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湖北省大冶縣礦山公社為例
【內容提要】在既有關于人民公社化運動急速推進的基層原因研究中，一般多強調干部對群眾的強制或農民的平均主義訴求，卻忽略了干部和群眾作為生活在現實生活結構中的理性行動者對自己切身利益的關注。因此，無論“強制論”還是“平均主義訴求”論，都不能解釋當集體化對干群利益造成了越來越大的損害時，為何人們還會擁護集體化。本文通過對湖北省大冶縣礦山公社整風檔案的發掘，發現對于急速推進的集體化，其實無論在干部還是群眾中，都存在著一股強烈的質疑甚至是否定情緒，只是因為1957 ～1958年以社會主義教育為名在農村展開的整風運動對這些情緒的壓制和對表達意見者的懲罰，才讓人們只能選擇主動或被動地跟從形勢。本文認為，整風以其對干群思想的規訓和強力塑造，成為集體化加速，并最終導致人民公社產生的強大助推器，成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基層動力機制形成的關鍵原因。
【關鍵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整風 人民公社化
一、導論
在當前學界，對上世紀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對這一運動的起因，主要有以下觀點：一是公社化運動是黨和政府對當時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勢過于樂觀，急于求成的結果；二是公社化運動是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與統購統銷制度相配套的必要措施；三是公社化運動迎合了中國傳統小農的平均主義心理與“大同社會”理想；四是公社化運動是與蘇聯較勁，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紛爭刺激的結果；五是公社化運動與毛澤東個人的抉擇和大力推動密切相關。
應該說，上述觀點從不同的角度強調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于1958年迅速興起的原因。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比較注重從大的社會結構和邏輯上去梳理原因，從中央高層抉擇去尋求答案，但是對于具體促進運動的底層機理，即從基層社會的角度去探討各種結構性因素與特定事件的互構，以及這種互構是如何具體推進公社化運動的，卻注意不夠，或者即使有所提及，也大多缺乏真正的“歷史研究”。而如果缺少了后者，我們對于歷史的理解盡管可以“科學化”和結構化，但卻可能會缺乏豐厚的歷史感和地方感，且失之于簡單。比如，如果是因為合作化發展過快，或者急于求成，就必須要回答為什么發展速度甚至超過了中央的預期？又如，中國小農固然可能具有平均主義心理與“大同社會”愿景，但無人能否認他們同時更是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理性人”，面對現實，無所不在的生活理性何以會促發他們心甘情愿去迎合平均主義？也就是說，學界在強調公社化與農民平均主義心理和“大同社會”理想的聯系時，是否也想到現實主義的農民其實也天然會對天國理想保持距離？還有，今人的研究已經注意到在當時對合作化和集體化表現出熱情的主要是農民中的貧困階層，那么，其他階層的想法如何？他們又是如何被卷入平均主義大潮的？諸如此類的問題，如果僅僅滿足于進行結構、邏輯與上層視角的分析，都不能得到清晰的解答。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推動有關人民公社的真正的“歷史研究”，即不僅是基于對中央文獻和高層檔案的理解，而且也基于對地方檔案甚至是田野調查的發掘，就相當必要。而后一方面，目前的工作可能才剛剛開始。
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讓我們去關注地方，去思考在人民公社的發生階段，農村干部和群眾的認識是如何被整合進中央所需要的“農村社會主義積極性”中去的，進而這一經由整合而產生的積極性又是如何實實在在地引發一場公社化狂飆的。由此，1957年下半年在廣大農村發生的以加強社會主義教育為目的的“整風反右”運動就進入了筆者的視野。
整風，顧名思義，可以被理解為對思想和作風的整頓，它是中共在自身的發展歷史中逐漸形成的以統一思想和紀律為目的的一套治黨技術。它往往結合特定的形勢和任務展開，通過學習黨中央的文件（包括黨的領袖的著作），對干部和黨員進行思想教育和行為審查（包括自我審查），對不符合中央要求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批評、自我批評和批判等，來達致全黨思想和意志的統一，如著名的“延安整風”。隨著黨的力量增長，整風也逐漸由黨內向黨外擴散，成為中共用來統一一般社會成員思想和行為的權力技術。而在革命和后革命時期，整風也確能起到統一思想、貫徹中央意志、為其部署新一輪政治社會任務準備思想基礎的作用。而1957年的整風又與反右運動相結合，宏觀理解，1957年開展的整風反右是中國共產黨建政后在諸如“波匈事件”等復雜的國際形勢沖擊下，為了應對危機而發起的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一般認為這場運動經歷了從“百花齊放”（“大鳴大放”）到反擊右派進攻（“思想整肅”）兩個階段。