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模式”是特定時代背景和區域歷史文化的產物，更是當地人民積極探索的成就。縣域經濟發展的成功模式是中國人民在艱苦條件下努力奮斗、自主創新的成果，是基于中國實踐的發展經濟學的實驗范本。模式本身就是一種創新。但這些模式都是經驗模式，是建立在各自的相對優勢基礎上，只有類型相同的借鑒性，并不是廣泛推廣的范式。研究分析這些模式，是為了在新體制新形勢下，面向未來，反思過去，學習借鑒，革故鼎新，促進中國縣域經濟全面可持續發展。模式都有自身的缺陷，體制改革和創新才是促進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和持久動力。
關鍵詞：縣域經濟；經驗模式；分析；體制改革；可持續發展
一、縣域經濟及其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經濟體制改革對地方政府的放權讓利和財政體制“分灶吃飯”的實施，地方政府逐漸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和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力。各地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資源配置權和地域優勢積極發展本地經濟，國民經濟發展在區域結構上出現新的不平衡態勢。尤其是作為國民經濟主要基礎的縣域經濟，因其基礎性、區域性、層次性、綜合性、樞紐性、農村性、集聚性、擴散性等特點，成為地方經濟的核心。縣域經濟是指以具有獨立規劃和財政職能的行政縣（包括縣級市、旗等）為地理空間，以市場為導向，以縣級政權為調控主體優化配置資源，功能完備并具有地域特色的區域經濟系統。[1] 縣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基本的區域單元，是政權組織的基本單元和國家治理的基礎環節。一縣之中，既有農村，也有城市。縣域經濟體系中既有農業、工業、商業、交通、建筑、建材、服務等產業部門，又有計劃、財政、銀行、稅務、物價、工商管理等職能部門；既有生產經營的企業和部門，又有社會經濟管理結構；是功能齊全、綜合各產業各部門乃至社會單位于一身的國民經濟小系統。中國從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縣域的國度，縣域經濟是真正的地方經濟。
目前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自組織性和不平衡性。中國2052個縣域，在氣候、地理、地形、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方面差異巨大，從地理條件講，有山區縣（占43%），丘陵縣（占26%）、平原縣（占31%）；從經濟地理角度講，有沿海開放縣、城郊縣、傳統農業縣、山區縣和牧區縣等類型。縣域經濟之間的發展狀況也差異甚大，發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顯。首先從縣域經濟系統的時空演化階段看，有傳統階段（城鄉分離，自組織發展）、發展階段（城鄉對立，向心 運動）、一體化階段（城鄉融合，和諧發展）；其次從縣域資源開發與產業結構的 演變上看，有資源開發型、資源開發與加工并重型、工貿型；另外從區域分布看， 東部沿海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較快，目前的百強縣絕大多數集中在這一區域，中部次之，西部落后。從發展現狀講，有富裕縣、發展中縣、貧困縣，其中直接差距，據2001年底的統計，有縣域GDP超過400億元的，也有不足1億元的；有縣域年財政收入超過80億元的，也有幾千萬元多一點的；有縣域人均GDP近4萬元的，也有才300元的。其中人均GDP最高的100個縣市的平均值是最低的100個縣市的14.3倍。[2](P17-19)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縣域經濟基本上是自組織發展的，雖然有的發達縣域在政策、資源或區位上曾有優勢，但必須承認，組織者的努力和創新是推動發展的主要因素。正如劉易斯所言：“資源是經濟增長的條件，但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經濟增長率是人的經濟觀念、行為和制度決定的”。[3](P292) 這些基于特定環境、基礎上的縣域經濟成功發展之路，被稱之為縣域經濟發展模式。所謂“發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件，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的路子”。[4](P27)
最早提出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并倡導模式研究的費孝通教授說：“模式是從發展方式上說的。因為各地所具備的地理、歷史、社會、文化等條件不同，所以在向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這是可以在實際中看到的。不同的發展路子就是我所提出的不同發展模式”。“發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進了一步，要求我從整體出發，探索每個地區發展的背景、條件，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與其它地區相區別的發展特色，這就促使我進入不同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各種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較，是因為它們是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上出發，又向同一目標發展的。共同基礎是我們傳統的小家經濟，同一目標是脫貧致富，振興民族經濟”。[5]
