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咸同時期管庭芬日記解讀
【摘要】在鴉片戰爭前后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過程中，出現了林則徐、魏源等一批“開眼看世界”的經世派人物，他們在向國人介紹西方知識的同時也開始邁入近代的門檻，但更多的傳統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則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進而言之，那些沒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邊緣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應世變以及其實際生活世界是怎樣一番情景呢?這是更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浙江海寧鄉村士紳管庭芬，為此提供了一個典型的個案。作為一個普通的鄉村士紳，管庭芬在“近代”邊緣的生活世界具有相當普遍的代表性。或許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像管庭芬這樣拒絕轉型的普通士人與民眾，故而使轉型的道路顯得頗為艱難曲折，甚至因為不得不被迫轉型而變得扭曲畸形。至于這究竟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阻力還是生命力，卻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職是之故，所謂“近代”與“近代”化的意義或許當予以重估。
【關鍵詞】管庭芬；浙江海寧；鄉村士紳；“近代”邊緣；地方社會
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被學界大體公認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其基本含義是：中國在西方列強的武力侵略之下，被迫納入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從此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在這個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時期，經常被論及的有林則徐、魏源、姚瑩、包世臣、梁廷枬等一批“開眼看世界”的經世派人物，他們在向國人介紹西方知識的同時也開始邁入近代的門檻，但更多的傳統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則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進而言之，那些沒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邊緣徘徊的士人，又是如何因應世變以及其實際生活世界又是怎樣一番情景呢？這是更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浙江海寧鄉村士紳管庭芬，可為此提供一個典型的個案。學界既往關于管庭芬的研究比較欠缺，只是對其校勘學、版本目錄學成就有所涉獵，并在相關學人研究中稍有提及。隨著管庭芬日記的刊布，管庭芬研究開始引起學界的重視。本文主要利用新刊《管庭芬日記》等資料，具體探討管庭芬在“近代”邊緣的生活世界，以期為鴉片戰爭前后近代轉型期傳統鄉村士紳的生活狀況勾勒一幅清晰的歷史圖景。
一、管庭芬行跡與“近代”邊緣的海寧
管庭芬，原名懷許，字培蘭、子佩，號芷湘，晚號笠翁、芷翁、渟溪老漁、渟溪病叟、芷湘居士等，嘉慶二年（1797）生于浙江海寧路仲里，諸生出身，能詩善畫，精鑒賞，尤熟諳鄉邦文獻，勤于校勘，“生平露鈔星纂，日以書卷為生活”，為清代浙江著名的民間藏書家和校勘學家，光緒六年（1880）卒于鄉里，享年84歲。