城市整風在前，初始動機一般被認為是為了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只是后來發生急變；農村整風開始得遲一些，目的較為明確。針對一些農民對合作化等問題的不滿，毛澤東認為“這是少數富裕中農鬧退社，想走資本主義道路”，遂提議在農村也開展整風，即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來增強廣大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具體做法是：“也要讓農民先‘鳴放’，即提意見，發議論，然后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批判之。這應當在上級派有工作組，協助當地干部主持農村整風的情況下，逐步推行。”由此，中共中央發出指示，進行部署，規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優越性問題；第二、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統購統銷的問題；第三、工農關系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等等。”因此，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其實就是整風運動在農村的延續，并且是在黨內已經做出了“反右”決斷的基礎之上開展起來的，故基層檔案材料里一般統稱“整風運動”，并且運動一開始就明確了社會主義教育與推進農業合作化的關系。而事實上也正是在整風以后，廣大農村迅速地掀起人民公社化及“大躍進”的高潮。由此，我們便不能簡單地認為兩者只是一個時間先后的關系，它們之間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系。
本文以一個基層公社的檔案材料來考察這種關系。筆者擬以個案的形式來揭示地方上的整風是如何整合與改造農民的思想，進而將其帶入狂飆突進的理想主義大潮的。我們注意到，作為一個社會群體，農民并非如當時的文件和報刊所說的那樣對于運動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而是存在著多重復雜的態度，不乏懷疑甚至否定，只是由于整風，才讓這種懷疑與否定被夷平，在復雜的“思想歸位”中最后顯現出高層所需要的積極性，因此，國家對社會的思想治理，實質上是人民公社這一“理想社會工程”得以降臨的關鍵。本文的檔案資料來自湖北省大冶市檔案館及其下屬的陳貴鎮檔案室，系筆者于2011年3月至6月期間收集，檔案總份數在2300件以上，本文所涉及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本文主要討論以下問題：第一，在整風的“鳴放”階段基層群眾所反映出的對合作化和集體化的看法；第二，運動進入第二階段后對質疑甚至否定的聲音如何進行處理，即“社會主義教育”如何進行；第三，整風運動與人民公社化加速的關系。
本文所研究的礦山公社位于當時湖北省東南部的大冶縣境內，其主體為現在的陳貴鎮，屬丘陵地區。雖富含煤、鐵等資源，但在改革開放以前還是典型的農業社區，在1957年初擁有耕地近四萬畝，主要糧食作物為水稻、紅薯等。此時，80％以上的農戶都已加入高級社，耕牛、農具已經實行統一管理，各生產小隊也開始辦大食堂。
二、整風初期的“鳴放”
50年代后半葉，對于迅速掀起的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農民的態度其實并非如正式的文件和報刊所示那樣統一。這一點，歸檔在礦山公社名下的檔案中也同樣有所反映。1957年5月當地的農業生產情況匯報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少數群眾懷疑農業合作化制度的優越性：‘農業合作化制度如果是好的’，就應該增加產量，增加收入，現在高級社建成了，卻未見增加產量、增加收入，可見農業合作化制度沒有優越性。”按照當時所流行的階級分析法，認為持懷疑態度者多為富農與上中農（但是從檔案材料來看，也有貧農，“階級”角色與態度認同之間并未呈現出清晰的一致），因為他們認為“懶漢占了他們的便宜”、“被貧農拖后腿”，其中有些人還“產生了單干的念頭，有些剛剛建立的高級社維持不下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迎來了整風運動。從當時的整風大批判材料匯編中，筆者注意到當地最早的一次批判大會是在1957年9月25日，由此推斷，其整風初期的“鳴放”應該就在此前的8～9月不及兩個月時間里。
