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精神陶煉”是梁漱溟先生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鄉村建設運動時教育學生的一門特殊功課。從這篇文章出發，我們可以觸碰到梁漱溟先生在教育、思想、文化方面的思考和實踐。
“精神陶煉”這一科，原來的名字是“鄉村服務人員之精神陶煉”，在講明有志服務鄉村的——鄉村建設運動者——應行具有的精神。鄉村建設是什么？要在鄉村建設理論里去講。大家將來知道了鄉村建設是什么，則服務鄉村所需要的精神是什么，當更易知道；同時對于精神陶煉的意義亦更易明白。我們服務鄉村所需要的精神是什么，底下先簡略的加以說明，話雖然很簡單，可是很重要，大家要留意一點!
我們“鄉村服務人員之精神陶煉”一科目，就是要啟發同學大家的深心大愿。我們能有深心大愿，才沒有俗見俗腸。比如看見財利浮名都心熱，無關輕重的成敗毀譽都顧慮，這完全是世俗的心理。我們的鄉村建設是一很大很遠的工程。我們要有深心大愿，方可負荷此任。大家如果為俗見俗腸所擾，則沒有力量擔負此遠大的工程。明末王船山先生頂痛心“俗”。他曾說過一句話，非常深切動人。他說：“惡莫大于俗。”這是很值得我們深切反省的一句話。俗見俗腸是非洗刷干凈不可；而要洗刷俗見俗腸，必在深心大愿出來的時候。深心大愿出來，俗見俗腸自然脫落。深心大愿是什么呢？現在不往深處講，我可以用極淺的話來告訴大家：深心大愿就是要你有真問題，不要有假問題；要有大問題，不要有小問題。如果我們發現有真問題、大問題，此即深心大愿出來的時候。什么是小問題？就是俗見俗腸。昨天陳主任(亞三)曾說：“關于起居享用方面不要注意；在這些地方不要有問題，那些都是小問題。”我們也可以說：有小問題者為小人，有大問題者為大人。真問題是活潑有力，穩然藏于中而莫能去；如時有時無，忽起忽落，那就是假問題。有真問題時，就接近深心大愿了。
什么是深心？深心即悲憫。普通說“悲天憫人”。當社會上多數人都在痛苦災難之時，容易發生憐憫之心，這當然也是悲憫；不過悲憫亦還有更深的意思。換句話說，更深的悲憫，并非對災難而發。這種悲憫，不一定看見災難才有，而是無時不可以沒有的。這一種悲憫，自己亦在其中，斯乃一根本的悲憫，斯乃一對于人生的悲憫。這種根本的悲憫，包含剛才所說的對災難而發的悲憫。如果我們有更深更根本的悲憫，則更易有對災難而發的悲憫。這一個深心，是從對人生的反省而發出的。如果我們只是一天一天的活著，筆直機械的活著，不會發出人生之感，——人生之感是從反回頭看人生時，所發生的一個更深的慨嘆，一個更深的悲憫。此必須從對人生的反省而來，平常不容易有。什么是大愿？大愿即深心；有深心始有一種大的志愿力。這一種大的志愿力是從深心而來。這一種大愿，是無所不包的大愿。照我所了解，大概佛是一個有大愿心的人。中國的古人(儒家)，多半勉人立志，勉人立志就是勉人發大愿心。如張子：“民胞物與”的話(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很能夠代表儒家教人發愿的精神。如果我們不發愿、不立志，我們的鄉村建設亦即無從講起。這一種愿力，超越個體生命；仿佛有一個大的生命，能夠感覺到個體生命問題以上的問題。能夠超過個體生命而有一個大的生命，從這個地方就見出來是“人”，“人”就是這么個樣子。如果大家要問我怎樣是“人”？我的回答：人就是感覺問題頂敏銳、頂快、頂多、頂大，——無所不感覺。這樣就是人，人與其他動物不同即在此。是甜、是苦、是痛、是癢、是合適、是不合適，他感覺得非常之快，并且他的感覺無所不到；所以他的問題特別多、特別大。動物雖然亦苦，然而苦不過人；人如果覺到苦，那才是真苦啊!人要是快樂，那才是真快樂啊!這些都是動物不會有的。其感覺特別多、特別大、特別深刻、特別敏銳者謂為“人”，“人”亦即“仁”也。“人”“仁”這兩個字是相聯的，其義亦相通。所以古人常說這么一句話：“人者仁也。”人類與物類的不同，我們就可以從這里去找，——必從此處尋找方可發見其不同之點。物類沒有這么多、這么大、這么深的問題；可以說我們所有的感覺它都沒有。物類與人類之不同在此，俗人與超俗人之分別亦在此。俗人(前之所謂有俗見俗腸者)問題少、問題小、問題淺；他的感覺遲鈍、感覺不夠，亦即其“仁”之不夠也。我們并不是想做一個超過常人的人，并不想與眾不同；可是不愿意做一個不夠的人，而愿意努力圓足人類所具之可能性。圓足人類之可能，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亦為人不可少的事情。這個意思就是說：深心大愿是從人類之可能中自然要有的。我在前邊曾這樣講：人之所以能發揮深心大愿，是要有真問題，不是有假問題；是要有大問題，不是有小問題。從真問題、大問題中乃能引發深心大愿。人是有活潑的力量可以感覺若許問題的；人類與物類的不同，俗人與超俗人的不同均在此處。大家不要誤會我的意思，以為我們一定要做個超俗人，我們并不敢存此心。原來真問題、大問題，以及深心大愿，都是從人類的可能性來的，我們只是要圓足那個可能性而已；不是非要做一個超俗的人不可。如果沒有真問題、大問題，那是我們的不夠、我們的缺欠、我們的不行。希望大家能夠體會此意。人類既是感覺頂敏銳，是甜、是苦、是痛、是癢、是合適、是不合適，他感覺得頂快、頂大；那么，我們就要在這個地方留心，應當讓我們的感覺敏銳深刻，快而且大。我們應當知道什么是甜、什么是苦、什么是痛、什么是癢。我們要把此感覺深切著明，自然可以發深心大愿，自然可以擔負鄉村工作，這就是精神陶煉的意義。末了我要大家自己問自己一句，你的問題在哪里？我們都找我們的問題，我們可以每人寫一個字條放在書桌前面，常常自省!精神陶煉這一科，固然也可以講，同時尤應注意個人的生活及個人的精神。關于這個事情，本來是替大家請了幾位班主任來幫助大家。聘請班主任的時候，院內同人很細心，很費斟酌來替大家安排。現在擔任班主任的幾位先生，多半同我相處很久，我很了解他們。在我個人，代大家請班主任是很費了一番心思；大家既相信我而來此就學，我希望大家對各位班主任，都有實在的信心。昨天在紀念周上我說希望大家以極大的虛心接受本院的規矩及囑咐大家的話。這個意思很要緊，如果大家有深心大愿，有一個很懇切的意思到此地來，我相信大家有極大的虛心。以我知道各位同學有很多在社會上做過多年事情的。做過多年事情而又來此求學，這意思就不平常，就不俗，有這么一個心愿，當然能夠虛心。所以我很相信大家能以極大的虛心來接受本院的規矩以及囑咐各位的話。如能夠這樣，于大家必有很大的好處。我們所請到的幾位班主任，以他們的學問、經驗，也許不特別高、不特別豐富；可是我相信在精神陶煉上一定可以幫助大家。這幾位班主任，我對于他們的“志氣”有一種承認，對他們很有一種恭敬的心，所以請他們在精神上來幫助大家。我希望大家在這個地方注意，能相信我的話，來接受并且信從這些班主任的指導。以他們的謙虛，一定可以引起各位同學的謙虛；以他們的勤勞周到，一定讓同學亦能夠那樣的勤勞周到；而且讓大家可以感覺到他們是真有一種親熱的意思來幫助大家。
