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要把“進城”的選擇權交給農民，進不進城、退不退地，要由農民自己選擇，而不是替農民選擇。
從無數農村青年把“脫農皮”當做人生最大理想，到拒絕“被進城”成為一項需要捍衛的權利，其間巨大反差的背后，是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而其中更關鍵的因素，則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尤其是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土地的價值日益凸顯，成為各方垂涎的巨大“蛋糕”，同時也成為農民必須拼力捍衛的財產和權利。因此，所謂尊重農民要不要進城的選擇權，其本質是尊重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
數十年來，中國實行二元化的土地制度，即城市土地國有，農村土地為村民集體所有。但在以往嚴格的城鄉隔離制度下，作為村民而擁有部分產權的土地，與其說是農民的財產，不如說是把他們強行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因此，退出村民集體、放棄對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以此換取進城“吃商品糧”的資格，對農民而言是打碎枷鎖的解放，擁抱歡呼尚且不及，更何須強迫？
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大批農民自覺且自由地離開土地、進城務工，留在鄉村的土地不再是束縛他們的枷鎖，而是變成了不斷升值的財產。此時，如果要求農民必須放棄這一“潛力股”，才能獲得成為市民的權利，則確實是給農民出了一道難以選擇的難題。反之，如果不把城市戶籍與土地問題掛鉤，農民即使轉為城市戶籍，依然可以享有原來對土地的相應權利，則農民不僅不需要做出艱難的選擇，反而會成為與其他市民擁有同樣公共福利和服務，同時還在鄉下擁有一塊土地的特殊的市民。
因此，國土資源部所稱的“進不進城、退不退地，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其實有不同的解讀，其中對農民最有利的選擇，就是“進城，但不退地”。但若真的如此，則所謂“把選擇權交給農民”，就成了一個不必要的承諾，因為不會有農民拒絕這樣的好事，也就不存在強迫農民選擇的可能。而另外的可能，就是把在“進城就必須退地”與“不退地就不能進城（落戶）”之間的選擇權交給農民自己。但這樣的“選擇自由”究竟有多大意義，其實很值得懷疑。
中國的土地制度成因復雜，留給今天的難題也同樣復雜。如果強推“進城必須退地”政策，等于用屬于公民權利的城市戶籍，強行換取農民的實際財產，即對農民不公，也很難在法理上說通。若實行對農民有利的“進城但不退地”，則未來的城市居民中將出現身無寸地的“老市民”和既有城市戶籍又擁有農村土地的“新市民”。這樣的政策，雖然在情理上有對農民以往犧牲做出補償的合理性，但新老市民之間的新的“二元結構”，也可能帶來新的不公和隱患。
迄今為止，土地政策的調整都限于應對性的局部微調，且僅限于農村土地政策部分。實際上，今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約束之一，就是已經矛盾重重的土地制度，未來必須有更具戰略性的全面改革，才能適應中國經濟的新的發展。譬如，在實行農民“進城不退地”政策的同時，逐步以城市房地產土地使用權無條件延期為突破，實現城市居民事實上的土地所有權。同時，逐步將農村宅基地交易對城市居民開放，讓更多“老市民”像“新市民”一樣在農村擁有土地。如此既可以打破新的“二元結構”，也可以實現財富及人員、物資、文化在城鄉間的雙向流動，真正打破城鄉壁壘，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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