所謂“鳴放”，無論是基于聽取民意的動機，還是“陽謀”，其實質都是讓人說話，讓說話者講出他們對時局的真實看法，這其實也是中共整風的一貫做法。鳴放的材料主要有四類：一是鳴放者寫的大字報；二是鳴放者在群眾集會上的發言記錄；三是鳴放者的日記、文章等其他文字材料；四是形勢急變后其他群眾對鳴放者的揭發批判材料。經過對這些材料的整理，筆者發現，鳴放者中基層社干部和辦事人員較多，也有普通農民。前者的特點，一是年紀較輕，政治上積極，其中多數人都是作為后備干部培養的黨員；二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礎，有一定的文字與口頭表達能力；三是工作在基層一線，對情況了解；四是這些人自認為政治責任感強，積極響應組織上給黨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見的號召。如他們認為：“這是我一個人的看法，這是我在農村的親眼看到的實際情況，不管正不正確，這是我的真心話。”（羅光前，25歲，黨員，會計助理）“我是年輕的國家干部，對前途卻覺得渺茫，我這是鳴放的知心話，我沒有半點惡意攻擊黨。”（彭澤，23歲，黨員，統計助理員）“我是為黨著想的，提了很多意見。雖說不對，我們黨是否應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鄭子賢，23歲，黨員，財經干部）雖然基層工作人員還不能直接被等同于普通農民，但也正是得益于他們的這些特點，才有可能讓底層的聲音進入歷史，成為今天我們在研究時所有幸面對的最為接近農民（或一部分農民）想法的 “證言”。而且，鳴放者也多認為自己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為農民說話的。因此，作為研究者，也必須正視這些農民心聲的“代言”，更何況鳴放者中也多有普通農民，甚至貧農。筆者將這些鳴放材料按內容分為四類：
（一）合作化是否優越
在整風之前，干部群眾中其實就已經存在對合作化的不滿。到了鳴放階段，這種不滿便集中爆發出來。在1957年8月底召開的鳴放大會上，石云龍（28歲，黨員，轉業軍人，某分社支部書記）首先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合作化有優越性嗎？從目前來看，所見到的是更加痛苦了。尤其是有一部分人在合作化運動下帶來了貧困和痛苦。（不管貧農還是中農）他們的收入不夠支出，他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更加貧困起來……又如老者不被社會尊重，生活沒有照顧，飲食沒有營養，生病不能治療，勞動被強迫參加。……合作化沒有優越性，農民的災難是合作化帶來的。”石云龍的發言得到了在場干部群眾的響應。田圣和（32歲，黨員，鋼山分社支部書記）說：“農業合作化冒進過大，（19）52年互助組，低級社，合作化還有優越性，（19）56年后高級社就沒有優越性了。”鄭子賢補充道：“我搞財經工作，搞了五、六年、現在農村搞不到飯吃。——我覺得大社很壞，小社要好些。如貸款，合作化以后很多工作不好搞了。”何享來（27歲，群眾，轉業軍人，富裕中農）說：“入社以后，農民生活很苦，連柴也沒有燒的。”陳錦如（27歲，黨員，總支委員）認為：“土地改革，初級社搞得好，人民群眾是歡迎的，但是現在不行，人民沒飯吃，餓肚子，黨應該下來調查調查。”李功星（32歲，群眾，富裕中農）說：“在大社里，所有人都想占便宜，自己不想干活，卻又見不得別人不干活。”黃隆啟（35歲，黨員，某分社支部書記）認為：“現在農民越來越沒有干勁，干部都不想管，也管不了。”
鳴放者認為，合作化對農民的限制過死，缺乏自由，且公糧負擔和倍增的干部讓農民難以承受。何享來認為：“辦了社加重了社員負擔，大社不如小社，小社不如單干。小社好領導，又能增產；而單干戶更自由，又不受限制，有錢用，有飯吃，安然自在。”袁正順（37歲，群眾，中農）認為：“入社后，農民不自由，連走人家（串門），做點私人的事情，買賣油鹽都不可以。”總之，他們認為“今不如昔”，合作化搞糟了。羅光前表示：“說老實話，我們是新中國，……政府還要說我們的生活提高了，想起來我就有些痛心。……有些干部還說什么農村馬上就要進社會主義了，點燈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我看這些要再過880年都做不到。”李功星說：“我家有40畝水田。國民黨時只還8擔谷子公糧，現在卻要還3000多斤公糧（可能是指同樣面積公糧負擔）。”張先烈（41歲，群眾，貧農）則說：“過去只有4個保長吃閑飯，現在縣里卻有六七十個吃閑飯，這就加重了農民負擔，叫農民怎么不苦呢？”（用保與縣來做比較其實并不合適，但以發言者的身份和文化來看，他做這種比較，有這種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大會鳴放以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很多大字報，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彭澤的一首長詩，其中有這樣的段落：“合作化本來很好，也一定不比單干強，糧食是年年減了產，天地是無處不荒，農民辛勤勞動不能享受，生產積極性受到挫傷，這樣再繼續下去，會出現第二個闖王……一天兩頓糊口度日，搞得夜無隔夜之糧，小孩沒有吃是啼啼哭哭，慈母一見不由眼淚汪汪。”
通過這些材料可以看出，農業合作化發展到高級社階段，由于糧食產量下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導致在土改及合作化初期所積累下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嚴重損耗，鬧分離甚至想退社的情緒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高級社都只能是苦苦支撐，慘淡經營，又何談向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邁進？
（二）對統購統銷制度的質疑