管庭芬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為他長達50余年的日記至今存世并被刊布。中華書局在選刊《渟溪日記》專題資料的基礎上，進一步全部刊布系統整理過的《管庭芬日記》，為研究管庭芬及其同時代的鄉村士紳與地方社會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文獻資料。管庭芬自稱其日記始于乙亥年即嘉慶二十年（1815），此前18年的事跡也于道光十二年（1832）做了概要的追記；而嘉慶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17-1819）的日記因故被毀，也同樣做了簡要補記；惟嘉慶二十一年（1816）九月十二日至年底日記缺失，無從補佚；嘉慶二十五年（1820）以后一直到同治四年（1865），全部日記幾乎無日缺漏地被保存并刊布于世。如此長時間且完整的日記，在清代與近代人物中都非常罕見，因而彌足珍貴。不過，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新刊《管庭芬日記》最后一天是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一年終了，戛然而止，也沒有特別說明。此后15年——同治五年（1866）至光緒六年（1866-1880），管庭芬是否還有日記，非常值得期待進一步的新發現。當然，此為可遇而不可求，現在只能根據已刊日記考察管庭芬此前近70年（1797-1865）的生命歷程了。
管庭芬一生最主要的生活地是以路仲里為中心的海寧。根據新刊《管庭芬日記》，未見嘉慶十九年（1814）以前管庭芬離開海寧的記載。嘉慶二十年（1815），管庭芬第一次參加府試、院試，兩次到杭州；進學后，又因多次參加歲試、科試、鄉試等各種科舉考試臨時進省城，并與方外友人六舟上人等密切交往而在杭州南屏、天竺山等處短期住留。嘉慶二十二年（1817），管庭芬開始設館授徒，“館于晏城沈氏，離家僅四里，已入桐鄉縣境矣。”這次越境開館屬例外，其實管庭芬此后主要在家授徒，或設館于郭溪酆墅鎮王家與郭家等處，并長期在硤石蔣氏別下齋校勘古籍，主要活動范圍在海寧境內。
道光三年（1823）、五年（1825），管庭芬曾兩次到嘉興走親訪友。道光九年（1829）九月初二至十一日，管庭芬與友人柳湖“作越中之游”，到過蕭山縣。這是有據可查的幾次短暫的出境活動。
管庭芬外游最遠、離家時間最長的一次是所謂“都門之游”。道光十年（1830）九月二十一日，管庭芬辭別老母弱妻幼子，走出家門，沿京杭大運河北上，途經嘉興、蘇州、常州府武進縣、丹陽縣、京口（鎮江）、揚州、高郵州、寶應縣、淮安府山陽縣、清江浦、宿遷、嶧縣、滕縣、兗州府嵫陽縣、東平州、茌平縣、高唐州、德州、東光縣、滄州、靜海縣、天津關，于十月二十四日抵達通州漷縣，投奔時任通州州判的堂兄管蓼吟（嗣許），寄宿其官署之中。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初一至初六日、八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管庭芬兩次短暫到京師活動。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管庭芬告別兄嫂，離開漷縣第三次進京，十二月初四日離京南歸，基本上按照原路，于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二十五日返回海寧家中。此次北上進京遠游，途經江蘇、山東、直隸三省，歷時一年零四個月。
還有一次在海寧縣與杭州府境外遠游，是管庭芬與好友六舟上人的“越東之游”。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十五日，管庭芬與六舟上人從杭州南屏出發，途經蕭山、上虞、姚江等縣，十八日到達寧波府城，十二月初四日從寧波按原路返回，途中受友人之邀，特游蘭亭，過紹興府城，十二日回到杭州南屏。
除了多次到省城杭州及京師、寧波兩次遠游之外，管庭芬主要生活在海寧。海寧位于浙江省北部，東鄰海鹽，西接余杭，北連桐鄉，南瀕錢塘江。乾隆三十八年（1773），海寧由縣升州，隸屬于杭州府。海寧又名海昌，是浙江省城杭州的門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海寧州志》稱：“海昌西聯省會，東接大洋，其地政繁而賦重，矧海塘系七郡之安危。……升縣為州，奉旨準行，蓋實為全省之望焉。”
