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58年，高層空想與基層狂熱催生了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運動。隨后二十五年中，人民公社不僅沒有成為通向共產主義的“金橋”，反而給全國農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農村改革之始，正源于人民公社之困境。當狂熱退潮、空想落幕，“金橋”轟然崩塌，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務實、順應民意、尊重規律的改革之路。
2018年，是農村改革四十年，也是人民公社60年。所以有農村改革，是因為有人民公社。改革矛頭所向，是人民公社體制。改革何為？是因為二十年人民公社搞下來，中國農村仍為溫飽問題所困擾。據政府數據，1978年時全國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一百三十元，其中約一億五千萬人未解決溫飽。很多地方農民生活水平居然不如戰爭年代，且不說人民公社初期曾經出現全國性大饑荒。若非農民對人民公社制度忍無可忍，改革斷不會從農村開始。
談農村改革而不說人民公社，則改革如空中樓閣，難免歷史虛無之虞。若無公社之“惡”，何來改革之“美”？
人民公社出現于1958年。這是一場迅雷不及掩耳的全國性運動。
195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運動簡報》第四期載：“截止本月底，全國已基本實現人民公社化。運動從七月份開始發展，八月份普遍規劃、試辦，九月進入全面高潮。高潮時期前后僅一個多月。截止九月二十九日統計，全國已建起公社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四個，加入農戶一億一千二百一十七萬四千六百五十一戶，占總農戶百分之九十點四。”這期簡報還指出：“在公社化運動的同時，出現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工、農、商、學、兵全面大躍進的新形勢，各個戰線上陸續出現的奇跡如雨后春筍。”（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冊第84頁）。與生產大躍進一樣，人民公社運動是一場制度大躍進。如果說，《人民日報》宣傳的畝產萬斤小麥、十萬斤水稻是生產放衛星，那么，人民公社則是制度的衛星。生產衛星為禍一方，制度衛星殃及全局。
人民公社為什么來勢如此之猛？影響因素很多，根本是高層設計和號召。1958年2月19日，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八大二次會議題為“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發言說：“毛澤東和劉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以后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國的許多農村中將有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警察等。若干鄉村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陳大斌著《從合作化到公社化》新華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00頁）。顯然，毛澤東心中有一個“公社”的美好藍圖。歷史已經證明，這是一個空想的藍圖。
如果再往前追溯，“毛澤東興辦農村人民公社，追求一大二公烏托邦式的空想，在合作化高潮中已初露端倪。從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間，毛澤東在大力推動合作化加快發展的同時，還強調要辦大社，不斷擴大合作社的規模；強調辦高級社，提高合作社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1955年12月間，毛澤東編輯《中國的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時，在一篇文章的按語中指出，小型合作社已經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還說，辦了三年的初級社基本上具備了辦高級社的條件，而且強調在從初級社轉為高級社時要把小型合作社辦成大社。他還說，在一些有條件的地方不經過初級社也可以辦高級社。他告訴人們辦高級社不難，要求各地都辦。毛澤東對合作化的要求，除了‘快’外，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并社升級’，即小社并大社、初級社升高級社。這中間擴大集體規模、提高公有化程度的一大二公的追求已經非常明顯了。”（陳大斌著《從合作化到公社化》新華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98頁）。可見，毛澤東關于“人民公社”的空想設計，合作化運動初期即有所醞釀。
從實際發生過程來看，人民公社運動的出現，是高層空想和基層狂熱的結合。1958年8月上旬，毛澤東到河南視察，在新鄉縣七里營鄉政府門前，見到掛著“七里營人民公社”的牌子，他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在‘人民公社’前邊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毛澤東視察山東時，在濟南郊區，聽到當地領導談到有些鄉準備辦大農場時，明確表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便于領導。”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在《人民日報》等媒體上公開宣傳后，辦人民公社的熱潮很快席卷全國。其中河南表現突出，出現了許多全國注目的典型。中央派人起草修改的河南省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稿）》在《紅旗》雜志上發表，在全國產生了廣泛影響，各地爭相效法。