實行統購統銷是為了確保城市的農副產品供應，確保城市和工業的需求。在農村自身都還十分貧窮的情況下，這一舉措必然會極大地激化城鄉之間的矛盾，挫傷農民的感情。整風初期，統購統銷制度受到了最激烈的抨擊，不少群眾認為統購統銷是造成農民生活困苦最主要的原因，是一項“惡制度”。
陳錦如說：“統購統銷政策的執行，……有為糧食問題終日哭泣的人，有為糧食問題尋死上吊的人，有為糧食問題流浪他鄉的人，有為糧食問題餓的面黃肌瘦的人。”鄧介眉（26歲，團員，轉業軍人）說：“國家將主要物資實行統購統銷，不顧群眾生活。首長說統購統銷搞得好，農民百分之百說統購統銷搞得不好，市場物資供應緊張，買東西排隊，買肉、買油甚至買豆渣都要排隊……首長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來寬自己的心。”甚至有的鳴放者已經注意到了統購統銷中的產品價格剪刀差問題：“不能自由買賣，購買紅糖還要打證明。從此看來不是人民的生活和購買力提高了，而是減少了，降低了購買力。（政府）又說物價穩定了，我看只是農產品穩定了，凡是經過政府的手，一切產品就都漲了，如收購黃豆每擔是7.2元，而豆餅每擔就變成了8.5元。”（何享來）羅光前說：“（農業合作化）看來是富國不富家，農村已快破產了，農民在到處流浪、逃亡、哭泣、死亡。”而彭澤則認為統購統銷的壞處在于給各級干部下指標，強行完成任務。“統購統銷本來是好，卻做得太不像樣，政策只能服從任務，干部完不成是實際情況，上級批評是保守思想。”
在紅星分社的鳴放大會上，該分社書記黃隆啟認為統購統銷引發了群眾“鬧事退社”的風潮。“統購統銷限制了人民生活，群眾鬧事不是為了別的，就因為這個統購統銷。為什么不能是該統就統，該購就購，最悲慘的是，社里收的黃豆，按照分配的任務，全部賣完了還不夠。黃豆反正是給人民吃的，為什么農民生產的糧食不給農民吃呢？”
（三）對工農聯盟的懷疑
統購統銷所造成的城鄉與工農在地位、生活狀況方面的巨大差異，也為鳴放者詬病。“工人與農民生活來比，懸殊太大了，工人三八制，農民起早摸黑一天十幾個鐘頭，工人吃的是什么，農民吃的又是什么？我們原來在一起的一個同志，因為貪污被開除了，后來考入了工廠，每月工資60元，還把全家都接去了……農民生活真的很苦，……有人不愿意務農愿意勞改。”（鄭子賢）“工人有五多：油多、菜多、飯多、錢多、玩得多，有一少：工作比農民少。農民正好相反。我要問毛主席：同樣是黨的領導，同樣擁護毛主席，為什么我們農民就不如工人？工人在天上，農民壓地心。”（羅光前）又如：“工人是統治者，是主人。農民是奴隸。”（鄧介眉）“農民養豬，卻不能吃肉，工人不養豬，卻可以吃肉。”（李功星）
有的質疑還直接指向了此一時期日益固化的城鄉二元結構。“工人單身的少，農民單身的多。”（唐元軒，35歲，群眾，貧農）“我們這里的農村婦女見到工人就想找（對象），跟著工人能過好日子。” （張先烈）“我也想進城當工人，可是國家不讓，憑什么？”（袁正順）
在政策宣傳上，工農一直被視作是黨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新中國成立以后，這兩個階級不僅境遇差別巨大，而且相互之間還形成了一種“供養”關系，這使得農民的“不公平”與“被剝奪”感日益加深。如果說，農民真的普遍具有平均主義心理及“大同社會”的理想，那么，此時農民追求平等的參照系就主要不在農村內部，而在城市，在那個被宣傳為是與自己平起平坐，實際上卻天差地別的階級——工人。
（四）對干部和干群關系的批評
在前期的鳴放中，年輕干部較多，這是因為他們也是合作化的“相對被剝奪群體”。如石云龍反映：“農業社的干部（社干部，隊干部）他們沒有時間參加農業生產，背的債一年比一年加重起來。（包括我自己在內）……他們的家庭失去最主要的勞動力，又得不到外省的支援，生活也一年年貧困起來了。”田圣和說：“干部福利費給我4元錢，我沒有要。縣里干部一補就是30元、40元。大干部是人，小干部不是人呀！縣委住樓房，下面（的干部）真是狗，睡覺連鋪板都沒有。……上次我病了，休息幾天，縣委說我失職，還把我叫到縣委辦公室，我問縣里干部‘你們要是病了怎么辦？’”
對干群關系的批評也是鳴放的重點。有的反映縣里脫離群眾。“我認為縣委是坐在辦公室里，腦子一發熱，任心所欲，如農業規劃，好就是規劃，不好就是鬼話，真正能有幾個千斤鄉？幾個千年社？”（鄭子賢）“縣委口頭上說重視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實際上很少管，并且都不是內行。”（黃隆啟）“現在的干部不如以前的干部了，是群眾的仇人……他們比地主還壞，是二流子、流氓等。”（唐元軒）
作為一種壓力性體制下的運動化治理模式，統一推進的合作化勢必會造成上下級和干群之間關系的緊張，基層干部工作在第一線，自然會對這種緊張有更加深刻的認識。他們也知道這種限時間、下指標推行任務的方式不切實際，感受到群眾的不滿和抵制，但身份所系又決定了他們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因此，在鳴放中，他們自然是有“苦”要訴，有“冤”要申。而這種情況也讓我們反思那種一味將公社化推進過快視作上下互動，基層干部在工作中急于求成的觀點，還有值得商榷之處。其實，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面對上面壓下來的任務，基層干部就是有想法，也是很難抵制的。
