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起鄉村事件的實證分析
內容提要：村莊共同體在承載生態多樣性、維系鄉村社會秩序、彌補國家基層治理不足等多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然而，在鄉村人口分化和流動的背景下，以自然村為單位的村莊既不是滕尼斯式的村莊共同體，也不是原子化狀態，而是呈現出介于二者之間，但趨向原子化的一種狀態。文章通過個案研究發現，村莊精英借助村莊差序格局關系的內部社會資源和自身具備的外部資源，以行動干預方式，塑造并發起具有共同情感的符號和集體認同的村莊事件，發揮新媒介對村莊資源的整合功能，彌補國家基層組織應有的利益分配和社會治理功能，使“事件團結”再造村莊生活共同體和推進鄉村建設具有可行性。但也應看到，村莊生活共同體再造還需國家有條件的制度干預，最終實現村莊集體利益的公正分配，這是推進鄉村建設必須面對的現實基礎。
關鍵詞：村莊精英 行動干預 新媒介 事件團結 村莊生活共同體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研究：聚焦人口流入型地區”(15ZDC007)，以及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土地流轉與農民生計模式轉變研究”(15CSH041)的前期研究成果。
未來一段時期，以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為動力的現代化將使大部分鄉村凋敝和衰敗成為不可抗拒的趨勢。不過，鄉村為人類提供基本的生活資料、承載生態文明和傳承農耕文化的功能并不可能完全被替代，并且中國鄉村未來四五十年仍將有數億人生活居住。相對于近年來，以農家子弟為主體的新城市人對鄉村無益的哀嘆和批判而言，如何基于轉型時期的鄉村實際，通過行動干預，從以村莊生活共同體再造推進鄉村建設的實際出發，讓鄉村與城市“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更為可取。
一、研究問題與“問題鄉村”
涂爾干認為，從血緣中產生的親和力是維系人類早期的氏族(家族)成員相互結合的主要力量，這種結合建立在相似性較強的基礎上[1]136。其中，共同體是人類結合的一種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形態，是一種原始的或者天然狀態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統一體[2]52-66。它主要是在自然群體(家庭、宗族)里實現的，也可能在小的、歷史形成的聯合體(村莊、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聯合體(友誼、師徒關系等)里實現②。鄰里關系是在村莊共同生活的普遍特性，居所相近，引起人們無數的接觸，相互習慣，相互熟悉。中國以姓氏或以宗族集聚的傳統村莊表明，它的形成是長期以血緣為基礎，以地緣為形式的普遍事實。因而，人們基于血緣、地緣也就形成了“差序格局”和“倫理本位”的社會關系結構[3]25，[4]76。正是在這種低度變動的結構中，個體之間形成了互助合作、長老統治和無訟的社會秩序。這既使個體在村落公共空間里完成了初步社會化，又確保了傳統鄉村社會秩序的維系，有效彌補了國家治理能力的不足。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圍繞中國鄉村是否存在共同體這一主題，以平野義太郎、清水盛光為代表的肯定派和以戒能通孝、福武直為代表的否定派展開了討論[5]。前兩位認為中國農村存在著“鄉土共同體”，它從自律性連帶的性質中體現出來。而后兩位認為，華北村落缺乏共同性，原因在于階層分化和宗族制約，因而只是一種生活共同體。然而，就在日本學者討論中國是否存在村莊共同體這一問題時，鄉村社會基礎已經發生了深刻嬗變。尤其是在中共執政后的前30年，國家政權擠壓了村莊原有的自律性自治力量。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終結、土地承包到戶以及市場經濟的逐步侵入，鄉村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引起了人際關系的變化，村莊集體生產協作模式被單家獨戶的自主生產模式所取代。產業結構分化和農民職業分化后，村民之間傳統的農耕協作、建房幫工，甚至是婚喪嫁娶的餐廚作業也逐漸機械化和市場化。