、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引擎。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鄉村發展指明了方向，證明了我當初回來是正確的。”徐志新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他將繼續前行。
在選取產業上，中國科學院派駐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院壩村第一書記韓力也有心得。經過一年多的探索和實踐，韓力帶領群眾，在當地發展名貴菌類、食用玫瑰花以及全麥面條等產業。
“依托中科院科技扶貧優勢，結合貴州當地特色，形成二產與加工業、三產與鄉村旅游融合發展的格局，引導農業向休閑養生、觀光旅游方向支持發力。”韓力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需要挖掘新業態、新動能，“農村是相對滯后的板塊，也證明其潛力比較大。”夏英說。未來，鄉村的發展也將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一樣，邁入新時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科學網 201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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