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一生為中國革命、新中國建設和農村改革開放努力工作，為農村改革開放提供思想指導和政策分析，研究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連續主持起草1982年至1986年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杜潤生文集(1980—2008)》集中體現了杜老的農村改革思想，這些都是對新中國農村改革歷史的總結與思考。
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保障生產自主權。人民公社時期大幫哄式的生產效率低下，導致糧食減產和供應不足。這種體制遏制了家庭和個人的生產積極性。事實證明，農業的一般特點和中國農情決定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的不同，從而影響農業生產責任制。杜老指出：“農業的一般特點有三個：一是農業生產對象是土地和有生命的動植物，受許多變動因素影響，因此特別需要生產者對生產的高度關心;二是農業勞動價值凝結物只表現為最后產品;三是主要生產資料是土地。中國農業特點是人多地少，為保證食品需求，必須保持土地生產率的不斷增長，因此要在更大程度上精耕細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滿足這些特點的好形式。
發展農村合作經濟提高農民家庭收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保證了國家糧食供應和解決了農民溫飽問題，但是它卻明顯存在一些問題，如“計劃種植、農機利用、水利設施的維護和使用、地塊零散、軍屬和五保戶的優撫、民辦教師和赤腳醫生的待遇等”。溫飽問題解決之后是致富問題。杜老指出：“農民在解決溫飽問題以后，還要求經濟得到發展，要有新的生產資料，如化肥、機械等。這就會遇到擴大投入和資金短缺、分戶經營和擴大再生產的矛盾。唯一的出路是在自主經營的前提下加強聯合。大規模的進一步的聯合，要在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專業化、社會化普遍出現的時候。”
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夯實基層組織基礎。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才能為基層組織提供財政基礎，進而更好地提供村級公共服務。時至今日，我們看到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中的分過于普遍，而統則顯得薄弱。杜老非常理性地看待農業生產責任制和集體經濟的辯證關系，指出“在集體經濟的前提下，肯定個人利益，發展個人利益;在個人利益得到發展的基礎上加強集體經濟，使集體和個人都有相互獨立又相互協調的利益，都成為商品交換的承擔者，都受到不斷的經濟激勵，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集體公共財產非常重要，杜老在調研中聽到河北農民對集體財產說了這樣三句話：“干部舍不得，群眾離不得，生產少不得。”
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杜老通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改革歷程的分析，總結出“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市場問題。市場形成價格，科技降低成本。市場分解與轉化自然經濟，推進分工，加速商品化，優化產業結構。為改變大量人口密集于少量耕地上的自給性過大的格局，必須堅定不移地向市場經濟過渡”。改革開放后仍然實行一段時期的統購統銷和國家定購等實踐證明：違背市場規律，資源配置效率將極大降低。因此，杜老指出“農民引入市場機制，不論公有制、私有制，只要產權明確，具有充分的自主權，就可以參加市場競爭，接受優勝劣汰法則，發揮自身的資源優勢，不斷改進技術，提高經濟效益”，“由市場根據供求關系形成價格信息，據此配置資源。提高農民購買力，發展農村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強調組織農民自己的合作商業”。鄉鎮企業就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村為了解決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發展市場經濟的例證。
發揮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導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界定政府職能為“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對于農村改革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杜老指出：“政府職能轉化與市場發育是體制轉換中必須同時并舉的兩個方面，不可忽略其一。”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政府近期的目標有：“一是發育產品市場，改變價格形成機制。二是發育要素市場。金融方面，銀行利率浮動、活躍資金融通，試辦證券市場，發展各類金融組織，推行股份制。勞動力流動，科技人才流動。土地所有權、承包權、使用權分離。三是承擔可供共同利用的、方便市場交換的大規模設施，如交通、通訊、水利、銀行等項建設，為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創造條件。”“農業現代化的主要標志是形成一個綜合生產力，包括：(1)農用工業品，如化工產品、機械設備、燃料等的供給;(2)科學技術、教育訓練;(3)水利工程、加工、儲運基礎設施;(4)市場條件經營結構、宏觀政策。這些要素都不能在原來傳統農業基礎上自發成長起來，都需要從外部投入。”那么，政府在這些外部投入中就應承擔主導作用。
促進城鄉之間和工農之間協調互動、統籌發展。改革開放之前的人民公社體制、統購統銷制度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遏制了市場的發育，割斷了城鄉之間和工農之間的均衡互動，最終不利于城鄉和工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杜老指出：“農村現代化除了取決于農民的艱苦奮斗之外，還取決于城市在物質、技術、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應該互為市場，互相提供服務，共同協調發展。”“農業要為工業服務，要為市場服務，提供價廉物美的東西，提高產量，改善質量。要發展創匯農業，盡可能減輕國家負擔，自己積累資金，利用本身積累擴大生產。”“城市幫助農村主要是吸收更多的農民進城就業，緩解農村人口與土地間的緊張關系。同時向農村輸送人才、技術、信息，幫助農村改善產業結構，使農林牧、種養加、農工商的結構逐步合理。這也是農民致富的重要保證。”“城鄉之間不僅僅是工農產品的交換關系，而且要添上一個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經濟聯系，這種關系帶動技術轉讓、人才交流、資金對流，帶動小城鎮的發展，形成一個比較均衡的工農業布局，城鄉相互支持、協調發展、共同繁榮。”
杜老的這些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指導下通過豐富的調查研究獲得的。如他在書中反復強調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生產責任制要有利于調動個體積極性和集體積極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辯證看待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的不同、不同地區發展情況的差異性等等。他的治學精神值得當代人，特別是農村研究學者學習。
◆鏈 接
杜潤生，原名杜德，1913年7月出生，山西省太谷縣陽邑村人。他被公認為是黨內最資深的“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專家，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決策者和親歷者。
杜潤生于1932年10月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群眾組織抗日反帝同盟會和社會科學家聯盟。1934年考入北平師范大學文史系。1936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于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10月9日早晨6點20分，杜潤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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