人民公社化運動之迅猛，說“一夜”之間完成顯然夸張，但確實是在“一月”之間完成。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1958年，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像初升的太陽一樣，在亞洲東部的廣闊的地平線上出現了，這就是我國農村中的大規模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現，就以它強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我國人民公社的初步經驗，現在可以預料：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并且將成為實現下述兩個過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第二，成為我國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的形式。現在也可以預料，在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公社將仍然是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冊第112頁）。那時，有一句婦孺皆知的響亮口號——“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這種豪邁的宣布，實際上是帶有浪漫色彩的政治狂熱在農村發展中的集中體現。歷史的發展進程明明白白地顯示，人民公社不僅不是通向理想社會的“金橋”，而是一段實實在在的歷史彎路。在這條彎路上，中國農民付出了血和淚的沉重代價。
對廣大農民來說，人民公社制度的失敗是一種生活常識。農民對于非集體土地的精心耕作，曾經普遍發生的饑荒，都是活生生的證明。但是，長期以來，或者說在公社存續期間，政策制定者不僅缺乏自我反省精神，而且以難以想象的自信為人民公社唱贊歌，對于農民在公社體制前面的抵制行為大加打伐，連綿不絕、變本加厲地指責農民是愚昧、落后、保守，是“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那個年代，不論在基層，還是在高層，雖然內心質疑人民公社體制者眾多，但是敢于挺身而出挑戰人民公社制度者鮮見。因為前轍可鑒，1959年彭德懷因為直言犯諫而遭貶黜，明哲保身成為一般情況。權勢人物雖眾，但噤若寒蟬、趨炎附勢，難覓風骨。
1976年是重大歷史轉折點，因為毛澤東去世而政治上的高壓松動，也因為經濟困頓而激發人們對制度的批判性反思。體制內外，對于人民公社的不滿紛紛抬頭。在主政地方的大員中，萬里顯然是善于體察民情且敢于直言者。萬里對農業工作并不熟悉，但到安徽不久即清醒地看到，人民公社已經走到了盡頭。在大別山區農民家里，看到十幾歲的姑娘、60來歲的老漢沒有褲子穿。他淚流滿面，羞愧不已，說：“我們對不起農民。”在滁縣與農村干部座談，針對“包產到組破壞人民公社體制”的指責，萬里說：“如果天堂吃不上飯，穿不上褲子，那么誰愿意去？”
1978年秋天，萬里接到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通知，先后八次找省農委負責人討論，寫出了一份書面意見。指出：“現行的人民公社體制是政社合一，實質上是‘黨、政、社’三合一。二十年來的實踐說明，這種政社合一的體制帶來了不少問題。第一，從表面上看，似乎加強了黨對人民公社的領導，而實質上黨、政、社三個機構合為一個功能，既不能集中精力抓黨政工作，又不能集中精力抓生產，往往出現顧此失彼的傾向。”“第二，由于黨政社三合一，集公社黨政、生產大權于黨委書記一人，權力過于集中，容易出現濫用職權，按照行政命令、長官意志管理和指揮生產。許多地方出現一平二調、強迫命令、瞎指揮、形式主義等弊端，與現行體制有重大關系。”萬里建議:“‘實行政社分離’。可以考慮以現在的公社為單位設鄉，大公社設大鄉，小公社設小鄉。”（吳象著《中國農村改革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19頁）。在這次會上，萬里還提出中央文件稿刪去“不許包產到戶”的規定，但未被高層接受。
萬里對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尖銳批判和系統否定，出現于1981年3月11日在國家農委黨組會上的講話。此時，萬里調任中央已經一年，一年來，推進包產到戶困難重重。反對最堅決者，主要是農業系統領導干部。反對者的根本理由，就是不能否定人民公社制度。萬里說：“人民公社是瞎指揮，行政手段干預農民。說的不好聽，人民公社是剝奪農民的最有力形式。越搞，越不能因地制宜，越瞎指揮。隨便變更生產關系，更助長了瞎指揮。一貫反右，更助長了黨內說瞎話，不然就是右傾啊！越是說瞎話，越是瞎指揮，這樣惡性循環。安徽老百姓，有的關起門來全家餓死。”萬里痛批人民公社，用詞尖刻，情緒激烈。
1981年7月18日，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向萬里匯報，全國人大常委會三次派人到國家農委，征求關于新修改憲法稿中人民公社問題的意見，因為事關重大，農委遲遲沒有答復。萬里說：“憲法無論如何不要再寫公社。”又說：“最近摸了摸底，公社長不了，改革勢在必行。”萬里還說：“有幾個好材料大家可以看看。安徽安慶調查的材料，農民說，人民公社不如過去給地主當佃農，當佃戶還有點自由，得多少心中有底，當社員啥都不知道。”萬里還在更大歷史空間做出判斷，可謂驚人之語：“巴黎公社長不了，我們的公社也長不了”。有資料顯示，當初起名“人民公社”時，是受到了“巴黎公社”啟發。在萬里看來，中國的人民公社與法國的巴黎公社，在耽于空想和激進狂熱方面可謂異曲同工。革命中的政治狂熱尚可理解，國家建設中的政治狂熱為害尤烈。
1981年7月，萬里對于憲法修改問題的表態，既基于對農村體制癥結的洞察，也基于基層已經出現的大膽突破。早在1980年6月，四川省廣漢縣向陽人民公社，即第一個摘除了“人民公社”牌子，掛上了“廣漢縣向陽鄉人民政府”牌子。期間幾經曲折，到1981年秋天，廣漢縣各鄉鎮先后取消了人民公社。十月五日，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開幕報告中，萬里開場就興奮地說：“早上看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廣漢縣全縣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成立了鄉政府。”