國家各種撤村并組或并村建(社)區政策打破了村莊原有的地理空間的邊界，村莊成了“半熟人社會”或是“無主體的熟人社會”[6-7]。進入20世紀90年代，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形成了6000多萬留守兒童和2.7億農民工③。鄉村開放性增強，農民的生活方式、思維習慣逐漸城市化，自主意識和流動空間超越了村莊血緣和地緣的邊界。他們從緊密結合走向松散，成為“社會化小農”[8]。村莊共同體面臨著稀釋和瓦解的危機，導致其原本承擔的多重作用也受到了削弱，鄉村基本的公共生活秩序和公共產品供給難以維系。盡管在新農村建設之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顯著提高，但農村生態、文化和政治建設等方面形勢依然嚴峻[9-10]，[11]152。地方性自治實體和共同體意義上的村莊難以抵抗不同尋常的市場力量，而流動的農民被市場力量在經濟領域與生活中剔除共同體，成為了個體化的勞動力而已[12]。日本學者的爭論使我們認識到，無論是“鄉土共同體”還是“生活共同體”，都可能只是歷史的寫照。
由此可知，當前部分鄉村空心化和人際關系“原子化”[13]12已是不爭的事實，村莊顯然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共同體。但不可否認，“千百年以來直至近代，農民兼有小私有經營者和村莊共同體一員的雙重性。他們既不乏個人利益的計算，又尊崇著互助、友愛的道德規范；在謀求個人致富的同時又離不開對共同體的依賴”[14]8。農村原有的宗族、宗教和戲樂及互助組織并沒有真的消亡，它對鄉民動員仍然有很大的號召力[15]。因此，整體而言，目前的鄉村性質既不完全是滕尼斯意義上的共同體，又不同于平野和福武直各自所定義的共同體內涵，也并非完全原子化，而是處于一種兼而有之的混合狀態。但事實上，從批判、專業、公共和政策社會學四個維度來觀察，村落共同體的存在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16]。那么，如何在兼具“共同體和原子化”，但趨向原子化的鄉村背景下再造理想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再造的邏輯和機制是什么?它與平野、福武直所指的有何異同?國家、村干部、村莊精英和村民之間呈現出的復雜關系對此又有何影響④?本文擬從行動-干預社會學的立場出發，以關中義村立碑護樹這起“雞零狗碎的地方故事”為例⑤，試指出理想的村莊共同體再造和鄉村建設所面臨的現實困境以及目標實現的可能途徑。
二、地方故事與曲折情節
義村是一個自然村，與禮村組成一個行政村，距省會100公里。全村三大姓，80戶左右，400余人。除少數在外包工程、跑物流和開餐館之外，大部分年輕人在西安、深圳等地常年以打工為主，約占全村總人口的50％。隨著他們流動范圍的擴大，全村僅是外地媳婦就來自湖南、臺灣等8個省。因學校撤并，孩童隨父母在外上學后，留守人口以老人和部分婦女為主，農閑時節他們以打麻將為主。2006年新農村建設以來，義村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大為改觀。全村近90％以上農戶建了新房，10多人已在省會等地購置房產。可見，由于村民出外打工、通婚半徑擴大和教育政策等因素影響，義村呈現出開放流動的狀態。外出村民忙于生計，自然無心關注通水、架線等村莊集體工程，留守的村民也是消極出工或不出工。正如在職攻讀某高校博士學位的村民天鳴所言，“村民精神文化相當匱乏，集體意識淡薄，人心都是散的”。
2015年11月中旬，天鳴偶然在熊培云的書中讀到：“村民曬場上的那棵老樹有幾十米高，不僅在我孩提時代給了我昂揚挺拔的斗志，同樣見證了這個村莊的幾百年歷史”[17]5。可就這樣一棵被作者賦予極高意義的樹后來竟然被連根刨出販賣到了城市。在天鳴看來，名校畢業且從事傳媒工作的熊培云以他的影響力保護這棵樹應該不難，但事后只是無用的痛惜。由此，天鳴想到義村有兩棵近200年的皂莢樹和槐樹之前險些也被村干部賣給樹販子。據村民講，清末同治回亂事件后[18]，全村的房屋毀于戰火，經濟發展倒退數十年，村民被迫修筑土堡，在堡內掘地挖窯洞居住，后來村民常稱土堡為老城。村民在老城東門口和東南角分別栽植了皂莢樹和槐樹，后來，這兩棵樹下成了休閑納涼和集聚議事的場所。1980年代村民建房后陸續搬離老城。1995年，老城被平整為耕地，只留下了見證義村近200年歷史的這兩棵古樹。鑒于熊培云家鄉的古樹未能保護的教訓，天鳴覺得與其事后哀嘆，不如立即行動。通過為古樹立碑，趁機借村民春節回家之際舉辦紀念活動，以此激發他們關注自己切身利益，參與村莊建設的集體意識，這都將可能為鄉村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有此想法后，天鳴考慮如何動員更多的村民從參與村集體立碑護樹行動開始。