精神陶煉的大意，已經對大家說明，就是要啟發我們每個人的志氣愿力。于此讓我們聯想到丹麥的教育。丹麥教育特別的地方，在《丹麥的教育與我們的教育》一文中，我曾經有所論列，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現在略說為什么由我們的精神的陶煉而聯想到“丹麥的教育”。
我們說丹麥教育，是指著距今已七八十年復興丹麥的那一種有名的民眾教育而言。這種民眾教育甚特殊；起初未曾注意到它的特色，后來才明白。我在《丹麥的教育與我們的教育》那篇文章中說：我們作鄉村運動，聽到丹麥是農業國家，所以注意丹麥；我們作鄉村運動注意合作，而丹麥以合作著名，所以注意丹麥。丹麥教育，我猜想著它大概是提倡改良農業合作的；后來我仔細考察，才發見我們的猜想是錯了。農業改良，合作組織，誠然是復興丹麥的方法，并且丹麥的復興是很得力于這種方法；可是事實上丹麥教育在最初不是這祥的。起初的丹麥教育離此尚遠，絕不是一個偏乎實際應用的，而倒是一個非實用的。我在《丹麥的教育與我們的教育》一文上曾提出兩點申論之。我說很奇怪的，它的教育是非實用的、非職業的訓練，非養成技術人才的訓練；現在有人好說“生產教育”，那么，最初的“丹麥的教育”恰可名為“非生產的教育”。它又不是一種講書本子的教育，幾乎可以說它不是教人念書；它那種教育，恰在技能訓練與書本教育以外。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教育呢？在頭腦粗淺的人，實想象不到。它那種教育很難說，仿佛是一種“人生的教育”，或“精神的教育”(這兩個名詞很不通，但此外更無其他較好的名詞以名之，故只好用它)，很近乎我們精神陶煉的意思。
丹麥教育的創始者，是幾個富于宗教精神的人；他們本人的人格非常有為氣、非常偉大。他們自己說他們的教育是“人感人的教育”。它這種教育的長處，就是從有活力的人來感發旁人的活力。它并未教給人許多技能，更非教人念死書，結果讓丹麥的民眾活起來了。這種教育很靠重辦教育的人，教師的本身必須有活力才行。丹麥教育創始人的人格，實在令人佩服；而其教育制度亦的確能幫助丹麥，讓丹麥民眾活起來。關于丹麥教育制度我覺得有好幾點應當提出來說的。其一，它所收的學生多半是青年，不收過小的(它對年齡的限制，大概是十八歲以上)；因為太小的人尚無經驗，對于人生尚未嘗著什么，他還不會有問題，所以對他不好做功夫。同時年齡過大的，精力漸將衰敗不行。最好的是嘗到人生滋味的人，功夫就好做很多。大概在青年時代(二十余歲的人)將成熟而未成熟的人，內力都很充足，其身體、智慧、頭腦，都正在發育。這個時候正是每一個人的英雄時代，他有的是感情，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志氣。若能給以人生的教育，那是很好的。再則，丹麥的民眾學校是私立的，辦學校的人是志愿的、自動的，非受官府的派遣而來。因其富于自動，所以有活力，所以能引起他人的自動，所以富于一種生命的力量。再則，不唯辦學的人是志愿的，求學的人也是志愿的。小孩子的讀書常常是被動的；十八歲的人，他不來則已，來就是他自己要來。況且他們的學校中，資格、文憑、學位、職業、手藝全沒有；既非被動，又無所希圖，所以他的入學完全是志愿的。這種教育，兩面富于自動性，所以有一種活的意味。丹麥的民眾學校，學生肄業的期限雖短，然在此三五個月當中，即可學會尋常學童三五年所學不完的課程。再則，私立學校，政府補助它而不干涉它(它也拒絕政府的干涉)；因為沒有干涉，所以機械性少，所以不被動、不死板。它的一切功課、辦法、規矩，亦不必整齊劃一；不整齊劃一機械性就少，機械性少就最富活力。丹麥教育的創始人物與其制度合起來，完全可以做到讓丹麥的民眾活起來，所以結果其國內農業合作最發達；雖然丹麥教育并不講究這些，可是丹麥的農業合作之興盛全靠這個教育。丹麥教育的創始者，現在已被大家公認為丹麥農業合作的功臣，此即因其復活了丹麥民眾，復活了丹麥社會。人活了之后，自然會找路子；如根本的地方沒收生機(人不能自動)，給他方法、技術，他也不能用。知識、方法、技術，都是工具，人活起來之后，自然會找工具，會找方法。所以看著丹麥教育是非實用的，可是后來完全變成了實用的。我們中國的教育，自廢科舉興學校以來，大家就是著重實用；如果找出當初廢科舉的理論，則可知原來就是講求實學，講求致用。中國開頭感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即行注重實用，注重職業訓練，注重養成專門人才，凡此皆是注重西洋科學技術的緣故。后來又有人提倡“職業教育”，組織“職業教育社”；現在雖沒有生產教育社，但已有人倡言“生產教育”。在我想這都用不著。因為開頭的時候，我們已經如此做過，用不著現在來說。自興辦學校以來，從來沒有人說不是辦講求實用的教育，可是結果與丹麥相反，完全成了非實用的教育，所以我們由丹麥教育不禁聯想到我們的教育。這一個對照，非常值得注意。可是講求“職業教育”“生產教育”的人，都沒有對照過；如果來一個對照，則很可以反省反省，很可以有個覺悟。這個問題就在丹麥教育不是從職業入手，不是從生產入手，而結果成了職業的、生產的。其原因還是我們剛才說的：知識技能是工具，工具是靠人運用。丹麥教育不從工具入手而從運用工具的人入手，使人先活起來。在人未活以前(即其精神尚衰頹而未振發的時候)，你把工具擺到他面前，他也不會用。中國教育之失敗，我敢說就是失敗在講求實用。關于丹麥教育的話不再多說，最好大家參考講丹麥教育的書同我寫的《丹麥的教育與我們的教育》那篇文章。
