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土地使用權均分以及統分相結合的農業雙層經營體制，所以小農家庭基于土地上的收入是相對均質的。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農民之間開始產生經濟分化，分化主要源于市場中的工資性收入，且工資性收入超過農業收入成為家庭收入的主導，這樣的貧富分化有的甚至超過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農民不再是同一副面孔，產生了強者和弱者之分。筆者所說的強弱主要依據對土地的依存度而劃分，對土地的依存度越高，越是農民中的弱者；相反，對土地的依存度越低，越是農民中的強者。
那些放棄耕種土地而選擇暫時將土地流轉出去的家庭，往往是農民中的強者。他們因為擁有特殊的資源稟賦、較強的個人能力而在市場經濟分工體系中占據優越的位置，在城市擁有更好的獲利機會，家庭勞動力務農的機會成本過高，所以就會放棄耕種土地。因而，可以說這部分農民群體對土地的依存度相對較低。而那些因為年齡或能力不足而被城市淘汰的農民，因為無法在城市獲利而無法實現勞動力和家庭的再生產，只好退守到鄉村，對土地的依賴度就非常高，土地可謂是這部分農民的命根子。
農村中強者和弱者的數量是根據國家宏觀經濟發展形勢而動態變化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能夠提供的獲利機會越多，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越強，那么對土地依存度越低的農民中的強者就會越多。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居住在鄉村的人口不斷減少，自然的結果就是鄉村的空心化，與此同時，在農村分利的群體也就隨之減少，這為對土地依存度高的弱勢農民提供了獲利機會。
我國農業產值占GDP的比例不足10%，目前還有2億多小農家庭依賴土地完成勞動力和家庭的再生產，蛋糕就那么大，參與分利的人越多，每個人分到的就會越少。從農民的立場上去看，鄉村的空心化就意味著越來越多對土地依存度較低的強勢農民轉移進城，參與分享農業剩余和農村獲利機會的人群減少，這是那些被城市市場競爭淘汰的弱勢農民的福利，這實質也是以城促鄉，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良性互動。
當下，農民中的強者和弱者并不是固化的，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和農民家庭生命周期的變化，都可能促使兩者相互轉化。當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發展越好，就會有更多的強者出現，反之，在城市闖蕩的農民可能因失敗而退守到村莊，變為弱者；相反，農民中的弱者也會由于家庭財富的積累或子女長大成人比較有出息，而轉化成強者。
筆者有一個遠房阿姨叫小蘭，她有一個11歲的兒子和一個10歲的女兒；丈夫不識字，到城市里打工就是個睜眼瞎，沒有能力也掙不到錢；婆婆年邁，無法獨自在家帶孫子種田。上有老，下有小，城市進不去，村里又走不開，小蘭阿姨只好選擇種地。近年，隨著村莊全家外出務工的增多，小蘭阿姨夫妻倆有機會流轉到土地，擴大了種植規模，承包了近百畝土地，成了種糧大戶，一年也有七八萬元的收入，和普通家庭夫妻兩人外出務工的收入相差不大。
按照小蘭阿姨的設想，要是夫妻兩人能流轉200畝土地，做個職業農民，一年收入就能有十幾萬元，家庭收入就相當可觀了。由于筆者的家鄉地處華北平原，主要種植小麥和玉米，耕、播、收等農業生產環節早已實現全程機械化，因而耕種就不再是一件重體力活，投入的勞動時間也不多。夫妻兩個人種植200畝土地不成問題，只需要在小麥和玉米收割環節雇幾個工就能搞定。但現在，他們正為無更多的廉價地可種而發愁。許多村民對土地租金的要求有點高，只有每畝租金在800元以上才有人愿意將自己家的耕地流轉出去。在這種情況下，假如還有外來的利益主體進村爭奪土地資源，像小蘭阿姨家這樣的弱勢農民的命運可想而知。
因此，筆者認為，鄉村的空心化并非全是壞事，因為空心化的鄉村可以實現土地資源的轉移，給留守村莊的農民帶來發展的希望，進步的希望。當然，鄉村空心化后，留守農民的住房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則是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婦女報201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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