目前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經驗模式，主要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形成的“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溫州模式”以及以后出現的“晉江模式”“鞏義模式”“農安模式”“義烏模式”等。這些模式是中國人民在發展縣域經濟方面積極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國實踐的發展經濟學的實驗范本。今天我們研究分析這些模式，是為了在新體制新形勢下，面向未來，反思過去，學習借鑒，革故鼎新，促進中國縣域經濟全面可持續發展。
二、具體經驗模式分析
（一）蘇南模式。“蘇南模式”是費孝通教授1983年在其《小城鎮·再探索》中提出來的。“蘇、錫、常、通這幾個地方鄉鎮工業的來歷和發展機遇類似”。“到80年代初江蘇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蘇南的農民沒有把社隊企業分掉。在改制過程中，鄉和村的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管理這份集體經濟，通過工業保存下了集體經濟實體，又借助上海經濟技術的輻射和擴散，以鄉鎮企業為名而繼續發展。蘇、錫、常、通的鄉鎮企業發展模式是大體相同的，我稱之為蘇南模式。”[5] 傳統的“蘇南”指蘇錫常三市，領21區、10縣（市）、314鎮，費孝通教授“蘇南模式”意義上的“蘇南”范圍更廣一些，包括南通和浙北的嘉興、湖州等，現在理論界講的“蘇南模式”，區域已擴展到蘇中的揚州、浙江的杭州等。[6](P157)
“蘇南模式”的特點是通過大力發展鄉村集體企業而使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是一種重點探索農村工業化道路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蘇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經濟為主體，以規模經濟和外向型經濟為支撐，以鮮明特色和優勢產業為主要特征的發展模式。
在“蘇南模式”的形成和演化過程中，三次機遇把握起了關鍵性作用：一是上世紀80年代初經濟體制改革促成蘇南鄉鎮企業崛起；二是1992年后浦東大開發帶動外資涌進蘇南，推動了企業轉制和縣域工業化進程；三是20世紀末鄉鎮企業民營化改制，促進蘇南經濟向健康軌道發展。[6](P221)
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實踐中，“蘇南模式”取得的成績是輝煌的，蘇南地區整個縣域經濟經濟總量比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增長了50多倍。“蘇南模式”是發揮以下優勢形成的：一是發揮政權的力量以及政府的信譽優勢，有利于把社會上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生產要素組織起來，迅速地形成生產力，并辦成了一些大事；二是農村經濟發展在地方政府統一組織領導下各產業之間保持了一種穩定的協調關系，從事各業的人員報酬得到了兼顧，大多數農民都不同程度地富裕起來；三是地方政府掌握了積累的支配權，農村各項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包括交通、郵電通訊、城鎮建設、醫院、學校、文化娛樂場所、賓館等，都由政府統一規劃并實施，促進了社區的繁榮；四是地方政府直接掌握著經濟決策權，為基層政權的鞏固提供了物質基礎，并由此而形成了號召力和控制力。
“蘇南模式”的形成，縣鄉政府的有力組織和推動起了關鍵的作用，同時，也與蘇南地區的歷史傳統和區位優勢分不開。“蘇南模式”在計劃經濟一統天下的時候就已經萌芽。“它們（蘇南鄉鎮企業）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工業，即公社和生產大隊、生產隊辦的工業。公社和生產大隊、生產隊是集體經濟的實體，它有權在社員的勞動所得中積累一部分資金，用來興辦集體公有的工業，叫社隊工業”。[5] 改革開放初期，“左”的束縛還很嚴重，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爭論遠末得到解決，以地方政府出面辦企業比較容易得到社會各方面的認可和支持。從體制方面講，當時政府主導解決了發展的路徑問題，減少了改革與發展的摩擦成本。另外，從經濟角度看，“蘇南模式”是植根于“單一農業”及“單一集體”基礎之上的，民間基本上沒有資本積累，以鄉、村兩級農業上的積累作為發展鄉村工業的起步資本也是順理成章的。從歷史傳統看，蘇南農村經濟歷來就很發達，著名的“魚米之鄉”，“天下大計，仰給東南”已是中唐以后歷代統治者的治國寶訓。蘇南也是我國資本主義最早萌芽的地方，農民既愛土地，也有愛辦實業的傳統，歷史上形成的豐富多樣的家庭手工業和傳統小工業成了蘇南農村就地辦工業的“根”。蘇南是洋務運動的重鎮，是近代民族工業的發源地。傳統工業基礎好，市場網絡發達，加之文化教育發達，技術和人力資源條件好，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也就有必然性的一面。另外，從經濟地理位置看，蘇南地處東南沿海金三角地區，靠近上海等大城市，易于接受大中城市的經濟、技術輻射。