(一)微信群空間的年輕村民動員
2015年11月28日晚，天鳴將立碑護樹的想法與幾個同齡村民提前電話商量后，在義村微信群里正式公開，但他并未表明立碑的直接目的是保護古樹，因為村長的兒子也在群里，而村長與自己又是門挨門的鄰居。提前電話聯系好的幾個年輕人立即圍繞此話題開始烘托氣氛：“我們生在老城，長在老城，在里面放牛、割草、烤火，在城門口爬皂莢樹。這事是幾代人的好事，說干咱就干”。這些提議得到了大部分年輕人的認可。12月3日晚，天鳴擬訂的方案公布在微信群里讓大家提建議。他寫道：“村窮人心散，平時沒人氣，文化活動少，生活沒盼頭，村民鄉土意識淡。為凝人心，聚民力，熱愛家鄉，建設家鄉，歡歡喜喜過春節，和和美美過日子，因此集資立碑紀念”。同時，他將活動主題擬定為“根植鄉土，同心成城”，意思是村民要像兩棵老樹一樣扎根在這片故土上，村民團結起來要像老城城墻一樣厚重堅實。針對村民認為村集體賬務存在問題這一事實，他提出“團結、民主、公開”等原則，承諾所有賬目都公開，希望對村民的思想意識有刺激作用，借此讓他們學會如何合作、參與和監督，也確保自己得到最大程度的信任。上述幾項提議都得到了群里的村民明確認可或默許。
(二)現實空間內的村莊成員組織
社會動員的核心是情感動員。當情感、心理被調動到臨界點時，行動也就自然而然發生了[19]。年輕人對方案認可后，12月4日晚，天鳴趁熱打鐵，在微信群里帶頭捐了200元⑥。隨后就有13人將微信紅包發給了天鳴，他將每人的姓名和捐款數額及時公布在群里。鑒于立碑是全村人都應知道的大事，天鳴讓村民相互告知，并請在西安工作的云風回村里具體協調此事。云風聯系到在外省工作的同族叔叔俊明，他對此熱情很高，捐資并作《古樹賦》一篇。皂莢樹下的主碑正面題寫“根植鄉土，同心成城”八個字，背面撰寫村史和立碑目的，《古樹賦》則刻在槐樹下的副碑上。天鳴在村民們逐漸表示支持后，他讓云風拜訪村長商量此事，請村民富明和生利擔任大工并牽頭負責施工，請老書記和村民組長牽頭負責動員其他村民。其中，由老書記負責收取村民現金捐款和支出，組長負責統計村民出勞情況、采購施工材料以及組織鑼鼓隊和秧歌隊排練節目。在村民陸續捐款的同時，天鳴在網上定制了不同的紀念品，全部印上“根植鄉土，同心成城”和“立碑紀念”等字樣，以此表明立碑護樹是值得紀念的大事，而參與的村民更值得肯定和激勵。
(三)立碑施工過程的幾度曲折
12月18日，在鑼鼓和鞭炮聲中，皂莢樹下動土后不久就發生了激烈爭吵。富明想把皂莢樹的保護圈擴大，生利說要按村長的原計劃進行。其實，對村長曾打算賣樹以及對外私自承包土地的這些行為本來就不滿的富明心有怨氣。天鳴經半個多小時電話調解后施工才得以繼續進行。當天，云風和兩個村民去縣城定制紀念碑，他們認為雕刻祥龍的主碑大氣，而且有中國人是龍的傳人的文化象征。在群里征求村民意見時，村長兒子明確反對，他們家人都是基督徒，而基督教和龍之間是沖突的，因此不得不重新選碑。12月23日，短短六天后兩棵樹的圍墻施工就已結束。為綠化通往古樹的道路兩邊，年輕人要去被承包出去的村集體土地上的苗圃挖樹苗。他們認為村長對外承包土地村民并不知情，且數十萬承包款不知去向。“趁做綠化的借口把事情弄大，就算是公安局來人也不怕”。因參與施工的村民組長負責看護苗圃，他提前將消息告訴了村長，村長到別的村把樹苗拉回來才算暫時平息。
(四)國家基層干部的承諾與失信
沒有村干部以及基層政府支持，僅靠村民自發力量進行村莊建設將會面臨很多困難。鑒于此，12月15日，天鳴在村民們基本支持后和村長就立碑事情第一次電話聯系。村長當即表示大力支持，立碑施工費由他負責解決。當施工結束后費用超支6000元時，天鳴電話聯系村長，村長一改最初的承諾，說村里沒錢，他再想辦法，后來也就不了了之。2016年1月6日，村支書表示愿意代表村集體承擔2萬元費用。天鳴認為，村支部書記表態意義非凡，這表明立碑不僅是村民在自發行動，還有執政黨的最基層組織也在行動，共同參與到鄉村建設中來。但經過三次聯系后，村支書干脆說下面村里的事他不參與了⑦。1月21日，紀念碑運回義村。當晚，村民組長和生利發現碑上竟沒有村長名字，他們立即電話聯系天鳴。“村長第一天確實是來過工地現場的，而且是他聯系的推土機。再說村長和你也是鄰居，村長的兒子和你們關系都不錯。如果回來看到碑上沒他爸的名字，也不好看”。天鳴勉強同意后，他們趁天黑補刻上村長的名字。次日立碑時，幾個年輕人發現“時任村長×××”單獨成列的幾個字后，非常憤慨：“寒冬臘月大家出了這么多力，這事就是給村干部干的，賣地那么多錢，一分錢都沒出，我們都被利用了”。他們甚至當場要砸毀石碑，想把長期對村長的不滿轉而發泄到此事上。現場其他人極力勸說后，他們揚長而去，表示再也不參與村里的事情。為確保紀念活動照常進行，天鳴分別給幾個憤怒的年輕人打電話：“立碑的事情是我們自己的事。村集體賬務問題暫時不好解決，這事要慢慢來。先確保立碑紀念活動順利，讓咱們年輕人團結起來更重要”。