從檔案材料來看，對于整風初期的鳴放，群眾普遍表示支持。貧農王大順說：“鳴放大會上的發言說出了我們的心里話。”所以，只要有鳴放大會，群眾的參與熱情都很高。而一份文件也顯示，到1957年9月下旬，礦山地區的大字報總共達到1500多張。這也佐證了群眾對鳴放的熱烈響應。群眾普遍認為，整風就是給黨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見，而他們也相信，經由鳴放所反映出來的意見會向上匯報，從而使農村的嚴峻形勢得到改善。所以，即使明知城市里已經在反右，卻還是要提意見，反映情況。鳴放者相信自己不是右派，“我的家庭成分無問題，在工作上以往未犯過錯誤，我是不怕，同時，我也準備‘右派’分子帽子是扣不上的。”（鄭子賢）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敢于講出自己的心里話，也認為自己的意見能夠反映農民的心聲。
由此可見，在關于急速的集體化及人民公社化起因的種種解釋中，可能存在一個盲點，那就是在當時的農村基層，并不是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在狂熱理想主義驅使下的盲目跟進，相反，我們有理由去想象，面對全國普遍日益糟糕的經濟形勢和每況愈下的生活，悲觀和失望的情緒正在農村漫延，而從礦山地區來看，基層一線的干部對此是有著相當真切和深刻感受的。然而，與這一悲觀和失望的情緒相反，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我們又看見了更加轟轟烈烈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礦山地區也隨之高歌猛進地投入了生產、制度和思想齊頭并進的“大躍進”。面對這種巨大的反差，我們應該去如何理解？我們又如何去解釋干群情緒從低潮向“高潮”的急劇升溫？隨著對檔案材料的深入挖掘，我們注意到在此前后持續深入的整風運動在巨變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三、 以階級斗爭進行思想整肅
礦山地區從1957年8月中旬開始的“大鳴大放”沒有持續多久，到9月下旬，風向突變，運動轉向“反擊資本主義道路”和“批判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惡毒攻擊”。而從國家的宏觀政策看，其實也早就為這種突變埋下了伏筆。在1957年8月8日中央發出在農村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中，已經明確指出（運動是為了）“進一步弄清國家和農村中的大是大非”、“有力的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而所謂的“大是大非問題”，就是兩條道路的問題，即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雖然鳴放的積極參與者認為自己是真心誠意地擁護社會主義，是給黨和政府反映真實情況，但是，至早在9月中旬，縣里就已經派人下來摸底，圈定了石云龍、鄭子賢和鄧介眉等15名重點右派分子，決定對他們進行反擊，反擊的第一步就是要重新審查這些人的階級成分。
經過“走訪群眾，深入調查”，上級認定這些“右派分子”的階級成分都有問題，都是“混到階級隊伍里面的人”。如石云龍“原來是個假貧農，他本人的身份原來是個流氓學生”；鄭子賢“雖然沒有歷史問題，但是個人英雄主義嚴重，脾氣暴躁”；羅光前“雖是貧農出身，但他的舅父是個‘反動黨團骨干’”；關于田圣和，縣委干部認為他“七歲的時候加入反動會道門，并參加燒香拜佛的迷信活動”； 而寫下長詩的彭澤則被認為“一貫喜歡讀書，嬌生慣養，性格陰沉”。
筆者無法從現有的材料中查證這些存在“階級成分問題”的人是如何在此前一次又一次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中“蒙混過關”的，但是，以“參加迷信活動”和“性格陰沉”等主觀標準作為劃分階級成分的依據，的確意味著階級斗爭的變味和升級，意味著對階級的劃分可能不再僅僅依據經濟的標準，而是可以被無限泛化到文化、道德甚至動機和態度的精神領域，從而確立一個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和因需而異的標準（這一點對于當事人和旁觀者都影響巨大）。而一旦被劃入敵對階級，這些人在鳴放中所提的意見、所寫的包括大字報在內的所有文字自然也就成為了“毒草”，成為了“對社會主義制度惡毒的攻擊”。由此，對于這些攻擊進行最堅決和無情的回擊就理所應當，也自然成為運動的重中之重。這樣，無論我們今天如何去猜測當年整風中由運動初期的鳴放轉而向運動中后期對鳴放進行反擊之背后的真實邏輯，對于這些鳴放的參與者，他們卻是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了什么叫做“陽謀”，并且只能別無選擇地扮演起“牛鬼蛇神”的角色——他們無一例外地將會為其所背負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付出巨大代價。而由他們所代言的那個更為龐大的農民群體，也自然會在這種突變中看清形勢，進行內心的自我審查和站隊，進而迅速調整自己的立場。
這一切都是通過急速升溫的階級斗爭來完成的。此一時期的階級斗爭要達到兩個目的，一是對“階級敵人”（即鳴放者）的懲罰，一是對動搖與觀望者的規訓（教育與啟發），而前者又是達致后者的最好路徑。于是，反右斗爭大會開始了。對于斗爭大會這種形式，經歷過新中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的群眾已經相當熟悉，此時，他們又無一例外地被卷入進去，要對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行進行揭露。從檔案材料看，群眾所揭發的問題主要有兩類：