從發展實踐看，當前市場經濟體制日趨發展和完善，全球化競爭迎面而來，“蘇南模式”的一些弊端日益顯露，歸納起來主要有：（一）產權不明，政企不分。“蘇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導鄉鎮企業推動，許多學者稱之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7] 甚至有人認為“蘇南模式”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干部經濟”“政績經濟”模式。[6](P30) 蘇南鄉鎮企業是黨、政、經、社四合一，社區政府是企業最初的發動者，資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護者，還是企業內部分配的主宰者。這同市場經濟體制對政府職能規范、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相矛盾，不僅影響市場經濟秩序，破壞企業運行機制，而且障礙了企業家市場的形成。更為嚴重的是，誰對集體資產真正負責的問題得不到解決。雖然有的大企業已經完成股份制改造，有的甚至上市，但觀念還沒有從根本上轉變。（二）投資主體過于單一，集體的負債率普遍較高，甚至有個別地方是全鄉（鎮）性的資不抵債，同時民間資本積累又相對不足，無論是所有制結構調整還是經濟結構調整要邁出大步都存在著較大的難度。（三）產業結構層次較低。各縣（市）產業結構雷同，輕紡化纖、機電等支柱產業趨同，重復建設、小而散現象比較嚴重，企業集團化步伐緩慢，第三產業不發達。產品結構層次低，初級產品多，最終產品少，產品附加值低，企業規模效益不明顯，不利于國際化競爭。（四）區域要素市場發育滯緩。蘇南有形市場比較發達，但生產要素配置仍在政府主導下，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尚未發揮。（五）由于長期實行的是地方政府無所不包的推動，()
因而使相當一部分農民養成了一種依靠心態，自主自立意識、競爭風險意識不強，缺乏一種資本投入的沖動。（六）狹隘的“社區擁有”觀念嚴重束縛著各級政府，阻礙著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社會流動。[8](p56)
（三）溫州模式。“溫州模式”最早是由新聞界提出的。1985年5月12日的《解放日報》頭版報道“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首次使用“溫州模式”的概念。十五大以后，官方文件正式將“溫州模式”作為成功范式宣傳推廣。“溫州模式”的形成較“蘇南模式”晚近十年，其特點是以家庭工業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以供銷員為發動骨干，以農村集鎮為依托的新型產銷基地，以專業化市場為紐帶的市場主導運行機制。從組織路徑講，“溫州模式”是通過發展個體、私營經濟而帶動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發展模式。“溫州模式”代表了中國欠發達地區人民在條件落后、交通閉塞、缺乏城市帶動和輻射的地區，通過自發的市場取向改革，發展商品經濟，改變貧窮落后，促進縣域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路子。“溫州模式”的區域范圍現已擴展到臺州、金華、寧波等地，有人主張改稱為“溫臺模式”，甚至有人認為稱“浙江模式”更合適。[6](P157)
“溫州模式”的形成是三種因素直接促成的：一是溫州地區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過剩勞動力必須要尋找出路；二是政府較少行政性干預。溫州是“左”的思潮盛行時期“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重災區，歷史教訓使政府官員盡量減少與民間力量的沖突；三是溫州地區歷史上的“重商”傳統。溫州是中國“重商”主義的永嘉學派的發源地，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注重功利之學，強調務實，修實政、行實德、建實功。主張“惠工通商，扶持商賈，流通貨幣，義利并舉”。反對傳統的“重本抑末”、“貴義賤利”思想，提倡發展商業經濟，由此所形成的傳統“重商”文化，是溫州經濟發展的一種根源。“溫州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文化基因”起了重要的作用。
