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以來，“三農”工作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之后再次成為了每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所關注的焦點，“三農”工作也被稱作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是向前發展的。由此可見，“三農”工作必然要越過立足于“不挨餓”的治理階段，走向更高的治理目標。
梳理近年來中央對于“三農”工作的有關精神，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全新的治理目標——建設“美麗鄉村”躍然于紙上。2005年，在新世紀第三個關于“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發出前夕，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二十字要求。其中“鄉風文明、村容整潔”這兩大要求，初步回答了“今天我們將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美麗鄉村”的問題。2013年，服務于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美麗中國”這一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目標，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加強農村生態建設、環境保護和綜合整治，努力建設美麗鄉村”的全新要求。在當年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的重要指示，并強調“要繼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農民建設幸福家園和美麗鄉村”。2016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召開的農村改革座談會上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規劃先行，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補農村短板，揚農村長處，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住田園鄉愁。要因地制宜搞好農村人居環境綜合整治，創造干凈整潔的農村生活環境”。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面貌發生了可喜的發展變化，農村居民正向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穩步前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涵要求“三農”工作的政策不僅要讓農民鼓起腰包，還要為農村打造更加美好的人居環境、讓農業具有生態修復功能。目前，距離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我們黨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只有不到五年時間。順利實現建設“美麗鄉村”愿景，需要今天的理論工作者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三農”理論指導下提出政策建議、提供智力支持。美麗鄉村是一個整體性的治理目標，需要用系統性思維來看待。美麗鄉村之美，不能浮于表面、逞一時之功，而要美于持久、美在心靈、美出特色。
著眼于“持久之美”，美麗鄉村建設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央作出建設美麗鄉村的決策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各地“秀政績”的一時之需，而是為了實現更高水平的鄉村建設，因此其所遵循的建設規律應該與先前中外鄉村建設中探索出的規律別無二致。無論是上世紀70年代興起的韓國“新村運動”，還是本世紀初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踐，得出的主要經驗皆是，至少在鄉村建設的初期，必須加大政府投資力度且國家相關政策應給予其一定程度的傾斜和扶持。“農村需要進行大量的投資，德國、韓國、日本的農村幾十年前很破爛，但現在都發展起來了，因為他們對農村進行了大量的投資。現在美麗鄉村的建設，和我們巨大的需求相比是遠遠不夠的。”[1]著眼于美麗鄉村建設成果的持久性，我們應當保持應有的戰略定力，不為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政府退出”的觀點所動搖，而要堅定不移地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由于政府投資的穩定性、低逐利性和對國家宏觀調控目標實現的保障性，相較于民間投資而言，政府投資往往能夠作出親生態的最優選擇。在政府投資取得明顯成效的基礎上，再合理引導民間資本作為必要的補充，這一鄉村建設實踐路徑能夠有效避免民間資本過度追逐短期利益，使得我國美麗鄉村建設能夠久久為功。
與此同時，加快制度設計與規劃，確保有利于鄉村生態文明建設的一系列制度落地生根并發揮作用，也是美麗鄉村建設成果得以持久保持的重要保障。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是制度之所以能夠剛性存在的四大特性。習近平總書記十分了解我國鄉村生態環境問題的“痛點”所在，他指出要“搞好農村人居環境綜合整治，盡快改變農村許多地方污水亂排、垃圾亂扔、秸稈亂燒的臟亂差狀況”。實現這一改變的方式方法，從短期來看，可以由環境執法部門依據法律法規對污染環境者進行處罰；從長期看，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農村生態文明制度，讓制度盡早“出場”并時刻“在場”。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論述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時部署了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任務，提出要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護制度，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與生態補償制度，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等八項制度，并強調“十三五”期間要著力建立和完善好這些制度。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3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實施生態省戰略加快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建設的若干意見》；2016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福建）實施方案》，標志著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有了省級的先行先試示范區。“福建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在制度建設方面狠下功夫，積極推進政府有為、企業負責、社會監督、市場有效的環境“良治”，努力實現生態文明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各地方政府可以借鑒“福建模式”先行先試的制度成果，將其創造性地運用在美麗鄉村建設方面，發揮好制度的作用以確保美麗鄉村不是曇花一現，而能基業常青。