為消除外界誤以為立碑是由村干部發起且成為他們向上表明自己治村的政績，也為擴大村民自發建設家鄉的影響力，1月31日，天鳴選擇距春節7天時，借助全縣微信公眾號發布了立碑的目的和過程，得到本縣乃至鄰縣民眾和許多高校學生的關注。天鳴在協調村內矛盾的同時，仍在外爭取解決資金缺口問題，包括向以弘揚藍田呂氏兄弟鄉村治理思想的某公司和縣文化局等部門尋求幫助，都無果而終。最后，天鳴、云風等四人每人補捐1200元，而村里絕大部分人捐了100元。
三、事件中的村民集體行動
2月6日(臘月二十八)，天鳴回到義村后上門答謝并邀請出勞出錢的村民及其他村民一起參加春節立碑紀念活動。村長雖沒有出錢，但他還是請村長代表村里講話。2月8日(春節)上午，紀念活動正式開始。首先是義村三姓代表面向紀念碑和老城原址上香敬酒，共同祭祖；其后，天鳴、新老村干部和捐款村民等代表分別講話；為鑼鼓隊和秧歌隊授隊旗——“義村村民文藝隊”；最后為70歲以上老人、學生和出工村民分別贈送保溫杯、紀念章和毛巾等紀念品。籌備近3個月，濃縮為3小時的立碑紀念活動終于結束。在村民看來，“今年過年熱鬧，年輕人和積極勞動的大部分村民辦了一件大好事，以后誰再也不敢賣樹了”。周邊村落與義村相比，格外冷清。外村人以羨慕的口吻說：“義村年輕人就是厲害!”然而，他們并不了解熱鬧的背后充斥的爭吵、抱怨和利益糾葛。但在天鳴看來，在土地承包到戶和稅費改革之后，能把松散的村民組織起來立碑護樹并舉辦紀念活動，這種集體力量的形成并非偶然。
(一)村莊內外精英積極的行動干預
帕累托(Pareto)對“精英”的最初定義是指最強有力、最生氣勃勃和最聰明能干的人[20]13，是一個中性詞。而田原史起對中國農村精英定義是在農村較有影響力、威信較高，可超乎私人利益，為公共利益、共同目標發揮帶動能力的個人，或者是在必要時能發揮這種潛在力的個人[21]9。在中國語境下帶有褒義性，更多指的是“德才兼備”的人。根據田氏的定義，處于體制之內的義村村長顯然并非精英，而帶頭的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資金的天鳴、云風，以及通過求學在外工作的俊明、永紅，還有早年當兵獲得提干后在省委工作的興業等人，這些有一定能力和愿意為公共利益而奉獻的村內外的人才是農村精英。他們的共同參與確保了立碑護樹事件的成功，也間接地影響到了村民日常生活的意義，甚至重構了村內公共利益的分配秩序。如果沒有天鳴、云風等精英，立碑護樹、紀念活動等顯然無法舉行，義村春節自然如往年一樣冷清，古樹的命運也更加不確定。
(二)集體情感的符號意義及其構建
60多歲的興業已多年沒有回過義村，但他在立碑動工時專程回村捐錢。古樹、老城見證了義村近兩百年數代人的生命歷程，微信群里30歲以上的村民也都曾在老城里出生和成長。在記憶的環境中，歷史與記憶在生活中是統一的，因為生活中無處不是歷史和記憶。不過，在現代社會，記憶與日常生活脫離，需要依賴人為的紀念儀式和節日、檔案資料、博物館、紀念碑等一系列外在形式加以保存，從而形成“記憶之場”[22]。鄉土情感基礎上的認祖歸宗和落葉歸根是人們的普遍情結，在老城已平整為耕地，兩棵古樹自然成了村民集體情感“記憶之場”。而“情感只有通過群體成員激發展現和物化于他們共同經歷的意識。為了對象化，他們固定于一些客體，使其變得神圣化”[23]。因此，天鳴提議為古樹立碑，讓村民通過對過去的記憶，努力塑造他們的村莊認同并使立碑行動合情合理。此外，以看得見的集體祭祖儀式，讓村民以身臨其境的方式增強對義村的歸屬感。“通過舉行儀式，群體可以周期性地更新其自身的和統一體的情感；與此同時，個體的社會本性也得到了增強”[24]518。共享的記憶或紀念儀式所營造的時間和空間上的歸屬感又會成為群體和國家認同的基石[23]。而在義村小事件中，將村民集體共享的，但已消逝的無形記憶通過物化、可見，且能長期保留的形式傳承下來。這對于難以通過文字體味和感悟共同記憶，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村民來說，可觸摸的古樹和紀念碑自然起到了承載歷史和塑造認同的作用。曾打算賣樹的村長沒有理由阻擋村民立碑，他反而也要適時參與。
