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早晨6點20分，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先生于北京醫院逝世，享年102歲。
杜潤生，一個職位并不是很高，但卻可以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很多記憶、很多痕跡、很深印象的人，他也被稱作是“中國農村改革之父”。能夠被稱作“XX之父”的，當然是泰斗級人物，也是在某一領域令人望其項背的人物。而對于杜潤生來說，其對中國的貢獻，顯然不只僅僅局限于農村改革。
作為鄧小平在啟動中國改革時最有力的支持者、參與者、實踐者之一，杜潤生在推動“包產到戶”過程中，可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他在1982年參與起草了中央“一號文件”，才正式確立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使“包產到戶”的爭論得以結束。如果沒有這份文件做支撐，中國在圍繞“包產到戶”問題上，還要繼續爭論下去，不僅農村改革無法向前推進，整個中國的經濟改革都將難以啟動。
要知道，正是“包產到戶”政策的落實，并在中央“一號文件”上予以合法化，才使得那些在基層第一線摸索、探求、試闖的人沒有了顧慮、沒有了擔憂，才敢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大膽地探索和追求，并逐步傳遞和延伸到城市的經濟改革。才有了萬里在安徽的進一步突破、習仲勛在廣東的突破，以及后來浙江溫州個體私營企業的誕生。
杜潤生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叫“給農民自由”。因此，在改革之初，杜潤生就提出給予農民“永佃權”。這可是搞不好要掉腦袋的事，但是，杜潤生還是堅持了自己的觀點，于是，在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他堅持盡可能延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將使用權物權化。也正是有了這樣的堅持，并在起草相關文件時把這些精神也帶進去，才使得中國的改革沒有倒在起點，并最終不斷地向前推進。
對杜潤生來說，他的農村改革思維，影響的顯然不只是農村和農民。如果沒有他在起草中央“一號文件”時的堅持，沒有將“包產到戶”寫入到“一號文件”上，沒有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概念，那農村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啟動起來，萬里在安徽的大包干就有可能膽死腹中，而廣東、浙江溫州等地的城市經濟改革，也會因為農村改革的停止而推進的難度更大、成功的希望更小。從這個角度來講，杜潤生所推動的，不僅僅只是農村改革，而是整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當杜潤生因對農村改革和發展乃至整個經濟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而獲得了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后，已經95歲的杜潤生卻在頒獎典禮上表示，家庭聯產承包制是農民的發明，我們只是進行了調查研究理論化。雖然這是謙虛的表現，但是，卻引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尊重農民。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在農村問題上有一條原則：尊重農民，讓農民真正解放。實踐證明，只有真正尊重農民，農村工作才有希望，農村發展才有希望。否則，一切都是假話。
進一步想，既然農村工作需要尊重農民，農村改革是在尊重農民的基礎上形成的。那么，城市工作是否也應當尊重城市工人、城市居民呢？是否也只有在尊重工人、尊重城市居民的基礎上，才能夠真正把城市工作抓好呢？顯然，這個道理在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建設、城市改革中也是非常適用的，是真正欠缺的。中國的城市發展，所以出現了許多問題，發生了許多矛盾，就是因為沒有充分的尊重城市工人、尊重城市居民，沒有能夠把城市工人和居民的“發明”，像杜潤生那樣通過調查研究理論化。毫無疑問，這對城市的管理者和研究者來說，是一種警示。
所以，無論是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對于擁有政策制定權、決定權、建議權和參與權的人來說，有沒有一種像杜潤生那樣充分尊重大眾的意識，并把大眾在實踐中形成的經驗總結成理論，并加以推廣，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是經濟社會發展能否順利的關鍵。中國的改革能夠從農村起步，并順利向前推進，除了有像杜潤這樣的一批改革者之外，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充分尊重民眾的意愿、吸納民眾的意見，并在民眾中進一步推廣。這就是杜潤生這位“農村改革之父”帶給我們的最大思考，也是最大收獲，更是最大遺產。所以，杜潤生之于中國，自然不只在于農村改革。
眼下，中國改革又到了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許多理論方面的問題又到了需要突破的時候，不僅農村有很多需要突破的問題，如土地的權屬問題，而且城市也有很多需要突破的問題，如國有企業的產權問題、財稅問題、金融問題等，杜潤生的充分尊重民眾理論，顯然又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了，關鍵就看各級在改革過程中，有沒有民眾意識了，有沒有把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起來的意識了。
毫無疑問，新一輪改革需要有更多像杜潤生這樣低調但不失高大、謙虛而不失果敢、簡單而不失堅毅的人，需要有時刻把民眾放在心中的人。如果都能像杜潤生那樣，把民眾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改革的阻力就會小得多，改革的動力就會大大增強。而受到杜潤生影響的決策者們，很多方面的思路與做法，顯然也與杜潤生有許多相似之處，這當然是令民眾最為信任也是最為放心的地方之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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