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老人在自然法則下不可逆地慢慢凋零，為這個仍然雄關在前的國家，平添了幾分秋瑟。
10月9日晨，被尊稱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問題研究中心原主任杜潤生，于北京醫院辭世，享年102歲。繼今年7月15日99歲的原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逝世后，曾領導了上世紀80年代那場波瀾壯闊的中國農村改革的老一代改革促進派，接踵走完了光耀史冊的人生。
杜潤生的大女兒杜霞告訴財新記者，10月8日早晨，杜老情況開始迅速惡化，醫生搶救無效，于9日早晨6時20分左右去世。這期間杜老沒有來得及留下任何遺愿。
杜潤生出生于1913年7月，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后，作為中國高級領導干部中權威的農村問題專家，杜潤生親身參與了圍繞“三農”問題的許多重要決策。上世紀80年代，在改革窗口開啟的歷史節點，古稀之年的杜老，以一種圓融的藝術，中化上下左右爭論，以五個“一號文件”出臺為標志，推動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大突破。與此同時，一大批年輕人在他的引領下登場，走向政治、經濟、社會的舞臺中央，留下一連串閃光的名字。杜老一生，無山頭而門生眾。
10月11日上午，杜潤生家人在其位于木樨地的家中設立靈堂，開放吊唁。上午8點半左右開始，劉鶴、陳錫文、韓俊、盧邁、周其仁、翁永曦、黃江南、張曉山等門生故舊陸續來到靈堂，吊唁杜老。之后幾日，又有胡啟立、田紀云、白春禮、杜導正、胡德平、林毅夫、高尚全、段應碧、劉源、杜鷹等前來吊唁。杜老的故交、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也攜財新全體員工送上挽聯：“改革先驅杜老千古”。
本刊特約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撰寫回憶文章，以紀念杜潤生老人，緬懷老一輩改革先驅的改革勇氣與人格魅力。
——編者
10月9日早上剛上班，陳錫文同志告訴我杜老走了。聽到這個悲痛的消息，我心中充滿了對杜老的無盡哀思，杜老和藹可親、諄諄教導的音容笑貌不斷浮現在我眼前。盡管我知道杜老已過百歲高齡，但我總覺得他走的是那樣突然，總覺得還有無數的迷津期盼得到這位偉大智者的點撥與啟迪。然而，隨著一代宗師駕鶴西行，只能留下終生遺憾。
1988年，我在西北農大讀博士二年級時，應邀在中國農業經濟學會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在這次會上，我有幸結識了前來參會的祖國補同志，他當時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任局長。祖國補同志對我的論文給予很高評價，并與我進行深入交流。隨后，他讓我把讀書期間發表的論文整理一下交給他。當時，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回到北京后竟然把我的論文直接呈送給了德高望重的杜老——中國農經界的最高權威！這是我當時想都不敢想的事。更讓我想不到的是，杜老看完我的文章后當即決定調我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并且親自給陜西省和學校有關領導打招呼，協調我進京工作事宜。
就這樣，有幸得到杜老賞識，而且在他的直接過問下，我才有機會走進慕名已久的“九號院”，成為“杜潤生徒子徒孫”中的一員。每每念及杜老與我素昧平生，卻給了我人生最大的幫助，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我的心中都充滿了無限感激、感動和溫暖。在我人生最關鍵的時刻，有幸得到這樣一位偉人的指導和關懷，這是我人生最大的榮幸。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起步的，杜老作為思想解放的先驅，親自領導、開創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偉業，無愧于“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光榮稱號。杜老的改革思想將永遠是我們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杜老高尚的人格魅力將永遠是激勵我們不斷前行的指路明燈，杜老對中國農民最質樸的熱愛將永遠是我們做好“三農”工作最需堅守的精神法寶。
回想起與杜老交往的一件件往事，歷歷在目，猶如昨日。記得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全國興起改革熱潮。當時我擔任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農村經濟》編輯部主任，我們在北京組織了“九十年代農村改革與發展新經驗研討會”。我邀請杜老出席，他欣然同意。在這次會議上，杜老作了題為《關于90年代我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若干問題》的長篇報告。會后，《中國農村經濟》1992年第9期以《深化農村改革加快市場發育》為題發表了杜老的報告提要。杜老的講話和文章在思想理論界引起了巨大反響，為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農村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指明了發展方向。杜老指出農村改革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可以相容，深化農村改革的關鍵在于加快市場發育，要完善各類經濟主體的經營體制，發育產品市場，發展生產要素市場，發展第三產業和城市建設，同時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即便從現在來看，杜老當時勾勒出的農村改革藍圖仍然是十分細致、清晰的，富于戰略性和前瞻性。
杜老之所以能贏得大家的敬重，就在于他能夠把觀察問題的獨到眼光、考慮問題的深邃思想和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集于一身，從而把指導中國農村改革的思想理論和最廣大農民群眾的基層實踐有機結合、融為一體，就像深夜里的一盞航燈，始終指引著中國農村改革這艘大船前行的正確航向。
1995年，我和陳錫文、杜鷹、林毅夫等同志一起陪同杜老、何康等老同志到無錫考察鄉鎮企業。當時，鄉鎮企業改革還沒有破冰，朝哪個方向改、怎么改等等，思路都不明確。杜老非常尊重基層創造的經驗，每當遇到重大問題，他都要先摸清基層情況再做判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杜老帶我們來到無錫。在無錫的考察中，杜老指出“大樹底下無雜草”，如果不放活體制，不打破國有企業壟斷格局，鄉鎮企業將沒有任何發展機會；如果不推進鄉鎮企業產權改革，產權不明必然導致“窮廟富方丈”現象。杜老的分析判斷可謂一針見血。
記得是到無錫的第二天深夜，我聽見有人敲門，打開門一看是杜老，他說：“小伙子，借我點東西，我要起草明天的講話稿，房間里的稿紙用光了，借我一點稿紙?！碑斕焱砩隙爬暇褂H自起草了厚厚一摞講話稿，當時他已經是80多歲的耄耋老人了。杜老的勤奮敬業讓我深受感動，這對于他來講可能只是一件平凡小事，卻是我一輩子都忘不掉的無聲教誨。
杜老常常告誡我們，找不到病根就開不對藥方，要想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國農村的真問題，而發現真問題比怎么解決問題更重要。杜老作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決策者，能夠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做出這么重大的貢獻，就在于他始終站在農村改革的最前沿，用心傾聽來自基層的聲音，用心了解農民的所思所想，用心總結基層政府和群眾的創新經驗，畢生致力于發現和解決中國農村的真問題。
農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頭戲，當前，抓好農村改革，必須從總體上把握好方向，防止農村改革走偏跑調，避免犯不可挽回的方向性錯誤。農村改革要破解的難題很多，要把這項工作順利推進下去，我們就要牢記杜老教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漠視農民、不顧農民冷暖，要心中始終裝著農民，尊重農民意愿，著力解決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杜老雖然永遠離開了我們，但他親切而深邃的目光將永遠激勵著我們。
（作者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周刊》 2015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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