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見證了農業的工業化浪潮，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技術變革也運用在了農業領域，戰時的糧食短缺更成為戰后各國發展集約化農業的重要動力。1962年，《寂靜的春天》的作者卡森就率先發出過食物與農村正面臨危機的警告。近日，三輝圖書引介了《失控的農業》一書，菲利普·林伯里經歷一手調查，再度向我們揭示農業工業化的危機與今天全球食物系統下的隱患。
4月中旬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春意盎然。除鳥兒在枝頭高歌，農舍的白色護墻板外，大片黃水仙恣意蔓生。我站在已故現代環境運動之母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兒時房間的窗前，往外凝視著她從小居住到大的阿勒格尼谷（Allegheny Valley）。想象著一名受大自然感召的年輕女孩在果園里采摘蘋果，在附近的樹林、山丘間漫步，發掘新鮮事物的畫面。晨光中依稀可見兩根巨大煙囪正將濃濃黑煙噴上藍天。卡森就是在這個工業與農村比鄰而居的世界中長大。然而，在她的有生之年中，兩者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工業化方法逐漸滲入農業，并造成具有破壞性的惡果。
《寂靜的春天》書封
1962年，卡森率先發出食物與農村正面臨危機的警告。她的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特別關注在農村施放化學物質的行為，以及這種工業化的農業方式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為了找出“廉價”肉品行銷手段背后的事實，以及查明全球食物體系的長觸角是如何掌控我們餐盤上的食物，我踏上了一段旅程，現在，我已經在最后一站。我急欲了解，這半個世紀以來，事情是如何發生變化，我們是否有所警惕，以及我們的食物出現了什么問題。在這段旅程中，我走遍了各大洲，從霧霾加州到不夜城上海，從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熱帶雨林到布列塔尼的海灘。
20世紀60年代，卡森的呼吁跨越大西洋，英國夏普郡（Hampshire）的奶農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也聽到了。他是歐洲最先談論美國的集約化農業（intensive farming）方法入侵的人之一。當他走在自己的田地上，為自家畜養的奶牛擠奶時，羅伯茨因農業上所發生的事變得不安起來。他看著農場動物從土地上消失，進入巨大、無窗的畜舍里；而農牧新聞成為戰后農業革命的啦啦隊，周圍農友不斷被這些信息轟炸，被牽著鼻子走上工業化的路線。他認為他必須做點什么。
工廠式農場（factory farm）對動物施予的制度化的虐待行為激怒了羅伯茨，他拜訪當時主要的動物慈善機構，要求他們介入其中，但他失望地離開了：因為動物慈善機構拯救的受虐對象側重于貓、狗或馬等動物。羅伯茨雖然沮喪，但不氣餒，他與一名律師朋友聊及他的想法。“彼得，至少你很清楚自己的立場，”朋友回應道，“你必須自己采取行動。”
1967年秋天，羅伯茨在自家小屋創立了我現在任職的慈善機構：世界農場動物福利協會（Compassion in World Farming， CIWF）。當時，機構只有他一名男子、他的妻子安娜和他們的三個小女兒，對抗的是由政府政策推動，用納稅人的錢補貼，有農業顧問指導，以及受化學物品、制藥與設備等公司慷慨支持的產業。面前的阻礙重重。
事實上，問題的種子早在20世紀就已埋下。20世紀40年代，世界幾乎處于全面戰爭狀態，這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慘重的一次沖突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是全球政治巨大的分水嶺，也預告了近代糧食和農業史即將面臨重大變革。當炸彈震撼戰場時，農村的工業化也已啟程。再向前30年，在1910年時，兩名德國科學家找到利用空氣制造炸藥的方法，研究出將大氣中的氮氣轉換成氨的技術，而氨就是制造化學肥料和TNT炸藥的關鍵原料。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國科學家的手中，有機磷神經性毒劑（organophosphate neve agents）的量產技術已臻完美，雖然這種化學武器從未派上用場，但戰后，美國公司就將此技術使用在農業上。借用卡森說過的話，在“發展化學武器的時候，人們發現有些實驗室制造出來的化學物質能把昆蟲殺死……人們用昆蟲測試毒殺人類的藥物”。原本為生產毀滅性武器而做的準備，成了大規模生產農作物的方法。
