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中國政府成立專門扶貧機構，開始撥付專項扶貧資金并提出脫貧計劃。如果從這時算起，中國扶貧工作迄今已有整整三十年了?？梢哉f，我國的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令人遺憾的是，隨著聯合國確認的貧困標準的一再提高，即從1990年世界銀行將貧困線標準確定在每人每天消費低于1.01美元到08年的1.25美元，再到去年的每人每年低于1.9美元，中國的貧困人口減少速度也開始減速。中國的扶貧工作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作為一個三十年前就親身參加過扶貧工作的人，我的看法是，中國的扶貧工作的根本出路并非在于調整現行扶貧政策，而在于還權于農。
首先，我們需要還權于農的權利很多，但最主要的還是土地產權，尤其是土地的完整產權。不完整的土地產權除了給農民土地承包權并將農民牢牢地束縛土地上之外，很難想象它會讓農民體面地并且自由地脫離偏僻落后的農村，擺脫貧窮的命運去移居城鎮。這些年，中國龐大的農民工隊伍一再增加，并出現幾代農民工并存的局面。而中國的城鎮化發展計劃一再受阻，就已經說明這個問題的嚴峻性和復雜性。這里面也有自由遷徙權的回歸，即戶籍制度改革問題。土地完整產權與自由遷徙權交織一起致使中國農民在很長時期內都難以享受憲法規定的一些基本權利。
其次是自由結社權。我國2006年就頒行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這是為了支持、引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規范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和行為，保護農民專業合作社及其成員的合法權益，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國家應該制定和頒行包括消費、住房、信貸及公用等社區型合作社在內的綜合性農村合作社法，并發展農村的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以便在在存有數億“三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留守農村）人員的廣大農村全面發展合作與互助以扶貧濟困?？上У氖?，這些經濟和社會組織原本可以充實和活躍正在愈益空心化的農村，事實上卻始終事與愿違，致使中國農村合作社的發展出現了一種本不該有的扭曲。試想一下，如果一個貧困家庭是某家農村社區型合作社社員，享受到合作社社員應有的合作互助的基本權益，那它抗風險的能力就會增加，發生悲劇的可能性也會隨之降低。
再次，要切實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眾所周知，中國的村民自治其實一定程度上還是行政化的，也就是說是半政府式的。在法律字面上，村民自治是“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但在實踐操作上，一定程度上來說還是鄉鎮政府及其行政村干部說了算。如果是真正的村民自治，一個家庭就不可能被隨意取消低保，且沒有人提前告知。被取消低保的當事人，也不會不表示異議?？梢?，精準扶貧必須抵制官僚主義的惡習。
由此可見，中國扶貧工作的根本出路在于還權于農。這些早應歸還農民的權利包括土地的完整財產權、自由遷徙權、社區型合作社、去行政化的村民自治權，等等。如果我們通過農村各項制度的改革真正做到還權于農，長期貧窮落后的中國農村地區必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的城鎮化亦將得到長足的發展，中國的城鄉差距和貧富懸殊現象也必將得到極大的遏制和縮小，而廣大農民階層貧困的歷史也將終結。
（作者系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網-學術頻道2016-09-13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