在廢除人民公社問題上，總書記胡耀邦與萬里意見高度一致。在這次會議之前兩個月，1981年5月16日，胡耀邦找國家農委三位工作人談話時說：“過去，我也同意毛澤東不準包產到戶，是真心服。這兩年，對農民有了認識了。別說幾代人的事情，高級社就不該搞，人民公社更不該搞。現在，群眾興高采烈，黨的威信提升。現在實際是退，一大二公就是不行！”
人民公社體制在1982年憲法中的修改過程，是研究界多年之謎。通常，憲法修改是從政策演變而來，先有中央文件的政策規定，而后上升到法律和憲法。人民公社的廢除則沒有經過這樣的過程，而是相反：法律修改在前，政策文件在后。1982年12月新憲法發布十個月之后，中央才發出政策文件，即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行政社分設建立鄉政府的通知》。1981年7月會議的討論和萬里談話，顯示了憲法修改過程的基本脈絡。
1982年憲法刪除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的表述，標志人民公社體制廢除。
如果比較1975年憲法，可以清楚地看到1982年憲法關于人民公社規定的根本變化。1975憲法第一章第七條規定：“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一般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所有。”1982年憲法第一章第八條規定：“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其他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人民公社體制的核心，在于“政社合一”，在“黨政軍民學”一體。這是這個體制能夠束縛農民的根本，萬里曾經比喻為“集中營”。這種集中營體制不僅限制了農民的創造性、積極性，而且限制了農民的基本人身自由，成為中國農民長期難得溫飽的體制性根源，也成為農民奮起抵抗、進而引發改革的主要背景。
1982年秋天，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著手起草關于廢除人民公社的文件稿。這個文件稿與第二個一號文件稿一起，提交當年農村工作會議討論。這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會期二十余天，先在北京軍區招待會，后轉到天津繼續。當時，本人在會議秘書組工作，根據領導安排，負責這個稿子的校對印刷。撤銷人民公社，涉及一系列政府管理問題，在中央、地方層面都有比較多的協調工作，文件修改時間長達一年。在新憲法頒布將近一年后，1983年10月，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政社分設、建立鄉政府”的通知。這個通知實際上是對憲法新條款的解釋和如何落實新憲法規定的部署。文件指出，政社分設目的是，“要盡快改變黨不管黨、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狀況”。隨后，文件提出了工作原則：鄉的規模一般以原公社管轄范圍為基礎，鄉的編制不得超過現有公社人員編制，鄉應建立財政和預決算制度等。文件要求，建立鄉政府的工作要在1984年底前完成。
這個文件還規定了村民自治的工作原則。“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應按村民居住狀況設立。村民委員會要積極辦理本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協助鄉人民政府搞好本村的行政工作和生產建設工作。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要由村民選舉產生。各地在建鄉中可根據當地情況制訂村民委員會工作簡則。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再制訂全國統一的村民委員會工作條例。”實際上，文件中這段話是198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出臺前村民自治的政策依據。
1982年憲法修改中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處理，顯示了八十年代高層政治的重要特點。那時，重大問題的法定程序尚未健全，中央領導人在決策過程中的作用格外突出。正是在這樣背景下，萬里勇于擔當、敢于開創的改革家魄力充分彰顯。
從1958年8月中央決定在全國建立人民公社，到1983年10月中央通知廢除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體制形式上存續二十五年。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二十五年只是瞬間。但是，對于身處其中的農民而言卻也漫長，折磨了整整一代人。中國農民忍受了貧苦和壓抑，有些人甚至沒有熬過這個體制造成的大饑荒，成為這個體制的“生命成本”。現在，這個體制正在遠去，但留下的歷史教訓不應該忘記。這就是，在探索建立某種社會制度時，任何人都不應該過于自信，不可以自以為聰明的地設計、規制民眾的生活，而應該在民眾面前心存謙卑，保持對于民眾的恭敬。社會制度的形成，是各種力量在歷史過程中互相作用、互相競爭的自然結果。設計出來的制度只能是空想的烏托邦制度。社會發展從來不是按照某種人為的理論設計來推進，民眾從來不會按照某種思想理論去生活。在億萬民眾面前，任何思想理論都微不足道。執政為民，是民為政治之本，體現在農民問題上就是：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和選擇權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農村改革記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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