此時此刻是“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民族”，是精神最頹敗的時候，與丹麥同樣的非先把中國人活起來，大家沒有辦法。如果中國人還是死氣沉沉、無絲毫活力，則什么也不要講，不必講!中國鄉村中人，差不多都是受許多迷信與習慣所支配的。他們有意識的選擇很少，只憑迷信與習慣，此即所謂缺乏活力，此即所謂死板不動。可是這個時候，很多的人就是直接同鄉村的迷信、習慣去沖突。許多教育家、維新家、革命家、改良家，都做錯了許多事情；其沖突的結果，于事無益，他絕沒有復活了鄉村的民眾。有許多沖突(近幾十年來)，其結果雖然動搖了鄉下人的迷信與習慣；然而動搖的結果，讓他彷徨、苦悶，心里無主，意興消沉，比從前更死，更無活氣!這個時候，我們非先給他解決精神上的問題不可。我們要替他從苦悶中找到出路，從彷徨中找到方針，從意興消沉中仿佛叫他有了興趣，從他不知將往哪里去的時候能夠讓他看見一點前途、生出一點希望。總之，第一要想法子讓鄉下人活起來，不但使他脫離了迷信與習慣，并且使他脫離了彷徨及苦悶；必如此，農業方可改良，合作社方可組織。否則，一個沒有精神的人干什么也干不好!一個頹敗死板的民族，想讓他農業改良、組織合作，實萬不可能!至于如何讓鄉下人活起來，將來自有許多講究，而根本的一點是做鄉村工作的人自己先要活起來。如果做鄉村工作的人本身無勇氣、無力量、無大志愿、無堅毅精神，則什么事也不必做，不能做!我從丹麥教育聯想起來我們精神陶煉的意義，就在要復活我們每一個人，打破我們每一個人的彷徨與苦悶!
關于讓鄉下人活起來的意思，我在《鄉農學校的辦法及其意義》一文中曾經詳細論述過。因為在鄉農學校里邊有精神陶煉的課程；安排此一課程的目的，就在救濟鄉村精神的破產，讓鄉下人活起來。所謂精神的破產，即指著一切舊的風尚、規矩、觀念，都由動搖而摧毀，新的風尚規矩此刻尚未建立，所以就成了精神的破產。此中原因：一方面因為中國文化傳之日久，文化愈老，機械性愈大；一方面因為中國社會是農業社會，照例多保守、多定駐、多死板，不像工商業社會一祥。這樣死板機械的社會，卷入了新的世界潮流，遂起了劇烈的變化。幾十年前，從沿江沿海輸入許多新的生活習慣，使中國社會先從上層政治變動，影響到社會其他方面。幾十年來不斷的劇烈變化，最后乃影響到鄉村。因為上層強迫鄉村變化，鄉村就不得不變化了。它對于這種激烈的變化，心中雖然感覺不適合；但不能明白其中意義，所以心中無主，同時沒有判斷力，又不敢去否認這種變化。大概鄉間五十歲以上的人，多數的心里有說不出的窘悶痛苦，因為傳統的好習慣、好風尚都被破壞，他很覺不合適。在三十幾歲的人雖不覺得窘悶之苦，但心里也是無主，而成了一種頑皮的樣子。我們要知道，任何一種社會，都有其價值判斷，是非好歹；可是現在的鄉村社會就失掉了它的價值判斷，所以鄉下人整天在苦悶無主之中。再則，近數十年來的天災人禍太厲害，——本來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之中總要遇到幾件不幸的事情；可是不幸的事情如果連著來，那一個人就受不了。社會亦然，如果接連遇到許多不幸的事情，它的精神也就要消沉下去。鄉村中人現在既無樂生之心，進取的念頭更談不到。有此兩面——價值判斷失掉，天災人禍頻來——所以鄉村中人死板沉寂而無氣力。這個時候，你若要鄉村中人進取，則非先使他活起來不可。如何使他活起來呢？一面須恢復他的安定，使之有自信力。此必鄉學教員先認識古人的道理，讓他已經失去的合理觀念恢復起來，把傳統的觀念變為自覺的觀念；讓他安定，讓他看見前途，從我們的指點讓他認識一點進取的方向。再則在人生實際問題上來給他點明，使看見前邊的道路，他才能有樂生之心、進取之念。所以我們要先安定他，然后再給他開出路子。有了活人，其他事業才可以說得上。我們做鄉村工作的人，必須對于人生實際問題有一個認識、判斷、解決。比如家庭問題、社會問題、如何處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自己先有一點見地，然后才能給鄉村中人開路子，所以我們訓練部的功課有人生實際問題的討論。在丹麥教育只收十八歲以上的人，就是因為年齡稍大才有人生經驗，才能彼此討論人生實際問題。除了人生問題的討論之外，尚有音樂、歷史的講求，也是讓丹麥活起來的一個有力的因子。我們的精神陶煉，含有三方面，即合理的人生態度與修養方法的指點，人生實際問題的討論，及中國歷史文化的分析。剛才所講人生實際問題的討論，即其中之一；前邊所謂深心大愿，即修養方法與合理的人生態度的根本。中國歷史文化的分析也很重要，由此我們又想到丹麥教育。茲仍以丹麥教育與我們的精神陶煉相比較：丹麥民族的復興，靠丹麥民族活起來；中國民族的復興，也要靠中國民族活起來；丹麥民族復興靠丹麥教育、丹麥精神陶煉；中國民族復興也要靠中國教育、中國精神陶煉。話雖是這樣講，可是事情的大小很不相同。中國的民族復興，問題太太，事情太難，與丹麥的民族復興簡直不能相比。我們所遇到的困難都是丹麥民族所未遇到的。丹麥民族復興，是前八十年的事情。我們現在所遭遇的時代丹麥未遇著；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人類歷史的劇變，是一很特別的時代。此刻，不單中國社會已失其價值判斷，即全世界全人類從來所有的價值判斷此刻也都在動搖變化；所以這個時代，思想頂紛紜，最富于批評，充滿了懷疑。這個特別的時代，丹麥未遇著。人類到現在太能批評，太能懷疑了，一切固有的文化都在動搖之中，欲在此時建立一個新文化，這是多么困難的事情!中國此刻欲謀民族精神的復興，較丹麥是困難得多，簡直不能相比!丹麥民族是因為被德人戰敗而頹喪灰心，格龍維出而謀丹麥民族的復活，遂創始了丹麥教育。他的問題小得多。且丹麥人的精神原來是宗教的，格龍維等很得力于此；他們是以宗教的精神來蘇醒丹麥民族。他們視人生問題的批評討論雖很重要，可是音樂、詩歌、文學、歷史也很重要，這些科目都帶有宗教的意味，都含有感情奮發的意味。而感情奮發就大可以復興了丹麥，中國則完全不能那樣!中國此刻講精神陶煉，詩歌、音樂、文學的幫助固很必要；可是恐怕要多重人生問題的討論，多用思維，多用腦筋才行，——不是一個精神的奮發即能解決中國人的苦悶。