一是基層干部對合作社管理不善的問題。比如有群眾揭發陳錦如存在著“四不管”：“一不管農業生產多少，糧食浪費多少；二不管耕牛養的死和活；三不管勞力的出勤與逃跑；四不管生產工具的好和壞，都是混一天算一天的樣子。”陳錦如自辯道：“勞力偷懶和逃跑我管不了，他們不聽我的；少數人多吃多占，我也管不了，我認為大家都很熟，管了得罪人；生產工具的好和壞，我認為我無權管，這是公社的事情，與我無關。”而基層干部瞞產私分也是被普遍提到的問題。如田圣和被揭發每次向上級都少報稻谷實產量，以達到少交公糧的目的。對此，田圣和覺得委屈，辯解瞞產是為了大家，多留些糧食都不夠分，如實交了糧肯定會餓死人。他的這一說法，被縣委干部斥為“頑固不化”。
二是個人品行問題。如袁正順、唐元軒被揭露有不正當男女關系，道德敗壞；鄭子賢作為財經干部，被批待人不積極，工作不耐煩；而鄧介眉、何享來經常與社員發生沖突，喜歡與人打架，也成為揭發的內容。
從這些揭發材料中，我們可以悟到一些東西，姑且不論干部個人的道德素質等問題，它倒是從另外一個方面證實了當時的一些群眾缺乏干勁，勞動偷懶耍滑，以及干部消極怠工，缺乏責任感的真實狀況。而所謂瞞產私分，則不啻是當時農村經濟困頓及農民面對這一困頓時的自利反應的又一個寫照。但是，這些揭發之真正讓人深思處，卻還在于階級斗爭在規訓人們思想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它不僅成功地讓發聲者閉嘴，讓其中相當部分人去反悔并自悔“原罪”，以換取寬恕，更為重要的，它還會讓那些數量更加龐大的動搖和觀望者接受教育（教訓），讓他們真正地懂得在大是大非面前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從而經歷又一次觸及靈魂的階級斗爭的洗禮。由于運動中的批判不僅指向“錯誤言論”本身，更指向言論背后的“階級動機”，被批判者多被扣上了諸如“陰謀家”、“壞分子”、“惡毒攻擊”、“道德敗壞”之類的帽子，接受最嚴苛的政治和道德審查，這就足以讓大眾與之劃清界限。因為如果說一般農民對于“錯誤言論”所反映的事實本身可能還存在著某種認同，那么，對于鳴放者險惡動機的深挖卻會讓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民眾重新修校自己的立場，讓他們既從政治和道德上去否定鳴放者，又重新自覺地以上級要求作為校對自己政治態度的標準，從而產生如社會學所分析的主體對自我最為嚴格的精神上的自省、自查和自律。由此，整風便不僅整肅了干部，更高度統一了人們的思想。也因此，作為研究者的我們也就很難再從已存的文字檔案中尋找到不同的聲音，隨處可見的，都是組織對于底層聲音的整齊劃一的代理，甚至也包括已經內化到群眾個體思維之中的真正的集體化意識。
當然，群眾思想意識的“歸位”是需要有外部推力的，按政策話語的說法，就是要通過打掉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來教育人民，僅僅是幾次對鳴放者的批判并不夠，還需要對這些人進行嚴懲，以他們罪有應得的下場來教育群眾。因此，礦山地區的鳴放者受到了懲罰，其中一些人，如石云龍、鄭子賢、羅光前和鄧介眉等，甚至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獲此罪名者，在當時的下場可想而知。為了教育廣大群眾，他們的反革命罪行被公布于眾，其中有的人的“反動材料”還被發到干部群眾中進行批判。其中鄧介眉入獄以后寫下的12封悔罪書，就被謄抄多份，分發批判。在這些悔罪的文字中，鄧不只一次地提到“我痛恨自己，真是卑鄙小人，忘本的攻擊黨的道路。黨是我的恩人，我不思回報，卻反過去辯論鳴放，實在對不住黨，對不住人民”，“我的思想齷齪骯臟……我痛恨自己，仇視自己的丑惡思想。擺著光明的社會主義道路不走，竟向資本主義死亡黑暗的道路走去。”無疑，這種自污式的悔罪對干部和群眾的教育與警示意義，要遠大于仍然可能屬于“文斗”范圍的批斗大會。而當人們讀到鄧被公開批判的遺書里的話“我這個死是不白之冤，我悔，我悔，已遲了媽媽，我后悔沒有聽你老人家的話，您老人家一次、二次……勸我少說話不說話，我沒有聽到耳內去呀，我這個死正是我的嘴七說八說帶來的……”時，自然會痛恨其執迷不悟，至死不改，但更為深遠的效用，恐怕還在于它對那些私底下仍然可能存在的動搖甚至困惑情緒的徹底夷平，整風運動最終以階級斗爭實現了其思想整肅的使命。而面對即將到來的新的集體化高潮，人們也已做好了思想上的準備。
1958年2月至3月間，大冶縣全縣又開始了新一輪整風，礦山地區領導整風的組織叫“鳴放核心小組”。可見，“鳴放”作為整風的方式仍在運用。但為了防止再出現“反動言論”，組織上對核心小組的成員做了集訓，要求他們“正確引導整風鳴放運動，與黨保持一致”，“發動群眾堅決地同鳴放中的右傾言論做斗爭”，而整風的目的，則是要 “與黨一條心，確保農業大躍進，產生更大的高潮”。