“溫州模式”相對于“蘇南模式”的一個成功之處就在于一開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產權制度。它以家族企業為主體，以外向性經營為特征，重視品牌經營，形成一個強大的區域產業集群。因此，有專家認為“溫州模式”更符合市場經濟內在的必然性，接近于自由競爭的初級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張仁壽，1997）溫州家族式私營經濟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明確的社會分工和協作，使每個中小企業專注于核心競爭力的培養和成本潛力的挖掘，形成強大的企業品牌群，進而結成強大的行業或產業品牌優勢，最終匯集或區域品牌優勢。大量的企業集群加之合理的分工協作，以及品牌、技術專長等無形資產的共享，產生諸多協同優勢。個體私營企業、股份合作企業、以自然人投資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等構成了溫州民營經濟的主體，目前，民營企業占全市企業總數98.8%，民營企業二、三產業產值占全市比重分別為90%、92%，民營企業從業人員占全市職工總數的80%。2002年，民營經濟產值占全市GDP的78.8%、占工業總產值的96%、上繳稅收占全市財政收入的70%、外貿出口占95％、民間投資占69.5%。[9](P35)
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目前“溫州模式”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縣域經濟間發展不平衡。據陸立軍等人2003年對浙江全省縣域經濟發展的評估，溫州全市僅溫州市區真正算得上發達地區，樂清、瑞安屬較發達地區，平陽從2001年起才進入較發達縣(市)行列，而洞頭、蒼南、永嘉、文成、泰順5個縣則一直屬于省內欠發達地區。同一區域，縣域經濟間不能協調發展，一方面說明發展的組織途徑尚待完善，另一方面，對未來可持續發展造成環境制約。（二）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溫州的農村工業化進程較快，但相比之下，城市建設則受到行政區劃和土地、水資源等諸多限制，城市化水平滯后于工業化水平將近20個百分點。溫州是“溫州模式”的發祥地，也是浙江省確定的三個省域中心城市(杭州、寧波、溫州)之一，但溫州的城市化水平與杭州、寧波相比差距甚大。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是工業化的基本保證。要進一步提升溫州工業化水平，發揮溫州對浙西南乃至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當務之急就是把溫州市做大做強。只有這樣，溫州才能充分發揮它對所轄各縣(市)，乃至浙南、閩北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和帶動作用，促進區域間縣域經濟協調發展。[9](P35)（三）外向型發展過快，內源經濟跟不上。“溫州模式”的形成主要在溫州之外，300多萬溫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歐美各大城市幾乎都能看到從事皮具、時裝、百貨、土產、托運、餐飲的溫州人，但溫州本地上規模的企業卻不多，存在明顯的“三少一多”，即上規模的企業少、引進外資少、上市公司少(整個溫州市僅一家)，低水平重復的家庭作坊、私營企業多。有人形象的講蘇南企業家稱之為“坐商”，而將溫州企業家稱之為“行商”。資本和人才外流可能導致“產業空心化”，近幾年來，溫州市約有1000家企業到上海建立總部或研發中心，其中，整體搬遷到上海的企業約有500余家；溫州流到外地(包括辦廠、置業、買房等)的資金約1000億元。企業外拓，有利于資本積累和市場競爭，但也可能導致本地經濟發展擱淺，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四）企業管理制度的落后。家族式企業比重較大，大部分民營企業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尚有很大距離。家族制是企業開創時期低成本組織資源的比較選擇，但規模經營和國際競爭必須以現代企業制度為基礎。目前，溫州家族制企業產權主體過于單一，股份過于集中，給企業的資產兼并，聯合及股權轉讓帶來諸多麻煩。（五）產業結構滯后。溫州經濟主要以勞動力密集產業為主，產品大多是小商品，紐扣、眼鏡、拉鏈、徽標、打火機、鞋帽服裝之類，技術含量低，利潤空間小，不利于企業發展和國際化競爭。
（三）珠江模式。“珠江模式”最早是費孝通教授提出來的。他在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將廣東珠三角四種縣域經濟發展模式“順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東莞模式”總括為“珠江模式”，與前兩種模式合稱為中國縣域經濟發展與工業化進程的三大成功模式。“南海模式”是國營、集體、個體經濟一起上，縣、公社、村、生產隊、個體、聯合體企業“6個輪子一起轉”；“順德模式”、“中山模式”以鄉鎮企業為主，經過改制后逐漸以本地民營資本為主導；“東莞模式”以“三來一補”為吸引外資的主要手段積累資金，利用美、港、臺制造業向大陸轉移的時機，積極融入跨國公司的供應鏈做OEM，成為國際性對外加工基地。這四個縣（市）被稱之為“廣東四小虎”。（王志綱，1988） 它們的共同特征是以集體經濟轉制形成民營經濟為主體，通過“三資企業”、依托外源型經濟發展而帶動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發展模式。相比較前兩種模式，從工業化的發動者看，“溫州模式”是私人發動型，“蘇南模式”屬于政府（社區）發動型，“珠江模式”則兼而有之；從籌資途徑看，前兩種模式傾向于資本自給型，而“珠江模式”是依靠外資型；從體制變遷的路徑看，蘇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體制內供給型強制性制度變遷，溫州則是自下而上的體制外需求型誘致性制度變遷，“珠江模式”是兼而有之，由于地緣因素，“珠江模式”更具有“外來沖擊――內部回應”的制度演化特征。