(三)借助網絡技術的村莊組織動員
章友德和周松青認為，網絡動員是社會動員的一種類型，它以網絡為媒介，發布和傳播信息，對網絡參與者施加影響，以達到預期的目標。其中，認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認同是行動者意義的來源[25]。當然，作為行動者的村民如果只對具體事物有認同，而分布廣泛的他們之間無法互動，也就難以在網絡關系中圍繞某一目標形成集體行動。義村年輕人把老照片共享到QQ群空間，同時，利用微信制作并傳播音樂相冊，新媒介顯然改變了人們的記憶方式[26]，使村莊記憶具象化并產生了擴大效應[27]，進一步增強了村民的認同。在青年一代中，互聯網為個體間的互動和動員提供了技術支撐，克服了地理空間的障礙，維持了一個虛擬卻現實的村民互動網絡。如年輕人所言：“微信就是好，能打字、說話、發視頻，還能發紅包”。作為互聯網技術的產物，微信為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提供了門檻較低的交流圈子，成了跨區域即時性的交流工具，使組織動員的成本大為降低。當然，與傳統動員不同，網絡動員是意見領袖、網絡傳遞、情感動員、網絡信任和自下而上的動員[28]。天鳴在義村微信群空間恰恰扮演著動員的角色，他從群成員集體情感出發，提出帶有平等而非指令性的策劃方案和資金用途獲得了年輕人認可，在家中地位較高的他們再將這種想法傳遞給家人。這表明，微信群不同于純粹的虛擬社區，它一般限于熟人之間的互動。義村微信空間動員正是在差序格局基礎上展開的，它的邊界清晰，對象明確，可以與村莊現實人際關系網絡相互重疊且一一對應。村莊內的個體在微信群空間的壓力和氛圍中受到感染，促使最初并不關心立碑的90后也參與到事件當中。
(四)碑上留名的符號及其激勵作用
古樹留存發揮著為村民承載共同記憶和夏日避暑納涼等作用，而村長之所以敢私自出售，正因為他作為村集體的法定代表可以利用產權模糊的機會謀取私利。在立碑事件中，并非所有的村民都積極參與，天鳴等人不可能把那些未出勞出資而享受古樹福利的村民排除在外。最初倡議立碑時，天鳴并沒有計劃將捐款人的名字刻上，但后來許多人在捐款之前詢問時他才意識到碑上留名的重要作用。在得到肯定答復后，更多的村民以較低的成本主動參與其中。林纓在設計美國越戰老兵紀念碑時認為，“沒有一種更好方式使他們(退伍老兵)的美好記憶比把他們的名字與國家象征聯系在一起更加高貴”[23]。對普通農民而言，難以有機會將自己的姓名與高大而抽象的國家聯系在一起，不過，能將自己的名字刻在紀念碑上，足以體現個人的存在感和自豪感，村民其實也只要以較低的成本就能換取這種收益。碑上留名把個人和義村的歷史與未來緊密聯系在一起，符號激勵的作用滿足了他們內心對榮耀感和滿足感的價值追求。
(五)鄉村社會關系網絡的策略性運用
網絡動員的核心在于技術手段的支撐、現實的感情和關鍵人物的引導[19]。天鳴作為事件發起人和策劃人，其核心作用顯而易見，但這并非只是因其個人的后天資源。如前文所指，他在村里輩分較高，大力支持他并捐款較多的永紅等人都喊他叔叔，云風是小時候的玩伴，也要喊他爺爺。天鳴的高學歷和國家干部的身份象征與他所處的鄉土社會的血緣、地緣關系網絡相互作用，為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奠定了基礎。質言之，既有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會網絡結構的結合在動員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9]。例如，老書記動員侄子捐款的原因就是“要看得住門戶”，否則證明自家在義村已絕了戶。正如杜贊奇所言，“文化網絡由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范構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場等方面形成的等級組織或巢狀組織類型。文化網絡還包括非正式的人際關系網，如血緣關系、庇護人和被庇護人、傳教者與信徒等關系………任何追求公共目標的個人和集團都必須在這一網絡中活動”[30]15-16。天鳴對故土的情感早已嵌入到義村文化網絡當中，他又借此推動了立碑事件的成功。有村民說：“天鳴可以號召全村絕大部分人，而村長只能號召他們一家人”。事實上，天鳴已意識到隔墻而居的村長認為自己對他的權威構成了威脅⑧。因而，鄉村社會關系網絡具有的雙重作用也迫使天鳴采取妥協、退讓和回避的態度來處理村民、村長和自身在事件中的各種復雜關系。