中國人的苦悶，從音樂、詩歌、文學、宗教來解決是不夠的，必須從人生問題的討論始有解決的希望，這完全因為此刻正是一個懷疑批評的時代、意見分歧的時代、理智作用興起的時代，非用理智不能夠對付，單靠感情的興奮恐怕沖不過去。此時非從徹底的批評懷疑，不能轉出一個徹底的非批評懷疑的精神，不能用不批評、不懷疑的精神，而希圖擋住批評懷疑的潮流。假定中國民族精神如丹麥民族之靠宗族，則中國民族將永無復活之望，因為那個樣子必不能打破我們的難關。丹麥的宗教，是比較淺的生命，若遇到大的困難，它就不能動了。丹麥民族假使遇到像今天中國這樣大的難關，它一定就完了!不過中國民族的精神恰不是那樣的，中國民族精神是人本的，是現世的；中國雖無科學，而其精神接近科學，遠于宗教，而合于思維。中國人的精神是什么？中國人精神之所在，即是“人類的理性”。大家慢慢體會參究，可以了然理性之為物。此處所謂理性，雖然不就等于理智，可是包含了理智，或者說最接近于理智，所以中國雖無科學，而其精神卻很接近科學，——誠以科學即理智之產物也；所以中國民族精神與科學完全不相沖突。我們所謂“合理的人生態度”之“合理”二字，亦即“合于思維”之謂。在丹麥則不然，它必須多靠音樂、詩歌以啟發人的感情，啟發人的志氣。如果要讓中國人的志氣、中國人的感情振作起來，那就非講理不可!中國此刻雖然遭遇這么大的難關——人類劇變時代、懷疑批評時代——精神因而動搖摧毀，可是動搖摧毀不到它的深處，以其植基于理性之上，而理性力量特別深厚，則完全不怕批評與懷疑。除了中國以外，任何民族，——尤其是受宗教的孕育，借宗教的精神以自立的民族，都沖不出這個難關；惟只中國人可以沖得過去，因為他接近理性，不怕批評與懷疑啊!如果大家留心看我的書，就可以看見我常常說：除非中國文化完全沒有價值，如果其有價值，則它對人類的貢獻只有一點——就是對人類的認識。只有中國人反回頭來認識了人類是怎樣一回事；將來不敢說，此刻其他洲土對此尚無認識。中國文化的可貴即在此。中國古人最先認識了人類，就從這一點上開出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之與眾不同即在此。人類之所以為人類，在其具有理性；中國古人很早就認識了人類的理性，發揮了人類的理性，所以中國民族雖遇今日之難關而無礙。過去的人、現在的人、將來的人，都是人；能夠認識人類的這種精神(理性)，是始終不會被打倒的。只要人類存在，中國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為人類之所從來即由于此(理性)，中國人能把握住這個(理性)，當然可以站得住。丹麥民族的復興，勝過了它的難關，是因它的問題小；而中國問題雖大，因其精神合于思維，亦足以通得過現在的難關而復興。以上略將中國歷史文化加以分析。大家應當注意“分析”這兩個字，只能在中國歷史文化上用，而不能用于丹麥。丹麥人固可借其過去的歷史而復興；民眾學校只講它過去歷史的光榮、歷史人物的偉大，丹麥民眾即可活起來。我們中國的復興則不能全靠這個，恐怕要靠一點分析，用思維的眼光，找出中國文化的特點。——從這一種自覺(對自己的認識)里，方可以看出現在及未來中國社會所應走的路。對歷史文化的分析，很要緊的是認識過去的社會組織構造，找出它的特點，而求得今后我們應走之道。這在我們的精神陶煉上是必要的，而在丹麥即非必要矣。
一個民族的復興，都要從老根上發新芽；所謂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會而言。這在丹麥即是如此，丹麥的老根是它的舊宗教精神。它發新芽的“發”，是靠它的教育，它的新芽是指它從民眾教育生長出來的新社會。丹麥農業與合作的發達，完全是從這個新萌芽生長出來的。中國亦要從一個老根上(老文化、老社會)發新芽。自一面說，老的中國文化、中國社會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說，新芽之發還是要從老根上發，否則無從發起。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中國老根子里所蘊藏的力量很深厚，從此一定可以發出新芽來。現在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很多人都有一個念頭，以為中國民族已經衰老了，照普通生物的例，衰老以下跟著就是死亡。一些比較有學問的人，皆不免有此恐懼、有此觀念。中國民族的衰老是不容否認的，但其是否有返老還童之可能，或者是一直下去就死亡，這很成問題。此問題甚大，必須是一個有大學問的人，才配討論這個問題。近些年來，一般研究文化史的學者，以及許多思想不同的討論文化問題的書籍，都討論到文化衰老的問題。我曾經看過一本書，在那本書中，從頭至尾都是說民族文化同生物一樣，有其少年時代、壯年時代，以及衰老滅亡時代。他列了一個表，把世界著名的有文化的民族全羅列于內，并指明某一時期為某一民族的少年時代，某一時期為某一民族的壯年時代，某一時期為某一民族的衰老時代，某一時期為某一民族的滅亡時代。他把每一個民族都拿這種眼光來看，最后又說沒有哪一個民族可逃此例，沒有哪一個民族能有其第二度的文化創造、第二度的壯年時代。這樣說來，則問題很嚴重!中國是不是就會滅亡呢？抑尚能返老還童呢？如果中國民族真能返老還童，真能夠開第二度的文化燦爛之花，那真是開歷史上從來所未有的紀錄了。這個問題很不易說，我想粗略地說幾句：我的話雖簡單，而意思卻有根據。在我想，民族衰老這句話不要順口說去，我們應當分析何謂衰老？其衰老在何處？一個民族社會，是群體而不是個體；個體與群體的生命不同。群體生命是由許多個體生命構成，個體生命既有其死生滅亡，則群體生命的構成原很顯然的是常常更換、常常新鮮。誠如是，則所謂民族衰老的話怎么講呢？似乎群體生命與個體生命自一面說是不能比的；然而自另一面說則也能比。如果讓我回答“民族衰老何所指”這個問題，則可說所謂衰老非指其構成員乃指其機構而言。一切文物制度組織結構，自一面說愈用愈熟．，可是愈熟則機械性愈大；愈成為習慣，則愈失其意識適應的力量。個體生命的衰老亦復如是。個體生命有其機構，社會(群體)生命亦有其機構。所謂衰老，乃指其用得日子太久，機械性太大，適應環境的力量太小，至此則這一套家伙非換不可；所謂死亡，就是指這套家伙已不能用了。個體之死亡，民族之滅亡，莫不如是。說到這里都還是說社會生命可看成個體生命。底下要轉過來說；個體生命的機構是先天的，社會生命的機構是后天的。一切文化制度是后來想出的方法，非如五臟六腑之與生俱來。文化是后天的安排，故不能比與生俱來的那套家伙，到不能用的時候就一點沒有辦法，就非換過不可。民族文化社會生命因為是后天的產物，所以能夠改，能夠創造翻新，不是絕沒有辦法，而如個體生命之絕不可移易也。我說這些話，好像是大膽地回答了那個問題：民族文化衰老之后可有第二度的創新，有第二度的生命，非如個體生命之由衰老即至于死亡。——“民族文化能夠返老還童。”我們實可如此說。