以“四小虎”為代表的珠三角縣域經濟板塊為廣東經濟的騰飛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發展外向型經濟，承接產業轉移，吸引大量外來工云集珠三角，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以“粵家電、廣東糧、珠江水、嶺南服”為代表的“廣貨”風行全國。直接促進珠三角市場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使廣東一躍成為中國第一經濟大省，GDP占全國1/10，外貿出口占全國1/3。20年時間，將原本是農業區域的珠三角建設成為中國最強大的城市工業集群。幾千萬外來工在珠三角非農就業，不僅將巨額發展資金匯入落后的內地，而且，回鄉創業者還將開放的思維和先進的管理文化帶回內地，對中西部落后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目前，“珠江模式”已擴展到福建閩南等沿海地區。
“珠江模式”的形成建立在三大優勢上：一是政策優勢。改革開放初期，廣東先行一步的政策優勢，直接促成珠三角外向型縣域經濟的起步和發展。二是區位優勢。毗鄰港澳，兩個特區支撐，又有珠三角城市群落作為依托，加之珠三角傳統上就是我國商貿發達的地區。三是海外僑胞的投資。珠三角地區是有名的僑鄉，僑資為工業化的起步起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和政策優勢的淡化，“珠江模式”存在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世紀之交，典型代表的“四小虎”先后遇上發展困境：順德家電企業在國際產業價值鏈分工體系中提升乏力，中山曾經的優秀國企被體制拖住了后腿，南海“小打小鬧”依舊，東莞則開始遇上產業空心化的危機。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企業規模偏小，集團化步伐緩慢，在全球化背景下同跨國公司競爭處于明顯弱勢。二是投資推動非常明顯，有的地方甚至將經濟發展等同于招商引資。三是產品技術含量不高。“前店后廠”，實際利用的是廉價勞動力，沒有達到引進先進技術的目的，企業研發能力低，大多是生產中心，技術價值所占比重很低。四是社會管理體制配套改革跟不上。珠三角經濟奇跡是和外來工的廉價勞動分不開的，目前經濟市場運行的束縛在珠三角已不是問題，但大量外來工的社會待遇和收入保障卻沒有配套解決。五是區域文化轉型滯后，導致域內外意識矛盾和勞資沖突。
（四）晉江模式。有專家認為“晉江模式”是“珠江模式”的擴展。以僑資僑力為依托、以外向型為特征發展開放型的縣域經濟，在這方面它們是相同的。但“晉江模式”也有自己的特點，一是外資規模經營。目前晉江海外和港澳臺同胞有200多萬，數倍于本地人口；外資企業已近2000家，且大多是規模性企業。二是經營多樣化。目前晉江已形成了鞋帽、服裝、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飲料、玩具、電子機械等產業。三是產業與市場互動。其陳埭鞋原料市場、磁灶建材市場、安海糖煙酒市場、福埔車輛機電市場、英材布料市場、華冊水產品市場均為輻射全省、全國的專業化龍頭市場。四是有獨特的文化支撐。閩南泉州是明清時期中國十大商幫“福建幫”的大本營，閩南人作生意敢闖、敢干，晉江人是代表。晉江商人在長期經營中形成“誠信、創新、開放、謙恭”的優良品質，這為晉江經濟的發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礎。
（五）鞏義模式。“鞏義模式”是上個世紀90年代后被輿論界倡導的第一個中西部縣域經濟發展經驗模式。“鞏義模式”是通過抓好縣屬工業而帶動整個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發展模式。也就是時下輿論界大力鼓吹的“工業強縣”模式。鞏義堅持工業經濟在縣域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把項目建設作為縣域經濟的先導和中軸，縣內外優勢資源都鎖定和聚集在這個中軸配置。項目建設集中于煤炭電力、金屬冶煉、水泥建材、化工化纖、機械制造、耐火材料和電線電纜等七大行業，形成工業企業6700多家，已建成企業集團25家，上市企業2家，納稅超千萬的企業10家。工業的發展使鞏義的綜合實力居河南省縣域經濟首位，號稱“中原第一縣”。目前，全國搞“工業強縣”比較成功的還有山東高唐、河南濟源、吉林洮南等。
“鞏義模式”的形成有特定的環境條件：一是鞏義的農業自然條件較差，縣域經濟發展必須跳出“農”字找出路；二是鞏義的縣域工業基礎好，計劃經濟時期就已經辦好了許多社隊企業；三是區位條件好，處于鄭州、洛陽兩個大城市之間，交通方便，接受城市輻射充分；四是體制優勢，鞏義屬河南省會鄭州市管轄，項目申報方便。
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鞏義模式”普遍存在明顯的不足：（一）城鎮化水平跟不上。城鎮化是工業化的基礎和基本保證，工業化通過城鎮化實現規模和社會效應，進而促進縣域經濟社會向和諧文明的現代化邁進。（二）產業集中度差，競爭優勢不明顯。目前，鞏義的工業無論是布局還是結構都相對分散。縣域經濟資源有限，工業只有集聚，才有競爭力。（三）農業產業化步伐緩慢，縣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帶動農業產業化，只有農業產業化充分發展，工業經濟才有穩固的基礎，縣域經濟才算真正走向可持續發展道路。