四、村莊生活共同體再造的可能
田原史起就中國社會秩序的三個面向——“原子、關系、團結”三者之間保持著何種關系分析到，中國人的社會關系以類似原子的狀態為基礎，在環境或某些條件之下則產生“關系”或“團結”的局面，但隨著環境和條件的變化，社會關系也可能走向原子化，回到原狀。可以說，這樣流動的、可變的一面恰恰是中國社會的特點[21]21。他以另外兩位日本學者的論述進一步佐證自己的觀點。其中，上田信將中國人比作分散在電路上的鐵砂礦，當分散的個體遇上某個事件時，電流就流入電路，鐵砂礦之間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秩序[31]。寺田浩明在討論明清時期自衛團組織以及抗組運動形成“約”的過程時指出，帶頭人的“首倡”與追隨人的“唱和”之間存在一種呼應關系。一方面，“約”并非固定的合同關系，而是為了達成特定目標而臨時成立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它發生在有威望的個人身上，而非自然生成于群眾之間[32]93-97。基于此，田原史起將中國人的結合方式歸納為“事件團結”。而鄉村日常生活中的農民根據事件的性質、個體的利益關聯、情感認同和臉面等多重因素進行理性抉擇。例如，在云南孟連、廣東烏坎等事件中，日常離散的村民因為涉及個人切身利益時才會形成群體性力量。因此，當前鄉村社會既不同于滕尼斯式的“精神共同體”，也不同于平野所說的“鄉土共同體”，而與戒能通孝和福武直所言的“生活共同體”有相近的特征：階層分化、宗族制約，有村內外人的身份意識，但又并非“極為獨立的、赤裸裸”的關系。整體看來，當前鄉村應是介于共同體與原子化之間但趨于后者的狀態。
在義村人的日常生活中，立碑事件與村集體土地承包、村民選舉等事件相互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鄉村社會的復雜面向。大部分村民選擇在“脫敏”的立碑事件中形成臨時的團結關系，而在類似村干部私自承包土地和村民選舉中，他們卻基本保持沉默。這表明，日常生活中的村民在系列事件中只是理性的選擇參與。但不否認，在空心化和趨于原子化的村莊，鄉村血緣、地緣的社會關系網絡仍然存在，村民內心有著對故土懷念和精神文化需求，渴望從立碑事件中分享自豪和榮耀，這是他們參與村莊集體事件的現實基礎。留守村民甚至七八十歲的老人義務出勞，在外的年輕人捐資。顯然，具有雙重性格的村民基于事件性質而形成了“事件團結”。在村莊精英帶動下挖掘可分享的集體情感資源，以新媒介組織流動人口，塑造他們的村莊認同，在事件中喚醒和培育村民的集體意識，這是村民在立碑事件中達成集體行動的基本邏輯。
也需清醒認識到，當前更加開放流動的鄉村，社會性質已深刻嬗變，重建精神共同體和鄉土共同體已非常不易。回歸鄉村日常生活，通過“事件團結”機制再造理想意義的，更高級的團結形式的村莊“生活共同體”不失為一種可能的途徑。需要指出，本文所說的“生活共同體”內涵與戒能通孝和福武直的并非完全相同，是指村民以“分享現代化好處，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為目標，使農村真正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33]8。但前提是村民能夠集體參與推進共同生活居住的鄉村建設。具體而言，再造新的“生活共同體”的鄉村應與城市、村莊外部社會、市場和國家之間形成富有彈性的，收縮自如、分合有度的關系狀態：其一，村莊的未來是有希望的，與城市同樣成為人們理想的生活空間；其二，在一定的空間內，村民基于血緣、地緣而形成情感共享和文化認同，保持村莊內部團結，又不會形成封閉的“世外桃源”，而是成為現代社會的一部分；其三，村民內部形成經濟互助協作，又不排斥現代市場經濟規則；其四，既能依賴于村莊內生的集體自治力量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維系基本秩序，又能與國家之間形成良性的協同關系，最終成為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那么，理想的村莊生活共同體再造的主導角色由誰來承擔?在義村立碑事件中，普通村民在村莊精英主導下才成為事件團結中的主體。從嚴格意義上講，天鳴戶口遷出后已不再是義村村民，但他將自身積累的學歷、經驗等外部資源與村莊內差序格局結構中的關系資源相結合，從而發起和策劃了立碑護樹事件。