現在再回頭來說老根上發新芽的話。所謂發新芽者是說另外的一個創造，而這個創造是從老根來的。中國民族復興，一定得創造新文化，那一套舊家伙已絕不可用，非換不行。然其所換過的生命里頭，尚復有不是新的地方在；這個不是新的地方，是從老根復活的東西。這個東西自一面說很細微，很抽象，很不易捉摸；而自另一面說卻非常實在，非常明白，絕不虛緲。這個不容否認又不易捉摸的東西，即所謂民族精神。只有民族精神是當初的原樣，除此之外，那一套家伙都換過了，所以謂之為“民族復活”。
在我們鄉村服務人員之精神陶煉這門功課中，要向大家講的、要指給大家認識的，就是民族精神。所謂歷史文化的分析，就是指點中國文化的特質(就是民族精神)；所謂合理的人生態度，是講中國古人的人生態度，也還是民族精神；乃至于講修養的方法，也是源于古人，資借于民族精神。更明白地說，我們之所謂中國古人，就指著孔子的這個學派，或者說孔子就是代表。在精神陶煉里大概要講許多古人的道理，要在古人所創造的學問中有所探求，來幫助我們今天的生活。現在我想借這個機會對大家說：從我們老根上發新芽的比喻上，我竭力表示只能是一個新的東西，沒有法子是一個傳統的因襲的東西；傳統的東西多半是機械的、習慣的，都不能用。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必須是一個新生的、復活的、創造的、慢慢找回來的。茲就三方面來說這個道理：
中國近幾十年來文化的破壞崩潰，是一步一步的，也可以說中國人唾棄他的舊東西，是一步一步，步步往深處去，差不多到最后要唾棄完它，此乃無可奈何者!而且這是一個事實，不能論其好壞。這一個事實愈來愈到家，愈唾棄得干凈愈不客氣，必得到唾棄完的時候，他才能再找回來。如果留心體會分析這幾十年的事情，則可知中國人是如何的一步一步在唾棄舊的了。唾棄到最后，將慢慢找回來而另開一新局面。它必非傳統的，乃為再生的；所謂“找”即重新認識與再生之意。重新認識之后，愈來愈看得清楚，愈清楚愈加發揮，終至發揮成一新的生命。此一新的生命，自一面說非傳統的，系再生的、復活的；自一面說，生命仍是舊的生命，不過家伙換了一套，機構為之一新而已。
再舉印度的復興為例以講明此意。印度之復興與否現在雖還很難講，印度以那么多的階級，那么多的種族，種族之間且有不好的感情，同時又有那么復雜的宗教信仰，但是印度的民族運動實在很光榮、很偉大。印度本來被英國統治得厲害，而甘地所領導的這種民族運動差不多折服了統治它的英國人。我說這個話有兩層意思：一是說印度的種族階級宗教雖多，而其運動能統一，在大體上說它各方面的隔閡都能化除。再則說英國雖然統治了印度，而印度賴甘地的領導，發生了很大的力量，簡直讓英國人不能不屈服，這個民族運動夠多么厲害!雖然印度民族復興的話現在很難講，可是印度人已經算是活起來，已經很了不起——一個被宰割的民族能有此偉大壯烈的運動真正了不起!它這種運動，其民族可謂由死而活。此處我們要注意：它也是慢慢重新找回來的，而不是傳統的。最清楚的讓我明白這一點，是在看《甘地自傳》的時候。我們看《甘地自傳》的時候，或看其他關于記載甘地的事情的文字，如果我們留意，則可看出他做學生的時候，曾經唾棄過他的宗教，曾經表示反抗脫離他的宗教，后來他對他們古人的精神才慢慢地一步步地去接近。甘地在開頭并不帶多少印度古人的精神，他是愈來愈往印度古人的精神里走。他起初為表示離開舊的東西，曾經故意買肉吃、買酒喝(印度宗教不準人吃酒肉)。在英國留學的時候，曾經極力學做英國的紳士(Gentleman)。他做律師的時候，才開始反抗英國。無論從形式上說從精神上說，他開始并不是宗教家，并沒有傳統的思想，甚且與印度的舊精神全不相近；到后來他才一點點的找回來，一點點的重新認識。逼著他認識印度古人精神的是一個實際問題——印度對英國的問題。這個問題壓在他身上，使他不能躲閃，并不是他事先帶有某種色彩，被色彩染成了一個怎樣的人；他本來是一個極活潑的極有力量的人，隱隱的不自覺的有印度古人的精神在。我們要知道，只要是一個活潑有力的人，對問題必有其生命的表示；甘地既有實際問題逼迫他，所以讓他一步進一步的發揮印度古人的精神來做他應付英國人的壓迫與統治的運動。這個運動，就是“不合作”“無抵抗”(這兩個名詞都不好，不足以表示印度古人的精神)。這個運動是一新發明，而其精神確是印度古人的，不過經甘地發見之后以新的做法演之而已。他以印度古人的精神，在這么一個問題上發揮，成功為這么一個事實。他那種精神就是所謂印度的宗教精神。他這種民族運動表現其民族精神愈來愈徹底，愈來愈讓人欽佩，愈來愈讓英國人折服。如果是一個傳統的宗教，大概是不行的；如果甘地一上來就是一個合格的宗教家，這個人大概也就沒有多大用處，恐怕絕不會做出這么一個驚人的民族運動。這是前邊所說老根發新芽很好的一個例。
中國將來也是要慢慢找回它古人的精神，也許現在還沒有開始找，因為現在差不多還是一個唾棄的時代。中國民族精神將來慢慢找回來的時候，一定是一個再生的，是一個重新認識的，而不是因襲的、傳統的。我看《甘地自傳》之所以特別有領悟，因為我本身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我都較晚，有很多人從《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那本書上認定我好談“東方文化”“東方精神”；其實不然，我對東方文化、中國民族精神當初也是唾棄的，后來才慢慢找回來。現在沒有多余時間對大家詳細講，茲粗略地說三層：