（六）農安模式。“農安模式”是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帶動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發展模式。以吉林省的農安縣為代表，故稱之為“農安模式”。江西省的遂川、江蘇省的射陽等縣域經濟發展也歸于此種模式。
“農安模式”的形成條件：一是農業資源較為豐富，農業發展條件較為優越；二是除了農業資源外沒有別的資源；三是一般遠離大中城市，接受城市輻射較難；四是縣級主要領導沒有受到“無工不富”的思想束縛。
目前，“農安模式”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是農業產業化組織途徑問題。由于體制原因，目前我國農業產業化組織體系很不完善，中介市場嚴重缺失，從根本上影響“農安模式”的發展。二是主要產品的技術含量不高，因而附加值偏低，影響了資金積累；二是產業科技開發投入偏少，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不夠健全，農產品更新換代步伐過慢。創新的方向是：加快培育、引新品種，繼續向專、高、特的方向發展，進一步提高農產品的加工深度，迅速提高產中的附加值。[8](P13)由于縣域經濟肩負著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大職責，農業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基本保障，解決“三農”問題歸根結底還必須以農業為根本點，縣域經濟發展必須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因此，“農安模式”是需要強調并值得向全國推廣的模式。
必須強調，縣域經濟發展以農業產業化為主導，但不能偏離工業化的大方向。工業化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基本主題，是現代化不可超越的階段。工業化不等于大力發展工業經濟，但必須以現代工業裝備農業，首先實現農業生產機械化、集約化、科技化、信息化，然后強化農產品的深加工，使糧食成為工業原料，推動食品工業發展，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業附加值。
（七）義烏模式。“義烏模式”是通過興辦專業市場帶動縣域經濟全面發展的模式，基本內容可以總結為“建一處市場，富一方經濟，活一方流通，帶動一方產業”。“義烏模式”的成就是輝煌的。2000年義烏市國內生產總值119.24億元，按現價計算，比1978年增長92.2倍，經濟年均增長率22.9%。[10](P149－153)重要的是，義烏人經過20多年的努力，培育了中國乃至全世界規模最大、人氣最旺、績效最好的小商品市場。目前，義烏小商品市場面積260萬平方米，經營商位5.8萬個，經營人員20多萬人，市場內匯集了34個行業生產的1502大類、32萬種商品，2005年實現市場成交額389億元，全市由市場貿易帶動的制造業企業達2萬多家，2005年實現工業總產值600億元。在義烏，2.5萬家工業企業以全球最低的價格提供著全球50萬種商品目錄中的32萬種商品，每天接待客人20萬人，1000多個集裝箱每天從這里運往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7000多名客商常駐義烏。更為重要是，國內外與義烏市場有聯系的經濟主體和區域，包括前向的產業支撐區域和后向的產品銷售區域，形成了一個以義烏為中心的區域經濟分工合作與交流網絡。網絡成員或借助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市場這一平臺，把自身的產品銷往各地，或通過義烏市場，采購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國外的小商品。義烏作為一個流通樞紐，把國內外的許多貿易商與生產者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區域分工合作網絡，專家稱之為“義烏商圈”。[11]
“義烏模式”的形成條件主要有四個：一是區位條件好，基礎設施完善，可保證商品充分流通。義烏自古就是從吳越通向甌、閩、粵的重要陸上要道，也是江、浙通向荊楚、四川、云貴的要道，北上過長江三角洲則可通向華北、西北和東北。二是周邊地區工業發達，或農業產業化水平較高，能夠支撐大流通所需要的特色產品；三是有聚集優勢；四是當地歷史上有經商傳統。義烏長期的“雞毛換糖”傳統和改革開放后的商貿實踐中培育出大批民間經商人才，這是義烏小商品市場形成的社會基礎。目前依靠專業市場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還有山東壽光、河北辛集、廣東普寧等。
許多地方也仿效“義烏模式”，但由于環境條件的不同，往往形成有場無市的“空殼市場”。在全球化背景下，“義烏模式”要可持續發展，還必須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必須高度重視以市場為中心的多個“產業鏈”的培育，使商務活動的各種要素得到更為合理的配置；二是必須大力引進和培養高素質人才，包括商業經營人才、市場管理人才、中介人才和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三是進一步增強市場輻射力，最大限度的擴展區域聯動。