另一關鍵人物云風也是在外承包工程積累了一定的經濟資本而獲得了村民的認可。他們精心設計事件中的各個環節：碑上刻名、祭祖、定制紀念品，動員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群體參與，促使村民增強“我是義村人”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而國家并無明確的職責和足夠的動力參與到義村瑣碎的立碑護樹事務中去，底層社會有國家力量不能或不愿到達的角落[34]。這對于建立在差序格局和熟人社會基礎上的自然村來說，仍然存在的家族、宗族和其他民間非正式組織所具備的功能為村莊精英作用發揮提供了條件。在分化和流動的鄉村，村莊精英的存在以及對村民認同的公共事件的構建，促使村民在共同記憶的基礎上增強對村落的情感認同和行動支持，再造村莊生活共同體，使培養鄉村建設的內生力量成為可能，從而彌補了國家鄉村建設存在的不足。
近年來，清華、人民大學和中國農大等高校以及其他民間團體的鄉村建設行動，對國家“以工哺農，以城帶鄉”的制度推進鄉村建設起著重要的地方性、個性化的彌補作用。可以說，這與民國鄉村建設運動中知識分子嘗試在外部環境與資源約束下，尋找非主流現代化、非資本主義、非西方發展模式的努力[35]和“知行合一”的理念一脈相承。但無論如何，在有空心化、原子化“問題”的鄉村，村莊精英采取外部行動—干預方式，可能面臨著“鄉村建設運動而鄉村不動”的難題。在義村，僅靠少數村莊精英發起的以立碑事件為契機的“事件團結”可能較為偶然。基層政府和官員的袖手旁觀以及村干部的利己和失信行為，鄉村建設缺乏內生力量持久的自覺行動，也沒有國家基層正式組織的長效性和制度性支撐，將使村莊生活共同體再造更加艱難。為此，在構建村莊集體情感的象征符號的同時，從村民的現實需求出發，構建可分享的共同利益的系列事件，這應是現實的必然選擇。村集體利益能公平正義的分配，村民在村莊內能獲得收入保障，通過社會建設和經濟利益相互融合和良性循環，用共同情感和利益紐帶把村民連接起來，讓村民對村莊的未來充滿期望，如此才會使村莊生活共同體再造具備情感和現實的基礎⑨。
五、結論與探討
“社會的突出特征是在流動，要停止其流動就好比要管理旋風一樣”[36]116。從義村以及中國鄉村社會整體情況來看，人口變動不居已成常態。傳統的科層組織習慣于靜態的社會治理，而面對高度復雜的和高度不確定的社會[37]，與分化流動的民眾實現面對面的引導和動員更為困難。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本文在回顧和分析鄉村社會性質的基礎上認為，當前鄉村社會介于共同體和原子化狀態之間但趨向原子化。對此，本文以義村立碑事件過程分析為例，討論了在村莊精英的帶動下以“事件團結”再造鄉村生活共同體推進鄉村建設的可能。以自然村為單位的義村個案表明，村莊精英在傳統鄉村差序格局的社會網絡基礎上，借助新媒介具有對流動分化的社會成員的信息傳播和組織動員功能⑩，以自身知識、經驗等資源有意識地采取多種行動策略構建村莊公共事件，從而喚起村民的共同情感和村莊認同，最終促使村民形成“事件團結”。在一定程度上，這對推進鄉村社會建設、復興鄉村文明、彌補國家在底層社會治理功能不足具有借鑒意義。
費孝通在討論中國農村現代化時再三強調：“如果真的想推動老百姓向現代化生活邁進，在我看來只有把人才滲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關的地方自治事務中去。”近百年來，在鄉村建設中，知識分子群體與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38]，但身體力行的畢竟是少數。六十多年前，鄉村研究者就已經認識到，都市與農村的習俗不盡相同，畸形發展的近代都市其物資設備又特別富于誘惑，紳士子弟和農家子弟往往要盡量留在城市讀書不愿回鄉[39]210。如今，鄉村缺乏內生的力量推動自身發展，走出去的知識分子也不像曾經的紳士階層一樣將城鄉有機聯結起來。同時，在梁漱溟看來，中國人在“公共觀念、紀律習慣、組織能力、法治精神”等團體的一面不及西洋人。而且，超于家族范圍的“中國人歷來缺乏集團生活”[4]64-69。換言之，中國人歷來是缺乏組織性的，農村更為如此，因而本文提出的“事件團結”的鄉村建設路徑具有一定的針對性。不過，在村莊生活共同體再造和鄉村建設過程中，國家將是不可回避，也無法繞開的重要力量。而義村立碑事件中的重重困難正是村民與國家政權基層代理人之間的矛盾導致的，代理人的利益取向又與國家的“模糊治理術”密切相關[40]。由于受宏觀體制與政策等因素的制約，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建設對鄉村權力結構所發揮的重構性效應極其有限，普通民眾參與并推動鄉村政治建設的制度化路徑并不寬廣，對鄉村組織與干部的權力和行為難以有效約束[41]。國家以高昂的成本推進鄉村建設，但并沒有著力優化基層治理體系和提升治理能力。