管庭芬的家鄉路仲里，是海寧縣城東北部一個比較偏僻的小村落。“路仲里，一名渟溪，在縣城東北三十里，稍北三里為桐邑界，西北四五里為崇德界。地居偏僻，小有市廛。東西廣里許，南北相去甚促。士民環市而居。”路仲里是典型的江南水鄉，渟溪貫穿南北，水道縱橫交錯。從路仲里外出，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在《管庭芬日記》中，隨處可見“舟之……（某處）”的記載，如《海寧州志》所謂“行者工舟楫”，正是對海寧交通狀況的如實寫照。從海寧到杭州的交通，也主要是水路。《海寧州志》載：“自省至縣，水路三：曰上河，由臨平鎮；曰下河，由塘棲鎮，俱會于長安鎮；曰備水塘河，由打鐵關。陸路一，曰南塘，出省城太平門，由海塘，抵縣南門。水路上河一百二十里，下河一百四十里，備水塘河一百里，陸路一百里。”管庭芬從海寧到杭州經常走的是長安至臨平一線的上河水路。應該說，海寧的對外交通還是比較便利的。
但是，與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一樣，海寧走向“近代”的步履也是非常緩慢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被迫對外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天朝上國”的封閉體系被打開幾個缺口，但整個清王朝仍然基本上沉浸在昏睡狀態之中，甚至期望從南京“城下之盟”得到一種永久的和平。“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哉！”鴉片戰爭之后20余年，中國喪失了第一次近代化發展的機遇。雖然五口通商是在西方列強武力侵略之下被迫走向近代世界的窗口，但當時并沒有多少人從這些窗口呼吸到域外新鮮的空氣，通商五口的近代化也沒有迅速向內地輻射。與內地其他地方一樣，在相當長時期內，海寧也沒有隨之走向近代化，而最多只是處于“近代”的邊緣。這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地理空間的邊緣。海寧介于第一批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上海與寧波之間，按照當時海寧至上海、寧波的交通條件，其實不難受到上海、寧波近代化輻射的波及，但事實并非如此。上海于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843年11月17日）開埠，寧波于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44年1月1日）開埠。當上海與寧波被迫接受近代西方事物開始近代化歷程時，海寧仍在傳統中國體系內自我蛻變。其二是實質意義的邊緣。如果可以把中國早期近代化理解為與近代西方的接觸、認識與適應，那么在《管庭芬日記》中就根本看不到“近代”的因素，通過有關兩次鴉片戰爭中“英夷”入侵以及一些西方傳教士的傳聞，管庭芬對近代西方充其量只有若干非常模糊的感知（詳下文）。管庭芬在海寧與杭州的生活很難說有“近代”的因素，即使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過開埠后的寧波，似乎也沒有“近代”的感覺，最多只能說生活在“近代”的邊緣。
二、科舉的理想及其幻滅
盡管人們對科舉制度時有非議，但科舉考試對于傳統士人卻有著無窮的魅力。曾國藩常以入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為恥，左宗棠則終身以僅得“舉人”為憾，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儒林趣談。顯然，對于傳統士人來說，科舉功名具有與身家性命等同的價值。“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時俗尚未變，士由異途進者，鄉里恥之。”可以說，科舉功名是傳統士人人生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生當嘉道咸同的管庭芬，自然不能免俗。
管庭芬4歲開始識字，從父親讀《千字文》等書，隨后在父親與塾師金介亭夫子指導下學習四書五經。16歲課時藝并“觀場州試”，此后從金介亭夫子專課舉業。
與一般傳統士子一樣，管庭芬非常憧憬學而優則仕，“他年若許登臺閣，愿作朱云折欄旌”，但其科舉道路一開始便不平坦。嘉慶二十年（1815），19歲的管庭芬第一次正式應試，雖順利通過州試、府試，但院試不幸落榜。其嘉慶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17-1819）的日記因故被毀，但在日后的簡要補記中并沒有應試記錄，似有不堪回首之隱衷。在補記中，他自嘆“學業無成”，有謂：