此外，美麗鄉村建設實踐中還需要回答的一個理論與實踐問題，即如何看待“資本下鄉”可能帶來的生態負效應并提出應對措施。對于“資本下鄉”，另一種值得關注的政策表述，就是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黨的十八大報告在提出“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的基礎上，明確作出了“鼓勵社會資本投向新農村建設”的要求，也就是媒體與學界俗稱的“資本下鄉”。實現土地經營權流轉與適度規模化經營，是中央下決心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也是本輪農村改革的一大方向。缺少資本，尤其是農村資本長期凈流出的情況下，土地流轉與規模經營將成為一句空話。因此城市工商資本下鄉參與農村建設，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農村資金缺口，即“錢從哪里來”的問題。然而，幾年來的實踐證明，由于片面追求利潤的盲目性，“資本下鄉”對于農村生態環境甚至糧食安全造成的威脅也毋庸諱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司和企業租賃農地，要有嚴格的門檻，租賃的耕地只能種地搞農業，不能改變用途，不能搞旅游度假村、高爾夫球場、農家樂，不能蓋房子搞別墅、私人會所，不能違規搞非農建設。當然，耕地也不能都搞成果園、花卉園、菜地，那樣的話經濟效益是上去了，但保谷物、保口糧就落不到實處了”。為了擺脫上述困境，政府應當一方面提高資本下鄉的環境規制水平，加大該類投資的環境評價力度，從源頭上嚴防污染的發生；另一方面需及時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和引導下鄉資金進入鄉村環境整治領域，實現資本獲利與鄉村美麗的雙贏。
著眼于“心靈之美”，“美麗鄉村”建設需要關注農村精神文明建設
美麗鄉村若能永續存在，更為根本的是要發揮鄉村的主體——農民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包含著“五個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不是彼此割裂，而是相得益彰。在建設美麗鄉村的實踐中，我們不僅要著力于農村的生態文明建設，而且要加緊農村的精神文明建設。美麗鄉村不是一時一刻的光景，其存續有賴于億萬掌握文化知識、樹立新型發展理念的農民悉心呵護。在賀雪峰（2012）的田野調查中，存在著一個值得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詞匯的雙重內涵：農民口中談到所謂的“單干以來”，實際上是包含了兩個時間點，一則是人民公社解體、分田單干以來，一則是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以來。[2]農業稅的全面取消標志著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從工業化初期國家利用“剪刀差”從“三農”提取積累，到本世紀初國家提出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進而走向了國家不再向農民伸手要錢，取而代之的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新階段。
從物質層面看，2006年取消了延續千年的農業稅，以及大規模地向農村進行財政轉移支付，目前國家財政每年向農村的轉移支付規模超過萬億。[3]同樣重要的是，政府應在這萬億規模的轉移支付之中做好“打基礎、利長遠”的合理安排，進一步加大“文化下鄉”投入力度，不僅要讓農民“富了口袋”，還要讓農民“滿了腦袋”。鄉村歸根結底是人的鄉村，“人居環境美”與“農民心靈美”將發展為美麗鄉村的一體兩翼，它們也是“物質世界美”與“精神世界美”完滿結合的體現。在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實踐中，仍存在著兩個較為尖銳的問題，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探討。
一是一些非少數民族農村地區宗教回潮甚至邪教入侵，而科學無神論普及困難的問題。2014年震驚全國的“招遠麥當勞殺人案”，犯罪分子惡意行兇背后的原因就是猖獗于河北省無極縣農村的邪教“全能神”在作祟。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由于我國還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普通民眾尤其是知識水平相對低下的農民群體在信仰上容易出現真空，在價值觀上容易出現混亂，所以其往往尋求從有神論中獲得精神寄托，一些諸如“全能神”的邪教也會冒充合法宗教乘虛而入。
有鑒于此，一方面，黨和政府尤其是農村基層黨組織要發揮作用，切實加大資金投入力度，通過多種多樣的形式向村民深入持久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科學無神論；另一方面，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其通行的政治和倫理都不是純國家意志的表達，而摻雜著歷史文化傳統的諸多因素”[4]，需要知識分子言傳身教與群眾自我教育相結合。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本世紀初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參與籌辦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邀請三農學者、農藝專家、支農學生和其他志愿者深入農民群體中，通過辦講座、搞聯歡等豐富多彩的形式，極大地豐富了當地村民的精神生活，這一探索取得了“投入最小、收效最高”之功效。現在，有越來越多的“90后”“00后”受到溫鐵軍、賀雪峰等學者組建的大學生鄉建團隊，以及著有《鄉村八記》的青年學生李強等的影響，利用假期前往或回到農村開展調研活動。這些調研的成果進一步轉化為帶動農民開展科學文化知識學習、形成積極向上的精神追求，以及養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動力。這樣，凝聚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進行農村精神文明建設，鄉村的活力就能真正迸發出來，一些與“美麗”背道而馳的思想觀念也因此難以占據廣大農民的精神世界。
二是如何正確理解“新鄉賢”的意義。近年來，一些學者撰文主張“當代中國需要鄉賢文化的復興”[5]，引發了學界的強烈關注。厘清概念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首要步驟，然而今天對于什么是“鄉賢”，以及今天的“新鄉賢”新在何處，學界依然莫衷一是。有人曾使用“鄉紳”一詞替代“鄉賢”，認為只有呼喚“鄉紳”回歸，農村才能繁榮。然而應該注意的是，以家族勢力壟斷一方為特征的鄉紳和以剝削欺凌農民階級為己任的惡霸地主，顯然不是今天復興“新鄉賢”所追求的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決不能丟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決不能否定”。應當看到，如若將土豪劣紳、地主老財當做今天的“新鄉賢”，其后果在于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為土地私有化打開意識形態上的突破口，甚至將徹底顛覆今天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使得“社會主義新農村”倒退回封建主義舊農村。
