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假期一時憤怒寫了這篇文章，騰訊大家本來今天發了，但刪了幾段話，我很少寫時政專欄，想說的也就是那么幾句話，刪了之后覺得不清不楚不如不發，就讓編輯把稿子撤了，現在全文發在這里。
做記者的時候，我只是順帶做一點三農問題，但不知道為什么，離職這么些年，我還是經常去看一些這個領域的枯燥報道。今年因為專心寫長篇，一共就寫了那么幾篇專欄，關于農村的居然有兩篇，有我也知道寫這些既沒有什么成就，也不帶來收益，但人的情感有一種不可預期的流向，它流向哪里，我就寫到哪里。
我采訪過五次全國兩會，跨了兩屆政協委員。兩會記者最焦慮的事情是認人，網上的證件標準照很難和現實形象產生聯系，中國的記者們又鮮有見到高官的機會，部長們列席會議都是從人民大會堂北門出入，每進來一人都有起碼五十個記者盲目地沖上去，如果最里面那一圈記者沒人認出來這是誰，情況就會變得很尷尬，我見過有人情急之下翻部長面前的胸牌，還聽過人不恥下問：“部長好！請問……您是哪個部的部長？”
等到會議結束的時候，幾千個委員從會堂里一涌而出，那簡直就是一場混戰，奇怪的是，作為一個經過一番努力才能勉強分清布拉德·皮特和湯姆·漢克斯的臉盲癥患者，不管什么時候，我總能在人群中一眼看見陳錫文，他是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在全國兩會的會場上，這不算級別太高的官員。陳錫文皮膚黢黑，永遠苦大仇深皺著眉頭，我在兩會上采訪過他不下十次，從沒有見過他臉上的肌肉挪動過位置，采訪的時候我會忍不住想：這個人也太適合做三農工作了，他長得真像……農民。
每次意識到“農民”這個詞在漢語中隱含的貶義，我總會被這件事刺痛。就像在我的家鄉，不能隨便叫年輕女孩子“小姐”，因為太多女孩子去了珠三角，成為語焉不詳的“小姐”，畢業后我先在廣州工作，同事去采訪深圳“二奶村”，回來笑嘻嘻說：四川姑娘厲害，起碼半個村的二奶都是你老鄉。王力雄也在《天葬》里寫過，西藏女人甚至有“趕走川妹，還我丈夫”的口號，因為“她們痛恨自己的丈夫把心思和金錢都給了做色情生意的四川姑娘”。我希望自己不要在任何意義上活在一個群體概念之下，然而你也不可能逃開這件事，人總是會被這個世界歸納定義，然后扔進某一個評價體系，“四川姑娘”是一個，“中國人”是另一個，“中國農民”則是我僥幸不在里面的一個，但里面裝了9億人，一個國家，用權力造就權利的不平等，然后把整整9億人扔進浸透貶義的評價體系，我既憤怒，又有點嘆服。
按照我有限的經濟學知識，陳錫文相對“左”，但他總讓人感覺對農民的命運有真正的關切，這讓我對他始終懷有某種敬重，直到現在，我還偶爾會搜搜他的新聞，看他怎么談農村土地流轉問題，我發現，他始終沒有變過。在我做記者那幾年，這是三農領域的熱門問題，自由派的三農專家認為如果土地不能自由流轉，等于把農民永久綁在土地之上，但陳錫文則非常謹慎，采訪中他幾乎每次都會提到，地方普遍進行的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實質上不過是政府“拆了農民房子后拿土地賣錢”，而鄉鎮政府的獲利，又大部分與農民毫無關系，有一次他痛心疾首跟我說，哪怕在全世界范圍內，和平時期村莊以如此速度減少，從來沒有過。
因為對這個問題的關心，我去過一次天津，采訪濱海新區某個鎮的“土地作價入股”改革。改革有點復雜，大概意思是：將農民的宅基地和村集體建設用地、農業用地流轉至鎮政府名下，由鎮政府進行統一規劃整理，而農民則可從中獲得收益，獲益方式一是用宅基地換取新建住房，二是用村集體建設土地和一般耕地換取保險。
聽上去是不是不錯？鎮政府以為我要給他們做正面宣傳報道，興高采烈帶我去參觀新建的樓房，又找了個副鎮長接受采訪。樓房就是那種標準的回遷房，為了省地，把整個村的人集中在幾棟樓里，樓下有一些紅紅藍藍的健身設施，種了幾棵要死不活的小樹，一種這十年來在被拆農村里常見的城市生活模板住宅小區。副鎮長意氣風發，給我匯報改革成果：除了宅基地換的房子，村民一次性獲得的征地補償大概是四萬塊，而所謂土地換保險，是指村集體土地流轉至鎮政府名下后，鎮政府統一為村民繳納保險，這樣到了城鎮退休年齡，他們就可以領取養老金，“去年是每人每月379元”，副鎮長說。
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又確認了一遍，真的，一個月379元，那是大概七八年前，在那個村的附近，房價已經超過五千，我當天就回到北京，下火車后去味千拉面吃了牛肉炒飯，我記得當時是32塊一份。稿子發表出來之后，我被副鎮長電話追殺了幾天，反復強調他要肉體追殺到北京來，后來我不堪其擾，索性把手機關了，但每一篇稿子都是會過去的，對他和對我都并不產生真正影響，他沒有來北京，我再沒有去過天津。八年間城鎮養老金有不小幅度的增長，當年的村民，現在可能一個月能拿700塊，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為此感到高興，如果一個人被奪走整個世界，卻獲得一顆糖，他是不是會為這顆糖高興？也許會的，如果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失去的東西，而一顆糖總是一顆糖。