第一層，從我自己十四五歲會用心思起，二三十年中思想有很多的變遷。我常把那許多變遷分做三期：第一期是很淺薄的“實用主義”，很接近西洋人的思想。后來從這種思想轉變到“出世思想”，這種思想很接近印度佛家，我在這上邊曾經用了好幾年的工夫，那時候出世之心甚切。這兩期與中國人的精神俱相差極遠。最末才轉到中國的儒家思想。至于中間轉變的關節，我無暇詳述。總之，可以看出我不是一上來就是中國式的。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北平清華大學研究院作短期講學，開始的時候梁任公先生介紹我講給同學聽，他稱贊我家學淵源，我當時即趕緊聲明說：“任公先生這個話不對，我老老實實不是這個樣子。我先父不是一個怎樣大學問的人，我并且一點也沒有接受他的學問。”我現在想起來還痛心，先父臨死的那幾年，我們父子間的思想很有許多隔閡，我的意思他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不了解。我有一篇《思親記》，很清楚、很詳細地說過這件事情。《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第323頁（又中華書局版第371頁）《答張廷健先生書》中也提到過這件事情。因為張先生寫信給我，他的意思不大滿意我用“民族精神”這句話，他覺得這句話太空洞浮泛，大而無當，不著實際，很足以誤人。我回答他一封信，正好是剛才所講的意思。我在那信上說：“幸好我這個人是呆笨認真的一個人，你便讓我空空洞洞不著實，我都不會。我非把捉得實際問題爭點，便不會用思，不會說話。請先生注意，我非守舊之人。我因呆笨認真之故，常常陷于苦思之中；而思想上亦就幸免傳統的影響、因襲的勢力。‘民族精神’這句話，在我腦筋里本沒有；‘東方文化’這大而無當的名詞，我本是厭聽的。我皆以發現實際問題爭點，碰到釘子以后，苦思而得之。原初都是不接受的。十幾年前，我就因這樣的愚笨不能早悟達，使我先父傷心，棄我而去(我當十五六歲時，很得先父歡心。民初國會開，我還相信國會制度，先父則已覺西洋法治的不對，我當時很不服，是以父子間常起辯論)。我于十四年所作《思親記》上說：‘溟自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于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大傷公之心。讀公晚年筆墨，暨辭世遺言，恒覺有抑郁孤懷，一世不得同心，無可訴語者；以漱溟日夕趨侍于公，向嘗得公歡，而卒昧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嗚呼!痛已!兒子之罪，罪彌天地已!逮后，始復有悟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輕率言之，無有一當，則公之見背既三年矣，顧可贖哉!顧可贖哉!’”我引這段話，是想說明我思想的轉變，也是先唾棄中國舊有的東西，后來才慢慢找回。“民族精神”這四個字，在講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尚未發見，到后來才有所認識。這種發見，我覺得與甘地很相同。甘地是有民族間的問題壓在他身上，而在我身上也壓了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中國政治問題。我在政治問題上用心，才慢慢找出中國民族精神；我要解決很實在的、很具體的政治問題，才慢慢地發見了中國民族精神。這也同甘地一樣，因為他身上有一個大的問題壓著，而慢慢地認取了印度古人的精神。
前面是說明我自己對于中國民族精神的認識，是費了很多力氣才慢慢找回來的；起初并不認識，經過很多年，經過很多實際問題上的尋求然后才認識。大家都知道我有一本東西叫做《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所謂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一面是說中國人所做的民族自救運動的一個覺悟，——從頭數到最后，才有這樣的一個覺悟，這是漸次的一個轉彎。所謂“最后覺悟”，或者現在還沒成功為中國民族的最后覺悟；但在我是一個最后的覺悟。因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民族的一分子，仿佛我是最先覺悟到此，慢慢地才可以普遍此最后覺悟。在我想，全中華民族自救運動的方向至此已轉變到最后。比如在曾國藩、李鴻章時代，講富國強兵，講洋務，也是一種自救運動。我們認為鄉村建設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一個最后的方向；此鄉村建設是一個含有極充分、極強烈的民族自覺的鄉村建設運動，不是普通人觀念中的那回事。普通人觀念中的鄉村建設，固然也是鄉村建設；然而缺乏民族自覺的成分。所謂“民族自覺”，就是使中國人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民族精神。現在本院所領導的鄉村建設就充分地含有民族自覺的意思。充分地含有民族自覺的意思的鄉村運動，才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轉變到最后的一個方向。這個方向是慢慢找回來的，最初的時候心里沒有這個念頭。開始的時候是離開它固有的精神來作自救運動，且以為不如是即不能自救，但是這樣自救不成功。于是再度的離開而想辦法，仍不成功，再離開去找辦法：愈離愈遠，及至離到最遠的時候，乃反逼回去。正是非反逼，回不去；非到那一頭，顯不出這一頭；非白顯不出黑來；非徹底的、極端的反中國精神，逼不出真正的中國精神來。我的意思是說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現在已至最后，已經反逼成中國人開始往回找，開始往回自覺。最先曾、李時代起始離開，現在又起始回去。當初是非離開不行，就是那時候的變法維新錯誤，亦非錯誤不行。事實上非轉一個大彎、繞一個大圈不行!這個意思就是說：從變法維新，至兩次革命，每一度的尋求辦法都沒有對，可是這個錯是必不可免、必不可少。因為社會沒有先見之明，只有碰了釘子再說。先見之明，在個人容或有，大社會是不會有的。