符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展方向、著眼于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前提下來復興“新鄉賢”，必須要對“賢”的概念做出當代闡釋。這一新的闡釋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在家庭美德方面，“新鄉賢”要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以和為貴”的優良家風，做鄉村和諧家庭的典范。“德不孤，必有鄰”，王岐山同志大力贊揚的安徽桐城“六尺巷”精神，不能孤于一隅，而要播散四方；在職業道德方面，“新鄉賢”要向華西村老村長吳仁寶等集體經濟帶頭人學習，致富不忘村民，身體力行地帶領全體村民實現共同富裕；在社會公德方面，“新鄉賢”要努力發揮好自身優勢，當好鄉村里的“矛盾調解員”“民情聯絡員”“文明輔導員”和“村務監督員”。手勤心美、崇德向善，而不是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才是今天鄉村人民期盼出現的“新鄉賢”。
著眼于“特色之美”，“美麗鄉村”建設需要“系得住鄉愁”
美麗鄉村建設作為升級版的鄉村建設，既要凸顯鄉村風土人情，不盲目仿效城市建設，又要立足當下基本國情，不缺失中國特色。以大歷史的眼光看，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現代化”都逃不過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所指出的“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農村從屬于城市”的過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幾乎與改革開放同步，這意味著其不可避免地將要催生出種種現代性矛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就描述過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城市化”之亂象，“農業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以極大的規模，像奉天之命一樣，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許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鎮和城市里去尋找棲身之所。在那里，他們像廢物一樣被拋進閣樓、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區的屋角里”。中國的情況與此十分相似，一方面，大量人口尤其是精英人口從鄉村流出；另一方面，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如攤大餅般越攤越大，暴露出來的“城市病”越來越多。讓農村留住人口并確保他們富起來，是美麗鄉村建設應該產生的紅利。利用閑暇時光“逃離”城市去享受“農家樂”，成為了今天越來越多城市人的不二選擇。這實際上給今天的美麗鄉村建設指明了一條可行的發展道路，亦如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視察云南時指出的那樣，“農村要留得住綠水青山，系得住鄉愁”。
系得住鄉愁，就是要盡最大可能切實保護好鄉村原有社會與自然生態，使鄉村不成為復刻的城市。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從政的文人一旦官場失意，往往會寄情于山水，鄉村田園于是成為了他們這一人生階段筆下創作的源泉。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換而言之，風光迤邐的鄉村慢生活，涵養了古代文人的從容與澹泊。這從側面說明鄉村的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作為鄉愁的核心價值，與城市可謂大不相同，應予以珍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搞新農村建設，決不是要把這些鄉情美景都弄沒了，而是要讓它們與現代生活融為一體，所以我說要慎砍樹、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這一論述抓住了問題的根本，體現了對立統一這一唯物辯證法的本質與核心。把現代化僅僅理解為處處都是“鋼筋水泥的森林”顯然是一種片面性認識，這種理解體現了身體已進入了21世紀，腦袋還停留在過去的陳舊的現代化觀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是要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馬爾庫塞筆下工業社會中的“單向度的人”與這一目標背道而馳，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則更加有利于人的發展，因而現代生活要與鄉土人情、田園風光交相輝映，不能彼此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內在超越，以美麗鄉村建設為抓手，使得鄉情美景與現代生活融為一體，即是這一“內在超越”的重要體現。
系得住鄉愁，就是要實現美麗鄉村建設的“另一個雙贏”，即城市與農村的雙贏。如前文所述，若政策得當，美麗鄉村建設的實踐內在地包含了鄉村建設投資者與被投資者的雙贏。從發展趨勢的視角來看，這一建設還將實現的另一個雙贏，是處在環境產品需求端的市民與環境產品供給側的村民的雙贏。2015年底中央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深層次背景，不僅在于國產質量上乘的中高端實體消費品供給能力薄弱，還在于快速工業化背景下城市里看見藍天白云竟成為一種奢求。因而對于農村而言，保護環境也是一種生產力，必須牢固樹立新發展理念特別是“綠色”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搞新農村建設要注意生態環境保護，注意鄉土，體現農村特點，保留鄉村風貌，不能照搬照抄城鎮建設那一套，搞得城市不像城市、農村不像農村”。在農村建設好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重新賦予農業以生態修復的功能，讓農村變得像農村，會給城市里的人們帶來新的消費需求，即城里人可以下鄉“洗胃”“洗肺”“洗血”“洗心”。以綠色、環保、健康為特征的美麗鄉村源源不斷地帶來經濟效益，必將印證習近平總書記常說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一句永恒的真理。
注釋：
[1]鄭風田：美麗鄉村建設需要打破三大制度障礙[J]．人民論壇，2015年第30期。
[2]賀雪峰：《組織起來》[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3]賀雪峰：《回鄉記——我們所看到的鄉土中國》[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
[4]侯惠勤：《人性回歸與鄉村治理——讀<傳統人倫關系與轉型期鄉村基層政治運作>》[N]．《光明日報》，2012年5月28日。
[5]張頤武：《重視現代鄉賢》[N]．《人民日報》，2015年9月30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國家治理周刊》2016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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