除以上幾種模式外，目前還有一些依靠本地獨特資源，或采賣、或加工而積累資本來發展縣域經濟的資源開發型模式。但這些模式依賴的資源不可復制，故此類模式不具備推廣性。另外，我國縣域經濟發展應該改變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初級化資源依賴型發展思路，強調向依靠創新、依靠科技、依靠農業產業化、依靠市場開拓的方向發展。
三、模式與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
“模式”既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也是區域歷史文化的產物，更是當地人民自主探索的成就。必須強調，以上所分析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都是經驗模式。所謂經驗模式，就是在實踐中自主探索形成的，不是在體系理論的指導下自覺形成的。這些經驗模式，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相對優勢基礎上，只有類型相同的借鑒性，不具備廣泛的推廣性。必須承認，這些模式本身就是創新。根據熊彼特的觀點，“創新”是指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熊彼特把創新視為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破壞舊的，不斷創造新的結構。它是來自內部的創造性的對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如同生物界的突變一樣，可以稱為“產業突變”。創新總是先由個別人進行的。但創新活動所得到的利潤鼓勵其他人模仿，形成創新浪潮，這時整個社會生產率提高，社會就進步了。[12] 模式是體制和比較優勢發揮的結合物，分析、借鑒這些模式的成功之處，對于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集聚后發優勢和全國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有積極的作用。
作為經驗模式，也有其本身的缺陷，絕不能盲目照搬。模式也許會消失，但區域比較優勢永遠存在。縣域經濟組織發展，必須立足于本地實際，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統籌兼顧，可持續發展。目前，我國縣域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將科學發展觀和中國縣域經濟實際相結合，是當代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重要職責，我們分析研究模式，就是為中國縣域經濟的發展理論提供實證素材。正如我國縣域經濟研究的先行者費孝通先生在其名著《江村經濟》的序言中所言：“中國越來越迫切地需要這種知識，因為這個國家再也承擔不起因失誤而損耗任何財富和能量。”“如果要組織有效果的行動并達到預期的目的，必須對社會制度的功能進行細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們意欲滿足的需要結合起來分析，也要同它們的運轉所依賴的其它制度聯系起來分析，以達到對情況的適當的闡述。這就是社會科學者的工作”。[13](P14)
模式是特定條件的產物。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這些模式都面臨轉型的挑戰，變則通，滯則死。中國縣域經濟發展不會有統一范式，縣（市）必須在科學理論指導下在變化的環境中持續探索。縣域經濟的發展也絕不是某個縣（市）自己怎么努力的問題，而是和體制改革、宏觀環境以及發展規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在中國這樣一個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國家里，體制改革才是促進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證和持久動力。目前，要促進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以下的體制改革必須提到日程上：
（一）城鄉土地二元管理體制問題。土地具有資源和資產的雙重功能，是縣域經濟發展最基本的依托。我國的土地在所有制和管理結構上是城鄉二元化的。城市土地是屬于國有的，而農村土地則屬于集體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權已經可以市場交易，但農村土地卻不能市場化交易。城鄉二元化的土地管理體制以及對農用地實行的用途管制，不僅使縣域經濟發展在資源利用上受到根本性的制約，而且也是導致官員腐敗行為和侵農行為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農業用地不能市場化交易，使縣域經濟發展最大的依托資源不能從根本上盤活，直接制約農業產業化的規模發展，也使農村人力資源素質難以從根本上提高。