余馬齒漸長，學業無成，惆悵之余，作詩聊以自勵。云：“土木形骸了不知，賴趨庭訓與嚴師。敢拋筆硯將身誤，要卜文章報國時。白日易荒須努力，青年不再莫荒嬉。蹉跎究竟思無益，須念高堂發盡絲。”聊寫真意，非因吟詠也。
甚至有對科名的鄙薄，日記有謂：
讀書所以長識見，若徒博科名，死于章句下，不知古今理亂為何物，亦屬可憐。余有絕句云：“靜攤黃卷對孤檠，一榻叢殘手自評。別有深心人不解，讀書豈僅博科名。”
又有對族人澹凝茂才“頗有擊碎唾壺之慨”的下第詩的共鳴，“依韻以和，并為寄慰”，有云：
其一：“寒毯枯坐對空園，老屋三間寄隱身。鯉躍禹門先點額，珠投暗室便韜真。不隨世上橦竿戲，懶逐天涯馬足塵。今日何須歌伏櫪，英雄豈僅作遺薪。”其二：“雖非潘岳舊豐神，筆陣能攻百二秦。大器由來成晚節，好花從不放三春。胸添悶壘宜澆酒，室有奇書可賀貧。從此鵬騫原指日，豈嫌華發漸成銀。”
可見這三年似也有應試落第的經歷。既郁悶又倖存期望，管庭芬的心情無比復雜。
嘉慶二十五年（1820），24歲的管庭芬終于如愿考入海寧州學為生員（秀才），取得最低級的科舉功名，成為下層士紳。友人金秀峰贈詩曰：“雅慕君才抵甲兵，果然一舉便登瀛。文因博覽增奇氣，詩以清言獲盛名。此日鵬程初發軔，他年鳳閣即蜚聲。從知云路原非遠，有志何難事竟成。”管庭芬記下此詩，心中充滿憧憬。
第二年，正值道光元年（1821）辛巳恩科鄉試，管庭芬乘勝出擊，但遺憾的是這第一次又應試不中。其落卷評語為：“少精警刻露之筆。”管庭芬無話可說，然初戰不利，總不免失意之感。其詠秋海棠詩有曰：“也隨黃菊艷墻東，綽約嬌軀倚碧桐。滴淚竟成千古恨，斷腸偏放一秋紅。醉痕上臉難禁雨，病遲梳頭懶避風。十二闌干重點綴，美人原在夢魂中。”雖自云“聊以詠物而已，若曰有托，則吾豈敢”，但實在難掩內心失落之傷。
不知何故，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鄉試，管庭芬并沒有應試。其當年《歲末感懷詩》之四有云：“韶光一擲疾如梭，總憶春回臘又過。淅瀝寒聲銷病骨，寂寥燈影動簾波。無才敢望青紗脫，有志當須鐵硯磨。收拾殘書作歸計，何年方聽鹿鳴歌。”仍對科舉充滿殷切期望，而且有立志苦讀勢必拿下之意。
為全力以赴參加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鄉試，管庭芬甚至毅然辭卻學館，專力溫書備考。友人也寄予厚望，許為“奪標巨手”，并作詩“預賀元禧”，其詩有句云：“梯云定是掄元手，轉瞬芙蓉鏡里仙。”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就在鄉試即將開考之際，管庭芬的父親突然去世，“忽罹大故，方寸俱裂”，其“掄元”之夢一時被擊得粉碎。
此后一段時期內，管庭芬與任職“都中”的堂兄管蓼吟函札往返密切。他動了進京的念頭，希望管蓼吟代為推薦，有謂：“弟年來坐食艱虞，一片青氈，又未肯捐棄，雖長安米貴，居大不易，而爭名利者不得不趨人海，如同寅中有可薦袁之處，懇力為推轂，則是所禱切。”并賦詩展望進京情景：“何時聚首問京華，看遍長安陌上花。風雨燈殘聯短榻，關山秋老聽邊笳。思求駿骨金臺路，望接蟾宮碧漢槎。吟罷新詩簾幕卷，寥天雁字一行斜。”管蓼吟一邊留意代覓教館，一邊仍勉勵其努力科考，回函有謂：“承委覓館地，兄豈不留意。然明月歲場期，正宜努力，高摘榜花，后年即可由兄處入禮闈，佇望佇望。”當然，管庭芬也希望能通過科考擺脫困境，有云：“明歲又屆鄉闈，如弟能徼幸一第，不獨略振衰宗，亦不負大兄錦注耳。”但道光八年（1828）戊子科鄉試，管庭芬仍名落孫山。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管庭芬道光十年（1830）九月至十二年（1832）正月“都門之游”主要目的不是尋覓教館，而是希望“移民”科考，即設法“援例”“占籍”參加順天鄉試，用管蓼吟與管庭芬在《漷陰志略》序、跋中的話說就是“擬應京兆之試”。管庭芬這段時間的日記沒有明說，但其所記師友信函則透露了此種信息。周竹泉夫子來書有云：“足下以風雅之才，入蓮花之幕，定能到處逢迎。且長安為爭名之地，今年入闈之說，恐不能。明歲能援例，更妙。否則占籍小試，姑耐守之以俟機會，幸勿以是為戚戚也。”許春蘋來函云：“以閣下繡虎雕龍之俊，憐才者自當出一頭地，援例之舉，務宜善為籌劃，藉此振翮云霄，庶不虛此一行也。”許函附詩：“半載離懷郁不開，春風吹夢到金臺。守株我已窮愁劇，伏櫪君休壯志灰。早羨鳳樓夸妙手，豈無狗監識真才。佇看蟾窟分香后，定卜簪花得意回。”遺憾的是，師友的期許并沒有成為現實。管庭芬也曾兩次到京師活動，但都沒有實質性收獲。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恩科，管庭芬不但沒能參加順天鄉試，而且錯過了浙江鄉試。在是科鄉試之后，管庭芬作《秋懷》詩有云：“書卷飄零未遇時，佯狂燕市少人知。無蹤鴻雁仍追月，有用文章不在詩。遠岫接連寒翠濕，平沙遼闊暖煙遲。此身悔踏金臺路，閑卻囊中筆一枝。”“未能捧檄慰高堂，辜負三秋桂子香。牛斗終難藏寶氣，輪蹄何必逐名場。難求駿骨愁文士，不碎瑤琴學酒狂。聽到催歸歸也得，萬重云樹枉思鄉。”一個“悔”字，一個“閑”字，點破了“都門之游”的失意和無奈。日后在追憶這段往事時，管庭芬仍頗感不堪回首：“我昔郁悒不得志，惘惘出門非快意。輪蹄歷碌壯懷消，滿眼黃塵著人膩。名韁利鎖兩無就，始信長安居不易。黃金漸盡金臺高，買得窮途一掬淚。”