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農村土地到底應該怎么流轉（畢竟也有不少農民因拆遷真的發了財），農民是不是應該離開土地，當一種困境和另一種困境產生碰撞時，我發現自己失去了判斷。就在五月底，我看見陳錫文給《中國青年報》寫了一篇短文，提到“不管是土地流轉還是進城，讓農民自己選擇”，文中引用社科院的一個報告：“中西部農民向城鎮轉移意愿分布”顯示，“很想”向城鎮轉移的農民工占11.83%，“比較想”的占21.73%，“一般”的占17.45%，“不太想”的占24.82%，“完全不想”的占24.13%，約一半農民工不想進城，另外66.1%的農民工認為到了一定年齡就想回鄉。
聽上去也挺簡單，想離開的人離開，想留下的人留下，但“選擇”這件事從來建立在“自由”之上，一個被戶籍制度生生割裂的國家，沒有什么真正的選項。想離開的人不知道怎么融入，想留下的人不知道怎么求生，我的姨父，搬進城市也有快二十年，但過了六十歲依然輾轉于各種工地打工，燒磚挖沙搬水泥做炊事員，幾個月才能結算一次工資，永遠處于老板會不會賴賬的焦慮之中，真的被賴掉的那幾次，他長吁短嘆，卻毫無辦法，轉頭尋找下一份工作。至今家里人背后提到他，還是會在評價前面加上標簽，“農民噠，是這樣的……”，他們都對姨父很好，知道他干活辛苦，吃飯時把會回鍋肉擺在他面前，何況他們中間大部分人，也不過是現在能拿退休金的下崗工人，也曾經有漫長的十幾年，四處艱難求生，但他們還是掩蓋不住粗俗而本能的優越感，我也理解他們，優越感并不僅僅建筑于虛榮、膚淺和可笑，有時候它不過是一種建筑于權利的現狀：你是個農民，你和我們不一樣。
好幾年前，我在紐約一個圖書館里看到劉紹華的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寫涼山的彝族年輕人，家里有親人住在涼山，讓我對這本書很感興趣，但一直到去年，這本書輾轉多處，終于出了中文簡體版，叫《我的涼山兄弟》，因為涉及少數民族、毒品和艾滋病，時間跨度又超過五十年，作者討論的命題顯得非常復雜，但我依然會在最淺顯的層面被觸動：村里的年輕人都想離開，然而他們即將進入的世界，對他們充滿偏見和歧視，新生活的展開，是一條處處陷阱的荊棘路。書中有一段，寫到在外頭死掉的彝族人要火葬，但去殯儀館需要2000塊火葬費（昭蘇2014年的農民人均年收入是730塊），沒有錢的人就在野外偷偷燒了，買20斤四季豆桿放上汽油，半個小時能燒完，結果有一次燒到一半來了武警，說這是殺人滅尸，解釋半天才得以脫身，有人專門做燒尸體的事情，大家都太窮了，他賺不到錢，倒是總結了一些經驗，“吸毒的骨頭很多是黑的，沒有吸毒的骨頭是白的”。
還有一段，寫幾個彝族青年將朋友的遺體秘密運回故鄉，用大被蓋綁起來，先火車后汽車，放在車頂行李架上，旅途疲憊，大家都累得睡著了，醒來發現棉被包被偷，最后是在路旁溝渠里找到遺體，“顯然是被嚇壞了的小偷情急之下遺棄在此”。很像多年之前湖南人李紹為千里背尸的故事，這故事后來被拍成電影《落葉歸根》，趙本山主演，我去電影院看過，我不大受得了趙本山式的擠眉弄眼，和那種不加克制的煽情，但一想到這件事是真的，我又沒有辦法不被它敲打靈魂，在我的想象中，如果這個故事被賈樟柯拍出來，會有一種更加隱秘的傷痛，就像真正的農村，傷口入骨，我們能看見的，不過是一點傷痕。
毒品、性、死亡、艾滋、暴力、精神虛無……所有這些，疊加上“農民”的標簽，突然間就刷爆了朋友圈，我對這些鄉村的想象沒有太大興趣，我關注的事情，要枯燥無聊得多：醫保、養老保險、土地流轉權、和政府的議價權、戶籍制度、進城人員子女的教育權……在《動物莊園》里，“所有動物生來平等，有些動物更加平等”，在我們這里，“所有人類生來奴役，有些人類更加奴役”，哪怕自由遙不可及，我們總不能把不平等視為當然。如果這一點真正改變，我們才可以說，農村和城市的底層沒什么區別，真的，到時候你愛吃玻璃吃玻璃，愛炸褲襠炸褲襠，精神空虛的確是一場無處不在的世界病，但政治歧視不是，活在黑暗中的人，總應該知道，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人，能看見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敘述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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