不過，此時組織上的擔心看來是多余了，因為當核心小組的成員下去發動群眾時，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響應，群眾的熱情不高。站在“落后群眾”的角度，這叫做“三怕”，即怕打擊、怕報復、怕被扣帽子。如戴道生就認為，這次整風跟1957年那次一樣，提了也不改，弄不好還被定為右派分子，成反動典型。戴說：“我才不放呢，我們灣子去年有一個人放了一次，（被打成右派）一輩子穿不了頭！”看來，群眾的確在上一次整風中受到教育了。而從整個大冶縣的情況看，也是如此，整風動員會“沒有多少人來，來了的也是來聽會，還有的干脆就叫孩子來”。為了打開局面，核心小組的人只得帶頭鳴放，作出自我批評，由此引導群眾來提意見，這樣的形式叫做“引火燒身”。局面由此才慢慢打開。
這一次礦山地區“共收到整風意見3047條，其中基本正確的有2041條”。這些“正確意見”基本上都是針對干部的工作作風問題的，如生產管理中的官僚主義、瞞產私分、多吃多占等，對于體制和政策方面的問題，則鮮有觸及。看來，群眾已經能夠明辨是非了，他們懂得應該提正確的而非錯誤的意見。當然，“意外”的情況也還是偶有發生。如在關于整風總結的報告中仍然能讀到這樣的話：“這次整風，有一小部分敵對分子進一步露骨：右派分子黃采民說：‘他們（指干部）這改是改雞毛蒜皮，為什么統購統銷不改呢？’這說明了敵人更瘋狂了的向黨進攻。”自然，對于這些暴露出來的反動言論，絕不會放過，自是要集中火力批判，以求從政治上辯倒、從思想上搞臭，使群眾受教育、鼓干勁，繼續推動“大躍進”。不過，客觀地講，相對于這些個別的不識時務之言，此時的大批判就很像是用大炮來轟蚊子了，因為絕大多數農民和基層干部都學會了自律，懂得要與上級保持一致，所以也根本就用不著領導操心。 一位農民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說真話，有意見，會挨整；少說話，不說話，會挨餓；是被整死還是被餓死？真難辦！只有上面怎么說，我們就怎么做，跟緊些，站得住……”階級斗爭的確收到了實效。
因此，礦山地區整風的結果讓人滿意：“對于這次大辯論（指該次整風運動）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有進一步的顯著的提高，對于一些惡毒向黨進攻分子，也給予了迎頭痛擊，從而進一步鞏固了社會主義陣地。”整風總結報告還特地提到群眾的收獲：“通過這次辯論，我勝讀十年書，一些右派分子對黨進行攻擊，我原來對黨的政策也有過懷疑，現在沒有顧慮了，要下決心聽黨的話，跟黨走。”從檔案中我們無從知曉群眾是在什么場合來談收獲和體會的，但可以想見的是，不僅礦山地區，即使整個大冶縣，也沐浴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勝利喜悅中。“這次整風，改進了我們干部的領導作風，改進了我們工作中很多問題。……但更為重要的是，使群眾辨清了大是大非的問題，從而更加堅定的走社會主義道路，將‘大躍進’推向新高潮。”
正是伴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礦山地區迎來了自己的人民公社——由高級社合并而成的紅旗人民公社，并在是年12月正式改名為礦山人民公社。大冶縣也于1958年10月宣布全縣完成人民公社化，按照縣委的說法，這無疑是“全縣干部群眾保持沖天熱情建設社會主義的結果”。應該說，縣委的這一評估也不是不靠譜，因為在經歷了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后，所有從民間收集上來的群眾言論幾乎都是響應與擁護之聲，這似乎是在印證縣委的說法。
所以，盡管大冶縣在完成公社化的當年即遭遇嚴重旱災，但是，整風仍在持續，并且還被視為繼續躍進的動力。“躍進靠什么，一靠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二是整風整社要常抓不懈。”1959年縣委編印的干部學習文件中也這樣寫道：“1958年的經驗證明，哪里整風抓得緊，哪里就會出現建設高潮。反過來則相反。這便教育了我們領導，要想跨上躍進之馬，必先撒下整風之網。”可見整風對于時局推進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而縣委學習文件中將整風與“網”相聯系，倒也說明文件制作者的確是深諳整風之真諦，即通過整風統一思想，以繼續推進“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四、結語
地方的小歷史未必能夠直接等同于大歷史，但是，在宏觀的社會體制、政策及文化能夠自上而下直達基層的現代中國，小歷史又無疑會折射出大歷史的特點。湖北省大冶縣礦山公社在50年代末所經歷的經由整風反右而統一思想，彌平爭議，將集體化不斷推向高潮的歷史，啟發我們去思考民眾的思想規訓與國家意志貫徹之間的關系，進而思考“思想治理”與“理想社會工程”的關系。
在人民公社起因的研究中，人們多將關注點集中在高層，對于基層，要么強調農民的平均主義與大同理想，要么強調干部對群眾的強制。應該說，這兩種分析都看到了問題的不同方面，卻可能都失之于簡單。前者忽略了農民的態度其實是分層的，即便是那些向往共同富裕的中下層農民，也同樣是理性行動者，如果以為他們會無條件地響應那些明顯有損于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這無論如何說不通，更何況再理想的愿景也得經受現實檢驗才可能最終變為農民的自覺認同。因此，簡單斷言公社化快速推進是中央高層理想主義與農村基層理想主義互推互動的結果，顯然缺乏對農民文化與價值觀的把握，無法經受住來自于基層復雜經驗的檢驗。而后者則同樣簡單化地將基層干部視作執行國家意志的肉體機器，忘記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本身就是農民。而礦山公社的檔案告訴我們，身處一線的基層干部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農民有著根本上一致的利益和想法，正是這些一致性，讓他們能夠及時感知農民對于集體化的復雜態度，并自覺不自覺地想要代農民來表達這種態度。由此也就決定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注定會成為整風反右的犧牲品。