據《管庭芬日記》及法式善等撰《清秘述聞三種》（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從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到咸豐二年（1852）壬子科，21年間管庭芬連續參加12科浙江鄉試，均名落孫山。管庭芬已經56歲，此后其日記未見有鄉試應試記錄。
管庭芬對于科舉的心態有一個轉變的過程。起初是躊躇滿志，志在必得，企望金榜題名，光宗耀祖。管庭芬確實是海寧一個難得的讀書種子，潘德音（琴史）為其詩集作序有謂：“芷湘子天才卓犖，好讀書，承其家學，惟以汲古為務，每見秘笈，靡不借抄，藏之篋衍，集中所云‘供我豈無萬卷書’，其素志也。”如前所述，師友的獎掖與期許正是管庭芬不斷參加科考的動力。事實上，管庭芬也不時做著“何日名成，桂花仙榜”的夢。他在“都門之游”第一次進京時，即到前門外關圣廟拈香“兼祈功名”；從京師南返時，又到前門外關圣廟“敬問回南功名”。可見其對科舉功名的渴望。
然而事實是無情的。屢試屢敗后，管庭芬體察到科考的種種弊病，轉而痛斥科舉。在管庭芬日記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鄉試以前，作為生員的管庭芬尚在為舉人拼搏，但他卻非常關注每科會試考題、浙江會試中式題名錄及會試鼎甲單，此后其日記則極少涉及此類信息。或許可以說，道光十四年甲午科鄉試，正是管庭芬對科舉心態變化的一個轉折點。時年38歲的管庭芬在此前7科鄉試中4次應試不中，已開始失去信心，其心態也因此發生微妙的變化。是科落榜后，其日記載：
門斗以落卷來歸，評云“于題義未能切實發揮”，而謄錄首場字跡惡劣，且脫誤十余字，二三場皆任意草書，不能句讀。閱之痛心。吁！錢神當道，寒士不可言功名矣。
管庭芬把自己落榜的原因，歸咎于因為沒有錢買通謄錄者，使他們任意胡亂謄錄，以至于影響考官閱卷。此后還多次如此抱怨，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二十七日記載：
門斗來還落卷，謄錄脫誤漏略，不忍閱視，房官評云：“首藝明晰，次三有不可 解句。詩妥。”吁！不可解之處，咎在此乎，咎在彼乎。 謄錄持權，寒士吃虧。甚矣，在房官尚夢夢也。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二十七日記載：
門斗寄落卷來，潦草縱橫，脫誤不能句讀，家貧不克以賄博謄錄之歡，其阱人一至于此，欲邀功名者，宜富家大吉矣。因題長歌于后云：“秀才不利市，到處受磨折。眼落數寸光，心空一斗血。文章無靈俗子笑，舉世何從判優劣。頻年秋風吹棘闈，虛度中秋好明月。昨朝落卷至，挑燈試批閱。字跡亂蚓蛇，句法誤秦越。澇草藍筆點幾行，疵累何嘗細摘抉。錢神不來謄錄怒，此輩直可阨豪杰。我聞科場本大典，監司于此勵風節。何意橫行任魑魅，竟使居奇作金埒。寒士虛費半載糧，三年攻苦望提契。甫聞木樨香，旋報菊花發。一朝鎩羽亦喪氣，怪事書空頻咄咄。不知主司未抹紅，陷阱早從簾外設。昨日美少年，頓挫發成雪。呼天欲訴天亦醉，火則太寒冰太熱。平心而論聊自解，富居五福早分別。吾儕淪落亦其分，孔圣孔方難并列。呼兒持去覆酒甕，何必逢人說蹉跌。”余卷在第一房，其評語云“欠圓警”。
管庭芬的抱怨也許有一定道理，但這并非他屢試不中的關鍵，其實他更應該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平心而論，管庭芬的考試技巧確實有問題。早在管庭芬“都門之游”時，已是舉人并在京師課館的潘仲方看了他的制義文后，特別指出了這一點，有謂：“佳制六篇，細讀之下，才氣迥不猶人，惟好用詞采，于近時風氣不合，尚須講求細切為主。《八銘初集》及《張太史塾課》雖系初學讀本，然近來北闈考試者俱以此為摩本，無庸過求其高也。至墨卷須擇其清晰者讀之，極重華旺者斷不宜看。《八銘》中如‘君子易事’一句，‘欲修其身’二句，此為近時花樣，類而推之，可隅反也。”管庭芬后來致書也是舉人的好友許春蘋，也承認了這一點，有云：“弟之制義實與近時花樣不同，兼之狂生落魄，事事不合時宜，以奇字為怪誕，以佳話為笑柄，此中苦海汩沒英雄，惟閣下每為首肯者，豈公道在人，抑或有過情之譽，真令人疑愧并集矣。”但實際上，管庭芬并沒有下功夫在考試技巧上有實質性的改進。