大社會為眾人所構成，差不多是一個盲目的，所以錯誤必不可免；只有一步步的錯，從“錯”里再找出來“對”。民族社會是如此，我個人也是如此。我當初沒有這個覺悟，也可以說因為我很笨而不能有先見，直到末了才有這個覺悟。現在到了末了，我回想以前走了許多錯路，但冤枉不冤枉呢？我自己覺得不冤枉。并且幾乎可以說：我們先要走冤枉路才行!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應當老實一點，不要太聰明!我們笨一點也好，不要很快的就轉變，不要很快的就接受!比如我說“民族精神”，你們不要很快的就接受。我是費了一回事，你們也要再費一回事，由費事而認識出來的才是真認識。說到這里，我想講一段意思證明我們無妨費事，不費事的我們還不歡迎呢!什么意思呢？就是當我們討究追求如何解決中國問題的時候，我們心里完全要放空洞，不存成見，凡是可以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無不接受，至于合不合中國民族精神我都不管，就是不合，我也毫無疑慮，因為我就是要解決中國目前嚴重的問題，如果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中國問題，即不合于中國民族精神我也接受。心里務必放空洞，沒有成見。我的意思是這樣，我的經過是這樣。我當初并不認識中國民族精神，完全沒有任何成見，刺激我的最初是中國政治問題，后來又變成廣義的中國社會問題。我因為要解決中國問題，乃從此毫無成見中發現了中國民族精神。這樣的發現就對了!我相信如果大家對中國問題虛心以求解決之道，保你不會走歧路，不會發現一個不合中國民族精神的辦法。只要你誠心誠意地去找辦法，一點不自欺自滿，把不是辦法的都淘汰了，以后那么你最后的辦法才一定合乎中國民族精神。你追求到最后的時候，一定可以如此。本來很多有學問的西洋人對中國文化的長處、中國民族精神的優點，多少有些鑒賞與認識。英國的羅素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個講數理的，也高興討論社會問題。他到中國來過，對中國文化特別稱賞。他曾經說：“中國今日所起之問題，可有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之區別。三者互有連帶關系，不能為單獨之討論。唯余個人，為中國計，為世界計，以文化上之問題為最重要；茍此能解決，則凡所以達此目的之政治或經濟制度，無論何種，余皆愿承認而不悔。”
他的意思是說中國文化如能不被損傷，凡可以維持其文化的政治或經濟制度，俱愿承認而不悔。他唯一的信念即在保持中國文化；為保持文化，什么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都行，可是不要為解決政治問題或經濟問題而犧牲了中國文化。這個意思與我不同。我告訴大家不要有成見，我們就拿眼前的問題來求解決；或者說我們只看見政治、經濟兩個問題，凡可以解決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的，無論什么制度，即反乎中國民族精神，我只承認而不悔。我起初是如此，后來慢慢地找到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恰是中國的，絕不曾反乎中國民族精神。所以我批評羅素不應先懷成見，使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沒法子討論。照我自己的經驗，只要不存成見，是自然可以找出來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第98頁我曾說：“中國之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會事實、所陶養之民族精神，而得解決。”現在極其破爛的中國社會里，雖然幾乎找不出中國的固有文化，但是我還要告訴大家：此破爛的中國社會中也含了不少的中國文化。它這個破爛法，就與眾不同。它這個破爛法，含有很大的巧妙，讓西洋人、日本人想有這個破爛法也不可得。這個破爛法只能我們有；而且解決這個破爛的辦法，必須與其所以破爛者相關系。換句話說：它必須是中國的一套，一定不會離開中國社會的事實及民族精神而得到一個辦法。在政治上、經濟上如果有辦法，那一定是合乎中國文化的，所以文化問題不必別作研究。這就是剛才的話：我們不必太聰明，就是這樣很笨的去尋求，自然會找回來的。我們多費點事來討論中國社會問題，認真來謀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的解決，則自然得到鄉村建設的方向。得到這個方向，跟著再過細去想，則不難發現中國民族精神。這個道理，就是由淺入深，從用顯體(體是本身，用是方法)。從找辦法自然可以發見其本體——民族精神；一超直入地去找尋本體，怕不容易發見其價值。我常常自己喜歡我自己笨，慶幸我自己笨。如果當初我太聰明了，也許我有先見之明，可以很早的看見屢次政治改革的不對；那么這個我就與社會變遷的歷程相遠了。中國社會經過若干變化才到這一步，我如一下子就看到，則我與社會相離者遠，離得遠就沒有辦法。社會無先見，是一個笨的；我也笨，所以我與社會很近。凡社會變遷的經過，我都有其經過；我經過幾次變遷之后，稍微能比社會早一步，看得出我們的前途，所以轉回頭來對大家說話，就是因為我統統嘗到了，把我嘗到的對大家說，大家才會懂；否則你盡管有先見之明，你說的大家不懂，豈不是無用!唯因我笨，所以能啟發大家。比如現在中國事實的推演，使大家注意到鄉村建設，我們從鄉村建設指明民族精神則可，因為大家已尋求到這里了；如果丟開鄉村建設一超直入地講民族精神，則一定沒人理會。上邊的話都是說早了不行，底下再說不早又不行。老不早豈不是至死不悟!當然要早點才好。因為想法子早，所以為大家講精神陶煉。不然的話，就要等到大家碰得焦頭爛額的時候再講精神陶煉，那樣又未免太晚，我們還是曲突徙薪的好。這兩面意思都要明白：前邊是說早了不行，早了不切實；后邊又說我們不能不早明白一點。在我是想叫大家早覺悟，所以早向大家說；可是大家要笨一點，在大家不明白的時候就作為不明白，不要很快的就承認中國民族精神。很快的承認，就等于不承認；唯能不求早明白，而后可以得到真明白。