基于中國區域發展的非均衡和數十萬村落的差異性，國家看似有著強大的組織動員和資源整合能力，但類似“中國夢就是城市夢”[42]的理念誤導和“鄉村現代化”的內涵混亂將只能給鄉村建設帶來阻礙。在村莊生活共同體再造過程中，國家應激發村莊的自身活力，使更多的具有奉獻精神和建設能力的村莊內外精英參與其中。為此，面對村莊生活共同體的邊界和范圍有限的事實，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以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更具有了現實基礎。那么，在頂層制度設計和探索實踐的基礎上，如何以村民自治組織為載體，吸納更多的農村內部精英成為鄉村建設的中堅力量?如何基于傳統中國體制內精英告老還鄉的歷史經驗，調適農村利益分配制度尤其是既有的宅基地制度，調動返鄉精英的積極性，從而發揮他們連接城鄉的重要作用。這些問題還需進一步探討。
注釋：
①本文在“2016年清華農村研究博士生論壇”上進行了宣讀。撰寫過程中得到了熊萬勝、葉敏、張建雷、馬流輝、楊君、王欣和王陽以及中共中央黨校王曉莉、中國傳媒大學閆蕊等師友的實質性指正。
②在滕尼斯的筆下，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和宗教共同體等作為共同體的基本形式，它們不僅僅是各個組成部分加起來的總和，而是有機地渾然生長在一起的整體。血緣共同體作為行為的統一體發展為地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直接表現為居住在一起，而地緣共同體又發展為精神共同體，作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相同的意向上的純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地緣共同體可以被理解為動物生活的相互關系，猶如精神共同體可以被理解為心靈生活的相互關系一樣。
③國家統計局《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5年農民工總量為27747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884萬人，比上年增加63萬人，增長0.4％。
④精英一詞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定義，本文將在后文中進一步闡釋。
⑤根據學術規范要求，文中地名和人名全部匿名處理。
⑥天鳴最初考慮到其他村民的承受能力，自己捐款不能太多，沒想到資金問題最后成了大問題。
⑦禮村地勢高，義村相對較低，因此以上面村和下面村相稱。村支書的態度表明，盡管他是整個行政村的支部書記，但他屬于禮村的人，從自然村的范圍為自己不參與明確了界限。
⑧天鳴請村長參加紀念儀式時坦言自己的戶口、住房什么都不在村里，也不可能當村干部。他意在表明自己無意挑戰村長的權威。其實，在事件策劃時天鳴就認識到村干部的重要作用，他希望在事件中能形成村干部與村民共同推動的局面，但大部分村民因為村長在村集體賬務管理和國家政策執行中的行為而對他極為排斥，村長施工期間到現場后基本沒人理，甚至遭到少數村民旁敲側擊的謾罵。因此，立碑后續的事務中村長逐漸被邊緣化。
⑨2016年4月，天鳴和云風開始在義村投資綠色食品加工廠，希望通過產業留住村民，讓鄉村有人來建設。
⑩當然，在深層次的問題動員中，新媒介的互動不具有強制性，發起人可能無法得到期望的響應和反饋，無法形成具有互動性的持續性的集體行動，它仍然需要現實的村莊網絡作為支撐。
作者簡介：田雄，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曹錦清，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京)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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