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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君:宗族下的鄉村治理

[ 作者:孫君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9-20 錄入:實習編輯 ]

“一個人如果沒有祖宗,說明來路不正,很難立足社會,這也是西方文明中永恒的哲學話題。可是,中國每一個農民,都一直知道這個簡單而又哲學的話題。”

中國鄉村治理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宗族

“宗”是同一姓氏,以男性為主的所有族人的總和。“族”最初是指一般不超過五服的直系血緣關系的人的總和(范圍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孫的九個世代),后延伸為只要是同一祖先的直系血緣關系的人的總和也稱為“族”。

“宗”與“族”的結合形成人類文明中唯中國特有的,又是符合人性,有天性、有凝聚力的一種聚落。從上古到周文王時代就形成宗族,周、唐宋再到明清是中國歷史上宗族文化走向完整的時代。這一路走來,是皇權不下縣,“鄉村自治”,即是宗法制度的自治。

宗族的核心是“收宗、自治、互助、孝道、忠君”五大功能。傳統宗族包含城市。今天,宗族在中國特指鄉村范疇,是城市以外的區域。城市人已沒有家譜,不見字號排輩,少有祭祖,家中沒有中堂,更沒有祠堂。今天我們長說的“不靠譜”,大概就是來源于城市人。

宗族是中國農耕文明的重要主體,也是特有部分。全世界也只有在中國文化中,每一個農民都清清楚楚知道并記錄著從哪來,到哪兒去的。家譜是宗族到普通人的歷史,就是這樣的綿綿不斷的宗族文化,才讓中國的鄉村有的“小農大國”之勢。

宗族起源

中國的宗族是由貴族向平民過渡的過程,是皇帝家族政權分封向鄉村治理過渡的過程,最后逐漸形成皇權政府支持下的“鄉村自治”。

北魏前期所實行的“宗主督護制”,就是把基層政權與族長權力結合在一起,督護是兩晉南北朝時的官職。至魏孝文帝時期又實行“三長制”,由他們代替“宗主督護制”。“三長制”即五家(5戶)立一“鄰長”,五鄰(25戶)立一“里長”,五里(125戶)立一“黨長”,其職責是檢查戶口、監督耕作、征收租調、征發徭役和兵役、制理黨里、鄰中的日常事務。其實,這個功能很像今天的派出所、稅務所與村委會三者于一身。

到了隋文帝時期實行的“保閭制”,五家(5戶)立一“保長”,五保(25戶)立一“閭正”,四閭(100戶)立一“族長”,都是鄉里選擇任用。

北宋王安石變法,實行“保甲制”,利用宗族血緣關系與政府體制相結合,鞏固鄉村穩定。元代的“里社制”,明代的“里甲制”,清代的“保甲制”,吸取了聯保坐牢來加強鄉村穩定的作用,依然如故,之外又添加孝道與禮儀。

直至新中國成立之初,推行“人民公社”,漸漸的以行政取代了宗親關系。今天,雖說政府不再重視宗親關系,可民間宗親、家譜、血統關系還依然保持著關聯,只是被視而不見。

歷史總是輪回,“鄉村自治”在中國歷史中,如此相似的不斷重現。

鄉村民主選舉走進死亡之路

中國的鄉村民主,是以人性為仁道,以法律為督促,以道德為大道的德法合一的民主。新中國的“基礎民主選舉”是1953年,這種選舉基本是以“傳統宗族”與“基礎政權”相結合。1999年開始的“村民直選”,是“西方式民主”,如美國人選總統的方式,一人一票。

“中國式民主”有著自己特有的鄉村社會環境。熟人社會產生道德,陌生社會出現法制,中國鄉村是就熟人社會。誰好誰不好,不用投票,每個人心中都知道誰能做什么,誰靠譜。“村民直選”從一開始進入中國,就問題不斷,幾乎所有的村干部都反對鄉村民主選舉,農民無所謂,縣、鄉(鎮)干部明顯感覺鄉村的家族對鄉村民主選舉的反對。按照鄉鎮干部的的看法,實現民主選舉和村民自治往往要遭遇宗族勢力的嚴重干擾。鄉鎮干部感覺問題很嚴重,村干部次之,普通村民認為宗族勢力沒有那么嚴重。在我看來,這是鄉鎮干部推行的“西方式民主”干擾了“中國傳統宗族文化”,而不是“中國傳統宗族文化”干擾“西方式民主”。忘祖、忘宗、忘國的盲目之舉,竟然說宗族勢力在干擾鄉村民主,真是本末倒置。