20世紀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The Creat Depression，亦稱經濟大恐慌），嚴重的經濟衰退情況持續到戰爭爆發，從而促使美國國會在1933年通過第一部《農業法案》（Farm Bill），這一系列的農業補貼支持政策至今仍是聯邦政府影響糧食生產的主要途徑。該法案的推行旨在幫助因市場過于飽和、作物價格低落而處境艱難的美國農民，相關措施包括政府承諾收購過剩谷物，而此舉造成了產量毫無節制地快速增加。
在戰爭期間，許多最富有的國家因來自國外的糧食補給受敵軍活動阻斷，而經歷了糧食短缺的情況，這個慘痛教訓讓它們體會到自給自足的重要性。因此當戰爭結束恢復和平后，許多國家開始投注心力在提高國內作物產量上。1947年，英國通過了《農業法案》（Agriculture Act），宣布政府將資助并鼓勵以集約化“高效率”的新方式來大規模生產：在一塊土地上使用最新的化學物質、藥劑和機器設備，以取得最大限度的產出。在美國，制造美國戰爭機器的軍工廠被改造為人造肥料工廠。戰時的神經毒氣被制成殺蟲劑，用來對付新的敵人：農業害蟲。植物育種技術使玉米產量暴增，導致玉米價格低廉且大量過剩，最后成為動物廉價飼料的來源。
工業化國家擁有將耕作變成大規模生產程序的方法和動力，但也使得食物和農村遭遇嚴重且始料未及的后果。以數量取代品質，正是這種情況發生的主要原因。農民被鼓勵只需滿足商品市場的最低標準，而非盡力生產高品質的作物；抗生素被允許使用在畜禽身上，以抑制飼養了過多動物的狹窄空間暴發疾病的可能性。而注射激素除了可讓畜禽快速成長外，還能讓畜禽增肥，好盡快供人宰殺。
而在農村，兼營作物種植和牲畜飼養的混合型農場（mixed farming）儼然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單種栽培（monoculture），也就是專門大規模生產單一作物或動物的農場。農作已不再需要順應自然，同樣的作物可以在同塊土地上不斷反復生長，因為人工化肥提供了一個快速修復枯竭土地的辦法，大量噴灑化學物質可以驅逐不受歡迎的雜草、昆蟲和其他害蟲。農場動物從土地上消失，被趕入工廠般的畜舍；而動物糞肥滋養田地和果園的貧瘠土壤的功能，也被人工化肥取代。這是一種新型農業，將生產線模式應用在飼養動物上，令動物在不見天日的黑暗中動彈不得地度過它們的余生。露絲·哈里森（Ruth Harrison）在其出版于1964年的里程碑式著作中，形容這個時代的人們在他們所飼養的動物身上只看到“人類食物的轉換因子（conversion factor）”，她還創造了“工廠式農場”一詞。
歷屆英國政府無視這種農業新體制的隱藏成本，為確保新體制獲得廣泛的采用，他們投入了大量資源進行宣導。在爭先恐后的生產中，一切都過頭了。多家公司開始專門培育能快速成長的動物品種，比如，只需六周就能從小小的復活節雛雞長成荒唐特大號成雞的雞種——比先前雞種的成長期快上兩倍。政府聘雇的一群“專家”顧問要農民加入這個行列，否則他們就會面臨破產。我記得彼得·羅伯茨曾經告訴我，有一天農業顧問來敲他家的門。那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他們交談了很長時間，但對方所要傳達的訊息很簡單：如果你想提高業績，你必須轉為集約化養雞。也就是建造大型工棚，專門且大量地飼養雞。他可從大公司購買雞和飼料，等到小雞成熟——顯然不會花太長時間——再把雞群賣回給原來的公司，由他們負責宰殺及尋找市場。整個作業干凈衛生，工業化且一體化。而羅伯茨所要做的，只是在合約上簽字和負責養雞這種“作物”。
盡管羅伯茨已飼養過幾百只雞，但對于這樣的做法他感到不安，因為這意味著他必須放棄自己作為一個農民在飼養雞上該有的決定權。這似乎不太對勁。當天晚上，他與妻子安娜討論這件事。她不假思索地回應：“如果你想這么做，彼得，我不會阻止你。不過，我并不認同這種做法。”許多農友和羅伯茨不同，他們敗在了銷售策略下。