1957年8月以來在廣大農村開展的整風運動與城市整風不同，它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目的，即通過整風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而所謂“兩條道路的大辯論”，當然不是為了簡單地明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孰優孰劣，而是要讓農民通過“大辯論”堅定信念，更加緊跟中央走農業集體化道路。因此，對于那些雜念和雜音，其實早就在預備規整之列。
因此，整風作為中共在革命時期（包括后革命時期）行之有效的治理技術便開始發揮其強大的功效。農村整風的主要對象是基層干部，他們是集體化的操作者，但集體化加速下農村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卻恰恰讓這些人持有與上級相反的認識，因此，以“整風”來統一思想，夷平雜念，就事關集體化的成敗。于是，那些對集體化存有動搖和質疑并公開表達的人，勢必要成為整風反右的主要對象。從思想甚至身體上整肅這些人，會讓其他干部選擇以更加自覺和積極的態度去回應上級的任務。這種整肅（即整風），包括強大的思想教育、自我審查、相互批判和自我批判。在這一整套思想治理術的作用下，作為整風對象的干部和群眾，要么選擇與上級保持一致，要么選擇自我毀滅。可以想見，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講，他們都會主動或被動地去適應上級要求，放棄甚至否定自己的思想。這種放棄和否定，或者是基于安全因素的考慮，但同樣也可能是在接受教育之后所做出的真誠的自我否棄與自我監控，而后者可能更能反映整風的強大思想再造功效。因此，我們看到，整風之后，絕大多數干部會寧左勿右，因為這樣既安全，能獲得上級認可，也更體現了思想的不斷進步。而長此以往，寧左勿右，或者說以更左的方式、更革命的方式、更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方式去思想和表現自我，便會成為他們習慣性的行為模式。因此，集體化中如果存在著干部對群眾的強制，那也是政治情勢從各個方面對其反復塑造的結果，是思想規訓的產物。正是這種塑造和規訓所形成的干部的愈益激進，勢必反過來大大提速預期之中的集體化，造成基層積極性高漲的表象——甚至也已經不再是表象。
干部的被整肅對于普通農民無疑是印象深刻的社會化經歷。自土改以來，他們已經不只一次地經歷這一類觸及靈魂與身體的社會化了，由此所產生的震撼，足以讓人謹言慎行。所以，即便他們對每況愈下的生產和生活多有不滿，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也只能選擇跟進，他們或者在無所不在的政治風暴中選擇自我審查，甚至自我誅心式的思想改造，徹底告別過去的思維習慣，力爭成為“社會主義新人”；或者借整風整干部來發泄他們的不滿，將政策和機制問題轉而歸咎于具體執行政策的人的問題，將矛盾指向干部。當然，實際情況更可能是兩者兼備。但是，更為深層和廣泛的變化在于，在持續不斷的強大思想再造中，農民也會從不適應到不自覺地適應，再到主動適應革命和激情主義化的思維方式，學會在不斷革命和愈益激進中進行自我的定位、自律與表達，并將其最終外顯為一種大眾化的公共表達，進而形成由外部塑造與內部自我塑造互促互構的激情化氣場。在這一點上，群眾與干部一樣，其實也同為整風這一思想改造工程的承受者、參與者和建構者。因此，整風運動對于普通農民，就既提供了一條發泄不滿的管道，又消弭了對這種不滿以其他方式進行思考與表達的空間，進而注定將進入自我的思想再造，并在這種特定的再造中去學習、思維與行動的境界，從而或者主動，或者被動地參與并制造出不斷加速的集體化浪潮，以至于真的讓高層決策者“看到了”農民中所蘊藏的巨大的“積極性”。而正是這種“積極性”，形成了地方對高層及領袖的“倒逼”。
由此，我們便理解了礦山公社的小歷史所呈現出來的超越個案的啟示：以社會主義教育為形式的整風，將廣大農民和干部與集體化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它或者以對質疑者的懲罰，或者以對大眾的思想規訓，或者以行動者主動激情適應所營構的大眾歡騰，最終讓參與者共同去制造并體會一場集體化的狂歡，而最后，他們也都得共同去承受這場狂歡所帶來的結果，這是他們的宿命。而這種宿命也讓當下的學界去思考國家對社會的“思想治理”在諸如人民公社這一類“理想社會工程” 實施中的決定性作用及其復雜后果，這也許是本文相對于既有研究的貢獻所在。
吳帆：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
吳毅：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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