2015年我在長沙走訪了19個村干部,我問,“你對村莊建設的目標與希望是什么”。他們回答說,“我們沒有長遠的目標,我們做的好不好,三年都要選舉,下一屆都有可能被選掉”。回答讓我吃驚,吃驚的不是他們的回答,而是選擇不憑道德與良知,而是賄選、買票、恐嚇。這種無序無規的做法卻又是鄉鎮干部把持,好好的村民自治被活活破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都知道錯,卻依然如此。

老的傳統的鄉村干部,一般做二三十年,非常穩定,村干部是民選由鄉鎮委命,村干部也是宗族的領袖。這很像我們前文提到的魏孝文帝時期的“三長制”。這種鄉村自治模式,維持了3000年左右,只是到上世紀未基本被廢除。而今天的農民則是處于三不管。村干部土權、人權、財權被收回。黨建只靠少數黨員,絕大多數農民不是黨員。宗族在城市化與市場經濟下受到西方民主形式的沖擊,宗族只存在于形式,宗族功能幾乎喪失。于是,農民誰也不聽。近十年中國鄉村應該是處于最混亂、最無序、最不穩定的狀態。

宗族文化自古就有一套人性的民主形式,這個民主是高度的中央集權與充分的鄉村自治,雙向互動的“中國式民主”。正是有這樣一種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中國式民主”,綿綿不斷的走到今天。可惜今天研究三農與農民、研究法制、研究社會治理的人并沒有關注到,我們祖祖輩輩生活的這片土地,一直有著國度的威嚴,也一直存在著“有溫度的民主”。

當下這個時代的民主,應承上啟下。基層民主不穩定,我們做什么“互聯網+”,做什么“扶貧”,做什么“美麗鄉村”就有如隔靴搔癢!

這些年我們做了很多鄉村項目,一直不斷在尋求“鄉村自治”的方法,并總結出一種“村建、宗建、黨建”三建合一的民主形式。尊重鄉村、實是求是、更符合鄉村的宗族社會,在“政府、宗族、村委會”融合下,逐漸探索一條今天的鄉村建設與自理的民主。

君統、宗統、人性與鄉村自治

只要是中國人就一定有姓,只要有姓,就一定能找到一世祖,還要追溯到祖宗。不然我們從那兒來的?皇族的玉牒,大夫與士族的家乘,平民的家譜。每個人都能從家譜、宗譜、祠堂中找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

人性、血緣、親戚、宗族,與鄉村社會、中國文化、政權治理,形成了一個長達9000年的血脈中國,這種符合人性的社會與政治獨一無二。人性的宗親關系、生態平衡、順勢而為的中國道教、本土化的佛教,一起構筑了一個多情而有等級的禮儀之邦。而這樣的文明,又緊緊地扣住了以家譜、祠堂與政權治理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早就在中國古代社會出現。正如馮爾康先生《宗族和祠堂》一書中所說,“在古代社會,宗族是宗法制度、宗法社會的原生體,它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出現最早,延續得最久,影響最廣泛。宗族關系是人們最主要的社會關系。”

皇權中、法令中利用宗親關系,對宗族的社會地位有很大影響。晉代就把喪葬禮的五服制度引入法律。自漢代起,各王朝實施孝廉政策、恩爵、義門、減免賦稅徭役等,以提高孝廉愛國之宗族,以提高宗族地位,好讓其他宗族校效法。保持社會法定,提高家族地位,也得以“收宗”的目的。 “天地君宗師”中“君宗師”成為宗族文化中神的位置,也成為鄉村社會治理中的基本倫理準則。