我們講精神陶煉，包括合理人生態度的指點、中國歷史文化的分析、人生實際問題的討論。這三部分在鄉村建設理論中也都要講到，在那時候去講，大概會更切實一點。我現在要求大家虛心聽各位班主任講精神陶煉，就是要幫助大家早一點明白，早一點認識中國民族精神，早一點鍛煉自己的精神，好為中國社會服務。我想我是可以向大家作這個要求的，因為我不是一個早明白的人而現在要讓大家早明白，這個可以。隨便早明白的人就不配作這個要求。笨的過程沒有經過，就拿中國古人的精神對大家講，即令大家接受，那是傳統的。先生沒經過這個轉變，就隨便地傳給學生，這個很近于傳統的往下傳，這個頂不中用。所以我不愿意落到傳統的往下傳，而要求大家多費點事，再由我來幫助啟發，庶可不至于耽誤大家。
所謂合理人生態度的指點、人生實際問題的討論，乃至歷史文化的分析，三者皆以“中國民族精神”為核心。指出中國文化的特別處(長處、短處)，從而領會其民族精神，這是歷史文化分析的意義。合理人生態度的指點，是正面的講明民族精神。人生實際問題的解決，是指點如何應用民族精神。中國民族精神，照我的認識，就在“人類的理性”。我常說：除非中國人幾千年都白活了，除非中國人沒有貢獻，否則就是他首先認識了人類之所以為人類。我的意思：中國民族精神徹頭徹尾都是理陛的發揮。中國古人很早就認識了人類，而現代學術界對于人類仍無認識!間或有認識的，亦未能在現代學術界占一地位，加以發揮。現代學術界中的心理學家，對人類都無認識。心理學是什么學問呢？就是講人的學問，不是單講感覺、意識、本能、情緒的。雖然心理學是回答人是什么的問題，可是現代心理學界對人類無有認識。世界的心理學，我知其大概，對人類心理都無認識。我覺得有兩個人尚有認識，但他沒有從科學的心理學上表達出來，在心理學上占一地位。據我所知道的，羅素對人類有點認識。他雖然也講心理學，可是他在心理學界沒有地位。泰戈爾對人類有認識，可是他又不能說，因為他是文學家，不能用科學表達其意見。本來應當心理學界先認識人類，惜乎心理學界至今尚無認識。中國古人對人類已有認識，惜乎尚無人去用科學方法為之表達。此即講精神陶煉之大困難!人類心理在今猶屬疑問，人類活動的法則是如何，心理學家都沒有找清楚；而我們的根據又在人類心理——理性——所以比較難講。雖然如此，可是我在人類心理上用過工夫，可以給大家講。講鄉村建設理論時有一部分是講人類心理，因為我是從人類心理來講明人類社會的。可惜沒有多時間，如果讓我單講人類心理，大概講一年半年也不算多。我告訴大家：我對于這個問題研究過，即不能把我所知道的完全告訴大家，也總要指給大家一條路，讓大家承認中國古人對人類有認識。這是在我的研究上可以保證的。關于中國古人所發見的人類理性，我能指給大家看，并不是拿一個紛紜無定的哲學議論來領導大家。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不是這樣。
前幾個月，我看見一篇文章，叫做《性教育的先決問題》(載4月30日《大公報》副刊“明日之教育”欄)。作者是袁敦禮先生。袁先生是國內知名的體育家。他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很清楚，很透亮，很明白，簡直無疵可指。其大意是說：“性教育，今已至困難時代。你不能把性教育即等于性衛生；單從生理衛生上來講性教育，是不夠的。從前還有許多事實可以從衛生方面去講明性教育；現在醫學方法較前進步了，它無所怕，所以你講性教育已不能從生理衛生的觀點說話，必須找到性教育的社會根據。有社會的標準與理想，方可指點青年，讓他謹慎。所以講性教育的時候，沒有理想的、標準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即無從講起，故必于自然科學之外找社會科學的根據。”其所謂先決條件者指此。可是說到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的標準，簡直沒有人敢說。本來不同的社會之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就沒有一致過，從來沒有標準。越觀察民族社會，越會虛心，越沒法講性教育。袁先生的意思是要求先解決社會標準、社會理想(即確定婚姻制度與家庭制度)，再來談性教育。我想告訴他：你的話都對，別的談性教育的人也許尚未見到；可是你錯了!你錯在想從社會科學來解決社會標準、社會理想，從社會科學來確定婚姻制度、家庭制度。這個問題誠然是社會科學中之一部，然非從自然科學的生物學與心理學中找出根據，便無從確定。他曾露出一句話：“家庭婚姻制度，自一面說是反乎自然的辦法，而另一面亦即人之異于禽獸而有今日的文化的原因。”袁先生的這種話，是現代一般心理學家的見解。他們看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是文化的、人為的、后天的、反自然的。社會上所有的道德標準、制度禮俗，都是反乎自然而強為的。因為人類想要社會有秩序，所以他自己想法子抑制其自然的沖動來牽就社會；及至抑制成習慣，就形成了禮俗制度、道德標準。普通的見解都是如此。袁先生有這么一個見解，對社會制度是這么一個看法，故不想從心理學找根據，從自然科學求解決，而要在社會科學中去尋求。我想告訴他一句話：你要在這里找是找不著的，你還須從自然科學上、生物學上找；社會在“人”，除“人”之外無社會，你不從生物學、心理學上發見人類心理的真相，不能夠解決社會問題，不能夠確立社會理想與社會標難。我常常說：我們想認識人類，還得從人類在生物界的地位上去認識，不能拋開生物學的見地來認識人類。雖然人類在生物中是超群出眾的，然而究竟還是生物，所以非從生物界中認識了人類，便無從確立社會制度。此問題之核心，在人類心理；而人類心理的表現則在中國民族精神，所以民族精神是我們講精神陶煉的核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鄉村建設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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