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后，從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到咸豐二年（1852）壬子科，管庭芬又一連參加10次鄉試，有考必試，每試必敗，直到56歲仍然落榜后，最終不得不自動放棄。管庭芬如此屢敗屢試，似乎有點碰運氣的意味，實際上他并沒有充分準備應試，平日主要忙于課館和校書，每次都是匆忙應試，故不免屢試屢敗。或許因為心態的變化，所以他看到的科考陰暗面較多，每每記入日記，發點牢騷。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科鄉試，“候點頭場名。雨驟風狂，水涌廠漏，兼之人數至一萬二千有零之多，勢甚擁擠，至有傷而不能就試者。余至迫暮方入，衣履皆濕透，不得更易，生平困苦，惟此為最。然后來者有中宵未克歸號者，其窘更有甚于余矣。至四更三點方得封門，五更三點方能對號，亦二百年來所未有也。”道光二十八年（1848）科試，“出一等案，余不招覆，蓋宗師所取者僅勢利兩途，惟以外貌相士，余年已蒼老，自不合臺閣，其見擯宜也。后知賤名抑置三等十名之外，毋乃過甚乎？”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鄉試，“時近號聞有桐廬諸生孫君名宇潼者，扶病入闈，即歿于號舍，始真功名有重于性命，亦大可悲矣。”咸豐二年（1852）壬子科鄉試，管庭芬最后一次應試落第，在日記中對此科結果的評論頗有意味：“是日揭曉，海昌中式者曰周士清，其才品無所取，至朱雪篁學博元佑文行俱優，以拔萃科而入副榜，士論皆惜之。”明顯有對科考錄取公平性的懷疑。同治四年（1865）在太平軍戰亂之后補行庚申科試、壬戌歲試、癸亥科試，管庭芬認為“此回試事之變局，則開國以來所未有”，在日記中記其亂象頗多，謹錄其二則如下：
是時學使者性本慈愛，待士子以概從寬，奈過信掌案積蠹之吏所言，不遵《學政全書》舊規，庚申例為辛酉科舉，壬戌例為恩科科舉，蓋數百年來不易之典也，今皆不遵，而以癸亥一場所取方準兩科入闈，若未赴癸亥科考者，雖前已名列一二等，一概皆使錄遺，此蠹之弊，非例也。于是寒畯考費甚為拮據，頗不洽于士心。
仁和、錢塘、富陽人才幾罄，此時寧、紹兩郡有力者過江冒籍，幾十之二三，皆藉案吏之力，庶無煩言。海寧童生赴試者幾及二百，而撥府每案僅二人，仁、錢、富考者不滿百，每案皆撥至十人。吁，錢神之力如此其廣，而學使者豈不知之。
歷來對科舉頗有非議者，多為科考不順之人。管庭芬在科舉的理想幻滅之后，對科舉的不滿，每每形諸筆端，正是其屢試屢敗不平心聲的反映。
縱觀管庭芬的科舉生涯，充滿了酸甜苦辣，有進學成功的喜悅，更有屢試失敗的憂傷。他24歲中生員，取得了下層士紳的身份，但56歲還沒有中舉人，最終沒有進入上層士紳行列。據有人對科舉考試中榜時平均年齡的研究，生員約24歲，舉人約30歲，進士約35歲。應該說，管庭芬的開局還可以，但此后竟然參加14科鄉試而不中，就不能簡單歸咎于制度的問題，而更需要其反躬自省，至少應對其應試能力做恰當的評估。其實，中生員取得下層士紳的身份也并不容易。據統計，清代太平天國以前由生員取得下層士紳身份的人數約73.9萬，而當時中國總人口約4.3億。就是說，當時中國人中生員的比例是0.17%，可見也是鳳毛麟角。這個生員與下層士紳身份對管庭芬非常重要。民國《海寧州志稿》中僅188字的管庭芬小傳，不忘點出其“諸生”的身份和“重游泮官”的榮耀，無疑這是其84歲生命歷程中重要的閃光點。事實上，也正是這個生員學銜與下層士紳身份的獲得，使管庭芬具有與一般布衣百姓不一樣的生活世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原文載于《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3期，注釋從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社會科學研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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