《失控的農業》書封
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來補貼農業新方向，至今依舊如此。歐盟在1962年制定備受批評的《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其支出占將近一半的歐盟總預算。歐盟每年補貼近500億歐元給符合環境相關標準的農民。同樣地，《美國農業法案》也撥出300億美元2作為農民補貼，其中有3/4的費用只用在1/10的農場上——而且通常是最有錢、最大型的農場。而谷類（玉米）一直都是獲得補貼最多的作物，因為廉價肉品文化的基礎是，用玉米與大豆喂食作為肉品來源的工廠式農場動物，而非用土地上的牧草與糧草。
回頭看，不清楚農民究竟是踏上了一條怎樣無止境的路：期望投入最小的成本，來創造最大的生產效益，結果卻是收益遞減。無可避免地，大規模生產勢必會壓縮農民們的利潤空間，遭受這個慘痛教訓的農民們體會到，這個誘人的農業新體制并不像人家所說的那么好。他們只好關門歇業。
動物與農作物曾經是互利共生的合作伙伴，但工業化卻迫使它們拆伙。大規模種植單一作物的“大麥巨頭”崛起，農地隨著田籬消失而增大。大自然面對多樣性的消失而發出的抗議聲已被農藥淹沒，而昆蟲和雜草原本是在大自然法則的控制之下的。土壤被迫日益辛苦地工作。昆蟲和雜草被消除，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不斷減少，寂靜的春天更添恐懼——工業化農業的沙漠上再也沒有鳥兒歌唱——一如卡森在她那本揭露弊端的書中所記錄的。現今全球幾乎沒有一個角落，不觸及某種程度的集約化農業。
近幾十年來，情況有所改變，有時甚至變得更好。例如，歐盟已明令禁止將小牛提前放進棺材里——狹窄的小牛欄（veal crates）——讓它們在其中終其一生；目前全球也禁用具毒性且破壞力強大的滴滴涕（DDT）農藥。
然而，在卡森和羅伯茨發出警告的50年后，食物的生產方式再度站在十字路口上，英國林肯郡的美式大型農場提案就是最佳例證。當時提案要把原本在牧場上放養的8000頭牛永久安置在只有混凝土和沙石的畜舍里。英國農村在這場對抗戰中翻開了新的一頁，當地居民、美食家、名廚、環境和民間社會團體群起抗議。最終，這項提案被撤回。然而關于新一輪農村集約化的隱憂也在同時浮現：更大規模且超集約化（super-intensification）的美式“大型農場”（mega-farming）出現在歐洲的土地上了嗎？它已經發展到什么程度了？而這種模式的農業對美國本身又有什么樣的影響？
我很榮幸能在由彼得·羅伯茨所創立的慈善機構、世界領先的農場動物福利組織——“世界農場動物福利協會”——中擔任首席執行官。世界農場動物福利協會目前在歐洲、美國、中國和南非均有辦事處和代表處。2011年，我接受董事會主席瓦萊麗·詹姆斯（Valerie James）給予的挑戰，揭露原本立意良善、以“為國家與世界供給糧食”為愿景的產業為何會走入歧途：將獲取利潤看得比供給糧食重要。人類、動物和整個地球會受到什么樣的影響？對此，我們可以怎么做？撰寫本書的想法因此而生。
我決心探索今日全球食物系統下的真相。我擔負起調查記者的角色，追蹤可能的線索與舉報信息，揭開食物生產集約化的神秘面紗；我也常常利用我的職務，使用世界農場動物福利協會的名片，來讓自己脫離尷尬的處境。
兩年多來，我與《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的政治版編輯伊莎貝爾·奧克肖特（Isabel Oakeshott）及一支攝影組，一起探索左右我們盤中食物的農業、漁業、工業化生產和國際貿易等的錯綜復雜的網絡。我通過自己在各地的人脈，查明應該去哪里，找誰談話。根據國家與地區在全球化下世界食物體系中的參與程度，我們擬定了一份拜訪清單。加州顯然是首選，不僅是因為它有諸如好萊塢這樣的文化輸出，還因為可以在那里看到未來的農作方式；中國的勢力逐漸崛起，它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以及飼養豬最多的國家；阿根廷則是全球輸出作為動物飼料的大豆最多的國家。我想要親自看看，這些提供飼料、原料，甚至盤中食物的遙遠土地上的人們，如何受到失序的農村工業化的影響。我非常希望從那些參與其中以及受到影響的當事人那里獲得第一手資料。這本書所撰述的，不僅是他們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