（二）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社會保障水平是一個國家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指標。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目前是在艱難中開始，根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狀況》白皮書公布的數據：“僅2001年一年，中央財政用于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就達982億元，占當年財政收入的11.4%，而其保障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1/10”。這就是說，如果按照目前“城保”的標準來搞“農保”，那么將全部中央財政的錢用上也不夠！目前，緊迫的是如何將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和縣域經濟組織發展有效結合起來，更新思維，轉變傳統的社保理念，有效解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和農業產業化、市場化滯后的矛盾，在理論上解決集體經濟組織和土地收益制度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相聯系的問題，讓幾億農民真正感受到社會進步和政府努力給予他們的生存關懷，奠定縣域和諧社會的群眾基礎，促進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三）縣域行政管理體制問題。目前我國的縣域行政管理體制問題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行政管理層次太多，導致縣級政府自主組織經濟發展的權利太小；二是中國特色的“市管縣”體制。國際通行的地方行政層次是兩級，我國是四級，加之行政和社會管理權利的條塊分割，縣級政府的自主發展權已是微乎其微。而“市管縣”體制更是不符合工業化中期以后城鄉分治的行政規則和國際慣例，明顯地對縣域經濟發展造成行政制約。首先，造成虛假城市化和城市對縣域資源的壟斷性掠奪，是明顯的“市卡縣”“市吃縣”體制；其次，多了一個地方行政層次，產生了新的條塊分割，對于縣域，增加了一個財政上繳層次，加重了財稅負擔；再次，市對縣的行政壟斷，不利于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縣域經濟橫向合作。另外，這種體制，缺乏法律依據，我國《憲法》規定我國行政區劃為省、縣、鄉（鎮）三級。因此，“市管縣”體制必須從根本上改革。強調依法治國，增強縣域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四）人才理念和管理體制問題。目前我國的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基本上都集中在大中城市，縣級管理部門連基本的初級職稱認定權利都沒有，科技人才管理機制基本上和縣域絕緣，這和縣域承擔國民經濟基本的生產職能和絕大多數國民就業發展很不對稱。我國目前的人事管理將國民分為干部、工人、農民等，工人有技術職稱，甚至有教授級技工之說，但農民卻沒有技術職稱。一種人才管理體制將占國民總數70%的人排除在外，那是絕對不合理的！正如西奧多.W.舒爾茨所言：“經濟發展主要取決于人的質量，而不是自然資源的豐脊或資本存量的多寡”。[12] （五）金融管理體制問題。()
目前，融資困難問題已經成為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首要“瓶頸”。商業銀行的縣級機構發放貨款權限被上收，基本上成為吸注機構，農村信用社由于管理體制問題不僅能力有限而且運轉不靈，郵政儲蓄只吸不貸，民間信貸又被視為非法，加之央行貨幣政策在縣域傳導不暢以及金融服務手段單一，縣域經濟發展基本上失去了現代金融服務體系的支持，總體上已陷入拉格納·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必須盡快改革現行金融管理體制，加大現代金融服務對縣域經濟的支持力度，積極開拓適應中小企業和縣域經濟特點的信貸品種、融資產品，建立和完善適合中小企業和縣域經濟特點的評級和授信制度，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國有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政策性金融機構+其它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充分和現代金融服務網絡接軌。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閆恩虎（1968－），男，陜西蒲城人，嘉應學院縣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客商”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副教授，研究方向：縣域經濟、商業文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改革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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