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古今中外皆然。布羅代爾曾不無“傲嬌”地指出，18世紀早期歐洲跨地區市場的高度整合，永遠結束了以往曾出現的“令人恐怖的”大饑荒。18世紀中期以后，歐洲只出現過相對小規模的糧食匱乏，這種匱乏可以通過糧食市場的調劑來解決。
中國自清代中期成為人口大國后，糧食問題的壓力一直揮之難去。同時期的中國幅員和歐洲相仿，也出現了一些專業化糧食市場，但整體而言市場整合程度顯然不如歐洲，而與歐洲相比，又多了一個中央集權政府。此一集權政府如何與市場相結合來解決糧食問題，其行為背后的觀念體系為何，績效如何，這些問題的答案無疑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與人們普遍認為的相反，清朝政府對市場的作用非常看重。為了更好發揮市場的調劑作用，乾隆鼓勵私營糧食貿易，為此他一再禁止地方官員限制糧食輸出。1736年，乾隆取消了實施很久的限制內地從東北地區買糧的禁令。
為了鼓勵糧食流通，清政府還想出了“稅收優惠”這一頗具現代感的調控措施。乾隆即位第一年，便應兵部尚書甘汝來之請下詔免除給貧困地區運輸糧食船只的船運稅，甚至還允許船商在歸途中運輸糧食以外其他商品時也免交船運稅。
此外，清朝政府還從培養“市場主體”的角度來推動地區間的糧食流通，比如支持糧農去市場交易糧食，發放低息貸款資助長途運糧的船商，對向長期糧食匱乏地區輸送糧食的商人授予榮譽稱號和官職等等。
當市場自發的調節可能會對糧農造成傷害時，以陳宏謀為代表的清朝“經世派”官員們會主動介入，以熨平市場的波動。在陳宏謀就任湖南巡撫那年，湖南的糧食大獲豐收，結果產供于求，加之銷售不暢，糧農面臨虧本買賣的前景，因為他們急等現金去購買“針頭線腦”等剛需產品。
與此同時，陳宏謀發現當時江南有不少大米批發商已經聞風而動前往湖南去買糧。為了避免“谷賤傷農”，陳宏謀下令湖南的縣吏們先從農民手中收購糧食，然而再轉賣給剛剛到達的外省商販，從而避免糧商過度壓低價格。
除了確保國內糧食市場的順暢運作外，清政府還一步步對海外糧食市場進行開放。開朝之初，為了打敗鄭成功政權，清朝統治者實行海禁，對海外貿易一度非常排斥，但到了18世紀，糧食問題是頭等大事，糧食進口越來越被提上議事日程，尤其在那些出口導向的沿海地區。
到18世紀中葉，福建泉漳二府的糧食進口需求已經達到了每年150萬到200萬石，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來自內陸糧食市場。
17世紀時，出于穩定收復不久的臺灣安全形勢的考慮，康熙曾禁止臺灣大米出售到大陸。到了1725年，面對地方官越來越急迫的懇請陳情，雍正皇帝批準買進臺灣的大米以滿足福建沿岸地區的糧食需求。而在陳宏謀更是在1753年成功說服乾隆帝徹底放開對海峽之間貿易的限制，一個雙贏的局面就此出現：福建沿海的糧食需求更好地得到了滿足，而臺灣的經濟也得到了發展，也更增強了對大陸的向心力。
海峽貿易的解凍為更遠方的南洋糧食的進口鋪平了道路。1728年，雍正下令從廈門入關的暹羅大米享受免稅待遇。到了1742年，為了進一步鼓勵大米進口，乾隆下令所有載有從南洋進口大米的船只，其所有的其他貨物可享受最高達50%的關稅減免，具體稅率根據大米進口量而定。
老練的陳宏謀等人應對饑荒危機時也頗能熟練利用市場機制，協調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當從老友兩江總督尹繼善那里得知江蘇的一些地區遭受嚴重饑荒時，陳宏謀主動上奏從湖南調出20萬石大米救災。不過，這批救災糧不是直接免費發放到災區，其籌集、調撥和分發是利用政府和市場“兩只手”來實現的。陳宏謀意識到，如果直接從市場收購20萬石大米，則一來本地供求平衡有可能被打破，損害本地消費者利益，二來從災區前來購糧的糧商可能會因糧價過高而減少采購量，無法緩解災區糧食供應緊張局面，也即“官買仍不能多，而反阻商販之流通，亦覺非宜”。
最后，陳宏謀決定從湖南常平倉調出20萬石的應急盈余糧，發往災區的市場公開銷售。糧食供應的增加將江蘇因饑荒而抬高的糧價壓低至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圍，而兩江總督尹繼善一方面可以利用售糧收益的一部分來償還陳宏謀的糧款，另一方面可以將余下的部分來用于運費和日后的應急性購糧支出。
因20萬石大米的調出導致的糧倉“窟窿”需要填補上，不過老練的陳宏謀沒有急于在糧價趨于上漲的當年就尋求賬面平衡，否則只能導致下級官員壓低價格“強買強賣”而于官民皆為不利，相反他選擇等第二年糧食豐收后糧價出現周期性低谷時出手買糧平倉，既保證了官倉的糧儲充裕，又通過官家購買維系了基礎價格而再次避免了谷賤傷農。
此外，陳宏謀還利用“貨幣手段”來緩解糧荒所造成的危機。1743年，江西糧食極度匱乏，平民百姓手頭些微現金都用來買糧，結果又陷入了“錢荒”，導致市面非常蕭條。陳宏謀沒有通過發放糧食來解決問題，而是從本來要用于購鹽的政府專項基金中撥出白銀三萬兩發放給全省的各家當鋪用于周轉，規定當鋪老板可于收割季節過后收齊了欠款，再償還給官家——在一個前現代的農業社會，陳宏謀居然能想到主動為市場注入流動性，而且意識到提供流動性的最佳途徑是借助民間放貸機構，而非由政府來直接操作，不可不謂相當超前。
當然，由于總體而言當時中國糧食供求的市場化程度的低下——直到18世紀末期全國也只有占總產量10%的水稻進入市場，以及西北、西南等交通困難地區對全國性流通市場形成構成的阻礙，加之不少官員對于糧食市場的管理和運用意識的不足，清朝應對糧食危機的績效談不上特別理想。不過陳宏謀們的經歷可以讓人們以更謙卑的心態來面對市場的力量，畢竟與他們相比，現在的人們有更多的理由和手段——物流的改善、更專業化的分工——來相信和利用市場力量應對糧食問題。
（摘選自《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糧油市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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