從周代到明清,以至到人民公社,鄉村自治一直實行著“政治”與“宗治”相結合。即使是1949年之后,政府不再支持“宗治”,可鄉村社會因為特殊的社會結構、血緣與宗族依然延續如故。中國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從西方(美國)引進了所謂的“鄉村民主選舉”,幾千年的“君統與宗統”的民主形式受到了致命的摧毀。同時也給人民政府帶來了巨大的不安,上訪、維穩截訪等問題層出不盡。

盛世修譜 鄉建重建

我現任安徽省當涂縣姑蘇家譜研究會會長,為何去任一個縣級研究會會長?就是因為重要,也是我需要,更是人性的本能所致。

我一直在問我的祖先哪?我的親戚(同宗同族)在哪兒?我們家從哪兒來?這些是人類共同反思,因為這些本能的反思,加上鄉村建設民主與自治的困惑,于是我也開始了譜牒與宗族文化的修復之路。北京有太廟,是皇帝的祖宗,太廟顯示政權存在。一個人如果沒有祖宗,說明來路不正,很難立足社會,這也是西方文明中永恒的哲學話題。可是,中國每一個農民,都一直知道這個簡單而又哲學的話題。

2012年在河南周口上演了一場鬧劇—“周口平墳事件”,要平的大都是祖墳、老墳。沒有想到政府平200余萬個墳,第二天又隆起200余萬個。政府平墳,可是平不了農民的心,上訪,暴怒。于是,在周口市市長岳文海家的祖墳上,拉起了一條橫幅—“岳文海,你媽喊你回家平墳”。盛怒之下的周口人還準備挖市委書記徐光家、省委書記盧展功家的祖墳。“周口平墳事件”漸漸引起了國人的憤怒,引起了全球華人的憤怒。在全球的輿論高壓之下,此事草草收場。這些愚昧的舉動,表現出的是政府相關部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無知無畏。

譜、宗、祠、祖墳是中國傳統文化與文明之源,尤其是祖墳,歷朝歷代政府都會認真對待,動祖墳、挖祖墳視為大逆不道,傷天害理,可關鍵是今天偏偏有人喜歡挖祖墳,豈不知道這種斷子絕孫之事,一定會有因果。這也是今天的我們對傳統文化,對民俗民風的陌生所致。用民間的說法,凡是挖掘祖墳、拆廟之人,一定會有報應,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宗族是社會群體,自從產生之日,就具有社會性。宗族產生于上古,她在符合人性的基礎上,擁有宗教、社團、互助與四鄰結社等政權與自治的組成部分。歷史上第一次大破壞是戰國時期,宗子宗族制瓦解,宗族組織基本消失。西漢、魏晉南北朝至唐末五代新舊士族更迭衰亡。宗族從貴族走向平民,就更具有了社會團體性質。歷史步入20世紀中葉,古老宗族組織幾乎消失,21世紀隨著農耕文明的特性與人性的所需,中斷近半個世紀的宗族組織又出現了。尤其是政府在經歷“西方式民主”滲透廣大鄉村后,感覺嚴重水土不服,危機四起,開始關注百姓修宗修譜。習主席大力推動恢復傳統、記住鄉愁,其目的就是修復鄉村自治,重振家國天下的中國夢。

馮爾康先生在總結宗族文化中曾說到,“其一,古代宗族文化對人生規范中的合理因素是人類社會規范的有益成分;其二,古代宗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作用,值得高度重視;其三,古代宗族文化對聯系海外華人的價值不可忽視”。

中國人特有的“宗族意識”,因為血緣因素,地緣因素,族首(領導人)因素匯集成以孝道為軸心的家國天下,成為幾千年政府治理鄉村社會最有效的手段。“齊家、治國、平天下”里的“家”,不是指每一個家庭,而是指的宗族的大家。以姓氏為宗,以宗為族,以族安邦,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匯聚了家國天下。

“宗族、自治、達濟天下”這條千年的家國同構,促進了我們大國小農,家國天下之象。這是中華民族的特點,也是農耕文明之道,也是中國文化的精髓。

2016.9.8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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